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三门李轶闻
〔报告文学〕
乔 迈
在1980年的早春时节，在我们国家960万平方公里地面上的一个角落里，发生了一件很小的又是很大的，平平常常的又是非同凡响的，乍听之下出人逆料、细细想来却在意中的事。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消息象插上了翅膀，随着料峭的春风，迅速传往四面八方，在不同的人们中间，激起了不同的反应：有拍案而起的怒责，有幸灾乐祸的冷嘲热讽，有庄严的沉思，有含着苦笑的悲叹……
昔日默默无闻的小村落——散漫地分布在东辽河左岸一片大盐碱滩上的吉林省怀德县十屋公社三门李第四生产队——因此名声大噪了。
这是关于五个共产党员和他们的一段奇异遭遇的故事……
我们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位置
旧历辛酉年——鸡年——的春节快到了。汗巴流水苦累了一年的庄稼人，兴高采烈地忙着杀年猪，淘米做豆包，赶集买年画，换粉条子，买鱼，打酒。半天上零星地响着性急的孩子们提前燃放的鞭炮，空气中混合着淡微微的火药味儿，更使年关的气氛足了。
然而，这几天有一件事，比迎接春节更加吸引着三门李庄稼人的心，那是关于联产计酬、自愿结合划分作业组的消息。多少天以来，在积肥场上，在饭桌边，在月光和雪光照射的难以成眠的热炕头，干部们，老农们，父子、叔兄和小夫妻们，咕咕哝哝议论的都是这事。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包工包产到作业组，人合心，马合套，就不愁多打粮，多贡献，早富。但是，作业组怎么个划法呢？谁和谁在一组呢？人们在焦急地等待着。
终于，大队书记沈春亲自来村里主持召开分组会议了。这是个规模空前的社员大会，人们参加会议的踊跃可以同土改时斗地主的大会相比美。平时显得过大而空洞的“队屋子”，此时嫌窄了。来的不但有劳力们，一家之长们，也有爱凑热闹的小嘎子们以及奶着孩子的妇女。大蛤蟆头烟象施放驱霜烟雾似的呼呼升起来，把临时换上的二百瓦大灯泡都熏暗了。然而，屋里很静，没有往常开会那种没完没了的闲嗑和打趣儿逗哏。
书记宣讲了县委的有关文件，又讲了大队党支部的建议。那个建议很简单，就是根据本生产队劳力、土地和牲畜等情况，认为分成两个作业组比较合适。组划多了，人员不够角儿。庄稼人心急嘴也急。沈春的话音刚落，有人就呼儿号儿地喊起来：“这个政策行啊！拥护！既是自愿结合，谁就插旗招兵吧！”一人喊，众人应。会场上，呼兄唤弟，喊朋叫友，乱成了一片。
沈春一看，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心里也觉着高兴了，暗暗佩服中央的政策深得民心，作业组一定能划分得好，来年生产错不了，就又急忙讲了划组的注意事项，主要是希望把骨干劳力和弱劳力搭配好，避免出现一头轻的现象，别的地方是有这样偏差的。同时，作为党的领导者，沈春书记当然也没有忘记提醒大家发扬风格，团结友爱，互相照顾，等等。
报名开始了。有人喊：“我们是田富组长！”接着，就哇哇地念了这个那个组员的名字。又有人喊：“我们是王占河插旗！”接着，也哇哇地念了这个那个组员的名字。大队书记一看，更觉高兴。但是，刚才念名字的时候，会场太嘈杂，念的速度也太快，连汤水不落的，沈书记没有太听清楚都是谁和谁一组，只觉得恍恍惚惚好象田富那个组多数是姓冷的。王占河那组差不多都姓王，似乎还剩下了一些人没进这两个组。沈书记赶紧动员：“既是基本有两个组了，也好，就以他们为基础吧，看看，还没入组的人，哪组要，要上哪组，抓紧时间报吧！”
