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她，就是江永絮
本报记者 郭伟成
她的遭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同情、有共鸣、也有非议。无疑，她是一个处于漩涡中心的、有争议的人物。
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衡阳，一些流言说她是个“私心很重”的人。可是，为
了工厂的产品，她献出了一只眼睛。在这之后，她记挂的是如何让别人避免同样的不幸。
她很好认，左眼失明是最明显的特征。我在衡阳南郊白沙洲的湖南省柴油汽车修制厂总工程师室见到了她。她四十岁上下；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着一条满是油腻的裤子，蓬蓬松松的头发显得稍稍有些散乱。这真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了。初次见面，一时没有合适的话题，便谈起了眼睛。
1976年，这家工厂生产的汽车曲轴冲击值达不到要求，需要对材料中的钍含量进行分析实验。钍是一种放射性元素。在这以前，厂里还没人做过这种化验，只好依据参考书上的操作规程进行。书上明说这一化验有爆炸的危险。2月9日午后，化验正在紧张地进行，突然“轰”的一声巨响，炉上烘烤的量杯爆炸了。玻璃通风橱炸碎了，一块碎片飞进她的左眼，顿时，血流满面。她的丈夫闻讯赶到医院，嚎啕大哭。而她，却平静地安慰伤心的丈夫：“不要紧，失去左眼还有右眼。即使失去双眼，还有双手和双脚，还可以为祖国服务。”
“为祖国服务”，这是她在最痛苦的时候仍然怀抱着的坚定信念。在医院里，她没有悲观失望，更没有怨天尤人。当她勉强可以用右眼看东西时，就怀着虔诚的心情，写下了给党组织的报告：“我可能双目失明，也可能留下一只眼睛。我不能自暴自弃，不能离开党。我有勇气向党提出入党申请。我虽然失去了一只眼睛，但不能失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念。”
为了取出左眼中的残留物，党组织送她去长沙、上海、郑州就医。在上海，她又写下第二份报告：“为了从爆炸事故中吸取教训，我曾趁机到上海柴油机厂、上海材料研究所等单位，向有关工程技术人员面谈事故原因。现将他们分析的有关情况汇报如下……。”一个知识分子对事业的热爱和追求，油然纸上。
1977年5月，她在郑州动完手术，揣着全休两年的假条回到衡阳。两个月以后，她特意选择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重新走进了化验室。对于那次原因不明的爆炸，她一直耿耿于怀，决心重做一次。她终于找到了爆炸的原因，并且郑重地把自己的体会写信告诉了化验时依据的那本书的编写单位，希望把它补充到书本里，以免别人再遭不幸。
不过，对有些人来说，她这一只眼睛的代价是无谓的：“冲击值不够的原因未必在于钍元素的含量上，况且，谁也没叫她去搞这种化验”。一个科技工作者对事业的追求付出了如此超乎寻常的代价，可是，在那些另有一种价值观念的人的眼里，却难以理解，得到的竟是误解，甚至曲解。于是，她又要付出另一种代价了。
有人以为，搞科研，出成果，对于象她那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只不过是表现自己、谋取名利的一种手段。但是，她想的却是总结前人和自己的实践，给他人搭好前进的阶梯，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在她看来，没有比化验室更好的去处，也没有比化学元素更迷人的东西。她克服了一只眼睛在化验分析中的种种困难，努力在科学实验的道路上登攀。节日、假日，别人休息了，她仍然躲在化验室里工作。丈夫重病住院一年半，她没有请过一天假。白天工作，晚间护理，夜里上班，白天服侍。年迈的母亲在昆明病危，她匆匆赶去探视。手术后，母亲刚脱离危险期，她又坐上了北去的火车。她只在母亲身边呆了三天！又有一回，她正在进行一项科研攻关，十多年没见面的叔叔从澳大利亚回国参加广交会，来信叫她去广州相见。叔叔为国内亲人准备了厚礼，还特意说明负担他们去广州的车旅费。哥哥姐姐去了，唯独她没去，她在攻关！叔叔气得责怪她“六亲不认”。在一次科研攻关时，为了做好元素镁的分析，她在化验室里呆了一整天。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始终不能消除一种她无法解释的现象。下班后，她回到家里，顾不上吃饭、洗澡，又埋头查资料、找原因。当她突然发现一个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案时，拔腿就往实验室跑。
