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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3月25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关于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几个问题
林宗棠
在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有些难度很大的理论课题和尖端技术,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而另一方面,许多量大面广、难度不大的生产技术和工业产品却相当落后。科研部门研制出不少新技术、新产品,往往只停留在礼品、展品和样品阶段,而工厂的工艺和产品却是“二十年一贯制”。这与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相互分离而不是密切结合有关。在这方面不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我们的科研机构再多,科研力量再强,科研经费再多,科研成果再新,也不能很快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怎样才能更快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呢?我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要来一个根本的转变
要树立这样的思想: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牢固地建立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
我国的生产一定要从原有的老技术、老工艺、老装备、老产品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到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产品的基础上,才能不断提高经济效益,逐步缩短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而这个问题,却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有两种倾向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防止的:在生产上片面追求产值、产量,忽视质量、品种和技术进步;在建设上只考虑建新厂、铺新摊子,很少考虑老企业的技术改造。
我们有些工厂离开经济效益闹“翻番”是很有办法的,什么好就干什么,什么产值大就干什么。机器没有装配就报产量,明知钢水不好,也要“超额”完成计划。这样的翻番,增产愈多,国家损失愈大。这样做,企业是有责任的,但不能全责怪企业。企业上面有公司、局和部委。有时上级单位明知不对,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际上是持鼓励赞赏的态度。上面指导思想差之毫厘,下面实际行动则失之千里。这样的教训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一定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各级领导、特别是国家经济、计划等领导部门,一定要端正思想,在指导思想上有一个彻底转变,才能使中央的正确决策得以贯彻实施。
我们的经济效益所以差,除了体制上的原因外,主要还是科学技术落后。所以要提高经济效益,根本出路还是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
大力加强新产品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不论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是开发研究,都应该直接间接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国外工业发达国家,一般都非常重视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研究。它们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费用比例大致是1∶2∶7。基础研究非常重要,但所需费用比例不一定很大,一般只占10%左右。其他90%则用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倘若我们只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而忽视应用研究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研究,那么,再先进的理论也转化不成现实的生产力。国家在部署科技工作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要把科研单位、高等学校和厂矿企业的技术力量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大力开展研究与开发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很大差距的。例如,日本企业家认为,一个企业研究与开发费用若只占商品销售总额的1%,这个企业肯定要失败;若占到3%,可以勉强维持;若占5%,可以进行竞争;若占8%,可以有所发展。西欧一些企业,比例还要高些。我国以机械工业部为例,1965年研究开发费用曾达到生产总值的1.5%,以后逐年降低,1981年下降到0.2%,一年不到一亿元。这种状况若不及时加以改革,我们是根本无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我们必须在新产品、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方面下功夫,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有新的突破。
紧紧抓住技术改造这个环节
许多科研成果和引进技术所以不能及时转化为生产力,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必要的生产手段。因此,在进行研究开发和技术引进时,一定要和技术改造紧紧捏在一起,一条龙一抓到底,直至形成生产能力。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教训,千万不可忽视。
工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生产出质优价廉的产品,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需要。技术改造的目的也就是要改造原有的生产条件,生产出质优价廉的新产品来。因此,必须抓住新产品来带动技术改造,技术改造必须为新产品服务,决不能为改造而改造。应该明确规定,技术改造决不是在老技术基础上简单地扩大再生产,而是要把生产的发展逐步转移到新技术的基础上,也就是要把科研成果或引进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生产出质优价廉适用的新产品来。凡是不符合这个要求的技术改造项目应该一律停止。
技术改造的内容,也不应该是一般地盖房子、买设备,而是应当根据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的需要,缺啥改啥,着力于水平的提高。根据党所提出的宏伟目标,每个行业都应该制订出一个长期的技术发展政策和切实可行的技术发展规划。
在国家的经济体制上,也应有一个相应的改革。现在是管科研的只管科研,管技术改造的只管技术改造,管生产的只管生产,各管各的,关系不够密切,甚至互相扯皮。要把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最好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减少扯皮,提高效益。
牢牢掌握技术装备这个关键
