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心花怒放话出版
陈原
报社编辑同志来信问我对近几年的出版工作有何看法？有哪些做法值得称赞？
我作为一个读者来回答这个问题。十年动乱期间，我大部分时间不读书，一则无书可读，二则有书也不能读——有时只好读读《五灯会元》，更多的时候堂而皇之读被批判的词典，人在批，我在记语言笔记，心里憋得慌，或称精神受压，或称心理压抑。近几年在作为读者来说，变化最大的是解除了这种压迫感，否则出了那么多书，恐怕也不敢碰。人是要求知的，人若不求知，社会就不能往前进。好象是列宁说过，工人没有知识，就没有力量；这同培根的名言是一个意思，“知识就是力量”。而书籍是知识的重要源泉——当然不是唯一的源泉。知识来自实践，这是真理，但传播知识，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出版。象我这样浅学的读者，近几年可以说是“心花怒放”的，因为有书可读，而且确实有很多好书耐读。解放后有过三次出书高潮：思想活跃，品种很多，百花争艳，1956年是第一次，不到一年就沉下去了；1962年是第二次，甚至半年不到就压下去了；第三次是近几年——准确地说是三中全会以来，这一出书的“势头”至今未衰，持续发展。这是读书人的福音。
象《围城》这样蜚声海外的小说，在前两次出书高潮中也涌不出来，直到1980年才忽然印了十数万；象《茶馆》那样激动人心的，富有深刻历史感的戏剧，也经历了同样的道路。新凤霞的《回忆录》带着朴实纯真的激情，这激情是在前两次出书高潮“激”不起来的，更不必说傅雷的家书竟能插在读者的书架上。维纳的奠基作《控制论》译本是1956年出的，申农的信息论奠基作是1965年印的，出书时能引起读书界的“重视”么？不能。因为那时我们显然还没有从所谓信息科学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伪科学”的左倾教条中解放出来，除了极少数专家以外，谁也不去理会这些捞什子。近几年可变了样。思想解放带来了打开视野，出版工作把“窗户”打开了，读者高兴。但作为读者，也常常抱怨，买不到要买的书呀——我呢，寄希望于出书广告。知道了哪一本书确实出版了，总有法找到的；跑偏僻的书店（常常走运），写信给邮购部（可惜常没下文），向人借（比向图书馆借有效些）。天下没有找不到的书——这是值得怀念的爱书人左恭留给我的“名言”，我相信这句话。例子：《黑格尔通信百封》是我从广告抄下书名来以后，找寻了足足一年才在一家小书店里突然发现的。
有什么做法值得推荐？作为读者，我赞成近几年一些出版社一套一套出书。成套出书，对读者方便，对文化积累有益，对出版家自己也是一种磨练——你总不能七拼八凑老是搞不成样的拼盘呀。例如《走向世界》丛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都是读者所希望的。有计划地编印，这不难，难的是一下子——正所谓“霹雳一声”，把几十本经过选择的好书呈献在读者眼前，象变魔术一样，于是读者便同著译者和出版者一起，分享那份获得知识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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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学书简
朱光潜郑涌同志：
谢谢您把大著《马克思美学思想论集》交给我看，我花了两天才读完《马克思美学思想的理论来源》一篇，认识到您在这方面用功甚勤，构思能从大处落墨，而思想条理又很细密，使我对青壮年一代中美学发展前途感到很乐观，您没有受到一般搬弄概念教条毛病的沾染，敢于进行有资料实据的独立思考，您能直接阅读原始资料，这是一个很大的便利，您的榜样会激发青壮年一代在学习外文方面认真下点功夫。我对此特别感到高兴。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大著对于老年人就不能起很大的教育影响，老年人一般思想僵化，拘守成见，摇着“美学”这块招牌在招摇撞骗，这是事实，但是最后胜利的总是真理。象您这样的认真坚持科学态度的青壮年人愈来愈多了，老顽固们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改正错误，就得偃旗息鼓。
