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毛泽东同志对调查研究理论的贡献
石仲泉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内从事社会实际调查研究的开创者。他进行的社会调查，无论时间之长久，规模之宏大，内容之广泛和深刻，都是十分突出的。他自从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中国革命运动以后，就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调查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汇集了经过战争岁月幸存下来的这些调查材料，记录了他的农村调查实践活动，反映了他的调查研究的理论成果，是我们研究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珍贵文献。
向社会进行实际调查，当然不是毛泽东的首创，也不是始于马克思主义者。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早就做过这方面的调查。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利用他们调查积累的资料和他们的理论成果，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马克思恩格斯也十分注重对社会实际的调查。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的调查，这是人们所熟悉的。马克思在1866年拟定过关于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查大纲，在1880年写过一张《工人调查表》，列出了全面调查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纲目。他花费四十年心血创作《资本论》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科学史上进行调查研究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壮举。
马克思恩格斯的调查研究同资产阶级的调查研究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个区别不仅表现在调查者的阶级立场、政治目的不同，而且调查方法也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是：客观地看问题，不附加任何外来成份；全面地看问题，不片面夸大某一方面；历史地看问题，不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从本质上看问题，不只看表面现象。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把调查研究置于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一种科学的认识方法。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既遵循马克思恩格斯调查研究的基本要求，又有一些新的特点。这种特点主要表现在：毛泽东把调查研究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工作，倡导全党进行调查研究，使之成为指导革命、教育干部、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方法。从《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也可看到，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关于土地革命的理论，关于根据地建设的理论，等等，都是基于社会实际的调查研究而提出来的。
毛泽东所进行的大量调查研究活动，一方面使他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理论以及方针政策，另方面通过对于调查研究实践的总结，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思想。毛泽东对于调查研究理论的贡献，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主要之点。
（一）认为调查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在把调查研究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实践领域，作为指导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改造世界的革命斗争的重要方法时，从哲学上论证了调查研究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基础，是形成我们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前提。在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中，毛泽东专门论述了调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作用，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这是对他自己多年从事和倡导的实际调查工作的深切体会的理论概括。第二年，又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页），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作了补充和发展。这两个口号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生动表述，说明调查研究已经不仅仅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还应当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问题。1941年，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的几篇文章中，进一步从认识论的角度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作用，明确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同上，第15页）1963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中央在一个文件中还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问题。这些论述把调查研究的意义提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理论高度。
