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看《樱桃时节》有感
林默涵
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了描写巴黎公社斗争的话剧《樱桃时节》，这是极有意义的。这同时也是对巴黎公社的纪念，因为一百一十二年前的3月18日，是光荣的巴黎工人阶级举起第一面无产阶级革命旗帜、建立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伟大日子。
大家知道，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战斗进程给予了最大的关注，并对公社的历史意义作出了最高评价，认为它表现了巴黎工人阶级摧毁旧世界的冲天革命气概和建设新世界的历史创造精神。巴黎公社虽失败了，但它“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
《樱桃时节》的作者茹尔·瓦莱斯，是巴黎公社的战士，曾被选为公社的教育委员，在公社保卫战中幸免于死，1872年在流亡英国和瑞士时，他从历历在目的如火如荼的战斗经历中汲取了灵感，他的革命激情就象塞纳河水一样不可遏止地喷涌而出，写成了这部长达20万言的史剧。剧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其中有钢铁般的工人，有英勇无畏的妇女和少年，有富于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也有出卖巴黎人民的伟大事业的叛徒，有屠杀巴黎人民的“恣意发挥其老虎本能的猴子”和“嗜血恶狗”。通过这些人物的生死搏斗，展现了一幅幅壮烈严酷的图景。它有时令人热血沸腾，有时催人泪下，但这不是悲伤的泪，而是悲壮的泪，是对于英烈们的献身精神的崇敬的泪。那些高尚的巴黎人民是何等可敬可爱啊！他们热爱生命，也懂得真正的爱情，但他们更爱正义与自由，为了正义与自由，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们宁愿抛弃生命和爱情，毫不迟疑地去尽自己应尽的义务。
茹尔·瓦莱斯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从亲身实感中，认识到了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达到了与马克思主义者相同的结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两个错误葬送了巴黎公社光辉的胜利果实。一个是“无产阶级在中途停了下来，没有‘剥夺剥夺者’，而一味幻想在国内树立一种最高的公理，……没有夺取象银行这样的机构；蒲鲁东主义者关于‘公平交换’等等的理论还在社会主义者中占统治地位”。正是这样。在《樱桃时节》中，当杜朗向雅克·勃里亚（律师、革命的新闻记者）提出，要他集合部队去占领法兰西银行时，他就以怕被人家“说我们盗窃”为理由，拒绝这样做。后来虽然由波杜安（炼铁工人、公社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签署了占领法兰西银行的命令，却已经晚了。让我们看看剧中的一段对话：
波纳尔（镇压起义的反动军官）：你还犯有严重的罪行！向公社营下达一道书面命令，叫他们强占法兰西银行，并且紧急时烧毁里面的全部有价证券。请你瞧瞧！（他从案卷里抽出一张纸让波杜安看上面的签字）这是你签署的命令。你一定认得自己的签字吧？
波杜安（匆匆看了一眼证件）：这确是我签署的一项命令。不仅是我签署的，而且是我亲手起草的。如果当时这道命令能及时下达，特别是如果它能被认真执行，那你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因为那就足以吓倒正规军，迫使你们后撤！
列宁指出的“第二个错误是无产阶级过于宽大。本来应当消灭自己的敌人，但是它竭力从精神上去感化他们。它贬低了国内战争中纯军事行动的意义，没有向凡尔赛坚决进攻，以便在巴黎取得彻底的胜利，而是行动迟缓，使凡尔赛政府有时间纠集黑暗势力来准备五月的流血周”，使工人的巴黎变成了淹没在血泊中的魔窟。这是一个十分沉痛的教训。我们中国人民就正是从巴黎公社和自己的许多错误、失败中汲取了教训，才明白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真理，不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而且能够不失时机地歼灭残敌，取得了革命胜利的伟大成果。
