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经济改革和工人阶级队伍的思想建设
——兼论工会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
陈进玉
城市的经济改革，正在按照中央确定的方针和部署坚决而有领导、有秩序地向前推进。这一改革，必将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大幅度提高，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对这场变革实践的主体——工人阶级自身的建设，特别是它的思想建设，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经济改革和加强工人阶级队伍思想建设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推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是不是必定会助长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从而导致职工政治热情的衰退呢？思想政治工作是不是可有可无了呢？工会作为工人阶级最广泛的群众组织，在经济改革和加强职工队伍思想建设方面究竟应该怎样充分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呢？本文仅就上述几个问题，谈一些看法。
经济改革赋予工人阶级队伍思想建设以新的活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离开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任何阶级的任何积极性都不可能自然产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仍然是直接影响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积极性的两个基本因素。对我国工人阶级现状调查的大量材料表明，当前影响职工生产积极性和政治积极性充分发挥的最直接、最重要的问题是两个：一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普遍严重，实际存在着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差别等等，在劳动报酬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多劳不能多得；二是一部分企业民主管理流于形式，职工应有的民主权利得不到很好的实现。对那些不称职或为非作歹的干部，在不少场合职工群众还不能按照法律和党章，运用民主权利，对他们加以撤换和制裁，或者建议撤换和制裁。至于在处理企业的产供销和人财物等重大问题上，职工群众实际上很少有真正的发言权。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和民主原则在企业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挫伤职工群众努力生产和刻苦钻研技术的积极性，挫伤他们当家作主、管理企业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就难以收到预期的全部效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要被现实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所抵消。
必须清醒地看到，平均主义和民主不健全，恰恰是同现行经济管理体制中还存在着不合理的方面和环节相联系的。不合理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某些落后的、甚至错误的政策、规章制度，正是职工队伍中的消极现象（例如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工人中的雇佣观点）得以滋生的土壤。现在，我们党领导工人阶级对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全面而系统的改革。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调整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和环节，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分配方面，就是要克服“大锅饭”等平均主义，进一步实现按劳分配；在企业管理方面，在领导与群众关系方面，就是要克服官僚主义，切实保障职工的民主权利。因此，实行经济改革，必将克服职工队伍中很大一部分消极现象，消除其滋生的根源，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为工人阶级全体成员政治思想素质和文化技术素质的提高打开广阔的天地。既然多劳可以多得，就会鼓励人们勤奋上进，就会刺激人们努力学习文化、钻研技术，竞相贡献自己的智慧才能，就会促进整个职工队伍的劳动纪律、工作责任心和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既然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个人利益挂上了钩，职工群众对管好企业有了真实的发言权，那他们就会产生浓厚的兴趣来当家作主，并且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近几年来实行经济改革试点单位的成功经验，已经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经济改革对工人阶级队伍思想建设的影响，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不是导致职工政治热情的衰退，恰恰相反，是促进了职工政治热情的高涨。
还必须指出，过去“四人帮”曾把按劳分配说成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这个荒谬论点前几年已经加以批判，但它的流毒和影响还未彻底肃清。什么实行经济责任制必定会助长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这些不必要的担心和疑虑，说穿了就是上述“左”的流毒和影响尚未彻底消除的一种反映。因此，那些心存疑虑的同志，很有必要接受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的再教育。
加强工人阶级队伍思想建设是经济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经济改革将会克服很大一部分官僚主义、雇佣观点等消极现象，赋予工人阶级队伍思想建设以新的活力，但决不是说一搞改革、一搞承包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为了保证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自始至终都必须大力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动员、教育、组织全体工人阶级成员站在改革的前列，参加改革，领导改革，更积极、更充分地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我们之所以要把工人阶级队伍建设问题纳入整个改革工作，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环节抓紧抓好，还因为：
