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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扬发表长篇学术报告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探讨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
本报讯 周扬同志昨天在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宣读了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他说，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已经逝世一百周年了。在这一百多年中，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它曾受到严峻的考验。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场合，也出现过停滞、倒退、甚至质变。可是无论经过怎样惊风恶浪，马克思主义总是显示了它永不衰竭的战斗力，在曲折的道路上不屈不挠地向前挺进。
周扬说：我们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走自己的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和实际相结合，所以必然要形成各自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特色。正如列宁所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但各个民族的走法却不一样，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党提出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列宁这个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周扬在谈到要重视认识论问题时说：认识论中的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探讨，比如，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习惯地认为，一旦形成概念、判断就进入理性认识，就反映了本质。这是一种误解。概念也有发展过程，就是由抽象概念到具体概念或由感性到理性。因此，不能说一旦形成概念，就掌握了本质。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周扬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的关系，他说我们是主张批判继承的，这就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克服，又有保存，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呢？过去我们很少谈否定之否定律，这对批判继承问题有一定影响。否定之否定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一条规律，同时又是他构成自己哲学体系的主要原则。否定之否定的观点，是马、恩所肯定的。但在我国理论界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我以为，“文革”中出现的所谓“彻底决裂”以及把过去文化一概斥为封资修加以消灭，是和长期以来不讲否定之否定律，歪曲科学的批判精神分不开的。
论文最后部分详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周扬说：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过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来了严重后果。这个教训必需记取。粉碎“四人帮”后，人们迫切需要恢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这是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否定，是完全应该的。
他说：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
周扬在这一部分还论述了异化问题。他说马克思认为，私有制下的异化现象，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顶点。各种异化现象，都是束缚人、奴役人、贬低人的价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剥削是异化的重要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下解放，而且是从一切异化形式的束缚下的解放，即全面的解放。
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但未从根本上否定人道主义。后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的创立，使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放在科学的基础上。
肯定人的价值，或者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那就要肯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异化。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这就把异化的最重要的形式克服了。社会主义社会比之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任何异化了。