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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3月28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劫后十年吊荒城
陈积昌 周国铭
晨曦初照,碧天无云。在从大马士革至库奈特拉的公路上,我们隔窗眺望,两旁是郁郁葱葱的果树、绿油油的田野和错落有致的房舍。优美的自然风光,几乎使我们忘却了此行的目的地是个一片凄凉的劫后荒城。
库奈特拉原是一座拥有7万人口的富庶的城市。街道整齐,通往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和叙利亚其他城市的公路四通八达,历来是叙利亚西部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由于雨水充沛,土壤肥沃,这里又是闻名的水果蔬菜之乡。
晴天一声霹雳,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向阿拉伯国家发动了野蛮的侵略战争,从此打破了库奈特拉人民和平安谧的生活。以军占领以后,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使整个城市人心惶惶,鸡犬不宁。1973年10月战争时,叙利亚军民浴血奋战,打破了以色列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经过几个月英勇鏖战,终于在1974年6月收复了该城。然而,就在叙利亚军队即将解放库奈特拉之际,以色列当局竟丧心病狂地下令它的军队在撤退之前摧毁整个城市。当时,以色列军队把库奈特拉的居民强行赶走,使他们颠沛流离,无家可归,然后用大炮、火焰喷射器、炸药等各种毁灭性的武器硬是把一个好端端的城市破坏殆尽。
库奈特拉省外办负责人把我们带到了现场。昔日库奈特拉的英姿已不复存在,呈现在眼前的却是一片废墟:到处是断垣残壁,遍地是碎石瓦砾。田园荒芜,杂草丛生,满目疮痍,一片凄凉。除了飒飒的风声之外,听不到半点声息,整个城市象死一样沉寂。主人含着沉重、激愤的语气对我们说:“这就是以色列撤退时留下的库奈特拉。”
我们来到了西北角的一座残缺不全的破楼前。这原是一所拥有300个床位、4层楼的中心医院,以色列军队占领后曾把它改充兵营。现在中心医院大楼的面目全非,门窗已全部被掀掉,楼墙已是弹痕累累、千疮百孔。大楼背后有一块广阔无垠的荒野,原是墓地。以色列军队撤退时连死人也不放过。残暴而贪婪的侵略者捣毁了坟墓,盗走了所有陪葬的金银铜器,把尸体挖掘出来暴露在外。当时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后来附近的老乡又重新把这些尸体掩埋了起来。
从中心医院到剧院的路上,要通过一条宽阔的街道,主人向我们介绍说,这里原是一个商业区,主要商店就集中在街道的两旁。但是现在这些建筑已经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一堆残砖乱石。就连我们看到的剧院也没有能幸免。从远处看去这座建筑似乎还较完整,但走近一看,满墙伤痕斑斑,剧院内部也被毁得不成样子。
离剧院不远的西侧就是叙利亚与以色列的停战分界线。两边都架设了铁丝网,中间有约50米开阔的缓冲地区。向前方望去,我们清楚地看到戈兰高地连绵起伏的几个山头。以色列军队在那里建立了现代化的电子监听设备,虎视眈眈地日夜监视库奈特拉的动静。而在戈兰高地上,以色列又在重演他们在库奈特拉所犯的罪行,强行拆毁阿拉伯居民的村舍,在霸占的土地上建立起以色列的居民点,企图永远并吞这块阿拉伯领土。
在分界线的一个前沿岗哨,我们碰到了几位叙利亚青年军官并与他们攀谈起来。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为了国防需要,才投笔从戎,现在服义务兵役。一位叫伊卜拉欣的军官,原来是霍姆斯一所中学的英语老师,性格热情开朗。他说:“以色列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迫使我们不得不拿起枪来。我们一定要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时站在旁边的另一位军官,用手指向前方,气愤地说:“请看,在我们叙利亚的领土上,居然挂出以色列的牌子!”我们拿起望远镜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在以色列占领区一侧一所白色房子的墙前挂着一块木牌,木牌上写着:“欢迎来到以色列。”看到这块刺眼的牌子,我们感到非常气愤。老殖民主义者不正是这样侵吞别人的家园,为自己开拓“新边疆”,在别国土地上竖起自己的界碑吗?
临别时,陪同我们的亚辛·法奥利沉痛地说:“库奈特拉的人民至今仍流散在叙利亚各地,他们日夜盼望着能返回家乡,重建家园。现在由于以色列还占领着戈兰高地,库奈特拉仍处在侵略者的炮口底下,成千上万的居民只能继续度着流浪生涯。”他停了停,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说:“但总有一天,他们会回来的。”是啊,正义必将战胜邪恶,黎明必将战胜黑暗,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坚信,库奈特拉人民返回和重建家园的愿望必定能实现。(附图片)
季力群 插图


