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向命运挑战
——记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
本报记者 刘宾雁
见面五分钟，我感到惊异。谈话一小时，我被她吸引住了。我说：“你和我想象中的……”
“不一样，是不是？”快嘴快舌，接着又是一阵朗朗的笑声，“好几个记者都这么说。我说，你们是带一个框子来的，一套，不合适了。”又探过身来，调皮地问我：“你以为我一定是扎两条小辫子，穿一身绿军装吧？……！”
叫她猜着了。是呀，是有那么个模式。她呢，我面前坐在轮椅上这位先进人物，却一头长发披肩，还有些卷曲呢；穿一件高领白毛衣，外罩一件西装上衣。几个小时谈话，没有一句“高调”或套话，全是她自己的语言。
“有意思！”——她时不时插进这么一句。好多好多事，她都觉得“有意思。”她浑身洋溢着的青春活力，是不是就打这里来的呢？总之，你用想象排除掉那张轮椅，就怎么也不会相信她是一个高位截瘫、已经被病魔吞噬掉三分之二躯体、在病痛折磨和死亡威胁中度过她生命近六分之五的姑娘！
又谈起头发。
“一位好心的叔叔说，‘这回要上北京了，你是不是把你的那头发……什么一下子？’没把我气死！没门儿！我才不呢。上北京怎么样？我又不是没去过北京。我在生活中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就是我！”
是不是太放肆了呢？未免不够驯顺吧？
然而这就是张海迪的性格，她个性的一个侧面。是好是坏，咱们到她的生活中去看吧。
玲玲是幼儿园里最爱跳爱闹爱笑爱叫的小丫头。如果“上天有眼”，她是最不该被剥夺掉行动能力的人。
起因是很偶然的。在运动中，脊椎中一条细细的血管忽然破裂了。也许不过是一滴血，变成血块，挡住了脊髓的通道，由于它的挤压，脊髓的搏动便减弱了，甚至完全梗阻。
这便是1960年一个明朗的早晨发生在五岁姑娘玲玲身上的事。玩具室里刚上完一节“课”，她和小同伴们嘻笑着朝门外跑去，忽然跌倒了。她顿时觉得自己的两腿没了，“象飞走了似的”。
从此，双腿丧失了知觉，玲玲也丧失了关于腿的记忆。童年时许多生活场景，她都清晰记得，独独不知道腿是怎么活动的，人走路时的感觉是怎样的。
充满凄楚、痛苦的漫长岁月，值得全人类引为骄傲的同病魔和死亡顽强搏斗的生命历程，便从这一分钟里开始了。
几天后，脊椎穿刺。不久，施行第一次手术。
剧痛。成年人都难以忍受的剧痛。……玲玲从六岁起到二十一岁，先后施过四次大手术。从这以前的脊椎穿刺起，她就不哭，不叫。第一次没哭，以后就更“不好意思”哭叫了，于是，舌头咬肿了，被子咬破了，紧紧捏住母亲的手，出一身又一身冷汗，但她不叫痛，不求救。
父母爱她，从没有因为她爱叫爱笑爱闹申斥过她。雅典式的自由怎么会训练出斯巴达克斯式的坚忍呢？是个谜。只能有一个解释：聪敏的女儿早已察觉了父母的忧心和痛苦，她心疼爸爸妈妈。爱，第一次显示了它的威力，火热的感情转化为冰冷的意志。她的一生，将充满这个转化过程。
玲玲本是好奇心极强的孩子。看戏的时候不停地问父亲，走路时不停地问母亲：这人是谁？那家住的是什么人？地主都是胖子吗？太阳为什么掉不下来呢？把母亲问得烦透了。
太阳掉不下来，是因为地球没那么大吸引力。小玲玲现在却被地心的吸力牢牢地拴在床上了。这张床，还有室内这小小的角落，就是她的世界。趴在窗子上往外张望，可以见到许多孩子在跑，许多大人在走路，连动物也能跑能跳，可是那是另一个世界，不属于玲玲了。
就因为这双腿！她喊着：“我要走路，我要上学啊！”使劲痛打着没有感觉的可恨的腿。有什么用呢？
“我做过很多美好的梦。我梦见自己正站着唱歌；我梦见我在大道上奔跑；梦见我展开双翅在天空翱翔……”
醒来后，原来自己还躺在床上。别人都顺流而下，或乘风而去，小玲玲却被遗弃在荒凉的沙滩上了。然而好奇心和自尊心却没有随着腿一起麻木，反而更加强烈了。于是，玲玲便在床上开始了她自己的学习。