1980年4月，在衡阳市科技大会上，她“连中三元”：三篇论文获得一个一等奖、两个二等奖。当然，其中有一篇是在攻关小组同志们共同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从理论上概括而成的。她没有想到，这竟招致了那么多的非议，直到今天还是她的一条“罪状”。做人难，知识分子做人尤其难。她领悟到这一点，还是后来的事情。为了帮助更多的化验员掌握经济合理的分析方法，她细心地把实践中的体会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利用三年多的业余时间，编写出十多万字的《化学反应一万例》，并把它交给了衡阳市科技情报研究所。1980年11月18日，情报所在给工厂的信里肯定了这部资料的价值：“……不仅对从事化学分析、教学人员颇有方便之处，而且对广大化验工较有参考价值。”想不到，厂里却有人说：“这信什么意思？这无非对她个人有利。”她茫然了。虽说已是“不惑之年”，反到更“迷惑”了。辛辛苦苦想为祖国多作些贡献有什么不对？她想谋取什么？还是听听她在编写《一万例》时是怎么说的吧：
“如果我们每个化验员都能在承接前人智慧的同时，摈弃那些陈腐的教条，减少一些盲目性，不仅能作好工作，还能为国家节约宝贵的化学试剂。如果每一个化验室都为国家节约一些，那我们能为国家创造的价值就更为可观了。”
这话，能净化人们的灵魂！
“她总是把人大常委的名义挂在嘴上”，“开口闭口‘权’。”多么可怕的议论：一个有“权欲”的危险女人！可是，她用人民代表的名义为的是替群众办事；她要的是工作的职权。
1980年，她当上了人民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于是，她慷慨地把自己的爱和一向吝啬的时间贡献给了人民群众。凭着一副热心肠，她东奔西走收集群众的意见，为群众办事。有一位新调来的厂领导全家住招待所，生活诸多不便。新宿舍落成了，还没有安排，她就急忙找着这位领导，劈头就是一句：“你是领导，可不能搬！群众看着你。”她就是这么快人快语，从不想想效果如何。有个退休工人身患重病要进城就医，她帮着找车。厂里没人理她，她只得向邻厂求援，并说明了自己是“人民代表”。结果冷言冷语来了。什么“开口闭口人民代表”，“以人大常委的名义办私事”等等。奇怪，为什么不能说自己是“人民代表”呢？不知为什么，她就是常常碰到这种非议。不过，要让她把什么事情放在肚子里弯弯绕，那可是更难的事。她喜欢明明快快地做人，简简单单地行事。所以，她常常显得主观、简单，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对她的非难。她不很清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测定化学元素相比，哪个更复杂。也许，她在化学的“迷宫”里走得太多了。十年内乱后人们早已习惯的那些事她看不惯。她苛求自己也苛求别人。有人用化验报告单当信纸、手纸，她要管；有人在化验用的反应炉上烧水、热饭、烤尿布，她要说；她只知道化验错了要扣奖金，无故缺勤要打旷工。她把这看得那么自然，那么天经地义。如果得过且过，大约不会碰上麻烦。如果她多一些“和风细雨”，本可以和伙伴们的关系搞得融洽一些。
“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果然，非议跟着来了。领导宣布她统管化验室工作后，她起草了《化验室节约办法》、《化验工程师技术人员职责条例》，未经大家酝酿，就贸然宣布，要求领导支持，大家执行。她说：“国家有困难，我们要为国家分忧；化忧国之心为效国之力，今后要节约开支，一分钱分两半用。”在《职责条例》里，她提出工程技术人员（化验室只有她一人，其他都是化验工）要“负责化验室一切技术、业务、管理工作，对化验员进行业务指导；确保化验数据准确、及时为生产服务；发现疑问有权要求化验员重做，以求得准确结果；有权召集本室业务分析会议进行化验质量分析……。”唉，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
权，权，她要“有权”，不是名利是什么？流言蜚语从化验室到检验科，从科室到厂部，又刮到衡阳市的某些机关。这风，这浪，冲击着她，在她身边形成一个个漩涡；她挣扎着，象一棵小草。她不识时务，好象在进行学术上的争论，一定要搞得一清二楚。她又写报告了，人家都讨厌透了：“有完没完，一写十几张。”不管，写！“由于本人任职期间有职无权，虽然不断发现重大差错多起，但科领导未给支持，致使差错继续发展，严重影响生产，给国家财产带来重大损失”，“为使国家财产少受损失起见，我要求定期抽样校对，及时纠正差错。”还要“有职有权”！让人多么难以理解。你以为这是科技人员的责任感，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可它毕竟同世俗的习惯势力格格不入。结果，可怜的“管理权”充公了，连化验室都不让进了。她这才感受到了真正的痛苦。