第7版()
专栏:今古人物

在瓦莱斯墓前
成凯
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和巴黎公社起义一百一十二周年的时候,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演出了描写巴黎公社斗争的话剧《樱花时节》。这使我想起了《樱花时节》的作者、巴黎公社领导成员之一的于勒·瓦莱斯的英雄事迹。
巴黎公社诗人鲍狄埃在瓦莱斯忌辰一周年时,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
“你勇猛的斗士,杰出的诗人,
你曾为我们说出所有的疾苦,
而今在这鲜花盛开的坟墓,
你为什么竟然长眠不醒?……
在我们冲向那些街垒的时候,
我们多么需要你的鼓舞,你的声音!”
一年前,我来到巴黎拉雪兹神甫公墓,向巴黎公社这两位伟大战士、作家致敬。在那春寒未尽的日子里,我欣喜地看到,瓦莱斯的墓上鲜花盛开,露出勃勃生机。这簇簇鲜艳的花朵,也是对烈士英灵的一种慰藉。
墓高约一米,正面用大字镌刻着作家的姓名和生卒年份:“于勒·瓦莱斯,1832—1885”。墓台后端,是一尊安置在半米多高底座上的半身铜像。我凝视雕像,他那倜傥英气中蕴含着刚毅和深沉;浓密的胡须,高阔的前额,栩栩然体现了当年的丰采;颧骨突出,脸颊消瘦,显然是风霜岁月留下的痕迹。尤其是那微蹙的双眉和凝神注视前方的眼睛,更给人以深刻印象:是悲愤?是面对现实在思索?还是在探究着未来的道路?……墓台前沿的一行小字,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点启示,这是这位公社英雄朴实的自白:“所谓我的才能,盖出于我的信念。”对的,人们从这双眼睛里看到的正是信念,对革命事业,对未来胜利的执着坚定的信念。而这点,正是瓦莱斯,也可以说是所有公社战士们突出的高贵品格。
站在铜像前,我不禁缅怀瓦莱斯光辉的一生。他象鲍狄埃一样,从少年时代起就投身火热的斗争。16岁时,他在家乡南特积极参加了1848年的2月革命,由此而开始了他几乎可以说是“职业革命者”的生涯。他也象鲍狄埃一样,时而用笔,时而用枪,甚或二者并用,向资本主义世界展开了坚韧不拔的斗争。几度被投入狱,丝毫不曾折损他的锐气,动摇他的意志。尤其是在巴黎公社的日子里,他更是始终满怀激情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他当选为公社中央委员,先后担任过教育委员和外交委员,直到“浴血的一周”,他还坚持奋战在街垒前,为保卫公社作最后的斗争。公社失败后,他在朋友们的掩护下辗转逃往英国,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就在这时,凡尔赛分子还在1872年缺席宣判瓦莱斯死刑,足见敌人对他是何等恐惧和仇恨。
作为记者和作家的瓦莱斯,报刊是他主要的战斗阵地,散文是他主要的战斗武器。他为许多刊物撰稿,自己也曾创办过几份报纸,其中以《人民呼声报》最为著名。瓦莱斯在公社斗争前夕的2月22日创建了这份报纸,直接为行将到来的革命起了呼风唤雨的作用。这份报纸刚一问世,就受到了巴黎人民的热烈欢迎,其发行量从最初的80份,几天内就骤增至10万份,这在当时简直是个惊人的数字。但,报纸仅仅出版了18天就遭到了反动当局的取缔。公社的胜利给它带来了新生,3月21日,“人民的呼声”又重新响彻巴黎上空,《人民呼声报》成为公社时期最主要的报刊之一。瓦莱斯一面领导着公社斗争,一面主办报纸,并经常亲自为该报撰写激动人心的文字。这份革命的战报,一直坚持到流血周的第三天——5月23日,才因战事紧急而不得不停刊。
公社的失败丝毫没有使瓦莱斯消沉。流亡期间,在极其困苦的条件下,他依然怀念着公社的事业,更加奋发地挥笔讴歌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1872年底,他就饱蘸着热情挥笔完成了五幕十一场的大型剧本《巴黎公社》(即《樱花时节》),史诗般地再现了公社的伟大斗争。从1878年开始他陆续发表具有自传性质的三部曲长篇小说《雅克·万德拉》、(《孩子》、《中学毕业生》和《起义者》),其中的《起义者》,又是一部记录公社革命的史书。这两部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
在创建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斗争中,瓦莱斯是一名思想敏锐而深邃的自觉战士。1881年3月,他在题为《人民的诗歌(关于鲍狄埃)》一文中,激情满怀地呼吁:“啊,新的法兰西,新的一代,站起来了的人民,她多么需要和狂想的浪漫诗歌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诗歌,正象需要另一种戏剧和另一种小说一样。……我们需要穷苦的劳动兄弟的声音!”在这篇文章里,他第一次高度评价了鲍狄埃诗歌的伟大革命性意义:“这就是崭新的人民的诗歌!”
是啊,我们需要崭新的人民诗歌,崭新的革命文艺。而只有对革命事业永远怀抱坚定信念的人们才会真正懂得她的价值。(附图片)


