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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乌江渡水电站建设的经验
何格高
乌江干流第一座大型水电站乌江渡电站，于1982年12月全部建成投产，它的总装机容量为63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为33．4亿度，大坝高165米，是我国已建成水电站的第一高坝。去年经受了五百年一遇的设计洪水位下泄洪的考验，大坝安然无恙，机组满载运行，证明它的设计质量和施工质量都是好的。这个工程在1970年开工，第一台机组于1979年发电，全部投资为6亿元，没有超出设计概算，单位千瓦投资不到一千元，能取得这样的投资效果，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现在很有必要来总结一下它的经验，我认为下面几点是值得提出来的。
尊重客观事实，踏踏实实地做好前期工作
乌江渡素有“天险”之称，古人在峡谷右岸刻有“峭壁”，左岸刻有“悬岩”，右岸的大溶洞中还刻有“山空水深”四个大字，形象地描绘了这里的地质地貌。这里是岩溶非常发育的石灰岩地区，两岸不但有流水潺潺的暗河，还有纵横蜿蜒泥土充填的古溶洞。除此之外，紧接着坝址的下游又是软弱破碎的页岩。河谷非常狭窄（枯水期河面宽一百米左右），而洪水量大势猛。在这里建坝，人们最担心的是三个问题，一是水库能不能蓄水；二是大坝厂房的基础是否稳定；三是大洪水从高一百多米的大坝泄下去，会不会把下游河床冲坏，从而危及大坝厂房的安全。
乌江渡水电站事先曾经做过许多勘测工作，到1970年开工时，虽然大范围内一些问题已经解决，但是有些关键性问题并没有解决。比如说，为了防止水库内的水向外渗漏，曾考虑用混凝土铺盖把大坝与上游不透水的岩层联接起来，这似乎是万无一失的了。可是随着勘探工作的深入，发现上游不透水岩层已被地质构造冲断，在地表下面形成了一个漏水的大缺口，不得不改变原来的防渗措施。由于一些关键性问题没有搞清楚，1973年主体工程被迫停下来，更换了一个设计单位，再用一年的时间补充地质勘探和水文调查，重新做设计。设计院在工程局的帮助下，作了深孔钻探，打了地质平洞，地质、设计、试验人员钻溶洞、查裂缝，采取各种手段，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调查分析工作，终于把隐藏在深处的、关键的地质问题一一查清了，从而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为设计提供了可信的资料。这个教训是非常有益的，建水电站是与大自然作斗争，若不把客观情况搞清楚，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欲速则不达，我国水电建设中已有不少这种教训了。结论还是：尊重客观事实，踏踏实实做好前期工作。
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
为了解决乌江渡水电站建设中的上述难题，为了改进施工工艺，降低造价，设计院、工程局、科研部门、有关大专院校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工作，攻克了一个一个难关，成功地解决了防渗帷幕灌浆、大坝稳定、泄洪消能、人工制造砂石料等重大技术问题，完成了许多技术革新项目，有一些科研成果突破了我国水电技术水平。如泄洪消能就是成功的一个例子。乌江渡的洪水流量高达二万秒立方米，根据以往设计规范和文献，每米宽的混凝土坝溢流面允许下泄的流量不能超过一百秒立米，可是乌江渡大坝上能利用泄洪的净宽不到一百米，按上述规范的规定，为了渲泄洪水，还要增加三条长一公里直径十多米的大型隧洞，当时估算，投资要增加2，000多万元，工期要延长一年，而且布置也非常困难。设计人员、科研人员经过对乌江渡地形、地质、水文的调查，通过理论上的分析，做了大量的科学试验，用大量的科学资料，证明在乌江渡特定的情况下，采取合理的水工布置，高质量的施工工艺，每米宽的混凝土坝面下泄的流量是可以超过一百秒立米的，最后确定，乌江渡设计中采用的数值达到200多秒立米，最大流速为40秒立米，去年发生了特大洪水，大坝溢洪道上流量、流速达到设计指标，滚滚洪流在厂房顶上呼啸而过，大坝、厂房、下游河床安然无恙，在主副厂房内工作的值班人员都无察觉，机组运转正常。这项科学技术的成功，不但为乌江渡水电站节省了投资，缩短了工期，而且突破了以往的规范，为今后西南、西北许多峡谷中建坝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充分显示了科学技术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
认真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
乌江渡水电站施工初期，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曾发生几次不讲科学、违反水电基建程序的事故。1971年，导流洞尚未完成全断面开挖，在不具备通水的条件下，为了“打通导流洞献厚礼”，不合时的炸开了洞首岩石，以致洪水压破临时堵水木门，四位同志不幸遇难牺牲。1972年春，大坝基础尚未处理好，在上级领导提出的“浇一方混凝土也是革命路线”的影响下，仓促浇了三千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混凝土，第二年不得不炸掉重来。这几件重大事故，造成了人命财产的损失，严重地耽误了工期。惨痛的教训，使各级领导逐步认识到，如果不尊重科学，不讲究质量，必定遭受失败。质量与速度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才能保证速度。从1973年开始，逐步建立健全质量管理机构和各种质量检查制度。领导带头遵守制度，并经常教育广大施工人员。比如大坝基础混凝土必须有地质、设计、施工几方面的负责人签了合格证后才允许浇筑混凝土。有一次，地质师认为基础还未完全处理好，坚持不签字，工程局局长对他这种负责精神表示赞扬。由于坚持科学态度，坚持质量控制和检查，保证了工程顺利的进展，经过检查验收，各个部位质量基本符合要求，大坝蓄水发电已经三年，人们原来最担心的几大问题都安全地解决了，整个工程保质保量完成了。
