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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制订好农业发展规划
中共湖南省怀化县委书记 徐殿儒
采取上下结合的方法，制订一个全县农业发展规划，是发展农业新局面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对于提高领导工作的水平，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确保十二大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从领导方面来讲，心里有没有一个全盘的规划和打算，工作效果是很不一样的。我在怀化前后工作了近二十年，一直是以主要精力抓农业，过去，上面强调“以粮为纲”，我也想拚命把粮食抓上去。于是就盲目地推广双季稻，扩大三熟面积，甚至还提出“向山地要粮”的口号，搞毁林开荒，挤掉了一些经济作物。这样，粮食产量虽有所增长，多种经营的发展却受到了影响，林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群众批评我们“抓了‘一分田’，丢了‘八分山’，好心办错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现在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自己对本县的自然特点和资源状况缺乏了解，不能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制订一个符合实际的农业发展规划。最近，我们从本县的自然特点和资源状况出发，本着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原则，对各个生产项目进行妥善安排。这样心里就比较踏实了。在制订规划时，我们把当前和长远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狠抓当前生产；一方面抓好长远建设，并提出了具体要求，为发挥我县山地优势打好基础，创造条件。实践证明，制订农业发展规划的过程，就是一个调查研究，进一步吃透本县情况的过程，能使自己的主观认识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对于实施正确指挥是有很大帮助的。
制订规划是一项政策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决不能象过去那样算一算、套一套就了事，必须由党政领导亲自动手，组织各有关部门参加，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体会，要把规划制订好，应该注意把握以下三点：一是要坚持以农业区划为基础，根据区划调查得到的各种资料和科学数据，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合理确定生产发展的主攻方向、主攻项目、发展指标和增长速度，使规划符合实际。二是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实行上下结合，领导、科技人员、群众相结合，规划制订出来后，基层干部要点头，群众要认账，使规划有群众基础，具有实用性。三是要按照规划的要求建立和完善各项生产责任制。实施规划要靠群众的积极性，必须按照规划的要求，把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责任制都建立和完善起来，让广大群众都挑起实施规划的重担。这样制订的规划，才能在指导生产中充分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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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老犟”认错
——记退休老干部王保田对大包干认识的转变
本报记者 李荣琨
去年12月初的一天上午，退休老干部王保田来到河北省武邑县委大院，急着要找县委书记乔世忠。当时老乔在外地开会，县经委副主任常怡智忙把王保田让到屋里，问他有啥事？王保田沉重地说：
“我是给乔书记认错来了。”
王保田为什么要向县委书记认错呢？原来1981年麦收以后，这个县冲破了“左”的束缚，在农村推广大包干责任制。当时退休回农村老家居住的王保田对这件事想不通，用了个假名给乔世忠写了一封信，指责县委的做法。乔世忠同志收到这封匿名信后，认为有些干部对大包干的认识一时想不通是难免的，要允许有个认识的过程，待他们看到实际效果以后，会想得通的。