您的大著一方面使我感到乐观，另一方面也使我感到惭愧。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考虑美学问题，读到大著最精彩的部分，即费尔巴哈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影响，才认识到自己对费尔巴哈不曾多下功夫，就使我只能孤立地专就马克思恩格斯，而寻求弄懂马克思主义，这就不可能真正懂得历史发展这一基本观点。假如我还能多活几年，我一定要补这一课。关于德国古典哲学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人我没注意，好象您也没有注意，那就是赫尔德（Herder），他在历史发展这个基本观点方面也是一个开山祖。我已把这一点向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的领导同志谈过，建议要分配一两名研究生去研究赫尔德。我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也应考虑分配一定名额的研究生去专门研究应特别注意的一些哲学家们，便中望向汝信同志谈一谈。
回到大著论费尔巴哈部分，我想起有两点不妨唤起您注意，一是西文字义问题，费尔巴哈的观点基本上是人类学观点，即把“人”作为一个动物种类来研究。西文的原义是人类学观点，和“人本主义”不能等同，“人本主义”来自希腊的谚语“人是权衡一切事物的标准”，实即人道主义。费尔巴哈还说不上就是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轻视人类学观点，他重视摩根的《古代社会》，可以为证。我刚读完的维柯的“新科学”是既重视“人类学原则”又是宣扬人道主义的。维柯比费尔巴哈早半个世纪就已认为神是原始酋长们的本质的异化，维科在历史发展这个基本观点方面似比费尔巴哈更重要，希望您将来对“新科学”也下一点功夫。
另一点想唤起你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对费尔巴哈作出了全面的无可辩驳的评价，指出了他的功劳也指出他的缺点和原因。大著似偏重了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功劳，而对费尔巴哈的缺点却说得很不够，也许这是由于我读得太匆促。希望大著早出版，我能再读一些，读得比现在较仔细些，目前只能说这些了。匆致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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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访问记
“卖书的要想到买书的”
——访北京王府井书店学术特约经销部
本报记者 翟启运 毕 胜
走进王府井新华书店三楼学术特约经销部，仿佛置身在书海之中。密密麻麻的书，一排排、一摞摞地在书架上整齐排列。各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按学科分类，足有千余种。这里实行开架售书，读者可以随便选阅、购买。
在哲学书籍专柜，我们看到一位女服务员正帮助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老人是从外地来京的，为买这本评述中国古代哲学史的书籍，他曾跑过许多书店，托过好多人，在这里才买到。一位大学生说，他每星期六下学后都要到这里来，他和同学把这个门市部叫做小图书馆。在书店设置的缺书、新书预订处，我们看到几个背着大挂包的外地读者，作了登记。
这个书店增设学术特约经销部，为读者解决“买书难”，我们很感兴趣，为此，访问了书店的同志。
王府井书店学术特约经销部于去年4月1日开业。在这以前，书店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反映“买书难”，一位漫画家在报上发表了漫画，感慨有书也难买。书店听取了读者的意见，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这个门市部半年时间就筹备开业了。王府井书店地处闹市，门市部占地面积小，库房远在20多公里的郊外，大家想办法克服困难，把方便读者作为服务的目标。为了补充书店备货不足，解决难买书籍的货源，他们又同外地一些出版社建立特约经销业务。同时，书店把读者的意见和要求登记下来，定期反映给出版社。我们看到另一旁，书店的同志正在同湖南一家出版社的同志商谈改进封面的事情。在短短半年时间，这个书店就和全国十多个省市30多家出版社建立了特约经销业务。既扩充了货源，又为出版社销售书籍和改进工作提供了方便，沟通了出版社和读者之间的联系。