她该偃旗息鼓了。不然，也可以“泡病号”。左眼因公失明，早期白内障又在威胁着右眼。排斥、打击、非难，接踵而来，珍贵的光阴蹉跎了。她悲观过，也失望过，甚至想把原先出国治疗眼疾的念头改作投亲靠友。哥哥、弟弟在法国，叔叔在澳大利亚，哪儿不能混口饭吃？可这对于一个一心想“为祖国服务”的归侨，难道不是悲剧吗？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她放弃过法国国籍。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似乎要重新考证她的爱国心了。
她爱国吗？有人说，早在遇到上述种种麻烦以前，她已经想着出国了。可是，当年在法国香水和化学试剂面前，她选择了后者。那时候，她还是个无牵无挂的姑娘。
1956年，她15岁，和妹妹一起跟随着母亲回到了祖国。祖国，陌生而又熟悉。陌生，因为她家已经连续5代侨居国外。曾祖父时加入了法国籍。熟悉，是因为她早就从进步华侨那儿了解到许多关于祖国的事情。1950年，大哥“失踪”了，后来听说他悄悄跑回了祖国。1953年、1955年，大姐、二姐又相继“失踪”，投入了祖国的怀抱。从那时起，祖国就在她的心中产生了许多美好的联想。1956年夏季，这只小“风筝”飘回了神州故土。她向祖国的政府工作人员交上了法国护照，骄傲地说：“我要做个真正的中国人，再也不做法国人了。”
她跟着母亲定居昆明。在那儿，完成了初中、高中的学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云南大学化学系。1966年，大学毕业了。“用专业知识为祖国服务”的理想要实现了。正当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时，曲折和坎坷却接踵而来。毕业前夕，湖南省交通厅借她去完成一项外事工作。等从湖南回来，毕业生早已分配完毕。可供选择的是，留在昆明当教师或者到临沧化工厂工作。为了专业，她说服了母亲，离开昆明前往边远的临沧。当她到达那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时，出现在眼前的不是厂房和化验室，而是一片残垣断壁。留守的工人告诉她：这是地方自建的“黑厂”，如今工人造反，工厂散伙了。她傻眼了，象个孩子似地哭了。不得已，又折回临沧，跑遍了所有的工厂，竟没有一家能接收这个懂两国外语的大学生。有人说，“去专区五七农场混口饭吃吧”。家里的亲人为她着急，远在法国的哥哥给她买了飞机票，叫她出国去深造，谋生。她拒绝了：“我要为祖国服务，这是我的理想，我不信找不到用武之地。”她回到湖南省交通厅，暂且搞搞翻译。但是，内心仍然渴望着有朝一日走进奇妙的“化学王国”，在那“元素的世界”里遨游。1971年，她调到衡阳汽车配件厂（湖南省柴油汽车修制厂的前身）化验室工作了。她历尽曲折，终于走进梦寐以求的化验室，拿着量杯、注视着反应炉上跳跃的火苗时，她心中也升腾起新的理想的火焰。这火焰，是用心血燃烧起来的。
她曾经发誓，要“用青春的绿叶装点祖国的江山美景”。她没有沉沦，她承受着压力，实践着自己的诺言。
化验室进不去了，她到别的科室、车间去揽活。制配车间一槽镀锌液要报废，她着急了，“且慢，我有办法”。她提出种种建议，无人答理。她一次、二次、三次给厂领导打报告，要求承担挽救镀锌液的工作：“要是花一笔钱去购买化学原料，重新配制镀锌液是容易的事。假如再报废又该怎么办？要知道，一槽镀锌液价值千元呀。”
她去了。她同车间工人在一起，化验、过滤，进行化学处理，增加了工序。终于，重新镀出了合格的镀件。镀锌液保住了，直到现在还在使用。她，笑了。
去年上半年以后，她在厂里难以顺心工作了。这时，她在衡阳市人大会议上听说湘衡盐矿的盐质量有问题，盐卤的综合利用也亟待研究解决。这是关系到衡阳市几十万人民生活的大事，她立即向有关部门申请去支援盐矿工作。盐矿在衡阳东北角，她住在南边，往返百多里，每天早出晚归，风风雨雨，她没有一句怨言。到盐矿的第一天就扎进化验室，同盐矿技术人员一起进行“卤水净化方案”的研究，以便尽快提高盐的质量。盐矿化验条件差，好些微量元素要到兄弟单位去化验。又是她包下了这些“配角”活。先后跑了15个单位，完成了11个化验项目。为了取得一个准确数据，她可以来来回回跑上五六趟。在盐矿的那几个月正是炎夏，她没领过一顶草帽，没报过一次午餐费。有一回，她步行30多里去取一个化验样品，遇上大雨。她脱下雨衣细心地包好样品，自己却淋着雨水。眼睛不好使，一路跌了好些跟头。回到矿里，都成了个泥人儿了。盐矿的同志们感动地说：“我们的四化正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
她，就是江永絮。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历尽坎坷而不改初衷、执拗地献身事业的人。至于她的遭遇说明了什么，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认真思考，加以评说。（附图片）
