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7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潘汉年夫妇最后的日子
钟叔河
潘汉年同志夫妇是1975年夏天被送到“湖南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洣江茶场的。其时，我已在这个队度过五年刑期了。
劳改犯人被禁止打听任何非劳改队干部宣布的讯息。我们只知道又来了两个“特殊犯人”，被安顿在场部废弃了的澡堂子里。老太婆白发垂耳，形容略现凄清而颇矜持。老头躯体微伛，面目清癯，却显出一种安详的神态。和老头同时运来的有许多书籍、几支钓竿和一台电视机（到茶场后很快就拿去“维修”了），显示犯人原来的待遇比到这里来要好，这就足够引起大家暗中的兴趣和猜测了。
据说政府发给这两个“特殊犯人”的生活费用并不少，而老两口自理生活的能力却非常差。日子渐久，有时干部和工人不免在犯人面前谈起关于这两个老怪物的新闻：
“老家伙拿了个鸡，左割右割。鸡没有割死，鸡血倒抹了一脸。那么大的反革命，却杀不死一只鸡。”
“老太婆把一条鱼囫囵放在锅里煮。鱼肉、鱼肠、鱼粪、鱼胆煮成一锅汤，全都倒掉了。”
不久便听说，为了照顾他们年老体弱，生活不能自理，给派了一位干部家属去帮他们“管生活”，当然也兼管按月发下的生活费。随后又听说，某某干部家属“发洋财”，被没有沾边的干部检举揭发，“管生活”的差事又轮给另一位干部家属了……
一直到郭老高歌的“大快人心事”发生以后，我才知道这两个“特殊犯人”是谁。有位“队长”在向我进行“形势、政策、前途教育”时，引经据典，不厌其详：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这样的人不杀，你钟叔河更不会杀。不杀你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潘汉年嘛，陈毅的二把手嘛，就是住在场部澡堂子里的那个老头嘛！……”
从这以后，我一有可能，就特别注意观察潘汉年同志。1976年的冬天，他的精神显得比1975年好。有好几次，我遇见他到六队（我所属的工业队）来拾柴火，穿一套灰布中山装，提一个不大的竹篮子，面目还是那样清癯，神态也还是那样安详……
有一次，唯一的一次，我得到了和他接近的机会。那天我正在木工间检查一个模型的尺寸，他又来拾柴火，走过我身旁时不小心把一篮子碎木头倒在地上了。我连忙上去帮他收拾，趁此轻轻地问他道：“您是潘汉年同志吗？”
他把脸转向了我，没有回答。
“我原来在报社工作，是右派，攻击文化大革命，判了十年。”我只想问问他是从什么地方来茶场的，说出嘴的却是这样几句话。
仍然没有回答，而且也不再回头，只是默默地收拾柴火。收拾好以后，才对我微微一笑：
“谢谢你，同志。”在车间的喧闹中，他的声音轻轻地、清晰地送进了我的耳朵。提篮起步时，他又轻轻地说了一句：“相信人民。”
是的，同志！我们要相信人民，相信革命，相信革命决不会吞食自己的儿女……
冬天刚刚过去，潘汉年同志便在1977年春天病倒了。他再不能提着竹篮来拾柴火，我也不能再看见他了。大约在春夏之交，有一天，场部的北京吉普忽然开到六队，让冷作间加上一套弹簧垫。做冷作的犯人偷偷告诉我：“场部关的老头快死了，省里叫送到长沙去抢救。”
抢救？是为了留下活口？还是准备纠正把革命的儿女当作反革命的错误？我无法答复这个自己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只望厚垫快点装好，把病人快些送走；一面又埋怨：“既要抢救，难道就不能从长沙开来救护车？”
几天以后，终于传来噩耗。据说，当送到医院时，人早已昏迷。医院和火葬场，都不知道送来的是潘汉年。他被取了一个叫“胡×保”的“化名”（告诉我的人没有记住中间那个字）。
董慧同志的健康本来比潘更坏。潘死后，董的病情迅速恶化了。但是却不见采取什么抢救措施，只是让她在茶场医院住院。这个主要为犯人治病的医院，设备条件充其量只等于一个公社卫生院。董慧同志就在这个医院出出进进。她的贴身伴侣是一只丝绒玩具狗，听说是她的兄弟从海外来探监时带给她的。每次住院，小狗都陪伴着她，一直到她1979年3月撒手西归的时候。
据说，董慧同志死后，遗体戴着的手表也被掉换了，结果又因为被没有沾边的人检举揭发而追回。只有那只丝绒小狗，却安然无恙，如今恐怕还在由茶场保管着。