学拼音，学查字典，学一个又一个生字。她趴在床上，用胳膊支撑着身体，抄书。没有人催问。没有人检查督促。没有考试和考试中的竞争。全靠着自己。一本又一本小学课本学完了。但是很难哪。得走不少弯路，多耗费很多时间。一道算术题，玲玲做十二遍，得出的竟是十二个答案！真气死人。她本来就不喜欢这算术，得啦，丢开不学算了！可是不行。硬着头皮也得学会它。第十三次终于算对了。努力是加倍的，可是成功的喜悦也是加倍的呀。
这是对自制力的锤练，也是独立思考的锻炼。没有一个权威，比如说班主任，站在高处，告诉你必须做什么和怎样做。2＋2＝4，不是老师在讲坛上讲的，是书本上印着的，而对于纸张和油墨，小玲玲可以调调皮，可以反问它个为什么，也可以暂时丢开它不理。她就是有这个自由！怎么着，你能训我，能扣我分数吗？凡是玲玲接受了，储入大脑的，都是经过她思索的，而不是什么权威灌输的。
于是，她的学习自觉性，学习乐趣与生活的意志，还有思维能力，便随着知识一起增长起来了。很全面呢。
常年卧床，翻身又难，身上长了大面积褥疮。又因创面感染，常常发烧。手术造成的肋间神经痛也折磨着她。但是书可以多少减缓一些痛苦。神话和童话把她引入美妙的幻想太空，她和善良的王子、仙人或贫儿一起经危历险，打败魔鬼或恶人。有时，她又和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古丽亚走进虽然不那么虚幻美丽、却更加亲切逼真的现实世界，看崇高理想、惊人的勇敢和毅力如何创造出光芒四射的人间奇迹。
玲玲从真实生活中见到的中国，比小说中的世界要光明得多。从她记事时起，特别是她患病以后，处处是爱和关怀包围着她。无论在济南或北京，在火车上或医院里，礼物是送给她的，歌是唱给她听的，故事是给她讲的。中共济南市委的一位叔叔，每天往返三十多里路，为她针灸、按摩，一年多时间里天天如此。一位患了婴儿瘫后遗症的姐姐，拄着拐，艰难地为她义务洗衣服，倒痰盂。……除了自己那两条腿，周围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她也用同样的感情对待她遇到的不幸的人。
她的童年刚刚结束，生活就向她展示了它的另外一面。
1966年6月下旬的一个早上，一个孩子忽然跑进来，神色紧张地告诉她：“玲玲你知道不，你爸爸是反革命！”
父亲回来，神色果然不对了。玲玲用发卡子在一张木椅的背后刻下了几个字：“记住这一天”。
那场风暴连一个病残的孩子也不肯放过。玲玲挨了毒打，她珍爱的书也被撕毁了。有一件事，玲玲将终生不能忘记。
“我从小只做过一件对不起父亲的事。那是1966年冬天的一天，几个红卫兵冲进我家，给我看一张木刻印制的毛主席语录，就是那条‘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对我大喝：‘你要好好想想，同你父亲划清界限！’我那时真有些糊涂了，我真地闹不清父亲究竟是不是坏人了。倘若不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有报纸，都说他是坏人呢？为什么有时几个伯伯晚上悄悄来，和爸爸嘀嘀咕咕呢？……墙上挂着一幅我和父亲合拍的照片，我们俩全笑着，人家说我特象爸爸。我最喜欢这张照片。这时候，红卫兵让把这张照片从墙上扯下来，逼我剪掉，说这才能证明我同父亲划清界限了。我真地把照片剪开了。他们把一半丢掉，另一半又挂到墙上。我一看，只有我一个人了，还在笑呢！不久，父亲回来了。他变了。从前，父亲一进院子，我们老远就能听见他的脚步声和洪钟般的笑声。这一次，他不声不响地走进来——我一看，他脸色苍白，目光呆滞，显得疲惫无力。他说，连续劳动了三十六个小时，是从两米深的地方往上扔土，感到很累。他照例还是先到我的床边，摸摸我的头，问我这些天身体怎么样……这时，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父亲回身一抬头，目光猛然落在只有我的那半张照片上……我从没见过父亲这时的表情，震骇、困惑，颓然。他低下头，自言自语说：‘连你们也不理解我……我这多年那么喜欢你们姊妹，总应该相信我，相信你爸爸是个好人……’，我和妹妹全哭了。我觉得委屈，那照片我也是哭着剪的呀。
