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马克思的认识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林京耀
马克思逝世已经一百年了。在他留给我们的丰富的思想遗产中，由于历史条件的改变，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有些具体内容和个别结论已经不适用了，但是，他所创立和阐明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他所提供的科学的认识方法，今天仍然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学习和坚持马克思的认识论，端正我们的思想路线，这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重要保证。
实践先于一切
1978年，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从哲学界开始，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思想束缚，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个讨论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各项战略决策的先导，成了全面拨乱反正和伟大的思想解放的先声。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个讨论给予很高的评价。这说明，马克思的认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把实践引入认识论，这是马克思的认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马克思在讲到认识论问题时，总是强调实践是第一位的，实践先于一切。所以，马克思把自己的唯物主义称作实践的唯物主义。
我们从上面提到的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可以了解到，马克思的上述认识论观点，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极大。在现实生活和实际工作中，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端正思想路线，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际”，就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两个凡是”的错误，从认识论来说，就是从既定的观念、思想、理论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离开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这个实际。从观念、原则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这是两条根本不同的思想路线，是两种对立的认识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之所以缺乏共同的语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思想路线不一样。所以，对问题的看法要取得共同的语言，特别是在重大的决策上要取得共同的语言，就要在认识论上取得共同的语言。在中国，现代化建设怎么搞，工业怎么搞，农业怎么搞，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怎么搞，等等，都没有现成的答案，答案应该到实践中去寻找。
我们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纲领，今后的任务就是通过实践去实现它。从认识论来说，这是比取得真理更为艰巨也更为重要的任务。马克思说：“空谈和实干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73页）人的实践是实现思想的现实基础。再正确的认识，再好的方针、政策，甚至再周密的计划、办法，如果只是空谈一番，然后束之高阁，并不照着去实行，这种主观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什么东西的。在现实生活中，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对于一个问题，实际情况了解清楚了，也作出正确的决定了，但就是不实行，甚至由谁去实行都不清楚。过了一段时间，甚至过了好几年，这个问题又重新被提出来，情况还是一样，于是又作出一个同前次一样的决定。这种没有实干的空谈，对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危害极大，许多宝贵的时间都被这种空谈消耗掉了。这种现象不仅是一般的工作作风问题，而且涉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要提到认识论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坚持实践——认识——实践的思想路线，而不要老在“认识”的范围内转圈子。这样，不仅不能把现代化建设的事业推向前进，也不能把我们的认识推向前进。
认识的历史性和暂时性
马克思的认识论认为，在实践中产生的人们的各种观念、范畴，不是永恒不变的、固定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的。早在马克思开始从事理论活动的时候，他就明确说过：“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马克思的认识论同教条主义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
认识的暂时性、历史性，这是由实践决定的。人们在生产实践中，不仅改变了环境，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改变或改造了生产者自身，改造了生产者的思想、观念。实践是一个过程，认识也是一个过程。新的实践造成新的观念。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认识也不断地发展。这个认识论的原理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马克思是忠于自己创立的认识论的，他一贯反对把他的学说凝固化、教条化，认为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他教导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从本国的或已经变化了的现实生活条件出发来运用他的学说，并提出符合现实生活条件的新理论。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把历史由近代文明推向现代文明，当今世界的情况同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东西。如果马克思有幸看到这些巨大的变化，他也会来重新描述这个世界，把自己的学说推向前进，发展到新的阶段。现在，这个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到马克思事业的继承者肩上。
现在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国内条件和国外条件不仅同“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本不同，而且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都有很大的不同。这就需要我们打破过去长期形成起来的同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老思想、老框框、老做法，使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同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相适应。在现代化建设中，我们经常可以碰到脱离现实的老思想、老习惯、老框框所带来的障碍。它们有些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现在，我们党已经纠正了“左”的指导思想，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一些观念还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并在一定条件下被当作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依据。有些老思想、老框框是过去在国内形成的，有些则是从国外搬来的，现在历史条件变了，而有些旧的观念还没有变，还没有形成新的观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全面的拨乱反正中，我们一步一步地冲破墨守陈规的思想罗网，一步一步地突破老思想、老框框，才出现了今天这样的新局面。以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为例，我们不仅冲破了林彪、“四人帮”所鼓吹和推行的那一套模式和做法，而且冲破了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那套模式和做法，具体地说，就是冲破集中劳动、统一分配的集体农庄模式。许多干部和群众从切身的经验中，都知道干活“大呼隆”、吃“大锅饭”不行，但要冲破这一套是不容易的。因为，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一套就是社会主义农业，不照这一套公式去办就是资本主义，就是“倒退”。所以，实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是姓“社”还是姓“资”，是前进还是倒退，在一部分人中曾经存在不同的看法。这说明，客观实际情况天天在变化，我们的事业天天在前进、在发展，如果用过时的老思想、老框框来认识和解决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那就不可能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新的进展。