学术特约经销部开业以来，每天接待读者八九千人次。书店业务组的同志告诉我们，1980年搞书市也没有现在忙，营业员们白天需要支撑门面，晚上还要加班给读者捆书寄书。书店后院存放着的小山似的大包，给读者寄书现在都成了困难，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为了让读者买的书早日寄出，书店专门还成立了突击队。
这个经销部为不少读者解决了“买书难”问题，受到了读者的称赞。相声演员侯宝林，听说一家出版社即将出版《外国笑话选》，就在预订单上登了记，不久他买到了这本书。我们翻阅了一下最近的意见簿，见到不少读者的赞语。天津一读者说：“这里真好似一个大型书市，可以集中看到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方便了外地读者。”还有一位读者在意见簿上写下了几个大字：“希望坚持下去，一定办好”。
“坚持下去，一定办好”。这是读者的要求，也是这个书店的长期打算。他们说，开办这项业务是一件新事，不仅要坚持下去，还要努力办好。打算逐步和全国各省出版部门都建立起特约经销业务，扩大经营地盘，增加品种，扩充到有自然科学类的书。
我们感谢书店的同志“与人方便”，他们谦虚地说，这是应该的，“卖书的嘛，就是要想到买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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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中菲友谊的千秋佳话
——话剧《苏丹与皇帝》观后
泓 渊
山东省话剧团创作演出的话剧《苏丹与皇帝》（翟剑萍、茅茸、刘庆元编剧，王杰、丁冬、沈元骥导演）最近和首都观众见面了。
这一段优美动人的中菲友谊的诗篇，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德州至今保留着苏禄王和王妃的坟墓，他们的子孙在中国世代繁衍，已传至第二十代，但是，史料对此记载仅《明史》有寥寥数行。剧作家为了在舞台上形象地再现这一段源远流长的千秋佳话，在符合历史真实的情况下，大胆虚构了一些人物和故事情节。作者运用了中国传统的编剧手法，对剧中次要的情节尽量采用虚写的手法，对剧中的主要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则采用泼墨实写的笔法，力求充分合理，真实感人。
剧中对处于这个历史事件中心的人物永乐皇帝（薛中锐饰）性格的处理，显然不同于明传奇《干忠戳》的角度，而是择取了永乐执行睦邻政策的一个侧面。作者描绘了他初登王位，多疑严酷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刻画他文事武备、踌躇满志、雄才大略、当机立断的一面。由于他胸有太祖朱元璋“兵不征南洋十五国”的遗训，他非常重视与东南亚各国的友谊与交往，虽几度险被驸马袁景弘的谗言所惑，但终能为苏禄王的披肝沥胆所感动，为郑和的直言忠谏所折服，不失雍容大度，肯于纳谏的帝王气度。作者对苏禄王巴图葛
（孙浩饰）的形象把握得分寸较适当。作为一个岛国之主，他对内能团结臣民，对外不失国体。为振兴苏禄，仰慕中华文明，几乎是举国前来修好。在明朝皇帝面前，他镇静自若，不卑不亢，既动之以情，又晓之以理，赢得了永乐的敬重。苏禄王妃葛木宁（王玉梅饰）的形象塑造得很感人。她温和凝重，深明大义，处乱不惊，深得东王的信任和臣民的爱戴，她第一个支持东王访华，协助东王完成了与明帝修好的大业。
这是一个时而风波迭起，动人心弦，时而恬静抒情，悦人耳目的戏，不少场面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在姑苏河畔，远有古塔白帆，近有溪流小桥，绿树丛中垂吊着悬索秋千，葛木宁王妃坐在秋千上学习中国刺绣，出神入迷；伊斯梅尔王子手攀秋千请芸儿讲解《诗经》，情真意切。在大内花园，白玉栏杆溶于如水的月色中，一场风波才过，忽而传来悠悠的洞箫声，权贵妃面对心绪烦乱的朱棣，平静地借佛手和茉莉之香，做君子与小人之喻，这许多饶有诗情画意的场景，是颇具匠心的。
这个戏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剧本对三保太监郑和的形象就塑造得不够丰满。（附图片）
明永乐皇帝与苏禄王共叙友谊
王景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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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在健康质朴中
朱国荣