（二）把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相统一，赋予群众路线以认识论的基础。毛泽东认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从认识论上说，实际上是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第一，向社会实际做调查，就是向群众做调查，群众路线的工作对象和调查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同一的。第二，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调查研究，形成正确认识的过程。一次又一次的“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除了要完成党的工作任务外，就是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又通过调查研究来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过程。第三，说这两个过程是同一个过程，不仅是说的同一个工作过程，还是说的同一个认识过程。毛泽东在1958年曾说：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法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毛泽东对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在党的实际工作中的统一性的这些论述，使群众路线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并且使调查研究成为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基础。
（三）认为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重要环节，因而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调查研究既是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也是党的作风问题。“左”右倾错误领导不做调查研究，使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际相脱离，既实行了一条错误的思想路线，也败坏了党的作风。毛泽东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5页）延安整风，首先就是整顿这种主观主义的坏作风，并把提倡调查研究视为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环节。1961年党中央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也包括有重新整顿党的作风的意思。“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党的建设的意义上说，就是要恢复和发扬历史上实行调查研究的好党风。毛泽东当时指出，“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他在给邓小平的一封信中，还要求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同志做出榜样，对农村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向群众寻求真理”。在党中央的带动下，调查研究重新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四）丰富了关于调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的内容。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一是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通过系统周密的调查找出事物内部的规律性。二是要有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党中央在1963年5月重申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指出：“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就不会做，也不会做好什么调查研究工作”。对于进行社会实际调查的具体方法，毛泽东很强调“下马观花”，深入基层。收集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的《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都是用的这种方法。他说，“拚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6页）他还提倡“开调查会”，象《兴国调查》那样，“活泼有趣”，并比他的“历次调查要深入些”。（同上，第183页）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使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战争年代，我们党通过调查研究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建国以后，我们党为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也做了可贵的探索。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还要通过调查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进行各个方面的改革，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但是，现在的情况跟过去战争年代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党成了执政党，工作的范围由局部地区转向了全国，革命的任务由进行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转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环境由落后的、单一的、个体的农业手工业生产状态进入拥有相当水平的社会化大生产、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状态，因此，现在进行社会实际调查的某些方法和手段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思想，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个基本精神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但是，把我们的思想和眼界继续停留在半个世纪以前，这不是毛泽东所要求的；仅仅满足于过去调查研究所取得的具体经验，包括建国头十七年的某些经验，也是与新的历史条件不相适应或不完全适应的。特别是面临各项改革的艰巨任务，不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不尽力利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和手段来进行调查研究，是很难有成效的。新的历史条件要求我们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还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把毛泽东为我们党所开创的调查研究传统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理论与实践，继续推向前进。
第5版()
专栏：
从拨乱反正到破旧创新