进行现代化建设，不仅要求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且要改变不适应或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我们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包括干部制度，存在着种种弊端，妨碍着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不改革是很难前进的。改革将贯串于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正如没有拨乱反正就不会出现今天的局面一样，没有经济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和政治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就不会有四化建设的胜利。对于这个关系到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全局性问题，我们是不是有清楚的认识，是不是解放思想，立志改革，这是改革能否顺利而健康地进行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的认识总是受时代条件的限制。我们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体制也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如干部制度，在四化建设的新时期，再不改革，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就无法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长期以来，我们一些同志已经习惯于现行的体制，对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不理解，态度不积极、不坚决，甚至以各种理由和方法阻挠改革的进行。其实马克思主义并未提出过一劳永逸的模式和方案。所以，我们现行的各种体制并不是不可改革的永恒的模式。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现代化建设在实践中，我们的认识只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样才有利改革的顺利进行。当然，改革是一项十分细致复杂的工作，我们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经验是逐步积累起来的，因此，改革也不应该是“一窝风”、“一刀切”，而应该有区别地、分步骤地、审慎地进行。
现代化建设，顾名思义，这是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的建设，离开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叫做现代化建设。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过去所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观念更是有其历史的暂时性。可以说，某些观念具有传统的小生产观念的特色，而不少同志仍然停留在这些观念上。我们搞现代化建设，就要冲破这些旧观念的束缚，从现代科学技术这个条件来考虑问题，形成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如关于知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缺乏足够的、正确的认识，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是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的问题。而没有科学知识，没有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的充分发挥，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进行，更不可能取得成功。这是一条规律。如果我们是从现代科学技术这个条件来考虑问题，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就比较容易纠正了。
总的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对过去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特别是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摸索，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认识正在深化，其重要标志是党的十二大所制定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纲领和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但在我们的前面仍有许多“必然王国”，按照认识的规律，我们还没有也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认识清楚，这就需要继续在实践中反复摸索、反复思考，不断地突破我们原来的思想、观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千百万群众的创造性的事业，群众每天都在创造新的生活，只要我们深入调查研究，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我们就一定能够把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新的里程。
（原载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本报作了删节）
第5版()
专栏：
撼山易，撼真理难
胡鉴
目下到农村去，倘要作文描述见闻，倒可以仿《聊斋志异·胡四娘》篇中笔意，有道是：耳有听，听包干；目有视，视包干；口有道，道包干也。联产计酬责任制在农业上的作用可算是大大地发挥出来了。即使是几年前闭目一想便认定包干到户是“糟得很”的人，如今若是不存偏见地去农村转一转，怕也不得不在一派兴旺景象中翘起大拇指了。
农村的改革走到前头去了，城市里各行各业的改革也开始爽健地迈步，作千里之行了。看嘛，以税代利的实施，责权利相统一的经营责任制的推行，机关里的岗位责任制的建立，人才方面的招聘、流动……总之，改革象春天里的暖日晴风，令人眉舒气顺，劲头都来了。
何以当前的改革有如此勃勃的生机呢？
看起来似乎有些奥妙，分析起来原也简单。
用老百姓的家常话说，叫做顺乎民心，合乎天理。这里所谓天理，也就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改革出效益，出速度，出财源，出人才，出精神文明。这些不都是顺乎民心、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事么？人们怎么会不满心欢喜，浑身是劲呢？
至于用哲学的语言来讲，便叫做实践检验过的真理最有力量。那农业的联产计酬责任制，经过几年的实践检验，证明它实实在在地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农业的优越性。而工业、商业以及其他领域的改革，在中央正确的方针指导下，也是剑锋初试，便见光芒。这也是在实践检验中开始证明了的。而且尔后实践日多，检验益深，光芒还将日益灿烂的。
凡事要有比较，不比苦辣不识甜蜜，不比虚假不知真实。从二十多年中过来的人，恐怕对这“比较”二字是懂得相当透彻了。回忆过去，什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什么两个凡是，等等，等等，当时是何等神圣不可侵犯，简直是最革命的真理。然而事实告诉人们，有些所谓真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人们无论认识或不认识，无论愿意或不愿意，都要那样说，那样做罢了。到头来，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终于为人民群众所抛弃了。
所以，结论只能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为真理的东西，才能真正掌握群众。而这样的真理一经掌握群众，便转化为巨大的力量。纵有万重艰险，千般阻挠，也是抵挡不住这种力量的。真所谓撼山易，撼真理难！
第5版()
专栏：
《中国地震史料汇编》序言
黎澍
编者按：《中国地震史料汇编》全书五卷，约三百余万字，将于年内由科学出版社陆续出齐。此书搜集、整理和查对资料工作颇为繁复，态度可谓谨严。兹特载其序言如下。
《中国地震史料汇编》是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的基础上增补改编的。
地震是世界上经常发生的一种自然灾害。我国早在三千年前即已注意记录地震现象，历代形成传统，因而保存了十分丰富的地震史料，为世界各国所罕见。已故的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四光同志，在1954年根据参加中国经济建设的苏联专家的要求，倡议整理编辑中国地震历史资料，供选择厂矿地址参考。经地震工作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委托历史学家范文澜、金毓黻同志主持其事。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工作人员在地球物理研究所和有关单位支持下，编成《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于1956年出版。
《年表》的出版，第一次为地震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国内外科学界引起广泛的重视。科学家们为《年表》撰写的评论，给予较高的评价，同时也指出编辑工作中的一些缺欠。日本庆松光雄先生还仔细校核了部分资料，对《年表》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年表》出版以来的二十多年间，我国地震工作者和历史工作者继续进行了不少研究工作，也发现《年表》所收资料还不很完备，有待增补。《年表》依据当时的行政区划摘编史料，在利用上多有不便，也需改进。1976年7月唐山地震引起了人们对地震预报工作的注意。其时“四人帮”当政，科研人员所事无多。佥谓倘有专家指导，用于重编此项资料，必著成效。嗣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地震局联合发起，邀请有关专家和有关单位负责人组成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组织地震工作者和历史工作者对地震史料再作一次广泛的搜集，重新编纂，编委会设总编室进行此项工作，委托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谢毓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蔡美彪两同志主持编纂，吴承毅同志负责组织工作。自1978年开始，迄1982年，历时五年，得以完成。
