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28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领导带头 严明纪律 常抓不懈
前岗公社党委端正党风收效显著
编者按:吉林省农安县前岗公社党委的经验说明,只要各级党的领导干部认真从自己做起,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模范行动影响党员和广大群众,定能促使党风尽快好转。
本报讯 近几年来,吉林省农安县前岗公社党委始终把党风当作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坚持经常抓,反复抓,全公社党风民风显著好转。
据检查,公社党委8名成员和社管会3名副主任,没有利用职权违纪建私房的,没有占用公款公物的,没有到生产队索要农产品的,没有搞大吃大喝、大操大办的,没有利用职权为子女和亲友安排工作的。公社和大小队党员干部166名,没发现有经济问题的;全公社31个党支部的107名支部委员,没有违纪修建私房的,没有侵占公款公物的,没有搞封建迷信活动的。党委一班人作出表率,广大党员和群众的觉悟也不断提高,民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年来,全公社刑事犯罪活动很少,发案率在千分之零点零五左右;好人好事大量涌现。
他们抓党风的经验是:
一、公社党委成员一言一行都考虑对党的影响,都想到带个什么头,引出一种什么风气。他们给自己约法三章:凡是要求党员做到的,党委成员首先要做到;凡是要求党员不做的,党委成员首先不做。党委书记刘福忠同志,参加革命三十年,从不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个人谋私利。他在这个公社工作十三年,和爱人两地生活十三年,至今家还在百里以外,住的是土改时分得的两间土坯房。1981年公社为职工建住宅,他亲自安排落实,但在分房时,他没要一间新房,自己仍住在办公室里。他家人口多,生活困难,多年来没有要过一次困难补助。十几年来,他跑遍了全公社,从未在下边喝酒,不论在谁家吃饭,都是一饭一菜,从不违例。为了表彰他的先进思想和模范事迹,省、市委曾先后授予他“模范公社党委书记”和“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
二、公社党委一直把端正党风当作头等大事放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党委抓支部,支部抓小组,坚持常抓不懈。公社党委每次召开支部书记会或党员干部会,党委负责同志都讲党风问题,敲警钟,打预防针,教育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委成员包队时,每月找两名党员谈心,帮助他们端正思想作风,振奋革命精神。每年农闲季节,坚持举办培训班,结合新老党员的思想实际,学习《准则》和党章,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
三、严明纪律,扶正祛邪。《准则》公布以来,全公社立案检查了党员违纪案件16起,其中有违反计划生育的5起,参加赌博的6起,滥砍乱伐的1起,分别作了严肃处理,并及时组织党员干部座谈讨论,从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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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位县委书记的
“三点意见”和“三点声明”
李胜考在西藏工作多年,1980年5月调回家乡河北高邑县担任县委书记。上任不久,亲友们便纷纷登门,有的求他给安排个工作,有的要他给买名牌自行车、缝纫机。对于来找他办事的亲友,他总是一方面热情招待,一方面耐心说服,不符合原则的事一律不办。
为了进一步解决这类问题,李胜考把亲戚、朋友叫在一起,开了一次谈心会,讲了三点意见:一、我当县委书记,是为人民办事的,不是为本家谋私利的。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不论任何人都办;不符合政策的,不论任何人都不办。二、亲戚、朋友、乡亲都要做遵纪守法的模范,不管谁办了违法的事,都要依法处理,到时候可别说我六亲不认。三、亲友的孩子找工作,想“走后门”,我一律不办。这个会开得亲戚朋友们眉开眼笑。大家都说:咱胜考真是党的好干部,绝不给他出难题了。
可是后来有一个亲戚,打着他的旗号,要求别人给办事。这件事又引起了他的警觉。他在一次全县三级干部会上,严肃地提出了三点声明:一、我的亲戚、朋友、老乡如果打着我的旗号暗地里拉关系,办私事,任何人也不能办,谁办了由谁负责。二、各级干部都要讲原则,不要讲私情,谁给我的亲友办了不符合原则的事,要按党的纪律追查责任。三、我的亲友,不管谁办了违法的事,绝对不能包庇纵容,该咋办就咋办。广大干部群众从李胜考的实际行动中,看到了党风根本好转的希望。
(摘自河北《共产党员》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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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交通部查处利用职权为亲友谋取住房的党员干部吴金贵
本报讯 交通部基建办公室党员干部吴金贵于1977年至1982年,利用职权,编造假情况,先后为其大姨子和一好友分别谋取三居室住房一套,自己占据了大姨子原住房两间。
最近,交通部行政管理局决定:限令吴金贵退出所占两间住房,其亲友各搬回原住处。交通部党组对吴金贵的错误正在进行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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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对共产党员的情操
——记朱伯儒和他的妻子
最近,报纸、电台先后报道了雷锋式的干部朱伯儒的事迹。这里,我们告诉读者:朱伯儒的爱人刘义文,和丈夫一样有着高尚的情操。
刘义文是武汉空军某医院的护士。15年来,她热情支持丈夫学雷锋,受到人们的尊敬。
为了支持丈夫“燃旺自己这块炭火,去温暖他人”,刘义文默默地操持着繁重的家务。开始,他们一直分居两地生活,后来部队党委把刘义文调到朱伯儒所在的部队,才算有了个家。可是不久,朱伯儒因耳疾停飞后,被调到河南内乡工地去了。那时,大孩子刚刚两岁,部队幼儿园嫌年龄小不接收,她只好送孩子到附近的一个大嫂家,每天早晨送去,晚上背回来。可她从没有向丈夫吐一个“苦”字,也没有在丈夫面前露一丝愁容。
一年一度的春节,朱伯儒本来可以回家探望自己的妻子,可他经常不回自己的家。大年初一,他第一个走进“五保户”老人的草棚,在老人的门前点燃自己买来的爆竹,他还把自己带来的酒菜送到老人手里,给老人拜年,为老人带来温暖。对此,刘义文并没有向丈夫发一句怨言,相反给丈夫寄去滋补身体和治疗胃病的食品和药物。一次,刘义文骑自行车,腿被汽车撞骨折了,领导上想给朱伯儒打个电话,让他回来照料一下,刘义文笑着说:“他回来又不能替我把骨头接上,还惹他心疼一阵。”她强忍着痛苦,不愿把这些告诉丈夫,自己拄着拐棍淘米、焖饭。
朱伯儒一家4口人,每月收入200多元,可他们家里既没有象样的家具,也没有象样的衣料。钱到哪儿去了?都被她和丈夫接济了那些素不相识的工人、农民、青年。一次,朱伯儒为了给一个患肺结核的青年民工支付住院、医疗费500余元,悄悄地把自己一只手表卖了;一个管理员的母亲病故,家庭经济困难,朱伯儒和他的妻子把一张200多元的存款单送了去;油库一个志愿兵的爱人病了,刘义文和丈夫乘坐公共汽车去看望,还把30元钱塞在病人家属手里……
朱伯儒夫妇就是这样无私地为他人服务。一次。一个对生活缺乏勇气的浙江青年不慎落水,朱伯儒把他从东湖里救上来。这个青年叫王美林,当时正发着高烧,武汉又没有亲戚,朱伯儒就把小王带到自己家里。当时,朱伯儒一家4口人住一间14平方米的小平房,晚上他们夫妇让小王睡在床上,自己一家人睡在地板上。7天中,刘义文每天一早一晚为小王打两次针,一日三餐特意为小王做南方风味的饭菜。朱伯儒夫妇燃起的“炭火”,使这个青年重新走上了人生道路。
本报记者 孙茂庆 李次鹰(附图片)
朱伯儒和他的妻子刘义文在一起。
谭先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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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风小议