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写信人王保田亲眼看到大包干给全村和自己带来了巨大变化：吃“大锅饭”，他看不到村里有拾粪的，现在，每天早晨有很多人拾粪；大包干前，夏天中午地里没有干活的，现在不少社员午饭在地里吃；过去村里穷得多少年没有人盖新房，去年一年盖了半个村；1980年大旱，全村吃国家统销粮3万斤，去年同样大旱，却向国家交售2．4万斤；过去村穷家贫，他的大儿子40多岁娶不上媳妇，去年一年他家盖了四间新房，儿子娶上了媳妇；……这一桩桩、一件件事实，使他越来越感到自己原来对大包干的认识不对了，当时不该写那封责难县委书记的信。于是，他决定到县委去认错。
王保田今年74岁，是1945年入党的老党员。1974年退休回到本县小河大队。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说，老王干工作吃苦耐劳没说的，有时就是有个犟脾气。他看不准的事，你怎么让他干他也不干；只要他看准了，就非干到底不可，真是几条牛也拉不回来。因此有人叫他“王老犟”。那天，他一大早就起了床，把自己想找县委书记认错的想法告诉了儿女。儿女不同意，对他说：“现在正批‘左’哩，你不躲着点，还要自己送上门，不是找着挨批吗？”老王对儿女们讲：“共产党员应该知错改错，不能明知错了还回避。挨一顿批评也是应该的。”儿女们拗不过他，二儿子骑着自行车，奔跑了十几里路，把他送到县委大院。
县委书记乔世忠知道王保田来县委认错的事以后，今年1月21日，亲自到王保田家里看望他，安慰他不要因为写那封信背思想包袱，今后对县委的工作有什么看法，欢迎他多提意见。县委书记的亲切话语，使王保田十分感动，他向县委书记说了一些道歉的话后，滔滔不绝地述说了农村大包干后出现的大好形势，一口气说了一个多钟头。最后他说：“没想到大包干这么灵，一下子把群众的劲头拉上来了。过去只知道社员一块干活才是集体化，明明看到是瞎胡混，也扭不过弯来，真是思想僵化！”在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马双臣表扬了王保田，说老王不光自己想通了，还主动做群众和我们的工作。有些社员怕大包干长不了，老王就解释说：“大包干是党中央总结了群众的经验才推广的，只要群众拥护就变不了。要变也只能往好里变，不会再退回到原来吃‘大锅饭’那时。”王保田订了一份报纸，在地头、饭场经常给群众念报上登的文章。有时还拿着报纸找队干部，指出那一篇、那一段应该好好学学。他成了队里的好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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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迈开双腿到群众中去
中共河北省固安县委书记 刘金杰
怎样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我认为，思考这个问题，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不能关在房子里，应该迈开双腿到基层去，听听农民是怎样想的，看看农民是怎样干的，充分把他们的积极性估计透。
去年冬，我们县农民种麦不惜投工又投肥，他们说：“开了十二大，责任制不变了，搞活经济的政策不变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踏实多了。”去年全县平均亩产皮棉超百斤，总产突破了1，000万斤，相当于近四年的总和。对于这样一个超历史的生产纪录，大家仍然不满足。最近全县集体和社员个人共购买了300吨塑料薄膜，准备给5万亩棉田搞地膜覆盖。农民这样一股力争上游的劲头，是我们开创农业新局面的巨大动力。
当前，我们一定要清醒地看到蕴藏在广大农民中的生产积极性，毫不动摇地保护它，按照十二大规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组织农民为实现宏伟目标而奋斗。过去，农民积极要求办的事，我们没有很好地认识，认真帮助他们办好；农民没有认识到的、不乐意办的事情，我们又老是“一刀切”地硬性推广。领导和群众想不到一起的这种状况，一定要改变。前些日子，我在彭村公社方城第三大队调查时，碰到了一件这样的事：那里有位名叫尹洪章的农民，前年养了50只鸡，摸索出了一套经验。去年，他把手放开了，养了950只，不到3个月时间，赚了2，800元钱。同村已有4户跟着干起来了。我到那里后，农民向我反映买饲料、交售鸡有困难，迫切希望县里帮助想想办法。
说实在的，我在固安县委担负领导工作十几年了，真正摆脱催收催种那些琐碎事，还是最近一两年。有了党的正确政策，完成各项生产任务确实有了保证，但群众总是不断地提出新问题，要求县委帮他们把生产搞得更好一些，把经济搞得更活一些。显然，县委只有支持农民的要求，尊重农民的创造，农业生产才能打开一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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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荒山包给农民造林好