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就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是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与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自然，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其次，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克服异化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我们的体制上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就是克服思想上的异化。现在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不久将进行的整党，就是为了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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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色彩丰富 韵味醇浓
——读中篇小说《黑骏马》
王斌
张承志的《黑骏马》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高山下的花环》，恰巧都发表在1982年第6期的《十月》杂志上。如果说，《高山下的花环》是以它那悲壮雄浑的气势，来自生活的真实的力量，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的豪情的战斗画面震撼读者心灵的话，那么《黑骏马》则象一首委婉、细腻的抒情诗，一部色彩明丽、韵味醇浓的交响曲：它如月光下晶莹的小溪，潺潺而流，时而遇到阻挡它的岩石也会发出“砰”然的声响；又如从辽阔的大草原上吹来的湿润、温馨的风，使人感到柔和、亲切，浮想联翩，掀起心中所隐藏的淡淡的哀愁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高山下的花环》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和精神上的激励；《黑骏马》则更多地给人以一种艺术上的享受。
《黑骏马》的作者对人生，对社会，对我们勤劳、勇敢、智慧、质朴的民族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他善于把凝聚着深厚感情的笔触，深入到所要表现的人物的内心深处，去发掘那些包裹在平凡外表下的美好的东西，从而升华出一个充满着对美好未来执着追求的境界。
主人公白音宝力格是在草原上的蒙古包里长大的，在那里，他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教育”。但他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受到了现代文明的熏染，有着一个体面而又庄重的身份。这位“抱恨前科”的青年，在黑骏马上回顾往事所感受到的并不是幸福和欢乐，而是痛苦和愧疚。几年前离开了草原，自以为重新赢得了新生活的他，究竟又得到了什么呢？面对久别重返而备感亲切、温暖的草原，他不能不扪心自问，反躬自省：“是事业的建树，还是人生的真谛？在喧嚣的气浪中拥挤；刻板枯燥的公文；无止无休的会议；数不清的人与人的摩擦；一步步逼人就范的关系门路……”文明，固然推动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给古老的中华民族带来了繁荣昌盛，但也无可避免地夹进了一些一时还难以清除的弊病。作者很敏锐，他在剖析主人公灵魂的同时，鞭笞了那些不正常的、妨碍社会发展的社会现象，积极探索人生的价值，就这一点而言，它有着一定的社会意义。作品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在世俗的潮流中浸泡过的白音宝力格，喝了家乡的水，呼吸了草原清新的空气之后，开始去重新自省和认识他所轻率地离弃的草原和曾与他相依为命的亲人。是的，他终于又回到了草原，来寻找他童年纯真的梦和爱，找寻他一直在苦苦思索和寻找的人生的真谛——人民，不要忘了人民，那些用自己的乳汁、血汗把我们哺育抚养成人的人民！
作者在集中刻画白音宝力格形象的同时，还精心雕琢了一系列神态各异的人物，其中，奶奶和索米娅的形象尤其妩媚动人。在奶奶和索米娅身上，集中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高尚品质：善良、质朴、坚韧、宽厚、富于同情心。由于善良、懦弱和因袭的重负，命运也曾给她们带来种种不幸，但是，她们咬紧牙关忍受着，只知道赐予别人光和热，却从不向社会、向别人乞求什么。当然，她们也有她们自己的欢乐：当唱起那代代相传的古老的歌；当和天真稚拙的孩子们在一起；当看见几乎濒临死亡的小马驹在她们精心的抚养下逐渐强健起来的时候……多美的心灵，是草原大自然的风光陶冶了她们，是民族优良的传统铸造了她们。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啊，是他们坚强地支撑起了我们民族的大厦！
作品中最为文采斐然、感人至深的，是对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爱情的描写。作者突破了表现爱情关系的俗套，准确地扣住人物的个性特点，把他们之间的爱情从萌发、悄长乃至“悲剧性”的猝然中止，放在人生这个大背景中去加以表现、深化，在民族古老的遗风与现代文明观念的强烈冲突中表现了人物不同的性格、情操和品质。其中“送别”一段，可谓是生花妙笔，在这一段中对白音宝力格与索米娅初涉爱情的腼腆、羞怯，又渴望得到对方爱的感情，写得绘声绘色，维妙维肖。岁月的流逝使他们渐渐地从朦胧到成熟起来，懂得了什么才是值得追求的东西，他们的爱情是纯洁的、真挚的、不容亵渎的。可是，最后他们还是分手了。去责怪索米娅的轻贱吗？去谴责白音宝力格的冷酷吗？作者没有这样简单地归结，而是揭示出这出“悲剧”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让人去思考，去回味。大自然是美丽而透明的，但现实生活中也还有不文明的东西，还有灵魂卑劣的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改造我们的生活环境，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
朋友，请你读一读《黑骏马》吧，它会启示你懂得该怎样去热爱生活和人民，使你生活得更加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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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流逝的和留下的……