一、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必须同时克服与这种体制相联系的旧思想。官僚主义、平均主义、雇佣观点等旧的社会意识与不合理的经济管理体制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而社会意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不合理的经济管理体制被改革以后，旧的社会意识不可能随之自动地消失，往往会继续留在人们的头脑中作祟。再加上，官僚主义、平均主义和雇佣观点等旧思想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在整个经济改革中一定会顽强地表现自己，妨碍经济改革和其他改革的进行，并且有可能在新的经济体制中继续为害。因此，我们从政策和规章制度上克服官僚主义、平均主义和雇佣观点，必须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辅而行。由于相当长一个时间里，人们受到“左”的错误思想、理论的灌输和影响，目前搞改革来自思想方面的阻力还不小。例如，“大锅饭”究竟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经济责任制为什么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为什么要选拔大批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对于这些问题一部分职工还缺乏正确的认识；在实行经济责任制的过程中，一些职工对个人多得想得多，为国家多作贡献想得少。因此，当前急需大力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广大职工提高对改革的意义、目的和方法的认识，为改革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先进的公有制要有先进的方式来经营，而先进的经营方式又必须要有思想先进、经验丰富的劳动者来掌握。为什么在生产条件和技术条件大体相同的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有的收效显著，有的收效甚微甚至遭到失败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里为改革所必需的职工思想条件有所不同。没有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即便是最先进、最合理的经营管理制度也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益。在实行经济责任制的过程中，随时随地都要遇到一个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关系问题，在承包的指标、定额、协作、纪律等问题上，都充满着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同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落后思想的矛盾和斗争。任何经济合同、承包契约，都不可能是完备无缺的、万能的，思想不健康的人们要钻空子也总是有空隙可钻的。例如，承包以后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些现象，有的工人为了多超产而粗制滥造或拚设备，制造借口维持落后的劳动定额，不愿加以修改提高；有的售货员为了个人多获利，不惜破坏国营商业的信誉，在消费者身上打主意；等等。因此，只有不断地对全体职工加强思想教育，克服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等错误思想和行为，才能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做到“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才能保证经济改革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健康发展。
三、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有助于工人阶级克服旧思想，树立新思想，但这不可能是一个纯粹自发的过程。列宁在谈到工人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时曾指出：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93页）这个基本原则并没有过时。今天，我们要使广大职工在改革实践中获得的朴素的意识、观念，如勤劳、钻研技术、办事讲究效率、注重经济核算、关心集体等，上升为科学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就需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任务，不断地加强对他们的共产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系统灌输。正如在旧社会，广大工人身受资本家、工头的欺压，具有自发的朴素的反抗意识，但是只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灌输，才能形成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取得政权来求解放的阶级觉悟一样，工人阶级的全体成员，也只有在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清晰地意识到本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后，才能在经济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中，更自觉更有效地履行自己的国家主人翁的权利和义务。
由于上述的原因，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工人阶级队伍的思想建设不能放松，不能削弱，更不能取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职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也必须来一个大的改进。经济改革以后，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由于合理的定额定员，企业可以用来对职工群众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的时间将会增多。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有多少闲暇时间可以用来学习政治和文化，说到底是与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状况相联系的。近年来一些生产任务饱满、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举办脱产、半脱产的政治训练班，分期分批轮训青年职工，在这方面已经提供了一些成功经验。当前的关键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也要讲究效益，如同经济工作要讲究经济效益那样，决不允许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重复过去形式主义的做法，浪费职工的宝贵时间。经济改革以后，职工群众当家作主的主动性空前高涨，为了提高自己当家作主的本领，他们迫切需要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加经营管理、民主法制、职业道德、现代科技等方面的知识。同时，由于物质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职工群众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也将日益增长起来。只要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多方面地满足职工群众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他们是乐于在政治和文化学习方面支付更多的时间的，我们应当相信这一点。
充分发挥工会在经济改革和工人阶级队伍思想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城市的经济改革，实质上是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革命实践，是工人运动在我国现阶段的一项重要内容。工会作为工人阶级最广泛的群众组织，作为工人阶级学习共产主义的大学校，作为党联系工人群众的强大纽带，理所当然地要积极、主动、充分地发挥自己应有的重要作用。这些重要作用是表现在多方面的。