改革，就是破旧创新。破旧创新，涉及的范围是如此之广，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要破旧创新；内容是如此深刻，不但过去行之无效的要破、要创，过去行之有效但已不适应新形势的也要破、要创。与前几年的拨乱反正相比，当前的改革——破旧创新，不论是对四化建设的推动和触及人们思想认识的程度，都又大大地进了一步，深了一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个时期，总的指导思想是拨乱反正。那时所涉及的，基本上是“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问题，包括平反大批冤假错案。当然也有阻力，也有跟不上以至顶门杠，但当时所要解决的，大多是事实的真和假、被颠倒了的是与非，而且都是人们亲身经历或者自己受过迫害的。现在总的指导思想已发展为破旧创新。所要破的，包括我们自己创建的、曾经起过作用但今天已落后或陈旧的各种体制，包括我们已习以为常的、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些框框套套；所要创的，包括好多从未经历过的、没有现成样板可依的全新的章法。因此，破旧创新要跟上，更需要高瞻远瞩，有一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
破旧创新，就要勇于破，又要勇于创。创，就是前面没有路，自己去开拓。这就比拨乱反正进了一步，不只是纠正错误的，恢复正确的，而要向前发展，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创新，不能等上面拿出一套方案后再动手，而要不怕风险，不怕别人挑剔，更不要碰到一点挫折就犹豫不前，以至退回原地。创新有一个完善的过程，现在正在改革的一些方面，都是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不能企图一劳永逸，一成不变，这样会形成新的思想僵化。我们要不怕改革，更不怕在改革中不断完善。
改革正在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发展，破旧创新的潮流不可阻挡，不但在猛烈冲击着不合理的旧体制，也在猛烈冲击着各种过时的落后的旧思想、旧认识。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大势，今天中国的时代脉搏。
（转载《世界经济导报》述评）
第5版()
专栏：学点民国史
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是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塘沽协定》后，为全面侵占华北而蓄意制造的一连串事件的总称。换言之，它是日本侵略华北一系列罪恶活动的可耻记录。
还在1935年初，日本侵略者就为实现其“分治”华北的罪恶阴谋，制造了“察东事件”。1月15日驻防察哈尔省沽源县长梁、乌泥河等地的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与伪满自卫团发生冲突，有40余名伪军被缴械。但日本关东军却公然宣称宋军侵犯了伪满的“国境”，接着出动千名日伪军，以两路向察东大举进攻。结果，迫使国民党政府接受其蛮横要求，将察东各地划为非武装区。
“察东事件”后，日本侵略者为取得华北统治权，接着策划了“河北事件”。先是，5月初，天津《国权报》社社长杨恩溥和《振报》社社长白逾桓两汉奸在日租界被暗杀，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驻平使馆武官高桥等密谋借此挑起事端，以“彻底驱逐东北系及中央势力出华北”。29日，酒井、高桥等遂以杨、白被“蓝衣社”所杀为口实，同时借口热河义勇军孙永勤部进驻滦东非武装区，受到遵化县接济，破坏了《塘沽协定》，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了各种无理要求，并声称如不接受，“将出断然之处置”，即要公开占领平、津。接着，天津驻屯军连日到河北省政府门前示威游行，并由东北调遣大军开入关内，公然进行武力威胁。与此同时，日陆军省也一面加紧炮制《华北交涉问题处理纲要》，一面训令华北驻屯军“应有采取断然手段之处置及必要之准备”。经过一番紧张活动后，6月9日，酒井、高桥进而向何应钦提出更加苛刻的要求，并限12日午前答复；当国民党政府表示屈服后，高桥又代天津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拟一“觉书”文稿，逼何接受。7月6日，何应钦以其名义致函梅津，正式承认了所提各项要求。这就是所谓《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是：（1）取消河北省内包括铁路党部在内的一切国民党党部；（2）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3）解散国民党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4）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其他所指各官吏；（5）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
当“河北事件”还在交涉的时候，又发生了“张北事件”。这同样是日本一次有计划的侵略活动。原来，5月31日，有4名日本特务潜入察哈尔省境内偷绘地图，6月5日在张北县被二十九军所部扣留，察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纠纷，旋令释放。日本关东军却反诬中国军队“侮辱”了日本士兵，并以此为借口，令驻张家口领事桥本和特务机关长松井向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同时为察省民政厅长）提出“惩办直接负责人”等三项无理要求。随之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亲自出面，在长春召集酒井等重要将领，商定了更为严酷的交涉条件，即所谓《对宋哲元交涉纲要》；并决定交由土肥原负责交涉。土肥原时为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是一个极端狂妄而又卑劣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一开始就采取高压手段，对秦德纯百般要挟，以至逼得秦当场吐血。同时，关东军公开宣称：为使交涉达到预期目的，“在热河应有一部分之军事行动”。事实上，日本侵略者除调集军队屯驻察省边境外，还不时派飞机在北平上空示威，并指使伪满便衣队在独石口一带肆意挑衅。这样，至27日，终于逼使秦德纯与土肥原在北平签定了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其主要内容为：（1）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省可以自由行动；（2）取消察省境内国民党党部；（3）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4）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职；（5）中国政府此后不再向察省屯田移民。
但是，日本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它通过《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到冀察两省大部主权后，便又进而加紧策动“华北自治”。
所谓“华北自治”，就是要在实际上把华北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新任天津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在鼓吹“实行华北五省联合自治”时，就毫不隐讳地说：日本应当“在两国之间建立一个共存共荣的乐园，以推行日本帝国的对华政策”，而“华北正是上述对华政策最易并最速实施的地区”。