第7版()
专栏:

到森林里去!
黎红旗
“到森林里去!”已成为日本广大公众越来越普遍的呼声。每逢周末或是节日,总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带着食品饮料从四面八方涌向各大森林游憩场所。他们置身于绿色的海洋中,尽情地观赏林间美景,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悠闲恬静的生活乐趣,真正感到心旷神怡。
近年来,日本森林旅游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据统计,每年到森林地区旅游的达到八亿多人次。建立自然休养林已成为日本国有林事业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挑选景色优美的林区,建设游览、休养、体育活动场所,有旅馆、野营场、温泉、医院和游艇港等。国家划定和设立的自然休养林已有近百个,面积达十几万公顷。还打算在林中建立“养老村”,为老人们提供住宅,使他们在田园环境中欢度晚年。同时,老人们还可以在林中从事力所能及的、有益于健康的劳动,以及经营其它林、副业生产。


第7版()
专栏:海外书林

非洲文艺史上的杰作
一位才华横溢的尼日利亚作家沃勒·索因卡的新作《阿卡——童年时代》去年年底在美国出版,引起了许多国家文艺界的广泛重视。
《阿卡——童年时代》一书是以回忆录形式记述了作者童年时代的经历,是用富于感染力的笔调生动地向读者展现了一幅三十——四十年代尼日利亚民间生活的风情画。书中深刻地刻画了各式各样的人物,生动描绘了非洲人的朴实生活。他那感情充沛、语言通俗、主题鲜明的创作特点,以及传奇式的经历,使本书充满情趣、引人入胜。
尼日利亚和欧美文艺界对索因卡这部书评价颇高,认为它是非洲文艺史上的杰作。
沃勒·索因卡在尼日利亚读完大学后,到英国利兹大学深造,毕业后曾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任职。1960年,26岁的索因卡怀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回到了祖国,先后在好几所大学任教,为尼日利亚的民间文学和戏剧、小说、诗歌的创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创作的《孔奇的收获》、《灯光熄灭之前》、《死亡和国王的马夫》、《译员》等著作在尼日利亚和世界许多国家拥有广大的读者,受到好评。
·殷罡·


第7版()
专栏:海外书林

颇有特色的工具书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剑桥非洲百科全书》是一部颇有特色的工具书。它的内容比较丰富,介绍了非洲的自然环境、民族、历史和非洲人民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并详述了每个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宗教、社会、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情况。
有上百名研究非洲问题的学者和教授参加了这部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他们选用了大量的很有价值的资料。全书还收录了三十多幅地图和近千张精美的插图。 ·静·