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
乌江渡水电站建设中的经验不仅仅是这一些，还值得提出的是，这里有一个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一些在水电战线上干了大半辈子的老同志，在最艰苦的岁月里，能够与群众同甘共苦，共同奋斗，带出了一个好队伍。最可贵的是，他们能够团结知识分子，对一些工程技术人员给予一定的职责和权力，他们不固执己见，尊重知识分子的合理化建议，经常把施工单位和设计院的技术人员找在一起商量工程中的问题，这种商量办事的作风慢慢地成为技术人员的一种习惯，许多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法都是设计、施工双方技术人员和工人在一起讨论确定的。乌江渡水电站能够胜利建成，领导班子和队伍的好作风确实起了关键的作用。
乌江渡水电站的建设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前七年投资完成额尚不及全部工程的三分之一，真正大干快干是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因此，只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坚持基建程序，坚持质量第一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人力、物力、财力保证下，水电站的建设周期是可以缩短的，投资额是可以控制的，投资效果是可以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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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多余的产品收上来 把急需的商品送上门
吴忠县允许农民个人或合伙经商
本报讯 记者崔诚五、王漫沧报道：宁夏吴忠县积极改革农村商业体制，在巩固和发展国营和合作商业的同时，允许农民个人或合伙经商。全县经常从事商业活动的农民达1，000多户，约占全县总农户的3％，年成交额5，100多万元。
从事商业活动的农民，同一般农民和专业户、重点户以及新的经济联合体挂钩，既走街串乡把他们的产品及时收上来，销售出去，又把他们急需的饲料、物资或日用小商品等，及时送上门。每月的营业额都在43万元以上。
农民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以后，特别注意拾遗补缺，看到国营和合作商业不愿经营什么，他们就专门经营什么。市场上缺什么，他们就注意经营什么。前些年城乡市场上一直比较短缺的花生、芝麻、红豆、绿豆、木耳、鲜柿、蜜桃、白梨等，现在供应越来越丰富，而且价格平稳，方便和丰富了城乡人民的生活。
农民个人或合伙经商以后，有了生财之道。邻街靠城的东风公社，去年有300多户农民从事短途贩运，50多户农民摆摊设点，总收入236万元，相当于农业总收入的1．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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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组织能工巧匠 广开致富门路
启东县有组织地输出技术和劳力
本报讯通讯员朱骏驰、倪国冲报道：江苏省启东县根据本地人多地少、劳力过剩、能工巧匠多的特点，去年组织八万多农村五匠和劳动力外出。既大开了农村致富之门，又支持了国家和外地建设。
启东县濒江临海，全县平均每人只有九分耕地，劳力绰绰有余。许多社员兼有泥瓦工和木工的技术。这个县把这些泥木匠组织起来，社社建立了建筑站；还举办了建筑技术训练班，培训施工技术骨干。培训以后，在县基建局的统一安排下，外出承包建筑工程。去年，仅此一项，使全县每个农业人口增加收入四十元。启东县还采取技术和劳力投资的办法，与外地联合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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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缺什么补什么 哪里缺哪里补
安陆县发展三千多农村个体工商户
本报讯 湖北省安陆县根据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发展了3，258个农村个体工商户，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安陆县从1980年起根据市场需要和经济合理原则，采取缺什么补什么，哪里缺哪里补的办法，积极发展个体工商户，并动员商业、供销、粮食等部门想方设法帮助这些个体户解决困难。三年来，共向个体工商户贷款65，000多元，并在四个公社成立了个体工商户经营协会，建立检查、评选制度，进行商业道德教育。