科学技术进步一般都要通过技术装备(生产工具)才能转化为生产力。我们有些科研成果之所以停留在样品、展品阶段,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装备跟不上。
机械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技术装备部,它的状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发展水平。我国著名的机械工程专家沈鸿同志最近提出,我国机械工业能够担当制造四化建设所需设备的主角。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国机械工业的技术基础还是相当薄弱的,在品种、质量、成套和服务等方面存在严重缺陷,不下决心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迅速克服这些致命弱点,机械工业是不可能当好主角的。
要当好主角,必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千方百计满足用户需要的思想。薄一波同志说:“机械工业是一个服务行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过去,机械工业习惯于“朝南坐”,要用户上门求拜。这几年饿了肚子,服务态度有所好转。一旦吃饱了,老毛病又可能重犯,用户非常不放心。今后选拔领导干部,首先要看他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的思想牢不牢固,只有让那些懂得科学技术、懂得经营管理、有一定实践经验、又肯真正为用户服务的人掌舵,我国机械工业才是真有希望的。
要当好主角,关键是要拿出多种多样质优价廉的产品。全国现有机械产品中,相当于国际七十年代水平的只有5%,其余产品大多结构较老,性能较差,耗能较多,寿命较短。假如我们还是拿这些老产品去武装国民经济各部门,那就不但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反会拉大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了保护民族机械工业,国家严格限制设备进口,这在当前是必要的,但弄不好也会保护落后。最好是把机械工业逐步放到国际竞争的大风大浪中去锻炼,使大部分产品在十五年内达到国际水平,从而担负起武装整个国民经济的任务。
要当好主角,一定要扎扎实实打好技术基础,下决心把基础机械和基础元器件搞上去。要改变过去重产品轻基础的做法,从基础理论研究开始,一直到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和基础零部件;从技术攻关开始,一直到生产布点形成生产能力。这样狠狠抓上两个五年,使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建立在一个扎实的技术基础上。
要当好主角,必须狠抓若干套重大设备的研制。八十年代,应该围绕能源、交通等方面,选择二三十套重大设备,组成一个精干的班子,建立严格的技术责任制,从研究、试验、设计、制造、检验直到安装和使用,“七事一贯制”,一抓到底,争取达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国际水平。
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
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中,人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没有真正懂行的、热心技术进步的领导干部,没有既有理论又善于实践的技术人员,没有训练有素、基本功过硬的技术工人,再好的技术装备也发挥不了作用,再多的科研成果和引进技术也不能转化成生产力。应当利用几年调整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把我们的企业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分批轮训一遍。领导干部的学习重点是转变经营指导思想问题,技术人员的学习重点是解决技术老化问题,技术工人的学习重点是解决基本功问题。
根据新产品、新技术研究开发的需要,科研单位、高等学校和工厂企业的科技人员,应当冲破“部门所有制”的束缚,进行交流。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可以吸收工厂的技术人员参加课题研究,也可以选派研究人员到生产第一线去参加攻关。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培养的高级研究人员大部分应当到工厂企业工作。为了鼓励科技人员投身到伟大的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去,在生产第一线工作的科技人员的工资应当高于机关、学校和科研单位。
下最大决心解决资金来源问题
目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谈起战略目标人人精神振奋,论起战略措施也头头是道,但是一接触到经费问题,往往困难重重,一筹莫展。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国家财政收入不可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所需资金主要应当从改变基本建设投资和科学技术经费之间的比例关系等方面来解决。
为了不断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国家保持一定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一些新的基本建设,是完全必要的。当前集中全国力量搞好以能源、交通为中心的重点建设,加速复合肥料基地的建设,更是当务之急,绝对不可拖延。但是,也应看到,基本建设总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大上大下,会使国家经济遭受重大挫折。当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而且远远没有发挥作用,除了急需的重点项目外,不应再用更多的资金去扩大一般水平的生产能力。现在,全国一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已经过多,基本建设如果不严加控制,势必会造成国民经济的全面紧张和再度失调。
因此,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建设;改善基本建设管理,大挖基本建设潜力,每年从基本建设投资中挤出5—10%用来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完全应该的。这样做,对基本建设大有好处,对科学技术进步更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对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极为有利。另外,还可以从压缩流动资金中挤出一部分钱来支持科学技术进步。从全国战略来看,进行这样的改革,是非常值得的,这个战略决心是应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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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利薄利厚的辩证法
胡逢吉
有一些人经营工商业,总想得厚利。即使商品积压了,也不愿意降一点价,薄利多销。这是对利薄利厚的辩证法还没有想通的缘故。
包含在商品价值中的利润,要在商品销售出去以后才能实现。影响商品销量的因素中,商品价格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少商品的销售量与其价格是成反方向运动的。商品的利润高从而价格高,往往造成商品的销量少。商品的利润低一点,从而价格低一点,往往造成商品销售量增加。马克思说,如果供求决定市场价格,那么另一方面,市场价格又决定供求,就包含着这样的道理。