听了书记的话，刚才热闹非凡的会场忽然安静下来，光剩下了人们使劲咂着嘴唇抽大蛤蟆头烟和分明是不那么自然的咳嗽声。沈书记感到有点诧异，便以诲人不倦的领导者风度，又讲了一遍政策条文，然后问：“都还有谁没进组？举举手吧，先拢一拢，看哪个组欢迎，自己愿意到哪个组去。都有谁呀？”说着，就在人们中间仔细审视起来。
大蛤蟆头烟又使劲地鼓起来了，烟雾先是升到棚顶，再慢慢往下压，快压到人们头上了。人们的目光有点异样。沈书记越发奇怪。他猛然发现了，在大蛤蟆头的烟雾缭绕中，有五个低垂着的头。头垂得那样低，以致稍不注意就看不见他们，即使看见了，也无法看清他们的脸和眼睛。数九寒天，窗户上哈气成霜，可那五个人的发梢额角，却闪着亮晶晶的汗珠。
中共三门李大队支部书记沈春的脸腾地红了起来，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扇了一巴掌。他看清楚了，那不是别人，正是本生产队的五名共产党员。看：身材高大、年纪五十开外的党小组长王才，复员兵、年轻英俊的小伙子荣凤春和刘清洲，河北人、壮年汉子王汉周和他的妻子、剪短发的王淑梅。对啦，正是他们五个人没有进组。在惶惑中，沈春想起了不久以前改选生产队长的事。他们这里硬是把党员队长荣凤春选掉了，换上了一个非党员。那是不是今天这种事情的先兆呢？是的。可惜自己当时竟没有留心。
沈春无奈，只好等脸红过一阵以后，勉强把心稳一下，很委婉地说：“我刚才看，还有几户等着入组的，都是社员，总不能甩出去几家，那样也不好。看看哪组愿意吸收他们？”
沉默。沈春身上的不自在一分一秒地增长起来，好象浑身的血在往外膨胀。再看自己那五个同志，脑袋越发垂得低了。
“看看……哪组……”沈春的声音越发微弱了。
沉默，还是沉默。连小孩子吃奶的声音都停止了。
“我们组就这些人啦！”忽然有一个人说，声音很低，语气却很坚决，使得全屋的人都耸然吃了一惊，所有的眼睛都转过去看，却是刚才插旗的王占河。
“我们组也够啦！”又一个红脸汉子跟着高声大嗓地嚷，“书记刚才不是讲让自愿么？我们就这些人自愿。”
这是封口了。眼珠不叫眼珠，真眼仁（人）呀！
五个共产党员是哪组都不要！……
当天夜里，这几个被抛弃的布尔什维克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了党小组长王才的家里。王才是这几个人中间的长者，有着近十年的党龄，又当过二十来年的生产队长。这位从八岁起就当半拉子、扛大活的老同志，当年曾是村里的一等棒劳力，后来又驰骋疆场受过伤，抗美援朝渡过江，在难忘的1967年，还戴着三尺长的“走资派”高帽子，在全大队被光荣游斗。如今，霜欺两鬓，英雄老矣！
但他真的老了吗？今晚，王才望着默默聚拢来的同志们，心里边一阵酸楚。他一个个地看着大家的脸，有的垂头丧气，有的愤愤不平。那个唯一的女党员，河北人王淑梅两眼红红的，呼吸之间还有抽咽声在。他想安慰他们几句，却又觉得无话可说。这时候，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个、二十七岁的荣凤春说话了：“这不是故意整人吗？咋的，一个不要！真把我们党员一碗凉水看到底了！上公社、上县，也得说道说道。”
“不假！”王汉周接过来了，他在河北曾经当过大队团委书记，很有点理论功底，说话喜欢提到纲线上认识，这时就操着一口河北腔说：“共产党领导一切，分组不要党员，这就是阶级斗争！”另一个年轻党员刘清洲听了，也就着高往上拔，大声说：
“可不是咋的！这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四个坚持！跟沈书记说说，他们自个成立的两个组不合法，得推倒重来。”
“我看倒不一定扯到阶级斗争上去。”还是女党员王淑梅实事求是些，“人家一多半怕是嫌咱们干活不行。咱也别强求人家，自己成立个组吧，架不住早点起，晚点歇，能总拉后？”刘清洲听了也说：“可也是！搞原子弹、人造卫星不行，真格的了，种大地，这么大个子，就干不了？”