“……从此，父亲回家来不说不笑，时常一个人喝起闷酒来了。”
这就是玲玲心上的伤痕。她后来明白了：共产党并不提倡冷酷无情；社会主义社会里，好人对好人应该相爱而不是相恨。人们不是给了她很多很多爱和同情吗？她应该回报。
1970年4月，父亲的“问题”查清了，又是好人了。他当了下乡知青的带队人，和全家人一起来到聊城地区莘县的农村。这儿的土地是贫瘠的、荒芜的。社员们的脸又瘦又黑。他们劳动一天，工分值才只有一角五分钱！
张海迪——我们现在应称呼她的大名儿了——在日记上写道：
“……这里需要改造！我真想能在这块土地上做一个勤劳的播种人，把幸福的种子播下去。
老人，孩子……所有的人对我都那么友好，这使我爱他们。人们啊！我真愿为你们做些什么呀！”
就在进村这一天，海迪认识了一个名叫孟方的小男孩，五六岁模样，非常可爱：乌黑的一双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很懂事。后来他常常躲在海迪的小窗上朝里看。显然，他对这位病残的姐姐是很同情的，不然，他就不会今天送来一个小虫给姐姐解闷，明天又把妈妈给他煮的鸡蛋递过来了。有一天，他送来一只燕子，说是它腿瘸了，不能飞了。海迪把燕子的伤治好，让小孟方看着，放它飞向蓝天。海迪暗暗决定：“我要为小孟方做些什么，让他高兴。这孩子太好了。”
可是谁能想到，没过多久，就传来不幸的消息，孟方死了。
海迪被深深震撼了。这是她初次体验到贫穷和落后会带来什么不幸。继而又感到内疚：我是有点文化的，我为什么不学点医？说不定就可以防止小孟方的死亡。
当天晚上，她在日记上写道：“我要学医。我要为你们减少痛苦，不让村里再出现小孟方这样的悲剧！”
她用零用钱买来一些医学书，体温表，听诊器，人体模型和药物。最简便而经济的治疗，是针灸。她在自己身上试针。同时结合临床症状，系统地学习医学书籍。
村里有个叫耿其元的社员，由于患脑血栓，已经瘫痪三年，老伴去世，三个孩子无人照料，生活十分困难。海迪给他扎针，过一段时候，居然能走路了！
一种幸福感顿时涌上心头。没有谁比她更懂得走路是多么重要了。她本人永远不能走路了，但她能够使别人重新获得这种能力！
“我从今天起是对人民有用的人了……”她默默地在心中反复叨念着。
这消息传得很快。附近的村庄来找海迪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一天总有五十多人。排子车、自行车在海迪的院子外面黑压压一片。海迪累病了。她发高烧，输液，躺在床上。乡亲们焦心，守在门口，探询海迪病情发展情况。
中国人不讲究祈祷。否则，这时候会有几百人为这个姑娘的康复祷告上苍的。他们还会附加一个祈愿：请还给玲玲一双健康的腿吧！
1973年3月9日海迪随父母迁入莘县县城。这时，朋友一个又一个走了，有的上大学，有的进工厂，有的参了军。她忍受不了告别时人们目光中流露出来的同情和怜悯。“我怎么办呢？……我也要为社会做点事啊！”
她四处报名，八方写信，要求工作，一概被回绝了。她明白，中国的人太多，而停滞到令人窒息的社会可以提供的求生门路又太少了。连发育健全的青年人都不能不满街游荡，何况她呢。
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哎——，我不是挺爱画画儿吗？”是啊，六岁时她在北京动第一次手术以后，给爸爸妈妈写的第一封“信”，不就是画的画儿吗？说干就干，请朋友买来几B几B的画笔，再托人弄来一本艺用人体解剖书，学起来了。画呀画，不出几天，对面墙上就挂满了。“来，我给你画张像！”“象我吗？”“当然啦，我画的能不象！”