第7版()
专栏:海外书林

普希金后代的故事
苏联作家鲁萨科夫写了一本关于十九世纪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后代的书《普希金后代的故事》,不久前由列宁格勒出版社出版。
多年来,作者在苏联和其他国家广泛搜集普希金后代的资料,经调查证明,普希金的后代有二百多人,他们有的在苏联,有的已迁居到西方国家。普希金去世时,其长女只有五岁。十月革命后,她得到苏维埃政权的关心与帮助。长子是军人。次子虽然很贫穷,但不愿与贵族为伍,迁居乡间。诗人的直系曾孙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战功显著,曾获得过红星勋章、卫国战争二级勋章和各种奖章。诗人的两个玄外孙是国外的反法西斯战士,一个是英国的军官,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一个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诗人有的后代还成为苏联著名的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
普希金的后代保存了诗人很多手稿、书信、藏书、画像和个人物品,而且这几代人经历了几乎一个半世纪的岁月,他们的经历反映出这一时期俄国和世界上许多重要事件。从这些意义上来说,鲁萨科夫这本新书为人们研究近代历史,研究普希金生平和创作提供了可贵的材料。它的出版受到广大苏联读者的欢迎。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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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桉树城”的启示
褚凤阁
在历史上,埃塞俄比亚曾多次迁移首都,每次都是由于城市周围的森林资源耗尽而被迫迁移的。可是,埃塞俄比亚现在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从1890年定都后,就再也没有迁移了。其原因何在呢?
原来,亚的斯亚贝巴城周围到处是茂密的森林。但定都后,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居民大量砍伐附近的树木以作燃料。不到十年,该城周围的树木就荡然无存了。
按着以前的惯例,这个国家又面临着迁都的问题。可是几经迁都,面积较大的森林已经没有了。而且,继续滥砍乱伐,几十年甚至十几年之后,缺少薪材的问题将更加严重,后果不堪设想。
正当举国上下为迁都问题而忧心忡忡之际,有人发现了几株奇异的小树。当地人断定这不是埃塞俄比亚国内的树种,有人认为是上帝赐给的,不能砍伐,只能保护。于是,这几株小树很快长成了大树,树干又高又直,深受人们喜爱。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澳大利亚的桉树,并称之为“越过海洋的树”。据说,有一位澳大利亚人到埃塞俄比亚访问,在脱下皮靴的时候,从靴筒里掉出来几粒种子。没想到,这几粒种子就在异国发芽生根了。
几株意外引进的桉树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人们也认识到应该种树和保护现存的森林,而不应该无计划地砍伐。从此,埃塞俄比亚皇室鼓励人民种植桉树,除免费提供树种外,并且对多种桉树者减轻税赋。所以,各地竞相栽种桉树。到1920年,原来几乎一棵树不剩的亚的斯亚贝巴周围就变成了浩瀚的桉树林海。这个城市也因之被称为“桉树城”。
如今,桉树在埃塞俄比亚的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桉木是重要的建筑材料;居民用桉树的枝叶做燃料。他们食用的面包,是用桉树叶做燃料烤制的。
自本世纪初以来,埃塞俄比亚先后引进了至少十五种桉树,其中栽培最多的是兰桉,其次是赤桉。现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桉树林面积已达到4,000公顷。如果不是遇到特大旱灾,还要继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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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界艺苑

梅森和他的大型雕塑
孟宪谟
在伦敦海德公园的塞尔彭提内画廊,前不久举办了雕塑家雷蒙德·梅森的作品展览。这次大型雕塑展览,在观赏者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梅森的大型彩色雕塑是现代西方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它把绘画的颜色同雕塑的实体成功地结合起来了。
梅森早年就读于伯明翰工艺学校,之后受雇于牛津的阿什莫利安博物馆,对雕刻产生了兴趣。但是一直到1946年定居巴黎之后,因受到艺术大师艾伯托·贾科梅蒂的影响,他才作为一位雕刻家而崭露自己的才华。他曾携带着素描本,在喧嚣的巴黎消磨掉他来到法国的头十年。青铜雕塑《巴塞罗那的电车道》是他的早期作品。1965年的一次大型展览使梅森的作品在法国获得肯定的评价。但他不以此为满足,坚持走创新的道路。他要把画家对颜色的喜爱和对雕刻的感情统一起来,他说:“我要我的塑像和真人一样栩栩如生,尽可能有着丰富的感情。因为,着了色的塑像比大理石和青铜的更有真实感。”
当梅森对洁白无瑕的塑像着色时,参观者的反应是错综复杂的。在今日的西方,这种造型与色彩的统一是极少有人赞同的。但是,梅森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他用合成树脂对雕塑进行加工,解决了这一难题。他说:“我知道有些人被这鲜艳的色彩吓坏了。然而,当一位画家可以随意调合他的颜色时,为什么一位雕刻家就必须因着色而遭到非议呢?”
梅森总是选择最易为人们所理解的主题,他的作品犹如通俗易懂的叙事诗。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必须使每个观赏者,无论年老的或年轻的,有文化或无文化的,都感到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每件艺术作品必须从生活中产生,而不是脱胎于其它艺术作品。”
梅森的主要作品有《北方的悲剧,冬天、雨和眼泪》、《水果和蔬菜从巴黎市中心的搬迁》(下图为该画的局部)和《葡萄采摘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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