谈“摆平”
牛东印 郑 平
在选拔干部工作中,常常听到关于“摆平”的议论。有的单位领导班子本来已很“老化”,可选拔的接班人又已接近“老化”。那么多优秀年轻人为什么不选上来?答曰:“这些老同志不提上来,先提年轻的,摆不平啊!”有的领导班子急需充实懂业务有技术的科技人员,可业务专长很突出的知识分子却难以列入选拔对象,理由是:“各个方面要摆平啊!”
持这种“摆平”论的同志,主要是对党在新时期的干部路线缺乏正确的认识。
我们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提拔一些同志到领导岗位,是要他们挑起领导工作的重担,带领群众加快四化建设的步伐。可是,有些同志却不是这样认识,他们把领导职位当作一种“待遇”,把提拔作为对同志辛勤劳动的一种“报酬”,于是,要提资历浅的,得先提资历长的;这一部分干部提了,那一部分也得按一定比例提。这种“摆平”论完全是“论资排辈”的旧思想、老框框在作怪。这样选拔干部,违背了我们建设领导班子的宗旨,影响了真正优秀分子的选拔。由此可见,要真正把大批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还要花大气力帮助一些同志从“论资排辈”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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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是怎样对待“就地免职”的
辽宁省抚顺市家具公司木器五厂原副厂长 杜俊兰
1982年2月,抚顺市家具公司党委把木器五厂的三名厂级领导干部全部就地免职,安排做一般工作,我就是这三名干部中的一个。
我为什么被免职呢?我今年50周岁,1973年入党。1976年调到木器五厂。当时,木器五厂只有70多人,生产基本上是手工操作。我这个当厂长的好象还比较胜任。1978年,木器五厂上收到二轻局,我改任副厂长。由于我没有文化,想把工作干好,但往往是力不从心。特别是到后来,木器五厂一连14个月亏损,企业管理非常混乱,歪风邪气盛行。我们三名厂级领导干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免职的。
我被免职之后,在社会上和家庭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些老同志经常来电话或到我家,问我是怎么回事;家里的孩子也说:“妈,你免职的事见报了,很多人都知道了。”这时,我就耐心地给他们讲清我被免职的原因。我被免职并不是受处分了,而是在新形势下不适应领导工作了,如果再继续干下去,既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又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不利。我免职了,可以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让一些更有能力的同志把企业搞上去,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事实也正是这样。我被免职以后,在厂里做一些行政和工会的工作,虽然每天忙忙碌碌,但感到比较适应。看到新的领导班子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我非常着急,总想帮他们一把。去年四月,厂领导为了扩大生产,急需一笔资金购买厂房。我跑前跑后地做了一些工作,终于取得了银行的信任,给贷了款。事后,有的同志对我说:“人家都给你免职了,你还跟着瞎忙乎啥啊。”可我却不这样想,免我的职,并不是领导和组织上对我有什么成见,而是从建设四化这个大局出发,从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出发。我虽然被免去了领导职务,但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为党的事业着想,在企业有困难的时候,决不能袖手旁观看热闹,而要千方百计想办法帮助领导班子搞好木器五厂。
去年,我们木器五厂不仅摘掉了亏损帽子,而且还盈利3万余元,生产效果成倍增长,生产成本明显降低,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看到厂里的变化,我是很高兴的。今后,我要加倍努力工作,协助厂领导班子做好工作,力争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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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地方党刊上