可是一位学画的朋友说话了：“玲玲，你学画怕不行。画画的人，得一手端着画盘，一手拿着画笔。可你坐不住，倚不住，全靠两条胳膊撑着，你受得了吗？”
一盆冷水浇头，“刷”一下子，海迪愣住了。还梦想什么自己开画展，画出《永恒的微笑》那样的杰作呢！
怎么办？另找新路呗。“哎——，我不是喜欢音乐吗？我还爱听刘德海的琵琶呢。文化馆就有琵琶。不是有人说过我手指特长，适宜于弹奏吗！”舒曼不就是原来学钢琴，后来三个指头坏了，改行作曲的吗！也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嘛。他也痛苦过好长一阵子，我海迪现在也痛苦，这又是一个共同点！
果然，没练多久她就弹出了《玫瑰花》，《浏阳河》，《黎族舞》的片断了，自己听着，还真有点象刘德海的味儿呢。又是一个朋友说话了：“玲玲，你想过没有：音乐会上人家报幕了：下一个节目是张海迪演奏琵琶，然后推上来一辆轮椅——你想想，这形象好看吗？”对呀，姑娘又傻了。
这就是说，世界上一切需要走动、需要站立、需要同时用两只手的职业，她海迪都没有份儿。可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工作可做呢？够愁人的了吧？“不怕，我还有想象力和记忆力。总不能条条大路、每扇大门都对我封闭吧？通往成功之路，无非是布满荆棘吧？无非是要有勇气敢闯，披荆斩棘时要能够忍耐疼痛。这两条，我都不怕。”
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临时到城关医院工作。很多人知道这姑娘会扎针，所以找她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她热情，认真，不厌其烦地回答病人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上班，她提前到院，下班的时间却是：把病人全部看完。这就要很晚才能回家，一到家，就累得象一摊泥，躺在床上说：“妈妈，我今天不想吃饭了。”这时妈便拿过一条毛巾，垫在女儿脖子上，把饭菜送到床前。母亲哪里知道，海迪连嚼饭都很吃力呢。她全靠两只胳膊支撑在轮椅扶手上，才能坐住和撑直自己的上身。当她用双手给人扎针的时候，腹部便软瘫下来，时间一长，肋间神经便发生剧烈的疼痛。又由于她只能侧着身子，用右肋压在轮椅的扶手上为病人扎针，久之，她的右肋骨就塌陷了，足足陷进去一拳之深，而脊椎也弯曲成“S”状。世界上，带病工作的医生是有的，但是每时每刻以自己的疼痛为代价去减轻病人的疼痛，以损害自己本已病残的身体为代价去维护别人的健在，以缩短自己本已不长的生命去延续他人的生命，这样的医生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罕见的。也许，只有象中国这样的土壤上，才能生长出如此的奇人！
如果常人的身体是能源充足的明灯，轮椅中瘫软无力的海迪就只能比作风雨中的残烛了。哪里来的那么多光和热？仔细观察，便会看到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机制在反复循环起着作用。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支出。她结识了各种人，而对于我们人民的善良可爱、多彩多姿和我们生活的丰富复杂、日新月异每增长一点点了解，她对人民和生活的感情就更炽烈一分。这就是工作单调或极度疲乏都不会使她感到厌倦的一个原因。她赞赏中国那句古语：“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把“爱”也包括在“敬”字中）。为人做事她觉得是一种乐趣，而当别人表示感谢时，她不仅是感到欣慰，还觉得对这种感谢也必须有所回报。对于人民和社会，海迪都是乐于感激和回报的。1981年，她被安排到莘县广播局工作。这是她首次有了一个正式的工作。开始是在广播局综合门市部“站”柜台。