薄利和厚利在一定条件下是相反相成的。单位商品利润率与企业资金利润率、利润量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在生产费用不变的情况下,单位商品利润率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商品价格的高低。降低单位商品利润率,扩大销路,可以提高资金利润率,增加利润量;反之,提高单位商品利润率,缩小销量,生产能力不能发挥,必然要降低资金利润率,减少利润量。对于商品销路和消费者来说,重要的是单位商品利润率要低,而对于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经营收入来说,重要的是资金利润率和利润量。这两个方面,表面看起来绝然对立,实际是统一的。统一的条件就是薄利多销。薄利多销,既可以造福于消费者,又可以为国家为企业作更大贡献。
薄利多销,不应当看成是商品发生积压后不得已采取的权宜之计,而应当看成是一条改善经营管理的重要原则。薄利促使企业在技术和管理上下功夫,降低生产费用;多销促进生产批量扩大,导致单位商品生产费用降低。薄利多销的结果,利不是薄而是厚。从整个社会来看,若有一个企业降低了生产费用,就会推动别的企业采用更先进的生产方法,这样就有可能推动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薄利多销的重要意义更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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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一书介绍
袁 勤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系统介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传播史的专著。它以丰富的资料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经历的漫长而曲折的路程,历史地、系统地回顾了二十世纪初以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工作的不断发展和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书中既包括老一辈革命家兼翻译家的珍贵回忆以及长期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工作的同志撰写的文章,又有按历史时期介绍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情况的系统性文献资料。本书还附有插图及按出版年月先后排列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第一版书目。
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一书中,我们可以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著作开始传入中国的情况。
1899年上海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大同学》中提到了“马克思”、“马客偲”,这是中文报刊上最早的马克思的中译名。但这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译著。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中,首次提到马克思的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9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把麦喀士
(即马克思)称为社会主义之泰斗。1903年,日本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神髓》两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先后译成中文出版。这是最早的两本介绍社会主义理论的中文译著。
但是,在我国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并摘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还算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朱执信。他在1905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号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和中心思想,并节译了其中的十项纲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著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其中十项纲领的译文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第一次中文节译。在我国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们只是把马克思的学说作为新思潮的一种来介绍的,他们还谈不上信仰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是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以后才实现的。中国最早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在中国掀起了一个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在这个运动中,革命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它作为解放中国的科学真理和思想武器。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纷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克思主义。只有在这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才真正传播开来。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最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什么人在什么条件下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使之在我国传播的呢?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一书,为我们展示了马克思恩格斯许多重要著作中译本的翻译过程,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家和革命出版工作者为翻译、出版、传播马列著作忘我工作和英勇斗争的感人事迹和动人情景。
1920年的严冬,浙江省义乌县分水塘村一间破旧的柴屋里,一个年青人在既缺乏必要的工具书和任何参考资料又要时刻提防敌人突然袭击的情况下,手捧外文的小册子,一字一句地秘密地从事着翻译工作。这就是陈望道当年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情景。
《反杜林论》的第一个全译本,是吴黎平在1930年酷夏之中,蜷伏于上海的小小亭子间里挥汗译就的。当时他要设法逃避特务的跟踪,同时为了不致饿死还得去学校冒名代课。当他辛勤劳动的结果出版之后,译者本人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了。