江永絮在工作。 《湖南日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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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原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
尊重关心和合理使用知识分子
本报讯 记者毕全忠报道：为了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中共太原市委和太原市人民政府于三月二十四日作出了尊重、关心和合理使用知识分子的决定，主要内容是：
一、各部门一定要克服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要把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抓下去；二、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视要在各部门的机构改革中体现出来，要加速实现干部的“四化”。今后两年内，政府各业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中，专业干部应达到百分之三十，力争达到百分之五十。厂矿企业应设置总工程师或主任工程师、主管技术员，在厂长领导下负责全厂的技术工作；三、打破“部门所有制”，组织知识分子的合理流动。采取调整和招聘相结合的办法进一步解决用非所学、用非所长和一些单位人才积压的现象。各单位可以组织科技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承包科研和科技成果转让、推广以及培养人才的任务，并取得合理报酬；四、帮助知识分子进行知识更新，各单位要保证中级以上的科技人员每三年能有三至六个月的进修时间；五、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着重帮助他们解决夫妻两地分居、子女上学就业、医疗保健、住房和生活服务方面的问题；六、各级党政领导要定期检查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及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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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古观象台已修复将于四月一日开放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刘林春）世界著名的古天文台之一——北京古观象台已修葺完毕，将于4月1日正式开放。
北京古观象台坐落在建国门立交桥西南隅，已有540多年历史。古观象台上原有古代天文仪器十五件，其中浑仪、简仪、圭表等七件于1931年迁往南京，陈列在紫金山天文台。尚留在北京古观象台的有天体仪、地平经仪、象限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共八件。这些古天文仪器，曾用于测定星体在天空的位置。仪器座架上多雕有飞龙、云彩等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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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原子能农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
我国已形成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体系
据新华社昆明电（记者姜振岗、刘景月）中国原子能农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暨学术交流会3月29日在昆明宣布，我国已形成了一个原子能在农业上应用的研究体系，农业原子能利用工作在我国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我国在1956年制订第一个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时，把原子能和平利用列为五大重点发展项目之一。1957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原子能利用研究室，培训出一批技术骨干，为我国在农业上开展原子能应用奠定了基础。二十多年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的原子能农业利用工作有了迅速发展。