安陆县放手发展农村个体工商户后，繁荣了农村经济，方便了群众。全县平均每个大队就有四个商业网点，从业者达5，400多人，占全县农村剩余劳力的七分之一。 田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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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百多县、市建立个体劳动者协会
据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记者张保特）我国已有670个县、市建立了个体劳动者协会。其中，吉林、黑龙江90％以上的县、市，北京、天津、辽宁、河北60％以上的县、市都建立了个体劳动者协会。
个体劳动者协会是城乡个体劳动者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它是在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下，由个体工商业者自愿组织起来的。
各地个体劳动者协会成立后，积极组织会员学习党的政策、方针和政府的法令，进行遵纪守法、文明生产、文明经商、优质服务的教育。协会还代表会员的合法权益，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个体工商业者在生产和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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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海南岛儋县海头、富克两个公社
现有一万多吨甘蔗需要找出路编辑同志：
“上级号召我们多种甘蔗尽快致富，没想到种了甘蔗倒背上了包袱，看来眼前一部分甘蔗只好用火烧掉了。”这是海南岛儋县海头地区农民发出的呼声！
海头、富克两个公社，是儋县的穷社，人少地多。政策放宽之后，去年种植甘蔗26，000多亩，产量不下七万吨。可是，到今年3月中旬止，糖厂开榨时日已过半，才榨了甘蔗两万来吨。负责这个地区压榨任务的农垦“八一”糖厂马厂长说：“我们准备延长开机时间到5月底，顶多也只能解决这两个公社三万九千吨甘蔗。”加上县、社同昌江县协商，由儋县付一半运费，昌江县大丰糖厂帮榨八千吨。这样，还剩13，000吨无法处理。目前，这两个公社的农民为甘蔗的出路心急火燎，每天都有一百多人守候在“八一”糖厂，想方设法弄到一张“砍蔗单”。
既然鼓励农民多种甘蔗，为何不为农民解决压榨甘蔗问题呢？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走访了县委有关领导同志。他们说，自去年上半年以来，县委就考虑到海头地区甘蔗的出路问题，先后四次向区、省计委送了书面报告，请求批准筹办海头糖厂。海南轻工局、计委在1982年7月份向省计委发出的关于要求新办海南四座糖厂的报告中，把海头糖厂摆在第一位。可是省的批复中，偏偏把海头糖厂砍掉了。
现有糖厂吃不了，新的糖厂又不许建，现有一万多吨甘蔗怎么办？
海南岛 王掌护 林庆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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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沅江县稳定粮食种植面积
本报讯 记者刘见初、通讯员袁招军报道：全国商品粮基地之一的湖南沅江县，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并尽可能增加粮食种植面积，早稻面积已落实44．6万亩，比去年增加两万多亩。
沅江县近几年粮食连年丰收，去年粮食的商品率为41％，全县人均口粮800多斤。粮食大幅度增产后，有的农民说：“就是今年打不到谷，余粮也吃不完。”有些农民打算在承包田里种荸荠、黄麻等经济作物，多抓点钱。针对这种情况，各区社以大队为单位举办户长学习班，一讲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农民不能摆脱国家的计划指导；二讲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三讲对责任田的有关规定。通过这三讲，黄茅洲区由元月份只落实早稻面积53，000多亩，比上年减少4，700多亩，现在已落实早稻面积59，900多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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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石家庄市接受报纸批评
重视维护消费者利益
本报讯 记者杨振武报道：石家庄市委、市政府重视报纸批评，采取有力措施，规定商业单位在改革中必须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3月16日，本报发表记者来信批评了石家庄市一些饮食、副食商店缺斤短两的现象，引起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市委第一书记贾然当天就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指出，一定要下力量解决这个问题，保证商业改革健康发展。第二天，市长刘力夫又召集财贸系统各局、委、办负责人听取市工商局的汇报，共同研究制订出保障消费者利益的八条规定。3月21日，石家庄二商局对所属饮食、副食门市部进行了严格检查，这些措施已经落实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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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曹正宁返乡记