《资本论》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则费了十年工夫。郭大力和王亚南于1928年在杭州大佛寺开始翻译这部著作,第一卷译稿尚未问世就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中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炮火烧毁。1934年两位译者又再次从头开始翻译这部经济学巨著,一直到1937年,才找到了敢于出版《资本论》的读书生活出版社——我党领导的进步出版社,后来和生活书店、新知书店一起组成三联书店。为了避免再次遭受日寇轰炸,译者之一郭大力从上海返回江西农村,继续坚持翻译。最后,1938年,在日寇铁蹄下处于战争状态的上海,出版社的留守人员和郭大力一起,日夜奋战,印制出版了这部马克思的经济学巨著,终于把《资本论》献给了日益觉醒的中国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筹建过程中,诞生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单行本《共产党宣言》。1921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和开展活动的初期,就在上海正式成立了我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党中央宣传主任李达亲自主持的人民出版社的任务是:秘密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和翻译著述。它曾拟定出版15种“马克思全书”、14种“列宁全书”和11种“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由于反动势力的迫害和人力物力等困难,尽管李达同时兼任编辑、校对和发行等工作,出版计划也未能完全实现。实际只出了3种“马克思全书”。但是,在人民出版社的带动下,二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显著增多了。
二十年代初,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只能靠零散的个人提供译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党中央在延安成立了解放社,专门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党的文献。中宣部长张闻天在延安马列学院建立了专门负责编辑、翻译马列主义著作的编译部。随着奔赴延安抗日的知识分子日益增多,中央军委、鲁迅艺术文学院等单位也纷纷成立编译部,翻译恩格斯的军事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论述等等。解放社克服印刷技术、纸张严重缺乏等困难,出版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在内的大量马列著作,党领导下的三联书店则在国民党统治区陆续翻印出版这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主要著作基本上都译成了中文。
全国解放以后,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党和国家把马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摆在重要地位。北京解放后成立了人民出版社,随后又成立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从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进入了一个集中力量、统一领导、有计划、大规模开展起来的新阶段。编译局自1953年成立至今三十年中,译校马恩著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从1955年开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到现在5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译校完毕。这样,马克思恩格斯毕生撰写的大量著作和书信(除一部分读书札记、笔记外)全部译成了中文,总共3,200余万字。这套全集已出版47卷,今年内可出齐。它的出版将成为我国马列著作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一书再现了我国人民信仰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它的出版有助于我国人民在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征途上继承和发扬过去的光荣传统,更高地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去夺取新的胜利。当然,编写一部系统介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传播史的专著,还是个尝试,书中对各个历史时期阐述得不够平衡,有些史料还须继续充实,有些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扩展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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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简讯

简讯
△为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由邢贲思主编的《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一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概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分别论述了马克思的认识论思想、辩证法思想、历史唯物论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还阐述了马克思关于美学、伦理学、自然辩证法、心理学中的一些问题的重要思想。
这本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对学习、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敏生)
△《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反映了《新华日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喉舌和号角。书中的文章从不同侧面回忆了当时的斗争、工作和生活,写得生动具体。本书不仅为我国新闻出版发行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对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供了生动的教材。(倪进云)
△马定祥、马传德合著的《太平天国钱币》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太平天国和天地会钱币真品二百八十余种,赝品九十余种。书中对各类钱币的铸期、铸地、流通范围、特征等问题,进行了审慎的考证,纠正了过去有关论著中的许多舛误。
(申任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室编辑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论丛》创刊。《论丛》旨在通过研究工作,使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范畴和规律精确化,并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研究、解决新问题,坚持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论丛》的第一辑最近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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