——读中篇小说《流逝》
胡永年
乍一看，王安忆的中篇小说《流逝》（载《钟山》1982年第6期）似乎平淡得很。其中的人和事，毫无惊人之处，无非是买菜、烧饭、洗衣、拖地、带孩子、做衣服之类的日常生活琐事。喜欢猎奇的读者不会对它发生兴趣，寻求特殊刺激的读者肯定会大失所望，粗枝大叶的读者则会感到索然无味。但是，更多的读者却会在反复琢磨中获得启迪。
作品的结尾这样写道：“时间在过去，悄悄地替换着昨天和明天。……然而，它终究要留给人们一些什么，它不会白白地流逝。”读着这两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的心不禁为之一动：十年内乱，除了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除了给人们留下了不堪回首的记忆，除了使人们白白地耗费了十年生命，还会有什么呢？《流逝》从这个新角度，引导人们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不知不觉地进入人生意义的探索，正确认识人生的价值，从而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
作家提出的问题是发人深思的，但作品并没有笨拙地给人们昭示一个现成的答案，而只给人们提供了一条寻求答案的线索，这就是女主人公欧阳端丽的思想演变的曲折历程。在十年内乱之前，作为一个生活在优越的物质环境中的资本家的长媳，欧阳端丽没有思索，也无须思索诸如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之类的问题。她享尽了奢华，尝尽了甜蜜。大学毕业分配到甘肃，她不去，她不少那几个钱用。她的生活就象在吃一只奶油话梅，每一分钟，都有很多的味道，很多的愉快。当动乱降临，那些优越的物质条件都不复存在时，她被迫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做起了许多过去连做梦也不曾想到的种种事情：跑菜场、办伙食、拖地板、当保姆，甚至翻箱倒柜卖衣服。这一切，只是为了支撑家庭，无可奈何而为之，她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吃饭、穿衣、睡觉”上。然而，生活是一部含蕴丰富的教科书，欧阳端丽在艰辛的生活中，也逐步领略到了一些人生的滋味：俭省度日，使她尝到了节约的乐趣；自己动手给女儿做衣服，使她尝到了创造的快乐；紧张的劳动，使她觉得很狼狈，又有一种踏实感；勇敢地做人，使她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获得了人的尊严。作品如果仅仅写到这里，固然也有意义，但作家并没有浅探辄止，而是把自己的笔扎进了生活的深处。她按照生活的客观发展逻辑，让主人公经历了一场更为严峻的、更加实际的考验：粉碎“四人帮”后，优越的物质条件失而复得，她在丈夫文耀的怂恿下，暂时停止了在困难境况中托人谋得的里弄工场的工作，买回了各种贵重的家具，重新开始并渐渐地习惯了逛马路、赶舞会等等。可是，“岁月，毕竟不会烟消云灭，逝去得那么彻底，总要留下一点什么。”欧阳端丽也不例外。她在尽情享受之余，渐渐地“觉着百无聊赖”，心里充满了一种迷失感，失落感。后来，小叔子的话终于引起了她的心灵的震颤。她打算重新去里弄工场上班，虽然心里“有一点发虚”。
欧阳端丽的思想演变的曲折历程，是令人信服的。作家真实地写出了她的思想的渐变过程。透过那些司空见惯的生活琐事，透过作家对女主人公思想演变过程的不动声色的描写，透过女主人公缓慢而朦胧的觉醒，以及她在人生旅途上蹒跚前进的步态，我们却可以悟出蕴含丰富的人生哲理。人生的真谛是自食其力，人生的意义在于创造，——这不正是欧阳端丽的形象所给予我们的最主要的启示吗？
作品除细致入微地描绘欧阳端丽的思想演变，还穿插勾勒了她的家庭的另外几个成员，虽然着墨不多，也都各具性格，不易混淆。正是他（她）们各不相同的思想演变的轨迹并存，组成了一幅完整的纷繁驳杂的人生画面，把读者引向了对于人生意义的复杂的思考。
一场内乱，使每一个经历过的人都逝去了十年光阴。但是，难道应当让它白白流逝吗？难道不应当从中汲取些什么、留下些什么吗？答案无疑是因人而异的。端丽的丈夫文耀依然故我，与十年内乱之前毫无二致；小姑子文影在困境中萎缩不振，粉碎“四人帮”后其小姐派头却有增无减；端丽的大女儿多多在动乱年代虽被迫下过乡、吃过苦，但动乱结束后，却旧态复萌，与当时皮肤黑黝黝地从乡下回来时判若两人……。但是，端丽的二女儿来来和小女儿咪咪却不同。来来在工作之余奋发图强，终于考取了全国第一流的重点大学；咪咪也考上了重点中学。都是从十年内乱中过来的，但各人的表现不同，选择的道路不同，这是为什么呢？作家没有明确指出，她相信读者会在比较和思考中做出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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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小语
编后小语
近年来中篇小说创作引人瞩目，涌现了一批思想和艺术都好的佳作，我们已经向读者介绍了《高山下的花环》、《赤橙黄绿青蓝紫》、《洗礼》、《射天狼》、《燕儿窝之夜》、 《山道弯弯》等作品，今天再向读者推荐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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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深切动人的奋斗者之歌
——影片《人到中年》观后
刘再复
彩色故事影片《人到中年》（谌容编剧、王启民导演）放映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我作为一个中年知识分子，看了这部表现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影片，更是深受感动，几回热泪纵横。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幸运的，因为生活在新中国。我们这一代人也有着不幸，因为在我们生命的黄金岁月——青年时代，正逢十年内乱，生命最宝贵的部分失落在狂乱的风暴中。而当祖国从动荡中得到安宁之后，我们则已经进入了中年时代。现在，历史在客观上已把重担搁到了中年知识分子肩上，他们确实成了“各条战线的支柱”。但是，一些同志在主观上，却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不是很公平地对待这一代人。这样，就形成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一代中年知识分子在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却没有相应的历史地位。