在董去世的那个月里，我也离开了茶场，回到长沙来领取改正通知。一转眼就快四年，死者骨灰早已归尘土，但他们的名字总算又可以流传在口上毫端。回念前尘，百感交集。虽然我与潘汉年同志只有一两句话的缘分，与董慧同志则连一句话也未曾说过，但他们那备受摧残而保持着信心，寂寞至死而能不失常态的大智大勇的形象，却永远留在我心间。我想，它将比一切豪华的画册留存得更久，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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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你去的太突然
——悼念老友方殷同志臧克家你去的太突然——一夜之间！感情上我不承认，你仿佛还活在人寰。每次邮递员到来，投下成束的信件，再也看不到你的手迹，过去经常有，几乎是天天。电话铃叮叮叫我，一天不只三遍五遍，再也听不到你的声音，那么温暖、亲切，把我呼唤。人不再见了，永远！回忆是一条扯不断的热线，四十四年前我们在战地初次识面，一识面，结成了终生亲密的伙伴。四十年代初一道在山城，诗友们的诗情似火一团，到底有多少而今还健在？让我屈起指头来算它一算。同在北京这三十三年，多少次握手，多少次言欢！我有美酒总忘不了你，友情和酒味一样醇酣。我常常说，你是老年队伍中一个青年，虽然你满头黑发已经白毵毵。你的精神象汩汩的泉眼，埋头苦干，象条老牛一般。你的诗兴也越来越高，你的诗篇也越写越好，你的《酒歌》使我陶醉，你的“四季”也叫我喜欢。没事我常翻翻照片，好似把旧梦重温一遍，“六老合影”拿在手中，你最年轻，却走在前边！你的电话号码我背得过，电话也不能把你叫还！你的住址我牢记心间，想写个信，收信人已经一去不还！我去你的新居参观，宽敞的房间阳光洒满，窗前的书桌似在等候，等候主人，在上面把稿纸一摊……。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注：《酒歌》是方殷同志的佳作。他又曾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写春秋四季的诗。“六老合影”摄于一九七五年中山公园，六老是：王亚平、胡絜青、臧恺之、柳倩、方殷同志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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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寻找那棵泡桐树
祖德陶
每当站在大楼的阳台上，我的目光总要穿过茫茫烟云，去寻找旧城中的一条小巷，寻找小巷里谁也不在意的一个小院，寻找小院里的一棵泡桐树，那儿，曾是我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家呀！
所谓家，其实不过是一间小小的居室而已。屋子不仅小，而且前有高楼，后依人家墙壁，别说缺少温煦暖人的阳光的照射了，连软柔的风也不肯透进一丝来。一入夏，暑热便直逼屋内，那日子自然苦不待言了。大凡人总有改变自己境遇遭际的愿望，于是我决定在居室之前的弹丸之地上，种上一棵树，求得荫凉。
庭院植树，有挑气魄宏大的塔松的，有选馨香馥郁的金桂的，然而我却偏偏选中了不起眼、生命力极强的泡桐。在渴望了许久之后，终于友人给我从兰考捎来了一棵。
果然，不出三年，那棵泡桐就窜过了我家屋顶，和屋门前的楼房比肩争高了。春末夏初，正是泡桐生长的旺盛季节。离家时还是小小的嫩叶，出差三天回来，就肥厚得叫我认它不得了。正当它扶摇直上、绿荫密布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那情景是叫人吃惊的：树叶从高枝上纷纷掉了下来，着地发出“扑扑”的声响。我刚从地上拣起一片阔大的、毛茸茸的叶子，放在掌心，又有两片绿叶从空中骤然飘落下来，打在我的身上。不半天，就铺满了一地。哦，泡桐！你的叶并没有枯黄，狂风未曾把它们摧落，暴雨未曾把它们击打，它们为何竟舍你而去呢！难道是嫌弃我这块瘠薄狭窄的土地吗？冬天已经死去，盛夏即将来临，如果你的绿叶飘落净尽，我的小屋如何能得到你的庇护呀！
迷惘的我，带着难以排解的抑郁心情，去请教一位年逾古稀的植物学家。平素风趣乐天的他，听了我的一番感慨，不禁呵呵笑了起来。他一面捋须，一面拈来张纸，信手写下了“有去有来，不去不来”八个字。这真象是一句佛门偈语，对其中深奥的含意，我不甚了了。想问个究竟，老植物学家只是望着我微笑，仿佛是说：“你多么不了解泡桐树呵！”