七言八语，莫衷一是。王才听着这些议论，心里不住地翻腾。能扯到阶级斗争上去吗？当然是气话。真的是人熊、干活顶不上去吗？也不全对。他总觉得大伙没说到真正的原因上去。是没有看到？还是不肯那么认识？他想引导大家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就说：“咱这五个人，除我过了五十岁，三十上下的多，就是汉周也才四十六，正是庄稼人下力气干活的好时候。可这些年咱们都咋干的呢？我是党小组长，我清楚。你们也不傻，能不知道？不讲别人，就说我吧。自个儿觉得年纪大了，在村子里边，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如今两个儿子在城里工作，活泛钱儿多，光自留地一年就收四石粮。自家日子过好了，就想当老太爷、享清福了，管大家的事少了，地也不下了。不象个共产党员。今天会上的事，我有责任，我对不起党……”
老王才这一说，其他人都耷拉下眼皮。荣凤春年轻，受不了这话，赶紧说：“你老上岁数了，要怪得怪我们年轻的。我复员回来，庄稼活生了，好当甩手队长，对人态度又不好，挺横的。我结婚以后那阵，听社员有反映，说我穿得溜光水滑，骑个小车，见天嘤儿嘤儿地，东跑一趟，西颠一趟，干拿补贴工分，当时我还有情绪。把我队长选掉了，也不是滋味。如今看，这不是给党抹了黑么！”小伙子说着，流下了眼泪。
这一来，大伙都检讨开了。有说因为嫌前勤太累，甘心当了保管员的；有说年纪轻轻却操起鞭杆子当小猪倌的；有说利手利脚却不爱下田的。是啊，我们这几个党员，除去淑梅不算，都当过兵，都当过生产队长，人人能说会道，可就是有一点，马列主义是专冲别人的，把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变成为自己个人谋利益了。
“见椅子歇腿，见酒盅开胃，千里马也架不住恋栈。谁能拥护恋栈的千里马？”见大家说得差不多了，王才总结似的说，“我们党员啥时候变得这样了呢？”他在沉思中，想鼓励同志们几句话，但是找不到适当的词儿。他努力回想着当年在战场上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班长或连长是怎么鼓励自己来的。他终于没有想起来。当年的共产党人似乎没经历过这种失败。当年的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中，如鱼在水，如鸟在林，从来没有听说过被人民群众抛弃不管的事。屡闻不鲜的，倒是老大娘或大嫂子，大伯和大哥们，有时甚至还有刚懂一点人间善恶的小嘎子和小闺女，为了保护一个党员，宁可在敌人的皮鞭和棍棒下，血肉横飞，宁可被烧了房子，填了水井，有时甚至不惜满村老幼面对敌人喷火的机枪口，也决不肯让党员同志受半点伤害。而我们的党员，也可以随时随地，为了人民的利益，极端自觉地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党是人民的心，人民是党的命。
但是现在，我们五个共产党员不受欢迎了。怨谁？怪谁？
在这寒冷的冬天的午夜里，在这间孤零零的小土房的暖烘烘的火炕上，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小组，以前所未有的郑重态度，讨论着这样一个极其严肃的课题：我们共产党人在群众中间的位置。这是何等发人深思的课题呀！月挂中天，星汉灿烂，大盐碱滩上闪耀着雪一样的色彩。那是使人望而生厌的涩碱，还是月轮的明洁的光辉？
三星歪了，夜已过半，中共三门李四队党小组的讨论会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是群众冷落了我们，而是我们辜负了群众，不是群众不要党员了，而是我们不怎么象党员了。