周恩来同志生前曾不止一次提出，希望把巴黎公社的英勇事迹搬上舞台，今天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樱桃时节》这个剧本虽然写成于一百年前，却在全世界、连作者的祖国都从未演出过。这除了政治原因之外，要把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物众多的剧本搬上舞台，也确实是很困难的。这个剧的译者和导演花了很大的气力，才把这出剧浓缩到三个小时中来演出，而又保持了它的雄大的气魄和感人的力量。这要归功于译者、导演和所有参加演出的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和艺术素养。
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剧！这样的剧不但能教育观众，提高观众的精神世界，而且首先教育了演员，提高了演员的精神世界。据说在排演这个剧的过程中，演员们不辞辛苦，始终抱着高度热情和高度责任感来对待自己的工作，单是这一点，就是十分可喜的收获。没有充满革命精神的文艺工作者，怎么会有革命的艺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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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樱桃时节》剧照
起义者波杜安为了巴黎公社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说服勃里亚同让娜一起越狱。
本报记者 王景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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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行诗简
杜 宣
奉命赴塞内加尔出席国际笔会召集的“口头文学讨论会”。于一月十九日乘中国民航飞机飞往苏黎世，二十一日改乘瑞士航空公司飞机，飞抵达喀尔，沿途所见，得诗四首。
出 境苍茫戈壁无边际古道丝绸路已宽翼下昆仑如玉琢一轮红日出关山
夕阳中过地中海彩云反射入机舱万里长空坠夕阳碧海胭脂迷望眼人间到处着红装
风雪中游苏黎世湖依稀风物似钱塘古树森森色更苍两岸青山皆素裹一湖风雪泛鸳鸯
由达喀尔乘小轮赴葛雷岛参观奴隶堡登上葛雷奴隶堡百年悲愤涌心头皮鞭铁锁人吞恨泪水哀号鬼亦愁白骨成堆沉大海黑奴带血别非洲世间罪恶宁超此雪浪滔滔民族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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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城春常在
沛 文
昆明从来以“春城”的美名著称，可是，1982年12月26日，昆明竟日大雪，27日凌晨，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低气温，零下6．8度。水面上结冰，七天不消；背阴处积雪，四天不化。有几天，春城已无春意，昆明变得“冬季如冬”了。
但是，春城毕竟是春城。今年元月3日近午时分，我到了昆明，一出车厢，只见云絮漠漠，雨丝纷纷，天气酷象北方清明前后的早春。
那知只是一顿饭工夫，待我出得餐厅，外面又变得软风丽日，云散天青。过了约莫半个钟头，当我准备午休时，一望窗外，又是阴云四合，霎时雨打窗棂了。
一觉醒来，不料半室阳光，满屋生辉，冷清清的房子变得暖洋洋起来。
我出于好奇，坐在窗前，观察这瞬息即变的春城天气。
这时晴空一片，蔚蓝深远，很象北京风清气爽的秋天。只有远处苍茫的山和碧天之间，浮着几片淡淡的白云，映衬得天更加蓝，山更加翠。
观察了十多分钟，不见有何动静，我就开始浏览会议发的学术论文。不到一个小时，抬头一看，天空又在大变：云气丛生，有的如扯絮，有的似泼墨，叠叠重重，突兀峥嵘，简直象崇山峻岭。所谓“夏云多奇峰”，大概就是这等光景。不过，只是兴云，并未落雨，到了傍晚，天空又变得清明澄澈起来。
这个住所，离闹市较远，过了一个非常恬静的长夜。清晨，走到院里，发现低洼处略有积水，花木上还有宿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原来，昨晚又下了一场象杜甫歌颂的那种春雨。
住所附近就有一片碧油油的菜地。春城的大白菜，也与众不同，雪白的茎，嫩绿的叶，鹅黄的心。叶上的雨滴，如珠般圆，似玉般润，格外鲜活水灵。而且，菜头不是包起来，而是敞开着。也许这样便于接受阳光雨露的滋润，利于营养茁壮的生命，使它熬过了那几天严冬，依然欣欣向荣。