山西省晋东南地委常务书记 白清才
在我们晋东南地区，自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林业生产怎样才能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呢？近两年来，我们在一边考虑，一边实践。现在看来，把荒山包给农民造林是条好路子。
晋东南是个山区，山高石头多，土薄树木少，荒山荒坡就占了总面积的86．2％，其中荒坡900万亩，宜林荒山360万亩。近一年多来，我们先后将42万亩荒山，包给了13万户农民，结果造林16万亩，达到承包面积的三分之一还多；成活率多在90％以上，最高的97％。造林能有这样快的速度，这样高的质量，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把荒山包给农民造林为什么能有这样好的效果呢？道理很清楚，跟农业搞“大包干”一样：责、权、利明确。凡是那片林种得好、管得好的，你去问，总是责、权、利明确，不是承包给个人的，就是划给那家的自留山。相反，那里有牛羊啃、乱砍伐的现象，不用问，肯定那里还在吃“大锅饭”。过去社社队队虽然都有护林员，但是责任心强的实在不多，原因就在护林员和林业没有直接关系。如今不同了，把荒山包到了户，和农民有了直接的利害关系，真是“坏一棵树就象割身上一块肉”。我们地区第一个承包荒山的专业户是武乡县石窑会大队的高庭朝，他全家七口人，四个劳动力，从1980年春天开始，承包了200亩荒山造林，30亩育苗任务。他一家吃住在山上，结果超额100亩完成了造林、育苗任务。一户一年造林的面积，等于全大队三十年造林保留面积的三分之一。我们就是抓住这个典型，推动了全地区的荒山造林。
有的干部怀疑这样做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其实，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要看事物的本质。把荒山包给社员造林，社员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荒山还是属于集体所有，变化的只是经营方式。这不正象土地包给社员耕种一样吗？“大包干”一定就三五年，把土地包给个人，尚且不会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把一些荒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毫无一点收益的荒山荒坡包给个人造林，又怎么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呢？眼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大胆地把荒山荒坡包给农民个人，把合同订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并保证兑现。如遇到困难或天灾，收益减少，要想办法帮助承包户，承包户收入多了不眼红，不忌妒，不随便更改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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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温暖的蒙古包
——记巴隆草原上的牧民医生旦德尔一家
本报记者 刘金桐 通讯员 贾进才 任天义
在柴达木盆地的东南部、昆仑山北麓辽阔的巴隆草原上，有一顶蒙古包，居住着祖孙三代五口人，它就是青海省都兰县巴隆公社伊克高大队29岁的牧民医生旦德尔的家。牧民们说：“天上的星星，启明星最亮，草原上星罗棋布的帐房，要数旦德尔一家最温暖。”
旦德尔从小经常看到，草原牧民为就医难而发愁，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决心跟老蒙医阿舅学医，他白天跟着阿舅出诊，上山采药，晚上苦读医书，22岁便单独出诊，风里来，雨里去，奔波在昆仑山中。
有一次，旦德尔外出学习，他阿妈得了急性肺炎。他从200多里外赶到家，只见阿妈颜面红赤，嘴唇干裂，直喘粗气，旦德尔的妻子和孩子围在阿妈身边，急得团团转。他连忙给阿妈打针吃药。正在忙乎，社员才仁心急火燎地闯了进来，见此情景，站在旁边没吭声，直等到阿妈安稳地躺下，才为难地说：“我的邻居依木措病重，看样子不行了！”旦德尔一听，提起药箱要走，才仁双手拦住他，说：“你阿妈病得这么重，你怎么能离开呢！”
“看你这尕娃，他是个医生，怎么能光心疼自己的阿妈，不心疼人家的阿妈呢！”老阿妈气喘吁吁地说。