本报记者 赵希龙
南京青工曹正宁主动辞职，到当年插队的来安县农村养鸡，引起了社会不同的反响。有的称赞小曹有胆有识；有的说：现成的“铁饭碗”不端，真呆！
小曹今年三十岁。1969年到安徽来安县陈郢生产队插队；1979年招工回南京，分配在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医院当修理工。去年他辞职重返当年插队落户的大队，办起了一个良种鸡场。
为什么要这样做？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走访了他。
记者：别人想进城，你为什么要返农村？
小曹：南京是个大城市，物质与文化生活都比农村优越。我母亲已退休，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工作，人均收入50元以上。工作八小时之外，可以看电影、逛公园、听音乐，生活够舒适了，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不能光是为了享受才来到这个世界。我爱看书，爱研究问题，总想干一点事业。在农村插队十年，使我了解了农村、爱上了农村。
记者：你辞职下农村，遇到什么困难和阻力？
小曹：第一个阻力就是领导对我的行动不理解，母亲也不同意。我一连递交了三份辞职报告，都没有回音。事情一直拖着。我真想不通，一个普通职工退职竟会这么难。去年三月，我不顾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把铺盖一卷，就悄悄来到了农村。后来，传来许多舆论，说我是“傻子”、“神经不正常”、“目无组织”；说“共产党给的工作不干，到农村干什么”，事情闹到这种程度：走革新之路，端“泥饭碗”，是“神经不正常”，吃“大锅饭”、端“铁饭碗”，反倒是最光荣的事情！实在使我吃惊。
这些阻力如果对我不起作用的话，那么最困难的是缺乏资金了。一到农村，我便先后去北京、上海学技术，购买鹌鹑蛋和来亨、京白等良种鸡蛋，筹办用煤油灯加温的“三循环孵化箱”。我离宁时，只带了一个月的工资，从上海买来1，170个鸡蛋，由于超重无钱补货票，用手表抵押才放行。幸好，离职前我已有所准备，花250元钱买了一头小牛交给队里的亲戚喂，八个月后出卖，对半分成，我得了600元，解决了大问题。
记者：有人说，现在农村放宽政策，你辞职下农村是为了发大财，对此你有何看法？
小曹：目前党对农村的政策，对我是有很大的吸引力。发财，我也想过。不过，这是靠自己的劳动来发，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去年刚下来，是创业时期，收入只有千把元。现在，县委和公社党委都支持我，帮我解决了4，000元贷款和物资、房舍。我对现有的种鸡算了一笔账，今年下蛋孵化后，仅一季出售雏鸡，就可收入万元以上，如有帮手，再生产配合饲料卖给养鸡户，其收入更可观。
要干一番事业，没有资金不行。我图发大财，是为了干更大的事业。今后，有了钱，我还要聘请各种技术人材，联合办畜禽防疫站，办蚯蚓养殖场和配合饲料加工厂，学会利用太阳能和沼气能；我还打算为社员每户订个养鸡致富的规划，为全大队、全公社社员家庭养鸡场，提供良种鸡苗、配合饲料及全套饲养、防疫、治病的技术服务。
采访到此结束。不过，记者还要告诉读者的是：小曹的弟弟——南京的青工曹宁，接受了哥哥的建议，也准备下农村和哥哥一起大干一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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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话短说
赞曹正宁
吴昊
“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这种传统的旧意识，早就批判过了，然而并未绝迹。世袭的观点，在很多人心里还是根深蒂固的。曹正宁放弃城里的职业，回到原来插队的农村办鸡场，可以说是敢于对传统的旧观念挑战。此值得赞者一。
对待业青年的安置，由国家包下来到广开就业门路，是一个进步。但是“广开”到什么程度。实际上还没有跳出城市的框框。还是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打主意。城市就那么大，“城之子恒居城”，看来今后不一定做得到，总有一部分人要到农村去立脚谋生。曹正宁走在前头，此值得赞者二。
曹正宁返乡，不是“接受再教育”，而是去干事业；不是“苦度光阴”，而是劳动致富。他的举动对城里的青年有吸引力，也安了农村青年的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此值得赞者三。
有此三赞，曹正宁返乡不是很值得提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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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草原万元户苏达那木
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新湖热公社苏龙图大队社员苏达那木，除承包生产队25头牛，50峰骆驼外，又自养马15匹、牛30头、羊180只。去年收入万元以上，家中新添置了小吉普、摩托车各一辆，新式家具一套。银行还存着8，000多元。人们称他为草原上先富起来的一户。
本报记者 高 粮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