美在健康质朴中，是月份牌年画《女排夺魁》的最大特色。画面上，一位半身的中国姑娘，一手抱着排球，一手捧着奖杯。她确切地体现了我国女排运动员的精神面貌，但她并不是某一个运动员的真实写照，真可谓“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如果说这位姑娘身上还缺少一些那种拚打的慓悍劲儿，而我却以为这正是这幅画的优点，因为她突破了一种意想中的模式。她是美的，也是顽强的，那获得的奖杯足以体现她性格的另一面。
这幅画的色彩鲜艳明亮，热烈洁净，一派喜气洋洋。画面采用西洋画的明暗表现法，富于立体感；而又继承中国画的传统技法，尽量减少暗部的面积，使得姑娘容光焕发的脸、银光闪闪的奖杯、火红的中国国旗、绚丽多彩的花朵，都象是刚洗刷过的一样，闪现出纯正的本色。
很难想象，这幅精细优美的画出自两位七旬以上的老人之手。李慕白今年七十一岁，金雪尘今年八十岁。他们两人从十几岁开始合作，至今已有五十多年了。为了画好这幅画，李老看了多次女排比赛的电视和电影；又到上海体育馆去看女排运动员训练，收集素材；为了画好奖杯，他观察了一个星期。
这幅画刚完成时，正值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在秘鲁举行，这幅画由于题材好、画技高，很快就在出版部门获得通过，交付印刷。正在这时，却不料传来中国女排以零比三失利，负于美国队的消息，将要上机印刷的画不得不考虑下马。好在中国姑娘们争气，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夺魁，《女排夺魁》也总算闯过了难关，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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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杂谈
我爱老“祥子”
王行之
老舍先生的杰作《骆驼祥子》一书，解放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排单行本，多次印刷，总印数已近五十万，可谓广为流传了。可是，您知道吗？那是个删改本，比原著少了一万一千多字呢。
被删去的那万把字，一、小说结尾部分，祥子堕落为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的情形；二、删去了阮明（一个轻浮、投机的小政客，告密出卖曹先生的就是此人）这个人物和有关的一些情节；三、祥子被虎妞灌醉的那天晚上的一大段夜景描写，及其他。今天看来，这些删削不仅大可不必，还可以说，因为删改之故，使得小说的完整性、深刻性，受到了一些损伤。读过原著即可看出，老舍创作《骆驼祥子》的初衷，并不单单在于同情祥子个人——乃至人力车夫们的悲惨遭遇，而是通过祥子由“人”被逼成“鬼”的过程，也批判了这路“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进而深刻地提出了一个严酷的社会问题：“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中去。”
体面的，要强的，健壮的，好梦想的，实干的，同时也是利己的祥子，终于“变成了走兽”。万恶之源是什么？老舍用包括阮明这一人物在内的整部小说作出了回答：是时代，是社会，是那个使祥子的心“被人家摘了去”的旧中国！可惜，这些笔意很深的文字，在删改本中都看不到了，深广的社会内容仿佛缩了一点儿水。
当初老舍先生为什么要删削呢？这就涉及到五十年代初某些社会背景对作家的影响问题了。据我所知，老作家删改旧作的不止老舍一人，比如说，叶圣陶的《倪焕之》曾删去了好几章，曹禺的《雷雨》、《日出》的改动都很大，四凤、小东西等人物都从阴曹地府被拉回到人间，她们的结局由“死”变为“生”。当然，《倪焕之》、《雷雨》、《日出》等作品在此后的版本中，已都照原著改回来了。不过，这些小小的文坛往事还是常常引起我的深思。
最近出版的《老舍文集》第三卷，收入其中的《骆驼祥子》，就是照三十年代《宇宙风》杂志最初发表本排印的，被删掉的那一万多字又与读者见面了。人们读后也许会悟出一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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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俞振飞同志为程砚秋逝世二十五周年题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