然而，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不屈不挠的，他们在重大的负累中依然努力前行着，没有泄气，没有颓唐。他们在经历了十年“报国无门”的苦闷之后，满怀喜悦地迎来了献身报国的机会，因此，他们不顾条件的欠缺，怀着赤诚的爱国之心与社会责任感，在自己的岗位上尽了自己的天职，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业绩。故事影片《人到中年》之所以获得成功，首先就是因为它在原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地通过逼真的银幕形象，生动地概括了这一深刻的社会内容，深切地表现了我们祖国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志向、心灵以及他们的奋斗和悲欢，并提醒我们的民族，要重视自己的这一部分儿女，爱护这一部分儿女。影片《人到中年》的深刻的思想性，正是在这里。
影片的主题，是通过塑造一个中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陆文婷来加以展示的。这个典型所以成功，首先是因为她是一个充分真实的艺术形象。近年来，我们已经有不少作品塑造了知识分子的形象，但有一些往往使人感到不够真实，不够亲切。这些形象常常带着作家的臆想性。例如，他们的性格中总是有些“怪癖”、书生气，甚至有些神经质。如果他们是爱国者，又总是从国外归来的教授等等。这些当然也可以写。但《人到中年》摆脱了以往的窠臼，把握住一代人的本质，大胆地展开自己独特的美学追求。它寻找美，但它不是着眼于不真实的“超人”、“神人”，也不是着眼于那些一刹那闪光的英雄身上。它发现，在和平建设时期，有一种长期默默无闻地工作、奋斗的英雄，这是大量的、普普通通的、平凡的人。这些人虽然平常，但他们却支撑着我们民族的大厦。在他们身上，蕴藏着朴素与纯真的美。陆文婷就是这样一个平凡而又崇高的人。她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她有自己的家庭与爱情生活，但她更有一种超越家庭与个人情感的更伟大的爱——对于祖国、对于人民、对于本职工作的酷爱。她的心连着每个病人，甚至连自己的女儿发烧的时候，她的心也是掰成两半的，一半仍然在病人那里。为了带给人民以更多的光明，她努力提高自己的本领，在恶劣的条件下刻苦钻研，在朋友忍受不了艰难困苦而出走异国时，她没有失去对祖国的酷爱与信心，她确信，天气晴朗后的祖国会好起来的，离开祖国的海外朋友会回来的。她对祖国和人民是多么坚贞呵！这就是一代知识分子真正的品格，真实的内在世界。象陆文婷这种没有怪癖与书生气，却有着丹心热肠的知识分子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更具有普遍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她才是更感人、更亲切的艺术形象。
陆文婷这个典型形象，在谌容的原小说中已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要在银幕上保持以至强化这个典型的光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影片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演员潘虹在充分理解陆文婷内心世界的基础上，把握了形象的性格风貌，表演得非常深沉，自然，毫无雕饰感。她的表演非但没有破坏观众头脑中早已通过小说形成的陆文婷的美好形象，而且很好地丰富了这个形象。与潘虹一起，达式常也成功地塑造了傅家杰的形象，他在难以大显身手的有限场面中，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表演才能，为影片，为陆文婷形象增添了不少的光彩。
陆文婷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但如果从更高的美学标准来要求，我觉得，这个形象性格的内在冲突似乎还可进一步展开。我们在影片中，看到陆文婷在家庭职责与社会职责的矛盾中有些动人的情感冲突，但是，在其他领域，则看不到她的思想情感的冲突。如果其他领域的情感冲突也展示得更充分一些，这个典型人物的性格将更加丰富，她的内心世界将更加崇高，她的形象内涵，特别是形象的心理内涵将更加广阔。
影片《人到中年》不仅富有思想力量，而且富有美学力量。留心审美的观众，大约会感到影片中洋溢着一种“悲壮”美。
《人到中年》是一个乐观的悲剧。编导者给这个悲剧一个乐观的结尾，大体上是符合生活的逻辑的。一代中年知识分子尽管道路坎坷，但毕竟从政治上、思想上逐步站立起来，尽管路上还有寒风，但毕竟天气已经晴朗。不过这个结尾诗意还嫌不足，与整个影片“悲壮”的气氛还不够协调。
同样是悲剧艺术，可以采取不同的悲剧形态：或者采取“悲惨”的形态，或者采取“悲悯”的形态，也可以采取“悲壮”的形态。新时期文学艺术中，有不少悲剧性的作品，采取了“悲惨”形态，这类作品大体上都着力描绘苦难与创伤，有的是写得成功的，但有的却为写苦难而写苦难，写得鲜血淋漓，使人看不到经受苦难的人物的价值，从而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性与悲剧力量。《人到中年》所以具有很强的悲剧力量，就在于作家并不是把作品的重心放在描绘苦难上，而是把重心放在揭示悲剧主角的价值，即一代知识分子优秀的品质和崇高的心灵上。由于揭示得真实、深邃，因此，观众固然也为陆文婷的倒下而感到悲伤，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应该象陆文婷那样去生活，那样去奋斗的积极力量，这就是说，我们获得的不是一种“悲惨”感，而是一种“悲壮”感，不是一种纯粹的眼泪，还有泪中所包含的力的闪光，力的美。
在悲剧艺术中，插入某些喜剧性因素，也会强化悲剧力量。影片塑造了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这个人物在剧中是一个喜剧性因素。她的行为，她的形式与内容相矛盾的文不对题的官腔官调，使人感到厌恶，也使人感到可笑。这个人物，使人们看到，造成陆文婷痛苦的，除了已经形成的其他原因外，还有官僚主义的人为的原因。这个形象，使《人到中年》的思想性更加深化。但是，影片在表现这个形象时，过于类型化。其实，这个人物不仅具有喜剧性，而且带有悲剧性，她身上本来也有某种价值，也有矛盾，并不是单一的利己主义者，不宜把她的思想行为写得过于简单化。其他次要人物，如刘学尧夫妇，似乎也不宜过多地渲染他们的喜剧性格，倒是要注意刻画他们的悲剧性格。如果这样做，《人到中年》的悲剧力量可能还会更强烈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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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文艺理论界人士举行学术讨论会