目前，从中央到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已先后建立了20多个原子能农业利用研究所或研究室，拥有一大批现代化的研究设备，有1，000多专业人员从事核技术在农业方面应用的研究工作，为我国现代化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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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杂技创新座谈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 记者易凯报道：建国以来首次举行的全国杂技创新座谈会3月21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强调指出：创新是繁荣和发展杂技艺术的当务之急。目前，杂技舞台上存在的节目雷同化，质量不够高，品种不够丰富多样，艺术门类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是较普遍的现象，因此，杂技节目的创新已成为杂技艺术发展的关键问题。
参加这次由文化部艺术局和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联合召开的座谈会的有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西藏未到）杂技界84名代表。会议收到43篇学术论文和材料，22人做了汇报。周扬、周巍峙、赵寻等做了报告，张庚、夏菊花、阿良等也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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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恒磁吸引器”研制成功
我国研制成功的一种新型“恒磁吸引器”，能在三分钟内把牛胃中的钢铁异物吸出体外。牛采食快，又不充分咀嚼，往往把钢丝、铁钉等咽入胃内，常常在牛腹内造成创伤性疾病。过去，我国奶牛和耕牛因此而大批死亡，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3亿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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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州市个体开业的蛇医朱松官被评选为江苏省优秀卫生工作者
本报讯 记者鲍春光报道：苏州市个体开业的蛇医朱松官，不久前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卫生工作者，出席了全省表彰大会。
今年60岁的朱松官，解放前流浪在江、浙一带，靠卖蛇药糊口，被人视为“蛇花子”。解放后，他在苏州正式挂牌卖药，受到人民政府的保护。十年动乱期间，他被“勒令”停业。可是，周围农民抬了被毒蛇咬伤的病人找到他时，他总是尽力抢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苏州市卫生局批准他重新挂牌行医。两年多来，他治好80多名被毒蛇咬伤的病人，其中10多人是重伤。在神志昏迷的重危病人面前，为了争得抢救时间，朱松官常常用嘴去吸吮病人伤口里的毒汁，并且一连几天几夜守在病人身边观察、护理，直到病人脱离险境。
朱松官对上门求医的人，从不把轻病说成重病，吓骗病人；对有并发症难以确诊的病人和孕妇等，他也实事求是地向病家说明，介绍他们到有关医院去检查治疗，从不纠缠病人，延误病情。他看病、卖药按照有关部门规定的标准收费，对经济有困难的病人，还少收甚至不收费。卖眼药是他冬春季节的一项主要收入。最近由于配制眼药的冰片质量不够好，他宁愿暂停配制、减少收入，也决不以次充好，影响疗效。治疗蛇伤，需用犀角、牛黄、羚羊角等名贵药品，卫生机关指定一家中药店向他供应。手头有了这类紧俏的名贵药，赚钱的机会就多了。因为这两年，近郊农民收入增加，来看病的人都要求用好药，并不惜花钱。但朱松官知道这些药药源紧张，有的还要外汇进口，总是不到万不得已时不用。他说：医药部门对我有求必应，越是这样，我越要把紧关口，这才对得起政府对我的关怀和信任。
朱松官已经让在苏州市一家工厂当工人的儿子到劳动部门办了退职手续，在家跟他学习配药、治病。目前，苏州市还有一些退休、退职的医务人员申请个人开业行医，以方便病人，为大医院拾遗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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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战斗在召唤