我们怎么办？就此躺倒吗？沉沦下去吗？不！我们从哪里跌倒的，就还在哪里爬起来！
我们共产党人要做什么样的榜样
分组第二天的黎明时分，一个惊人的消息风快地在村里传开了：党员们自己插旗建组了。
这个消息立即在村里引起了各种议论。一些人点头称是：“这么样好，谁也不沾谁的，谁也不拐谁的。”有的人把这意思就说得刻薄些：“党员们也该自个劳动养活自个了。”一些老年人却觉得过意不去了。他们想起了党员的种种好处，办事公道啊，爱帮助人啊，肯自己吃亏啊，对老年人有礼节啊。缺点是有，特别是这些年，可谁没有缺点呢？再好的马也有失前蹄的时候，就一个也不要人家？他们埋怨起那些分组的积极分子来了。
但也还有一个人很高兴。那是个老病号，本村的头等穷户，长得小身板象麻秆儿似的，只能放放猪，不能上趟子（下地）。他叫戴洪元。在那晚的分组会上，他曾经很兴奋地自报：“我参加王占河组。”
“我们人够了。”王占河组的人赶紧说。
“那我报田富那组。”戴洪元有自知之明，因此很能将就，他的意思是有个组就行。
“我们再要就多了。”田富组的人也赶紧声明。
戴洪元干翻白眼说不出话来。现在一听党员单独成立了作业组，他赶紧跑回家，让孩子从南大甸子喊回了正在搂毛柴的妻子，夫妻两个紧张地商量起来了。很快地，一个最庄严不过的家庭决议形成了：报名入党员这组。戴洪元飞起两条细腿，小脸兴奋得通红。他去找党小组长王才了。他很有信心。
这个戴洪元，三岁上被卖到戴家，如今四十七了，既不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父母往哪儿去了。他在贫困的境遇中挣扎着长大。二十五岁那年，得了一次严重的肠梗阻病，在四平和长春住了三个月医院。有21天，滴水不进，全靠打葡萄糖活命。结帐时候，总共花掉了1，600多元钱，都是国家给报销了。他总说：“我没有亲人，共产党就是我的亲人。我从小没娘，共产党就是我的亲娘。”划分作业组的会上，他寻思自己跟王家组是亲戚（他的养母姓王），跟冷家组是儿女亲家，哪组还不能要？可就偏偏哪组也没要。“谁要他那个累赘！”有的人说。这回他来找共产党员王才了，眼泪汪汪地，他喊：“三舅（他论的是屯亲，其实并非真的甥舅关系），我要参加你们党员这组。别人不要我，我跟共产党，共产党不能把我扔了吧？”
虽然来的是一个半残废人，王才也很感动，他觉得这时候来找他入组，是一种支持，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信任，就赶紧说：“要是你不嫌乎，就来吧。我们吃干的，不能叫你喝稀的就是了。”戴洪元很自卑，他吭吭吃吃地说：“我顶不上个好半拉子，要了我，你们就得少打粮。”王才说：“放心。一粒也不兴少打的。还要比他们那两个组打的多。往年，我们党员没把劲使到生产上，光练嘴皮子了。教训了别人，自个不咋的，对不起乡亲了。今年，我们要把劲别过来。党员都下了决心，要在发展生产上起先锋作用，把我们作业组办成全公社第一等的。今年我们党员要出这个风头，哪怕先烂呢，也非当这个出头椽子不可。我们要拚命了，你不嫌累，就来吧。”
这以后，他们还另外吸收了两户没人要的职工家属，正式组成了作业组。大队党支部批准了他们的组成，同时把这几个组按顺序划定为第一、二、三作业组。但三门李的庄稼人自有独特的命名法。他们把王姓为主的称作“王组”，把冷姓为主的喊为“冷组”，而把党员为主的这个组，别出心裁地叫作“党组”。
啊，“党组”！这是亲切的称呼，还是包含有某种揶揄？
总之，“党组”的旗帜就这样打起来了，最年轻的党员荣凤春抖擞精神，就任了第一任组长。好心人替他们捏把汗。有人给算了一下，论人头，他们组能有十几个人干活，其中除了三个党员是中青年，还有一个病号，三个老头，一个半拉子，六个小姑娘，忙的时候还可以动员起来五个家庭妇女（其中包括两个老太太）。年龄最大的七十四岁，最小的十六岁。这样，他们就集中了全村的老弱残兵。而另外那两个组则全是一色棒劳力。爱凑热闹的人编出了顺口溜：“王组强，冷组棒，党组真够呛！”好心人替他们发愁：“到秋天，‘党组’这台戏可咋唱？”