元月11日，天气嫩晴，我来到市内的翠湖公园，风柔日暖，有似阳春三月。园内绿竹漪漪，碧水涣涣，高耸的喜松，叠翠浮岚，低矮的棕榈，青茎绿叶，加上建筑物上碧色的琉璃瓦，公园周围绿色的栏杆，整个公园，青翠满眼。湖心亭左侧有两棵龙柏，叶子长得一簇簇，一团团，翘然挺拔，翠墨欲滴，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感觉。“松柏之质”，真是“经冬犹茂”啊！沿湖遍植垂杨，看来，这里的“蒲柳之姿”，并不“望秋先衰”。现在是隆冬季节，尽管柳叶大部败落，柔条还在泛青，残叶也不枯干，微风一过，照样依依作态。
走道两旁，香樟木下，不少小草，依然青葱，傲霜抗雪，显示自己顽强的生命。这已不是“春草秋更绿”，而是“春草冬犹绿”了。
突然，园中出现了奇观。离我二十多米远的一边，蓝天耀眼，阳光明媚，而另一边却片云飘浮，雨丝霏微。我又一次感受到“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诗一般意境。
三年之前，我曾到过昆明，为了品尝当地著名的风味食品“过桥米线”，去上一家餐馆，那次品得味道颇佳，可是弄得情绪颇恶。这次，我又到了那家餐馆，发现情况大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春城和整个云南在变化，在前进。
三中全会路线给人民带来的春天将会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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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全其志”
储瑞耕
组织上要安排一位作家担任一个领导职务，她推辞了。她说：“我对落实政策的理解，不是用安排职务的高低来衡量，而是要全其志。”
好哉，“全其志”！此言有一定代表性。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当不当“官”，倒不是权衡用与不用的标志。“全其志”而“尽其所能”，似乎更重要一些。
伟大列宁堪称全人之志的楷模。十月革命胜利后，有人要安排杰出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到人民委员会“当官”，但诗人志不在此。列宁说：“不要去打搅他吧！如果说革命前他在担任行政工作，那只能说是他的不幸，环境迫使他这么做的，可是现在他最主要的是要用自己的笔来为苏维埃政权和政党做更多的工作。瞧，他发表在《真理报》上的诗写得多么美？杰米扬·别德内依是作家、是诗人，在他发挥自己创作才能的时候不要去妨碍他。”别德内依真是要谢谢列宁的，他使他发挥了专长，为人民和时代尽情地讴歌。
话又说回来，知识分子和各类专家中有没有适合于担任行政领导工作的呢？自然是有的。有各种组织才能，俗谓“当官的材料”，并不鲜见。俄国寓言家克雷洛夫说过一句俏皮话：“鞋匠做糕饼，厨子修鞋子，那就别指望有什么好结果”。知人善用，永远是一条正确的用人原则，也就是“全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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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邀角
人们提出科技干部可以接受厂矿的技术承包，这使我想起了过去京戏演出中的邀角制度。
从前北京的戏园子几乎每天都在换戏，换演员。连演三天就算是长的了。各种行当、风格的不同剧目轮换着出现，满足了观众广泛的欣赏要求。这办法有利于出人、出戏、出流派，使不同行当的人才平均发展。演员大多坐在家里，等候戏院上门邀请。有较完整班底的剧场只要邀几位主要演员就行了。出码头也不必兴师动众。名演员自己组成的班社，如梅兰芳的承华社算是最稳定的，但也时时调整、补充，并非一成不变。当然，那时邀角的是老板，他们是把观众的口味与自己的利益结合起来的。
今天我们的演员阵容是庞大的，但同时又并非实力雄厚的。大家分别被“固定”在国营或集体的许多剧团里，要请就是一个整团，没有任何选择余地。运布景道具就要多少节车皮。今天“邀角”的是国营或集体所有制剧团的经理们，他们要把人民的要求和利益结合起来，在“邀角”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困难。是不是可以参照从前的经验取其优点，使现行办法有些变动呢？也许有困难，甚至出些流弊，但用不着过于担心。我相信无论如何，今天的经理们是不会推出《纺棉花》、《大劈棺》“以飨观众”了。 朱慧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