酝酿已久的“华北自治”丑剧，以10月4日日本内阁正式通过《鼓动华北自主案》而进入高潮。其“鼓动”手段之一，就是首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在各地发动暴乱，组织伪政权，以制造“自治”出于“民意”的谎言。喧嚣一时的“香河事件”，即是突出一例。先是，10月18日，日人指使汉奸武宜亭等在河北香河县安抚寨召开所谓“国民自救会”，密谋暴乱，20日武等即纠合千余人以反对苛捐杂税为名包围了香河县城，22日由日本宪兵掩护冲进县城，组织伪自治政府，推前北平商会会长安厚斋为“县长”。多田随即发表谈话，煞有介事地宣称：此乃“善意之自治运动”，与暴动不同，不可进行军事干涉。此外，河北安次、庆云、曲阳、沧县、邢台等数十县，都先后发生了类似事件。至于打着各色旗号的“请愿团”，以及什么“宣言”和“传单”，更是在日本浪人的直接参与下，招摇于街头，喧嚣于报端，不时发出阵阵的嚎叫。
拉拢和压迫国民党华北当局，是日本侵略者鼓动“华北自治”的另一重要手段，也是它全部活动的中心。在这方面，野心勃勃的土肥原又充当了主要角色。还在9、10月间，他就曾向改任平津卫戍司令的宋哲元提出组织伪自治政府的要求，并许以军事和经济的援助。11月6日，他被南次郎委派来津后，经与多田、高桥等密商，即于11日抛出一个包括有十大内容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限宋20日前照此首先宣布“自治”。随之步步紧逼。与此同时，多田一面声称“土肥原之要求，必须实现，无商讨余地”；一面亲飞济南，策动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响应。还派人去保定，诡称宋哲元、韩复榘对“华北自治”已表同意，胁迫正在因病住院的河北省府主席商震迅返北平“协商”。而日外相广田也在各种外交场合，公开扬言：“对华自治运动，无取消理由”。
在压宋哲元接受“自治”的同时，土肥原还加紧对其他军政要员的“鼓动”。臭名昭著的殷汝耕叛国事件，就是这样出笼的。殷汝耕时为国民党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在土肥原的直接策动下，这个丧心病狂的无耻汉奸于11月15日致电宋哲元、韩复榘，要求接受“自治”方案；23日夜在津宣布停战地区实行“自治”；24日在通县发表“脱离中央”宣言；25日即宣布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一个月后，又秉承日本侵略者的旨意，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就这样，冀东二十五县的大片国土便落入了日寇手中。
当殷汝耕挂起“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招牌后，土肥原等随即向宋哲元施加更大压力，迫其在30日前必须宣布“自治”。同时，日军公然抢占丰台车站和天津总站及西站，变本加厉地进行军事威胁。还出动军宪，随意捕人，大肆制造恐怖紧张气氛。国民党政府终于又屈服了。11月26日，它为了向日本表示退让，宣布撤销北平军分会，改设“冀察绥靖公署”，以宋哲元为主任。30日，蒋介石又亲与行政院等五院长拟定了六条“华北自治办法”，并由何应钦以此赴平“处理华北问题”。何应钦到平后，为满足日本侵略者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立即着手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12月18日，这个以宋哲元为委员长、有王揖唐、王克敏等著名亲日派参加的半傀儡式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北平宣布成立。至此，华北被置于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之下，致使中华民族的生存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但是，日本侵略者纵然可以压迫国民党政府一再屈服退让，中国人民却是不可战胜的。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过程，也正是中国人民决心奋起抵抗的过程。日益兴起的抗日救亡热潮，规模空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发生，就是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华北的有力回答。
（徐辉琪）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全国《资本论》学术讨论会
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三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厦门大学在福建省厦门市联合举行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全国《资本论》学术讨论会。
代表们认为，《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当前正在开展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我国《资本论》的研究情况，有些代表强调要重视和加强对《资本论》第三卷的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工业、农业、商业、银行信用进行了广泛的分析，涉及到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一系列具体问题，撇开马克思论述的资本主义特殊性质，其中包含的许多一般原理，对于办好社会主义的工业、农业、商业和银行，也同样适用。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改革是全面系统的改革。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平均利润分解为商业利润和利息、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的理论，有助于我们进行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形式的全面改革。
与会代表认为，近年来，在《资本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无论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方面，特别是在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和当代资本主义实际探索和解决新问题方面，都很不够。还需要共同努力，把《资本论》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要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研究《资本论》的基本原理，探索运用这些原理的具体途径和形式。要用新的材料、新的论证和被实践证明了的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研究《资本论》写作和出版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新变化，出现的新问题，对此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批判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攻击《资本论》的谬论。要继续研究《资本论》和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的手稿，研究《资本论》的创作史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思想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