——中国乒乓球队集训散记
本报记者 刘小明
距37届世乒赛还有二十多天，中国乒乓健儿很快要出征了。比赛是对训练的检验。这里记述的是乒乓健儿训练的几个片段。
多想一些困难
人们在训练房里没有见到女将的身影，一打听，原来她们到附近的体育馆训练去了。
走进体育馆大门，只听比赛厅里传出震耳的欢呼声、掌声，还夹杂着口哨和喊叫声。莫非这里正在进行比赛？可是观众席上空无一人。进入大厅一看，童玲、曹燕华、齐宝香她们正在这里进行模拟训练。那些声音是从扩音器里传出的。
行家告诉记者，在体育馆打球和训练房打球无论是光线，还是心理感觉以及场地气氛都有很大不同。为了使训练近似实战，队员们常到体育馆训练。没有观众和比赛气氛，他们就把上届团体决赛录相带的声音转录下来播放。开始有的人觉得很不习惯，太吵。教练说，比赛时噪音还要厉害，你们怎么办？
练习中，曹燕华的对手打了几个怪球，小曹不是落网就是出界，很别扭。张燮林教练走过去说：“光想舒舒服服地练不行，要把困难考虑得多一些。比如上届比赛，你们的对手没有使用两面不同性能球拍，这一届就有可能用。如果不多准备几手，就有可能出现意外。”
老将回“老家”
从运动员宿舍的一间屋里传出阵阵笑声。国家体委副主任徐寅生同志回“老家”来了，正在和年轻的乒乓球队员们座谈。听说有几位初次参加世界大赛的小将，对打外国强手总犯嘀咕，怕打不好。徐寅生说：不要怕，实际上外国人更怕我们，中国队是世界冠军嘛。这次我们的主力更加成熟，比上届更有底了。但是我们不要背上冠军包袱，不要总想着七个奖杯。上届我们没有想到拿七个杯子，结果拿了回来。现在，我们当了世界冠军，仍然要一分一分地去拚。
座谈中大家谈到一个“迷信”问题，有的队员年纪不大，可是怪想法不少。比如，有的人对于比赛前把手表交给谁保管，看得很神秘，认为只有交给某人才能取胜。再如，有的人只迷信某种颜色的球衣，认为穿上它比赛才能取胜，哪怕它脏得不能穿了也得穿。还有人对胜过自己一次的对手很迷信，认为这是自己的克星，遇上他必然凶多吉少。
针对这些思想，徐寅生联系自己打球时的体会，谈了许多诚恳的意见。他很支持队里请运动心理学专家来讲课，帮助队员们分析、解决思想问题，进一步增强信心。
不要忘记他们
“这一次有没有你去？”很多队员经常遇到亲友们的询问。
名额总是有限的。在中国乒乓球队里，不管是主力队员还是陪练队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都在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采访中，记者见到中国的“克兰帕尔”——成应华和“约尼尔”——黄统生正在陪郭跃华和范长茂训练。这次代表团名单上虽然没有小成和小黄的名字，但他们的情绪并没有低落，练得是那么起劲。辽宁队有个名叫韩华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左手直握拍。36届前集训时，他曾模仿朴英顺，帮女队员训练。这次他又前来参加陪练。他和来自四川的戴树元，来自山西的李根生不仅认真帮助主力选手训练，而且主动承担起后勤工作。周兰荪教练再三对记者说：“一定不要忘记写写他们。”是的，他们的精神对于即将出征的同志是一种极大的鼓舞，激励着战友们为了祖国的荣誉去拚搏，去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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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中国青年队获尼赫鲁金杯足球赛亚军
据新华社新德里3月29日电 中国青年足球队在印度南部城市科钦举行的第二届尼赫鲁金杯国际足球赛决赛中，以1∶2负于匈牙利队，获得亚军；匈牙利队获得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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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香港——北京汽车拉力赛因故延期
本报讯 中国摩托运动协会和香港汽车会，3月30日对1983年香港——北京国际汽车拉力赛因故推迟的决定，感到遗憾。这次比赛原定5月1日至5日举行，由于以日本为主的资助市场问题迄今未能解决，只得改期举行。
目前，已经有15个国家和地区的车手报名，准备驾驶8个国家制造的10种不同型号车辆参加比赛。在比赛路线通过的中国6个省和北京市，大量的准备工作也已顺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