当前，就基层工会组织来说，在经济改革中必须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努力促进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实施，促进企业民主管理，使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改革中充分发挥作用。例如，在有关改革方案、承包合同的审议、批准等方面，要充分听取广大职工的意见，并且按照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法定的民主权利来讨论、决定这些重大问题，不能把广大职工撇在一边，由个别行政领导人说了算；要进一步组织好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经营责任制，实质上也是一种劳动竞赛，只是竞赛的内容、形式和条件同过去相比有了新的变化），使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与职工个人之间的各种承包合同的指标保持先进性，从而保证经济责任制的推行能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要在切实关心职工群众生活福利的同时，加强对他们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协调好由于劳动制度、工资制度、干部制度的改革而引起的职工队伍内部各类人员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协调好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熟练工与非熟练工之间、青年工人和老年工人之间、先进职工与后进职工之间的关系，引导他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促进工人阶级内部的大团结。
充分发挥工会在经济改革和职工队伍思想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除了工会自身在组织形式、工作重点、活动方式、思想作风等方面要进行一系列的改进，以适应新的历史任务的需要以外，还必须切实提高企业党政领导干部对工会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更加放手支持工会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左”的错误的影响，人们忽视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工会存在的客观基础和必然性，不能正确地看待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组织与党组织、政权组织、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忽视了工会必须维护工人群众利益的重要性，对当时的工会工作错误地加上了所谓“工团主义”、“闹独立性”等帽子，从而挫伤了广大工会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这种消极影响至今尚未彻底消除，一些工会干部仍然心有余悸。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对于工会的独立性问题，我们应当作具体分析。工会政治上的独立性，即工会另有一套自外于党的独立的政治纲领，这是不允许的，也是不必要的。在我国，工人阶级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由于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在工人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和深入，由于工会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和工会干部政治经验的不断丰富，作为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工会在政治上必须同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之间保持一致，这种必要性已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并且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工会按照自己的特点，在党的领导下，独立地开展活动，例如，按照自己的章程通过有关决议，用民主的办法选举工会领导人员（党组织可以向工会推荐候选人，但被推荐者能否当选，仍由工会代表会议来决定），等等，这种工作上的独立负责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否则，一切由党组织来包揽代替，实际上就不成其为群众组织，这样不可避免地要大大削弱党同工人群众的联系，使党的事业蒙受不应有的损失。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工会接受党的领导同实际工作中按照自己的特点独立负责地开展活动，是统一的，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但是，由于过去把工会政治上的独立性和实际工作中的独立负责混为一谈，为了避免前者，结果连后者也一起否定掉了。实践已经证明，这样做后果是不好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于新的历史时期工会的性质、地位、任务和作用作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特别强调工会组织要代表工人群众说话，维护工人群众的利益。工会工作通过拨乱反正逐步走上了正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当前，我们广大工会干部，一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革命精神，在经济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中，在加强职工队伍建设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进一步使自己成为党的得力助手，成为工人阶级实现自己利益的有权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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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发展多种生活服务
映 光
“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的许多种生活服务方式被当成封资修的东西加以批判和横扫。现在，这种论调没有了，但是，这种思想的流毒还没有肃清。
发展多种社会生活服务，不应当认为仅仅是多开几个饭馆、理发店、缝纫店……。我们的眼光要更开阔，服务的范围要想得宽一些，服务的方式要搞得多一些、灵活一些，服务的质量要高一些，服务的费用要适当一些。不但要为流动的行人服务，而且要为常住的家庭服务；不但要为共同的生活需要服务，而且要为特殊的生活需要服务；不但要搞大众化的生活服务，也要搞许多高级的生活服务；不但要搞现代化的生活服务，同时也要恢复和发展许多有民族传统的、有地方特点的生活服务；不但要解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还要使人们的生活丰富多采。
现在，生活服务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国民经济中日益具有重要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社会上的老年人比过去增加很多。近几年，大批老职工退休，大批老干部离休，老年人的生活问题突出起来。许多人买菜有困难，做饭有困难，搬煤有困难，看病有困难，行动有困难，需要各种各样的生活服务。