探讨新时期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
为了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开创文艺理论、评论工作的新局面，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文艺报》、《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编辑部于不久前联合召开了我国当前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文艺理论家、评论家近40人。许觉民、孔罗荪、林元等同志分别主持了会议，冯牧、陈荒煤同志等到会并发了言。
对几年来文学创作在表现人性方面的基本估计 到会同志认为，文学要反映社会生活，描写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社会关系，表现人的思想、感情、情绪和愿望，就必然要描写人性。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在人性问题上曾经有过种种错误的理解，特别是十年内乱中，林彪、江青一伙的极左思潮完全否定人性，把“人性”看成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东西。在这种思潮下，人只有阶级性，而阶级性也单纯地表现为人与人的人为斗争；反映到文学上，就发展成为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人的个性消失了，活生生的人被阉割了他固有的生动丰富的内容，文学成了无情文学。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文学理论和创作再次获得解放，在人性问题上拨乱反正，承认人除了阶级性之外，还有共同的人性，就是重要的收获之一。这一重要的进展必然扩大文学的视野和反映生活的深度和丰富性。随着思想的解放，针对十年动乱中对人性的摧残，比较多的作品注重人性的描写，讴歌人物心灵的美，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也是自然的，自有其社会的、历史的原因。新时期文学在塑造人物、表现人性方面主流是健康的，成绩是显著的，它既是对十年动乱的一种反拨，也是对“文革”前十七年文学创作的一种进步和深入。
少数作品在人性描写上的失误及其原因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到会同志都认真注意并分析了当前少数作品在表现人性上的失误及其原因。他们认为这虽属支流，却应引起注意和必要的科学的批评。这种人性描写的失误主要表现在：
1、离开社会实践，离开具体的现实关系，把人性与人的阶级性对立并割裂开来。如个别作品有意无意地滤掉或抹煞了人物的阶级性，这种描写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基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
2、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宣扬抽象的超阶级的爱，把“爱”视为万能和最高原则，在“爱神”面前，革命和反动双方的仇恨和斗争是渺小的，“爱”可以感化一切。
3、把人性中的某一因素孤立地、片面地加以夸大，或者描写人的生物本能，以致有的作品宣传了杯水主义和性解放的思想；或者专写人性的弱点，致使作品没有时代感，缺乏应有的社会意义。
4、错误地理解人的价值和尊严，把某种病态的、被扭曲了的、不合理的人性当作合理的人性来描写，在尊严和价值的旗号下表现了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思想。
5、用动机解释历史，真、善、美是完全分裂的，善存在于非现实之中，描写人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精神的自我解脱和道德的自我完善，表现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和追求宗教玄理的慰藉。
6、缺乏事物内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把不必要的自我牺牲作为人性美来描写。
许多同志指出，少数作品在人性描写上的失误，集中表现为概念化和非历史主义倾向。其产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关键在于生活和思想两个方面。
社会主义文学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人性属于文学表现对象的范围，而人道主义则属于创作思想领域的问题，它们属于两个性质不同的范畴，是虽有关联又有重大区别的两个问题。
大多数同志认为，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在当前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的原因的。人道主义在历史上起了反封建的作用，在今天仍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它对于揭露、反对封建法西斯主义，揭露资本主义和反殖反霸仍有积极意义，一概采取排斥的态度是不对的。
有些同志强调，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它的基本特点是把人道的原则视为最高的社会原则，人道的原则高于革命的原则，如果两者发生矛盾，那么，革命原则就该服从人道主义原则，这正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局限性。因此，这样的人道主义不能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指导思想。
关于用什么思想来指导描写人性的问题，有的同志提出应该用无产阶级人性来指导、规范和发展共同的人性。有些同志则认为无产阶级人性也是一个历史现象，最终要消亡的，应该说用共产主义思想来指导才是科学的。 （邵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