戏是可以唱的。事实上，自从“党组”正式组成那一刻起，这台戏已经开唱了。他们不怕拖累，肯于吸收半残废人戴洪元和没有劳力的职工家属入组，显示了共产党人克己为人的宽广胸怀，赢得了善良的庄稼人的敬佩。现在，他们又克服劳力不强的困难，送齐了粪，虽然是跟头把式，连跑带颠干的。
“党组”真正经受考验是在春播时节。
严冬过去了，春风在人们的期待中染绿了柳树的梢头。三门李人豪兴十足，要在八十年代第一春里大干一场了。
三个作业组撒开人马，进到芳香的田野里。就象有人预言“党组”一春天送不齐粪那样，现在又有人预言他们的地要种不上了。当此时机，党小组长王才挺着高大的身躯下地来了。他抓起一把湿土，使劲攥着，宣誓似的说：“我不当舒服老爷子了，豁上这把骨头，干吧！”他早年生活不安定，落下个胃痉挛的毛病，一犯就疼得打滚。这时候，他就带着药瓶子下地，病犯了就吞一片药。每天，他第一个在朦朦胧胧的曙色升起以前就起来，挨家叫醒自己组的同志，踩着早霜下地。往年种拉拉稀苞米，今年他提出种单株密。他拄个小棍，在前边踩格子，不用度量，不用计算，一步一个脚印，步间恰好四十五厘米，好象他的脚上天然就带着一个电动钢卷尺似的。整个播种期间，他就是这样在走，十五垧苞米地，都是这么样走出来的。每天平均要走两万多米。但这不是在平坦的大路上悠闲散步，而是在疏松的垄台上，深一脚浅一脚，来来去去毫不变样地走。东辽河边上，既无山又无树，风沙很大，有时刮得人平地摔跟头，何况在一条窄窄的松土垄台上。风沙难撼志士身。共产党员王才就这样一步步向前走着。在他的身后，是“党组”的同志们。
王汉周是负责滤粪的。他从河北迁来没有几年。河北不是这样干活的。一方风土，一方活计。到哪随哪。但这些年他没有好好学活计，如今不会使巧劲就只好使笨劲，汗流满面地苦干不歇。荣凤春一春天没穿他那身油光水滑的新郎倌礼服了，他早换上了从部队带回来的草绿色军装。经过春风和汗水的漂白，军装很快地褪色了，一张年轻英俊的脸也变得黧黑。他的媳妇心疼丈夫，偷着宰了一只老母鸡，炖上了她在娘家时候拣的油蘑。动筷子的时候，荣凤春对妻子说：“不用宰鸡，我累不垮，力气在心里边呢，使也使不完。”那个本来还很年轻，却被称作“老窝瓜，不起面了”的刘清洲，是除了王才以外最能起大早的一个了。他是怀德十八中的毕业生，说话好讲个遣辞造句。“清洲哥，真早啊！”有人喊。“这也叫物极必反了。”他笑一笑说，“以前我是上工没一天不迟到的，现在不早点就达不到新的平衡啦。”
在春耕的紧张时刻，“党组”成员的家属们也都来了。那可真是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出不了力的也来站脚助威。其中有小媳妇，有小学生，还有一位须发如霜、矮小驼背、身子几乎弯成一个圆圈的老人，那是王汉周的七十四岁的爹爹。这些家属们，他们有儿子、父亲、丈夫或哥哥“在党”。这些“在党”的亲人今年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这场考验的成败似乎也和他们命运攸关。他们嘴上不说，但心里想的都是这个。“捧我们‘党组’！”这好象成了他们不言自明的行动口号。别组是一个点种的和一个滤粪的。他们至少有两个点种的和两个滤粪的。一副犁杖后边，常常跟着一大串人。他们好象不是在种地，而是在和他们的亲人一起，从事一种神圣的事业。这事业绝不是单纯用工分和经济收益所能表示的。这使他们的精神异常专注，情绪分外高涨。而人在这样的时候，往往能做出平时做不出的事情来。今年，他们的地就种得又快又好又精细，一点也不象我们北方习惯的大犁划沟，大把扬籽的粗拉拉的干法。