鸡笼公社党委根据实行责任制后的新情况
巡回上党课 加强针对性
湖南省衡南县鸡笼公社党委,根据实行责任制后党课制度难以坚持的新情况,采取巡回上党课的办法,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全社十二个大队,分成四个片。从大队支委、民办教师、退休干部中选聘四名党性强、作风正、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同志为专职党课教员,发给他们聘请书和适当报酬,规定讲课任务,分片包队,巡回到各大队去上课。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效果较好。
调动了党员的学习积极性。过去以支部为单位上党课,有的是读读文件念念报,谈谈闲话算了事。党员对上党课不感兴趣,人员往往到不齐。实行巡回上党课后,老师讲课内容集中,通俗易懂,能解决思想问题,党员们都愿听。鸡笼大队有两次上党课时正碰上附近放电影,党员中没有一个去看电影,都按时参加学习。
提高了党课的质量。由于党课教员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表达能力,能联系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解,效果较好。党课教员赵明信到井边大队讲《努力实现党风根本好转》一课时,联系该大队少数党支部成员挪用公款的问题,大讲不正之风的危害,教育了这些同志。上完党课后,五个挪用公款的支委都主动作了退赔,得到群众谅解。
有利于科学安排时间,保证党课制度化。党课教员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一般利用农闲、雨天或晚上到各大队讲党课,受到党员的欢迎,也能够坚持下去。
(据湖南《党支部生活》)


第3版()
专栏:在地方党刊上

龙凤山公社党委在整党试点中
从“信仰问题”入手教育党员
黑龙江省五常县龙凤山公社在整党试点中,紧紧抓住信仰问题,对党员进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收到很好的效果。
公社党委通过上党课和辅导,帮助党员认清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渺茫的幻想”,从而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大讲共产主义精神,使党员认识到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是最可赞美的英雄行为,共产主义精神是最高尚的精神。过去我们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干部和群众,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解放了全中国;现在我们更要发扬这种精神,努力实现党在现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大讲共产主义实践,使党员们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与我们的具体工作紧密相关。每个党员,一要立足本职,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做贡献;二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大干一辈子,不能只干一阵子。
通过科学而扎实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龙凤山公社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普遍有所提高。许多党员树立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决心,精神面貌为之改观。
(据黑龙江《支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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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信箱

加强对退休职工中党员的教育
武汉市城区街道退休职工中有党员两万余人,大多数能较好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有少数党员组织观念淡薄,自由主义严重。例如,有的党员从单位退休回到街道后,不向住地街道党组织报到;有的办了组织关系,却不愿过组织生活,不愿参加学习和开会,不接受街道党组织分配的工作。据调查,这类党员约占退休党员总数的30%左右。其中除了一些确有实际困难的外,不少人都是寻找借口:有的强调自己年纪大、身体弱;有的强调退休后休息是自己的权利,党组织无权干预;有的强调家务忙,挤不出时间;有的说带好孙子就等于尽了党员的义务。还有一些党员退休后,为了“捞大钱”,竟然违法乱纪。
以上情况虽然不是主流,但损害了党的威信。建议有关部门的党组织加强对退休职工中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
湖北省武汉市委城工处 邓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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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

答读者
问:允许党员“保留意见”同党员“坚持错误”有什么区别?
答:允许党员“保留意见”同党员“坚持错误”,是有原则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
为了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党组织应该允许党员对党的决议、政策和党的工作,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党章规定:“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其他党员可以为他作证和辩护”。按照上述规定,党员对党组织所作的鉴定或处分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以声明保留。这是党章规定的党员的正当权利。不能把党员保留自己的意见,误认为是坚持错误。
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员保留意见必须以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为前提。如果实践证明自己的意见是不对的,就应该虚心接受党员同志和党组织的帮助,放弃自己不正确的意见。不能借口“保留意见”,坚持错误意见,甚至犯自由主义,损害党的集中统一。
所谓“坚持错误”,是指党员犯了错误,经党的组织和同志们帮助、教育,仍不承认错误,不改正错误,甚至继续犯错误。这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党组织对于那些犯了错误而坚持不改的人,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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