开展多种生活服务，也包括为知识分子的多种生活需要服务。过去一个时期，把为知识分子的生活服务看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这是不对的。许多专家学者掌握有丰富的知识，这是他们的优势。我们应该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优势，为我国的经济振兴贡献更多的力量，不应当迫使他们把宝贵的时间过多地花费在日常生活上。
我们现行的管理体制和管理办法，有一个很不合理的地方，就是“工厂办社会，政府抓产销”。这就使得许多工矿企业负责人花费很大精力去管职工生活，而不能集中精力，搞好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在这种制度下，城镇的行政机关，置很多市政生活服务事业于不顾，集中精力去抓产供销、人财物这样一些企业管理的具体事务，把企业管得非常死。我们应当通过发展多种生活服务，加强市政建设，把这种颠倒了的事情颠倒过来。
发展多种生活服务，是解决城镇人口就业的有效办法。现在许多城镇的情况，一方面是许多人没有事做，另一方面是许多事没人做。发展多种生活服务，并不是解决就业的权宜之计。随着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社会生活服务部门。生活服务的社会化，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再也不能对这种趋势熟视无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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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宁 可
八十多年前敦煌文书的发现，震动了中外学术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也在此前后。从此，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形成了，这就是敦煌吐鲁番文物文书的研究。
敦煌、吐鲁番在中国，中国学者理应在研究上作出最大的贡献。但是，解放前的旧中国并不具备开展研究的条件，特别是由于反动政府的腐朽无能，大量珍贵的文物文书流散世界各地，更给中国学者的研究带来绝大困难。尽管如此，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刘复、向达、王重民、常书鸿等人，克服重重困难，在文物文书的介绍、传布、保护、整理、利用和研究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好的成绩。但是不能不承认，我国的研究比起国外来，无论在规模、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未逮。解放后的五十年代，这个差距曾有所缩小，但随后“左”的干扰特别是十年动乱，又使差距扩大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敦煌吐鲁番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并且活跃起来。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已出释文三册），敦煌文物研究所编的《敦煌研究文集》，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就是近几年来在敦煌吐鲁番文物文书的整理、公布和研究方面取得的比较重要的成果。这样的集体研究的成果的专集，解放前是不可能有的，解放后在此之前也是绝无仅有。这标志着我国敦煌吐鲁番研究开始走上了有组织的集体研究的道路，预示着更大规模地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研究的新局面将要到来。因此，这三部专集的出版，对我国的敦煌吐鲁番研究来说，是带有开创意义的事。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共收论文17篇，多系对文书的校释、考证以及其中涉及的历史问题的研究，是一本有相当分量的文集。
这本《论集》有三个特点。
第一，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敦煌吐鲁番文书是重要史料，但残泑割裂严重，文书中许多当时通行的名物制度用语等现今已不易通晓，又多异体俗体古体字，释读本来不易；加上原件多在国外，难于见到，更增加了释读的困难。有些文书过去虽有录文和校释，亦因类似的困难而常有未洽之处。《论集》的作者们从文书的整理释读入手，根据原件的缩微胶片与照片及少量原件，作出录文和校释，并尽可能地与已发表过的录文互校，纠正了过去录文的若干错失，而校释也多见功力。这种史料的整理铨释，能使文书内容的研究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文章中把录文和校释全部列入的作法，比有些论文仅只摘引与自己所论有关的文书部分要好得多。
第二，《论集》的一些文章不仅涉及到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若干重要方面，而且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其中有的是关于敦煌文书学的总结性研究，有些是前人或自己过去研究成果的补充、修订和发展，不管属于哪一类，这些文章较之过去的研究都有所前进。
第三，《论集》是老、中、青三代研究者通力合作的产物。其中既有老一辈和中年专家的成果，更多的则是青年史学工作者（包括大学在学学生）在老专家指导下写成的论文。这本《论集》反映了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对培养青年的重视，应当说是一个带战略性的措施。从所收的论文看，有些青年作者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学力功底。只要抓紧青年的培养，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兴旺繁荣是大有希望的。
自然，《论集》也有其不足之处。各篇水平尚有参差。对文书的研究有些只限于单件，尚未能把同类和有关文书放到一起综合研究。与文书本身的研究相较，探索文书内容中涉及的历史问题的研究尚嫌单薄。此外，有的条文也不免有个别错失之处。但《论集》的出版终究是一个可喜可贵的开端。
希望以这几部专集为起点，能有更多的人来关心、从事敦煌吐鲁番研究，缩小我国同国外研究的差距，并在几个重要的方面超过国外水平，使我国不仅是敦煌吐鲁番的所在地，也成为敦煌吐鲁番研究的一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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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选编了近十五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苏联和东欧出版的大量书刊中有关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较有代表性的文章三十余篇。由于许多文章运用了新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手稿和笔记等第一手资料，对于早期马克思哲学思想有新的探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些传统提法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例如有些文章根据对马克思五本《克罗茨纳赫笔记》的研究，认为马克思对世界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也是唯物史观的来源之一。（黄德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