这一年的春播，三门李四队的三个作业组上了劲，工效大为提高。去年种地，全队用了一个月工夫。今年分组，十五天就干净利索地完成了。
好雨知时节。慈爱的大自然母亲也为自己的儿女们及时地助了一臂之力。春播刚完，一场春雨就落下来了。种籽发芽，小苗拱土，田野一派绿色。沈春书记组织了一次全大队的苗情检查，有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和各作业组长参加。他们沿着本大队的地面巡视，发现哪块地的苗齐苗全苗壮，哪里的苗色发绿发黑，那就一定是“党组”的。“你看人家‘党组’种那地，地头地尾都没扔，没一埯缺苗的。”“王组”和“冷组”的人说，有点佩服了。
见苗三分喜。“党组”更来情绪了。“王组”和“冷组”不敢怠慢，赶紧补苗。“‘党组’呛上了，向你们学习！”他们中的一些人诚恳地说。
“‘党组’的苗太密，以后怕不结棒，要吃甜秆儿”。他们中的另一些人也是诚恳地说。
果然，不几天以后，“党组”满地的青苗泛黄了。这是脱肥了。为今之计，就是要赶紧追肥。化肥最赶劲。荣凤春组长火急奔往公社求援。公社机关立刻紧张起来。他们一直在关注着“党组”的命运啊！“你们这几个人代表着全公社的党员”。这是党委书记的话。岂止全公社，就连县委的书记、地委的部长，心都被牵拽着啊！公社很想给“党组”吃一点偏食，可惜手头并没有化肥。十屋公社党委书记亲自出马，去友邻毛城子公社请求支援。毛城子一听是三门李“党组”需要，也紧张起来。“他们这个‘党组’也代表我们这些党员啊！”这是毛城子公社党委书记的话。他们立刻从自己手头分出了六吨硝氨。
硝氨拉回来了，“王组”和“冷组”眼巴巴地看着。这当口追化肥，可真追到点子上了。“到底是‘党组’，有党撑腰。咱这没有党员的老百姓组，可成了后娘的孩子了。”他们这样想着。
与此同时，“党组”也在想。共产党员能吃独食吗？我们能做那种光顾自己、不管群众的事吗？好事都归我，见着便宜就抢，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风格吗？不，不是。我们宁可少打点粮，多吃点亏，也不能把党的性质改了。三一三十一吧。六吨硝氨，一组二吨，平均分下去了。这不是送化肥，是送成吨的粮食啊，这不是送粮食，是送去了党的传统啊！“王组”和“冷组”大为震动。庄稼人心肠软，受一点好处就不得了，何况是紧关节要时候成吨的化肥，他们的心和党员的心往一块贴了。
“嗯，三门李党小组，有点象那么个样子了。”十屋公社党委书记听到这件事，点头说。
“党组”把追肥的活包给了妇女。王淑梅动员起了五个家庭妇女，其中包括王才的老伴和荣凤春的老妈。妇女们干活心细，又不糊弄，组里是放心的。往年追化肥是拿锄头，直着腰板刨坑，大把抓肥往下扔，今年，“党组”妇女们一改常规，拿小木棍扎眼，用汤匙舀肥，弯下腰，一点一点往眼里放，就象给自个心疼的孩子喂奶。农村妇女生活条件艰苦，家务负担重，不少人都有难治的痼疾。荣凤春的妈妈年轻时候生过一对双胞胎，落下个病，俩肩膀总是酸疼酸疼的。王淑梅有肾炎，这些日子正犯病，两条腿浮肿，一按一个坑，半天下不去。可她们都坚持着干。在她们的丈夫和儿子面前，她们从不说一个累字、苦字、疼字，汗水淋漓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只有在劳作不息而又家庭和美的劳动妇女的脸上才会有的那种笑容。晚上回到家里，男人们能蹲着或坐下抽支烟，揉腰揉腿，她们却还要趴在灶门脸前烧火，忙忙地淘米做饭。火光映着她们的脸膛，烟气熏着她们的眼睛，而她们粗心的丈夫和儿子总是很难发现她们的手和腿是颤抖着的。这样一干就是多少天，她们到底抢在雨前追完了全组的地。