从植物学家那儿归来，只见地上又添了许多落叶。我惆怅地抬头仰视，才发现无数新叶如孩儿手，从更高的枝丫上伸出，柔嫩而又精神。我的心不禁为之一颤，蓦地升起一股景仰之情。我明白了它落叶的原因。呵，泡桐！原来你并不计较我这块弹丸之地瘠薄窄狭！你从遥远的兰考走来，所希求的，就是速生，就是向上，就是早日浓荫蔽日，占领高空！正因为如此，你的老叶深感枝柯的重负，才毅然离枝，才勇敢地舍弃，不断地更新，以有限的养料保证自己生长、壮大的需要！无怪乎把你植于盐碱地上，你也一样地挺拔生长；在旱涝风沙之中，也照旧精神蓬勃。于是，亭亭直立在我面前的，仿佛不再是一棵既无华丽外表、又无娇艳花朵的泡桐。那么，它是谁呢？我沉吟了很久，也思索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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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哀思和忆念》的补记
唐瑜
我的回忆潘汉年和董慧的文章发表之后，孙师毅同志的夫人丽敏告诉我，阿董在给她小孩的饼干盒中放了一张告别纸条，纸条上写着：“今生恐难再相见了。”不知是我的粗心，还是潘汉年夫妇怕我过度的悲痛，我并没有在阿董送给我小孩的饼干盒内发现同样的字条。现在，我才知道，那时潘在没有任何罪名之下，又被判了无期徒刑。那时我还在怨潘为什么不也来见一面。我哪里知道，他又一次失去了自由。虽然是极有限的“自由”。
现在，我才知道，他在和我诉述监狱中“优异”的生活环境，铺着地毡的牢房，不菲的飧食时，潘是在忍受着多么深沉的苦痛，用强颜欢笑来粉饰在地毡表层的血泪斑斑。
我现在在回想着阿董和我最后晤面时的冷漠表情，现在想来，有一种凛然挺身上刑场的神态；我在想着阿董咬紧下唇为潘砌坟修碑时的倔强英姿。
啊！党的一对坚贞儿女，马克思的好学生，人民的忠诚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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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大地漫笔
抱犊”
古典小说《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公案。天津师院教授朱星认为是江苏太仓人王世贞；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戴不凡认为是浙江金华人；吴晓玲先生认为是李开先，迄今众说纷纭。江苏省运河师范教师张远芬，近年来连续发表了几篇论文，力排众说，提出了“兰陵笑笑生即山东峄县人贾三近”的新观点。张把文章寄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吴世昌教授。吴教授复信说：“已拜读全文，我想您的说法完全可信。这个公案得到初步解决，可息四百年来之争。”并“表示祝贺”。信中还具体提出“尚有一些问题希望能继续努力设法解决。”张远芬是个“小人物”，但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实为可贵。当今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不怕虎的牛犊。但是更需要千千万万抱犊者。“抱”者，“扶持，抚育”也。连续发表张远芬文章的杂志，复信指点的吴世昌教授，不就是可敬的“抱犊”者么？惊鸿化名
有的戏曲剧团卖座有每况愈下之势。
但是，某些剧团不从舞台和体制的改革去想办法，却在改头换面上下功夫：《苏小妹三难新郎》化为《洞房花烛夜》；《秀才外传》改作《呆仔入香巢》；《恩与仇》则化名《雾水姻缘双尸案》。演的也许生财有道，看的难免大呼上当。
以化名来哄骗观众，尽管开始时也可能座无虚席，但到底不能持久。这恰如卖假药的江湖骗子，虽然有本事将“保济丸”改作“救心丹”，但由此发财的毕竟寥寥。
覃国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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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再买一头不算多〔油画〕 杨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