旦德尔的爱人尼玛急忙端上茶饭，对旦德尔说：“你快吃上点走，我给你去备马，阿妈有我侍候。”
旦德尔顾不得吃饭，抓了一个馍馍就出发了。
依木措得救了，她苏醒后，得知旦德尔为她撂下病重的阿妈，路上又受了伤，感动得流下泪来。
前年腊月，尼玛快临产了，旦德尔为抢救一个危重病人，外出六天未进家门。回来时，孩子已经出生，可尼玛没有一句怨言。尼玛产后第七天，女社员吉日格利流产大出血，昏迷不醒，阿妈、尼玛知道后又催着旦德尔出诊，连七岁的儿子岱青也对旦德尔说：“阿爸，你快去吧，阿妈有我侍候，羊由我来放。”
旦德尔还是个民兵排长，骑兵连和生产队给他配备了两匹马，还是满足不了他巡诊的需要，他自己又买了两匹马。牧民们看见这四匹马，都感动地说：“旦德尔为我们看病，跑了多少路，我们算不清，这四匹马就是见证。”可是，巴隆草原辽阔，旦德尔靠四匹马轮流拚命地跑，有的病人还得不到及时的抢救。于是他们一家经过商议，又在自己的蒙古包旁边支起了一顶帐房，把危重病人接到家中治，由阿妈、尼玛护理。仅去年上半年，在这个蒙古包里，就治愈危重病人八名，诊治零星病人360多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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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家姑娘织网忙 何祖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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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家庭承包制提高到新的水平
浙江金华地区农村在实行大包干责任制以后，普遍兴建植保、灌溉、育秧、农机等各种专业服务公司，帮助农民解决单家独户难以解决的困难，把家庭承包制与专业化、社会化生产结合起来，促进了农副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本报记者 沈世纬 虞云达
去年，浙江省金华地区粮食大增产，茶叶、蚕茧、棉花、糖蔗、油菜籽、柑桔等主要经济作物，都超额完成国家征购、派购任务，全区农业总产值在前年突破历史最高水平的基础上，又增长12％。农业增产增收，农民喜气洋洋。在江山县江郎公社和衢州市花园公社，地委书记董朝才同志和我们一起，先后邀请十几位社员，详细计算每家收入。十几户中，多数人均收入比去年增加一二百元，最少的也增加六十元左右，最高的人均增加四五百元。年底衢州市农村有人贴出一副长对联，上下联的最后两句是：“建设新农村，不走回头路”；“开创新局面，要走新路子”。新路子是指什么？就是把家庭承包制和专业化、社会化生产结合起来。
实行大包干后的新要求
前年冬天，金华地区按照群众意愿，实行了包干到户责任制，社员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去年春粮大丰收。这时，不少干部松了劲，认为土地包到户，合同拿到手，领导没什么大事要抓了。事实很快纠正了这种错觉。
4月间，开始早稻播种，新问题就出现了。社员中争水矛盾十分尖锐，有些拖拉机承包给个人后，春耕期间仍然忙于跑运输，无牛户到处奔波借牛买牛。早稻栽插后，发生虫害，不少社员不会治虫。有人形容当时的情况是：“放水打破头，耕田累死牛，虫害发生家家愁”。这时，一件新事物冒头了。偏僻山区开化县池淮公社贴出了育秧公司承包育秧任务的广告。这个公社的一些育秧能手和公社农科站的同志，看到不少社员不会育秧，便合股成立一个公司。他们提供的秧苗茁壮，根系发达，很受社员欢迎。地委发现这件事情后，立即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提倡建立各种专业服务公司，为承包户提供各种技术服务。
解决新问题，探索新路子，地委的认识是逐步提高，逐步深化的。开始，面对一些新矛盾，地委提出：凡是群众一家一户能干得了的事，就放手让群众自己去干，群众干不了或者干了不合算的事，领导要帮助他们去干。随着实践的发展，地委进一步调查分析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从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出发，把家庭承包制同专业化、社会化生产相结合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一条新路子来继续探索。二十多年的集体劳动，农民大多不能掌握农业生产从种到收以及生产前、生产后的全部技能。而近几年，农业生产单一经营的局面已经打破，在种植业以外，养殖业、手工业以及农副产品加工业正在逐步形成独立的行业；种植业内部也有了一定的分工，制种、机耕、灌溉、植保等在不少社队已经程度不同地成为一种专业。全地区建成了比较完整的排灌系统，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88％。每4亩地拥有一匹农用马力。全地区还拥有一支两万多名专业人员组成的技术队伍和一大批具有一定经营管理水平和科技知识的基层干部。金华地委认为，把这些有利条件利用起来，举办各种专业服务公司，可以在大包干责任制落实后，推动农业向专业化、社会化、现代化生产发展。