转眼也就到了铲地的时候。三门李地方地多人少，铲地一向是北大荒干法，大夹板锄，两条胳膊悠开了，粗干毛撸，形同赛跑，轰轰隆隆，眨眼之间一大片地就完了，铲下来多少草就算多少草。河北人王汉周初来这里干活很不适应。他的老家就在万里长城脚下，离秦皇岛不到一百里。那里铲地的方法有点奇怪，最大特点是往后边退着铲，而且铲得非常精细，因为土地少、人口多，决不肯伤一棵苗，就象大姑娘绣花一样。王汉周来到三门李铲地，冷不丁由往后退改为向前进，觉得十分诧异，不仅干得很笨很慢，而且干着干着就又身不由己地往后边退了起来，引起人们一阵阵哄笑。
但王汉周也有他的好处，今年“党组”铲地要求质量，就是要保全苗、锄净草，“种十成保十成，丰收年不收无苗田”呀。这正是河北铲地法的优势所在。王汉周有用武之地了。他下了地，除掉仍对向前进感到有些别扭而外，他那种精细劲，那种认真的态度，那种一苗不伤的精神，都叫人打心眼里佩服。素来被人判为“不会铲地”的王汉周成为打头的了。一帮年轻人都跟他学，铲得又细，搂得又深，三门李因此出现了新的铲地法。等到沈春书记又带人来检查夏锄情况的时候，看了“党组”的地，他和检查组的人无不点头赞叹，说是这样的地铲一遍顶两遍了。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
满地庄稼比赛似的蓬蓬勃勃长起来了。大盐碱滩为一片壮观的青纱帐所覆盖。“党组”的庄稼继续拔尖，丰收已成定局。人们的态度也慢慢变过来了。但“党组”仍不敢有半点松懈。
“人家小看咱们，咱们可不兴小看人家。”还在“党组”处境艰难时，党小组长王才常对同志们说，“大家一个屯子住着，哪能总是针尖对麦芒的！分组不分心，共产党员还要讲风格。”
他们也真是这么做的。夏天，冬小麦黄熟时节，劳力很紧张。“种在冰上，收在火上”，“麦收三晌”，火似的太阳一照，眨眼间麦子就勾头了。不及时收上来，就要掉粒。偏赶上天气预报说要有大雨。抢秋抢秋，真是和天老爷抢收成啊！“党组”劳力虽不硬实，但是能动员起来的人手多，干劲又大。人家一头晌歇两气，他们只歇一气，中午也不休息，忙忙地扒拉一口饭，就又下地了。他们很快地拔完了麦子，运回去了。这时候急坏了那两个组，特别是“冷组”。大片麦子在地里挺着，眼看就要颓秧了。三门李地方粗杂粮多，种一点麦子金贵得要命。来人去客，擀个面条，新年春节，包个饺子，全指靠着这点出产。
“冷组”的人急得火上了房，不吃不喝不歇气，拚命干，越着急那麦子还越难拔了。抬头看看天边，黑云彩正由小变大，风也带出凉味了。正当这个时候，一群人轰一声涌进了麦地，立刻烟尘风扬，干起来了。“冷组”人抬头看，正是“党组”派人来了。他们很是激动，一迭声地感谢。“党组”却说：“这也是互相支援呗！”人们的心越发贴近了。
分组以后，农具什么的也照样分了三份，但他们仍共同使用一个仓库，一家占了一个角，从来没发生过什么纠纷。不象有的地方，分了组，就在仓库里垒起高墙，开出几个大门，各走各的，如同路人，邻组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柳枝泛红，北雁南飞，转眼间壮丽的秋天来到了。小杂粮上场以后，“党组”的领先局面以具体的物质成果显示出来了。无论是小麦、糜子、小豆和葵花子，“党组”的人均所得都超过了另外两组，其中有的超出了差不多一倍。四大作物（高粱、谷子、苞米、黄豆）的产量，“党组”也大大领先。全作业组产量高达五十五吨。“王组”和“冷组”也不错。全队三个组加在一起比去年多产粮四十多吨。