这并不是她的志趣所在，但她仍然感激政府把她一个病残的人收为国家职工。她在柜台后边，为挺直上身和抑制肋间疼痛，必须用抽屉顶住自己的身子，衬衣上渗出一条条血印。而这时她的心情却是：“病也许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盼望能把一天当两天用。从早上6点钟我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和学习，晚上12点睡觉，算算是18个小时。我觉得胸中象有一团熊熊的火焰在燃烧。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空过一天是有罪的。”
学习上也是同一种机制在起着作用：每增进一点知识，这个世界的魅力就增大一分，于是又激起了新的学习愿望。两年时间，她读完莘县图书馆于她有用的全部藏书。一个偶然机缘使她产生了学习英语的愿望，她一下就入了迷，闲暇时间被全部填满，一切有用之人都“雁过拔毛”。学英语提起了胃口，又学起日语、德语、世界语来了。
你是不是以为关于张海迪的报道到此可以结束了呢？不。她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没写呢。她不能走路，但这并没有妨碍她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
咱们得到她家里看看。
那是一间十七、八平方米的简陋平房，三分之二的空间摆满了书。写字台的对面墙上，是海迪最最喜欢的一张鲁迅的画象《永不休战》。右前方，挂着一张油画，大海波涛翻腾，冲击着一块块礁石，海燕在天空中飞翔。她爱大海，父亲说，“你的襟胸应该象大海样宽阔！”学名也是由此而来的吧。可惜，海迪至今还没见过真正的大海是什么样子呢。右侧墙上，是一幅西洋油画。一位身穿藏青色连衣衫的女郎微微侧首斜视，在想着什么，深沉而温柔。下边，是一小幅《蒙娜丽莎》。海迪喜欢一切美的东西，包括美的人体和面容。有位好心的长者觉得海迪既然是省里的模范团员了，室内装饰也要和她的身份相称，主张拿掉那幅油画，海迪没听。此外，就是几只小熊猫、小兔子，当然不会是活的。
这个房间，称得上是莘县最活跃的一角。各色各样的年轻人在这里进进出出，高谈阔论，热气腾腾。
“我感谢我的这些朋友们，”海迪说，“他们不断把生活的新的信息带给我；他们使我看到生活是多么可爱。”
是些什么人呢？有工人，干部，教师，医生，学生，会计，理发师，军官，翻译，营业员，社员……几乎包容了莘县社会上的所有职业。有自学成才的，也有打土坷拉的。有日子混得不错的，也有“不景气”的。
海迪身上有一种吸引力。很多人几天不到她家来，就象生活里少了点什么似的。有人进来，不过是替别人借本书，可是一坐下来就老半天不想走了。有人初来，谈不上一两个小时，分手时觉得奇怪：“怎么咱们好象相识很久了呢？”
张海迪并不教训人，很少讲大道理，倒还常常有人反驳她。但是到张家来的年青人，原来不爱学习的，后来勤奋起来了；原来消极的，后来对生活的态度积极了。
这里常常传出歌声，可以听出张海迪那浑厚的嗓音——“生活，生活，多么可爱！”有时则是一片吵吵嚷嚷的辩论声。为范熊熊，为潘晓，可以几个晚上争论不休，并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论点。也有时很安静，那可能就是大家在研究这人或那人家里的冤假错案怎样才能得到纠正。这是一群满怀生活乐趣的人，是一群对中国社会上的各种问题十分关切的人，也是一些愿意为祖国做出建设性贡献的人。别看他们嘻嘻哈哈，大大咧咧，头脑可并不简单，他们只相信经过实践和自己的思考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他们也有毛病。但无论长处或短处，都跟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大不一样了。比如，二、三十年前，你就不可能听见张海迪家里发生的这种议论：