本书资料的搜集是由总编室与各省、市、自治区的地震历史资料小组、各协作单位分工进行的。总编室的工作同志着重整理研究历代正史、实录等各种基本文献。各省、市的同志查阅了历代地方志，包括《年表》未及利用的若干善本和抄本。此外，还提供了各地区的特藏文献和碑刻、题记等实物资料。中国第一档案馆的同志整理、提供了大量的清代地震档案，并且选择了满文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同志提供了中华民国时期的大量档案资料。西藏自治区组织相当的人力系统地整理了前此从未利用过的历代西藏历史档案，为了解这一地区地震活动的概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各省、市、自治区的地震工作者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地震提供了各地台网的观测资料和多年积累的大量宏观资料。可以说，《中国地震史料汇编》所收集的资料比原来的《年表》是丰富得多了。资料繁多就需要鉴别，有所取舍。本书各卷的编者为此做了很大的努力，对于来源不同的资料予以审慎的选择，对于记载互歧和有疑问的文献作了考订。资料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有所提高。鉴于《年表》查阅困难，本书改依年代顺序编录史料，古地名注明今地，末附今地名索引。编辑体例的这些改进，当更便于研究利用。
中国地震史料编委会在组织进行此项工作时，曾建议各省、市、自治区的地震史料小组，同时编辑本地区的地震史料汇编。本书不能尽收的资料，各地区的汇编可以更详备地收录。目前，地震较多的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已分别编成本地区的史料汇编，陆续出版。研究者当可与本书相互参照利用。
本书的编辑工作，是由编委会总编室和各协作单位的同志共同进行的。第一、二、三卷远古至清代部分，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编辑，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和其他单位的同志也参加了部分工作。第四卷中华民国时期，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江苏省地震局的同志编辑。第五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1980年地震资料的编辑，邀集了各地的一些地震工作者参加。本书各卷的中历与西历的换算是由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李天赐同志担任的。历史地名的今释，经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同志作了审订。
本书的编纂涉及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几个领域，依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才得以顺利完成。现代科学的发展，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注意汲取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方法，也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注意采用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观点和新资料。本书的编纂，可以说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密切合作的一次成功的尝试。不过，这样一部涉及多学科的庞大的资料书，难免取舍不当，鉴别不精，有待于专家的指正而更趋于完善。竺可桢同志曾在《年表》的序言中说：“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本表之作，实为其阶梯”。本书的编成，是在前辈科学家所开辟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我们相信，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将充分利用这些资料，为地震学和地震史的研究做出新的贡献，攀登更高的阶梯。
第5版()
专栏：
综合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新探索
——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
朱一智
正当全世界无产者和革命人民隆重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撰写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在我国还是一门相当年轻的学科。多年来，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经济思想史、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分别进行研究，并出版了一些较好的著作，但把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的研究还刚刚开始。《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就是这种研究的最初的成果之一。
这部书有自己的特色。它力图按照历史的顺序，揭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以确凿的历史材料阐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严密的科学体系。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十九世纪初法国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了当时思想理论界的最高成就。但它们都局限在自己专业的范围内，彼此脱离，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科学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但是，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不是三个来源的简单综合，更不是一种先验的、纯逻辑的结构，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正如《思想史》所揭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接受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而实际斗争的需要促使他们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如果不研究政治经济学，他们就不可能彻底克服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缺陷，突破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全面制定了唯物史观，这同他们分别在英国和法国所进行的经济学的研究是密不可分的。而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剩余价值的发现，最终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成为一种经过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严格论证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统一整体，但它的各个部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每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侧重点。例如，在1848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特别突出，1848年前后，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发展占居重要地位，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而在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捍卫马克思主义，击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系统化，则成为当时的中心任务。
《思想史》的体系安排，力求反映这个特点，它在阐述每个时期的重点中，又能把握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该书重视对原理的阐述，但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变成现成原理、结论的汇编，而是着重它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注意做到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本书在这方面花了功夫，是一个有价值的探索。此外，《思想史》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造者，反对把他们对立起来，但并不忽视他们各自思想发展的特点和在不同领域中的杰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极其丰富的思想宝库，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还处在初创时期。我们热切地期望在不远的将来，能有内容更加丰富深刻、形式更加生动活泼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