这是一个生产上的重大胜利。但引人注目的东西还不只这些。前不久，三门李重新选举了生产队班子，党员刘清洲被三个组一致推为生产队长，“王组”和“冷组”还称他为“总组长”，意思是刘清洲也是他们的组长。在沈春书记看来，这种情况很自然地又成了一个预兆，说明三门李三个作业组的构成将要有所变化了。“王组”和“冷组”已经放出口风，要求“向‘党组’靠拢”。有人还在私下里活动，对某个党员说：“过年你得上我们组来。没有党领导哪行！”对此事反应最为强烈的是那两组中的一帮小伙子和大姑娘。青年人喜欢用自己的眼睛看生活，他们有自己的功利主义，不象上岁数人那样注重经济观点，他们更着眼于精神生活的需要。他们很不满意地说：“三门李的分组法大有问题。把党员都给分走了，我们入党、进步的事咋办？谁培养？未必你们这些长翅膀的（非党员）当得了介绍人吧？”对这样的埋怨，他们的父兄是难以作答的。就这样，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奋斗，卧薪尝胆，三门李四队的共产党员们，同乡亲们一道，共同迎接了一个大丰收。他们在我们国家960万平方公里地面上的这一个小小村落里，以党的一个最基本的细胞，重新恢复了党的威信，重新获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
这威信是怎样失去，又怎样重新获得的呢？三门李大队党支部书记一边谈着，一边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以前不是没有发现过党员们的问题，也不是没有采取措施解决。批评啊，个别谈话啊，办学习班啊，学习十二条准则啊，可就是不起多少作用。这回用了什么办法呢？没有。没用什么办法。大队支部和社党委甚至没有批评一声，指责一句，可党员们竟一个个奋起改正了缺点。这是什么巨大的权威力量做出的奇迹呢？是生活，是人民群众，是一种极严峻又极公正的社会现实。“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党的领袖老早就这样说过了。种子是不能离开土地而生存的，就象地神安泰离开大地母亲就会窒息而死一样。这些年来，我们的教训有一千条一万条，归根到底是这一条：我们作为种子脱离了人民这块土地。
当我们勇敢地正视这种现实，挺起胸来，不是靠宣言，而是靠行动，不是靠旁人，而是靠自己，去克服缺点错误，去发扬党的传统，去以我们自己的手，恢复我们自己的形象，则我们就必定能够重新开花结果，达到我们的目标，就象在三门李这块丰饶而又贫瘠、富裕而又荒凉的大盐碱滩上，我们五个普通党员所获得的成功那样。
编者附记：《三门李轶闻》系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二届（1981—1982年）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之一，原载《春风》1981年第6期。此次本报转载时略有删节，并请作者到三门李访问一次，看看四队党小组的同志们怎么样了？作者为此写了一段“附记”如下：
“党组”的同志们在继续前进。
先是，荣凤春应邀去“冷组”挂帅，不久又奉调就任大队民兵连长；另一名青年党员刘清洲则受命到问题成堆的大队机耕队作负责人。考虑到“党组”余下的成员过于单弱，分开会带来诸多不利，大队党支部决定仍保持原来三个组的建制不变。农村里边，分组如分家，父子兄弟间利害得失都很分明。但王才带领“党组”不仅自己种好地，而且继续悉心帮助别人。三队刘延生作业组种地有困难，求救于“党组”，“党组”立刻送去了组里最好的一匹大红马，无偿地给“刘组”使用。二队包干户尚学俊一家不会种地，急得哭，“党组”出人出犁出车马，从春播直到庄稼上场，全面包了下来，分文报酬不取。如今，顺应形势的发展，三门李地方都已经实行大包干、责任到户了，从此要户自为战。四队党员们的目光却没有禁锢在自家的庭院里，他们郑重确定了每人的帮助对象，即那些劳力弱、畜力差、底子薄的人家，三门李人称之为“党员联系户”。党员们在自己搞好生产的同时，决心带领困难的乡亲一同发家致富。1982年夏天，中共怀德县委授予三门李四队党小组“模范党小组”的光荣称号。这荣誉，王才和他的战友们是受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