“咱们自己动手，办一所医院，为人们治病怎么样？”
“好啊。咱们人才济济嘛。何必凡事都非等官方决策、出钱不可呢！”
“设几个科，分分工……”各科主任，主治医生，甚至连会计都定下来了。
“咱们每天晚上和星期日门诊，怎么样？”
“行。可是要是国家干部也来看病，怎么办？”……
“收钱嘛！”
有人又提了一个问题：“卫生局那关怎么办？”“哎呀，得上多少书，费多少唇舌，说不定还要说咱们……”
海迪就喜欢她这一代人这种旺盛的活力。在1981年元旦十几个朋友的聚会上，她举杯祝酒时高声说：“我们是牢不可破的分子群，惰性不是我们的属性！”
这个“分子群”之所以聚集在张海迪四周，大约就因为她是最少惰性的一个。而张海迪思想的运动，无疑又是仰赖其他分子不断输送能源给她。
“书本并不能解决我心中的一切问题，特别是来自现实生活的问题。我不爱唱高调，你能唱出一个共产主义来吗？我不喜欢用固定的格式和套子，讲完话不说‘错误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行不行？我远远不是一个完人，我和大家一样，我还有很多事情闹不懂。我现在有些恨自己，怎么一下子就上了北京呢？太顺利了。我的生活里当该再多一些起伏跌宕才是。我现在就盼着早些回去。我要狠狠地写，把真实的我和我这一代人留给年轻的人”。
现在，海迪的脊髓血管病发展到第二胸椎。北京的医生也已宣告医治无望。医生说，她早就该卧床静养了。我们只能期望国内外医学发展的新成就能够延长这位可爱的姑娘的生命。
但是，在张海迪身上，我们看不到一点对于日益逼近的那双不祥的黑色翅膀的忧惧。她说：
“死，我也要在大笑中死去！”
这并非狂言，她哪一天、哪一个时辰不是在笑，而哪一分钟里死亡曾停止过它的威胁呢？
她每天忍受的，岂止是疼痛。为了减少胸部以下完全麻痹造成的解便的困难，她把饮食量控制在最低限度。特别是水，一天只喝几口。这样，她就不能不经常苦于干渴，口中时常干得起泡，只能不时用湿毛巾擦擦脸，给皮肤一点安慰。但是，去年“五一”狂风大作、飞砂走石的那一天，她还是执意要几个朋友按计划陪她去尚楼看望老乡。一路上唱啊，笑啊，编歇后语互相打趣啊，和汽车赛跑啊，笑得最欢的还是海迪。上午“走”了几里，在风势前被迫回营。不肯罢休，下午再次出征，这一次“走”了十多里，终于又撤回来了。回到家，又是一场大笑，因为每个人都成了泥人。那比饥饿还折磨人的干渴呢？好象被海迪遗忘了。
这二十三年，她就是在对于命运的蔑视和不断挑战中走过来的。在病痛的严重折磨和死亡的威胁中，她为几千人治好或减轻了病痛；同时，不进校门，全靠自学，她达到了可以在高考预选中取得436分成绩的水平，并且涉猎了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名著，还学习了英语，有了十几万字的译作。而所有这一切，她都是出自主动，甚至是在违背“四人帮”的意志与当时的社会潮流下做出的；她付出了极大的自我牺牲，却并不是愁眉苦脸、清心寡欢的苦行主义者，而是享有着生活的美和她所特有的欢乐。她保持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同时又超越了狭小的自我。
“希望，是我的精神支柱。”——张海迪说。在最黑暗的年代，她希望，她相信会看到光明。现在，她又看到光明在如何战胜阴影，那正是她和无数中国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奋力以求的事。
所以，她无所忧惧。（附图片）
海迪给这两位小朋友治好了婴儿瘫病，孩子们会走了。他们说：“姑姑，你也走吧！”海迪低声说：“姑姑永远也不会走了。”孩子们满怀情意地说：“姑姑，我们推你走。”
李 霞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