去年从春天到10月份，金华地区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各种专业化、社会化组织，已建立1，000多个专业公司。其中植保公司438个，承包防治面积80多万亩；灌溉公司246个，承包灌溉面积150多万亩；农机服务公司224个，包耕代耕面积60多万亩；制种公司84个，承担全地区良种繁育任务；饲料公司22个，育秧公司38个。生产资料服务站，劳动服务公司等也开始出现，有些地方正在为蚕桑、柑桔、茶叶、毛竹等筹建各种专业技术服务公司。专业服务公司办得比较好的，象衢州市的花园公社，有灌溉、制种、农机（包括机耕和机械脱粒）、植保以及生产资料供应等专业公司和服务站互相配合，形成一条龙式的流水作业，为农户服务，使承包责任田的农户可以精心地搞好田间管理。
坚持改革 不走老路
不少人曾经担心实行家庭承包后，会把劳动力束缚在大田上，影响多种经营的发展。金华地区办起各项专业服务公司以后，大约替农户承担了30％—40％的作业量，节约出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多种经营，真正做到了五业兴旺。去年，全地区利用红壤丘陵开辟桔园、桑园、茶园共13万亩，相当于前三年的总和。不论是养殖业、种植业、手工业，都涌现出一大批商品率很高的专业户和重点户，还出现少量一人为主、联合经营的小型合作经济。家庭承包加上专业化、社会化的服务公司，促进了农业内部的分工分业。有人说：“公司办到家门口，寡妇种田也不愁”；有人说：“责任制好，还得有专业公司配合”；有人说：家庭承包加上专业化、社会化服务，农业生产是如虎添翼，可以展翅高飞了。
发展专业化、社会化服务工作，是不是又用老办法去把农民“统”起来？金华地委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各种专业公司或服务站和农民之间，要坚持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经济关系，入包自愿，退出自由，不允许用任何行政手段去强制农民。专业公司只能以自己的高效益、低成本和优良的服务质量吸引农民。江山县江郎公社植保公司治虫效果好，农药费用低，全公社的农户基本都和公司签订了全年三季的防治合同。晚稻栽插时，江郎大队南塘生产队40户社员看到虫害较轻，就中途退包，结果，他们所用农药比公司高出一倍左右。这些农户以后又要求重新入包，公司同样接受他们的要求。江郎植保公司承包的早稻有8亩防治效果不好，公司主动赔偿农户损失16．8元。
金华地区的专业服务公司大都是以原来国营或集体的技术单位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地委坚持服务公司不吃“大锅饭”，经济上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不能依靠国家补贴或加重农民负担来维持局面。这些公司大多打破行政区划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限制，既有以大队、公社为单位建立的，也有跨社跨队建立的，服务范围更不受限制。专业公司内部的改革使服务质量显著提高。义乌县巧溪水库今年成立灌溉公司后，加强管理，实行计划用水，灌溉效益提高，灌溉费用降低。过去灌区下游5，000亩农田总是灌不上水，去年和上游同样受益，每亩农田水费只收1元8角。灌溉公司不用补贴，还有了2，000元盈余。专业公司在改革中不但提高了服务质量，有些还发展壮大了本身的力量。衢州市花园公社的灌溉、农机、植保、种子等四个专业公司，在实践中显示出优越性以后，公社领导方面决定把小水电站、养鱼场、农场、虫情测报站、拖拉机运输队、农机修配厂等九个社队企业分别划归四个专业公司领导。这样，几个专业公司就成为既有经济实力、又拥有一定科学技术手段的农业服务中心，服务能力和质量都将有更大的提高。
开始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时，金华地区少数思想不通的同志，对这场改革，忧虑重重。如今忧虑消除，视野开阔了。目前，金华地区一方面在家庭承包上继续挖掘潜力，比如延长承包期限、把家庭承包制推向山林，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各种专业化服务公司。金华地区的同志认为，顺着这个路子，农业产值翻两番，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是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