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塑造丰姿多彩的典型人物
——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漫评
邓仪中 仲呈祥
1982年，持续发展的短篇小说创作势头，恰似汹涌过峡的大江，表面显得有些平缓。但是，漫步于这一年的短篇小说之林，细细观览，便不难发现，这平缓中却有发展——那种出类拔萃的大树虽然不多，但普遍的长势却摇曳多姿；象乔光朴、陈奂生、李秋兰、刘毛妹那样的脍炙人口的典型形象似未出现，但创造的新的人物形象却丰富多样。创作趋于多方向掘进，许多作家更执着地进行艺术探索，展示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茅盾同志说过：“创作的本位是人”。短篇小说的艺术魅力，主要取决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典型化程度。最近荣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以其思想、艺术的新成果，再次证明是否坚持努力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是短篇小说创作成败的关键；同时，也为短篇小说如何成功地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提供了一些经验。
这批获奖作品启示我们：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重要一条，是要准确把握时代特征与人物命运的内在联系，透过人物独特的命运来展示强烈的时代精神。蒋子龙的《拜年》，就十分注重在时代潮流和社会生活的风口浪尖上表现冷占国和胡万通迥异的个人命运。冷占国胸怀宏图、立志改革，但是，他勇于逆历史堕力而行，竟弄得一筹莫展、壮志难酬；胡万通平庸无能、世故圆通，却仰仗历史的堕力，得以左右逢源、平步青云。这两个人物都是新旧交替的时代的产儿，他们的命运都与时代的脉搏紧紧相连。读者从这两个人物反常的际遇中，强烈地感受到了变革的时代要同阻碍变革的历史堕力的尖锐冲突。小说透过这两个人物独特命运的展示，发出了时代的呐喊：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制度再不改革，社会因袭的陋习再不扫除，冷占国们就只能报国无门、饮憾终生，而胡万通们倒可以如鱼得水、稳步升迁。这是多么振聋发聩啊！何士光的《种包谷的老人》中着力刻画的刘三老汉，是一个富有时代气息、个性鲜明的农民形象。作家从历史的纵向和生活的横向，揭示了这个人物丰富性格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内涵。这个默默地顽强生活着的老农“象一棵坚韧的草茎，在风雨袭来的时候弯下腰去，过后又依然伸直起来”。当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春风吹来、农村生活一旦有了新的转机的时候，他的心里默默地但又是旺盛地燃起了希望之火。直到他离开人间，脸上那皱褶深深的弯弯的眼角还呈现出“静静的笑意”。刘三老汉勤恳、质朴、深沉、重实的品格为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所铸就，他的悲欢折射出时代的深刻变化。人们之所以觉得这篇小说耐读，正在于刘三老汉——这个古老而新生的民族的灵魂所蕴含的时代容量和历史深度。石言的《漆黑的羽毛》，也准确地展示了中年知识分子“鸽子”的独特命运与时代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鸽子”的奇特性格当然是变幻的时代风云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她“独处幽篁”而又不减其志；生活态度严肃但又不时流露出一点玩世不恭的味道；保持着可贵的事业心和纯洁的贞操，却又不能不灵活地应付世俗的侵扰。直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好不容易落实到这个小小县城的角落，她才得以改变个人的命运和处境。“鸽子”的形象生动地告诉人们：对知识分子最大的抚慰莫过于让他们学以致用、报效祖国，这样他们才能靠漆黑的羽毛展翅翱翔；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清除形形色色的封建藩属思想，不折不扣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此外，首次获奖的青年作者李叔德的《赔你一只金凤凰》里的新媳妇董舜敏形象，也渗透着农村变革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给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这些优秀之作在准确揭示人物独特命运与时代环境的内在联系上的成功艺术实践，对于那种背向广阔的时代而面向渺小的自我的创作倾向，对于那种提倡远离现实社会而抽象地写人生的理论主张，无疑都是一种有力的劝导。
这批获奖小说还启示我们：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还必须努力把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明确性，复杂性与完整性统一起来，写好活生生的“这一个”。较长时期来，我们的小说创作在塑造人物性格时，往往把多面体写成单一体，把多层次写成单层次，把丰富性写成单一性，一句话，把生活中复杂的人物简单化了。这次获奖的优秀短篇，在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作家们注重调动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段，从生活出发，在准确把握人物性格基调（明确性、完整性）的前提下，大胆地多侧面地刻画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喻杉在处女作《女大学生宿舍》中塑造了五个当代大学生形象。她们性格的基调是积极、向上的，但各自都有丰富的个性。其中，匡匡很有事业心和上进心，但她的特殊经历却使她常常带着“伤痕”的目光看待人生，以致偏激地误以为作风深入的校长也必是闹特权的人物。辛甘确实是父母的“心肝”，她身上既有父母娇生惯养带来的消极影响，又不乏时代和社会赋予的积极因素；她有时仗恃母亲的地位而十分任性，有时却又讨厌母亲凭借特权盛气凌人。她骄纵而不失其天真，有点顽劣而更多的是幼稚。她对匡匡不无倨傲，可一旦知道匡匡工读的事迹，却又毫不犹豫地为匡匡的助学金升等而仗义执言。匡匡和辛甘，都是特定的“这一个”，都具有丰富的性格。小说正是通过小小宿舍里争床位、评助学金、修宿舍、生日晚会等生活波澜和大学生之间微妙关系的可喜变化，多侧面地展示了女大学生们丰富的性格，真实地反映了她们成长的心灵历程。金河的《不仅仅是留恋》，描写的是在当前农村生活的急剧变革中，一时跟不上趟的一位基层干部思想感情的波澜起伏和复杂变化。党支部书记巩大明因留恋过去而无限惆怅，但又为过去未能带领群众致富而深深自责，为一时找不到没有“当好家”的原因而思绪茫茫。神游于巩大明的感情世界，人们不难从这个人物性格的丰富内涵中体察到：当前农村的大变革引起了人们感情世界多么强烈的震动，而这场变革又是多么的人心所向、势在必行。还有一些作品不仅从社会的角度，而且从心理的角度揭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航鹰在《明姑娘》中刻画一位盲姑娘丰富的心理活动。这个盲女从未见过光和色，就想当然地用音乐来形容人们讲到的光和色。既然人们都喜欢绿，绿色当然就是辉煌明快、声部丰厚的交响乐；既然空气于人类那么有益，想来一定也会是绿色。她爱绿色并织出“绿荫”奉献给人民。她身残志不残，不仅自食其力，勇作新生活的开拓者，而且热情鼓励朋友建立对生活的信念，甚至为着别人生活得更美好而毅然牺牲自己的一切。小说借助明姑娘独特而细腻的心理活动，展示了她心灵的明亮与美好，使读者看到了美。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用特有的传奇般的笔调，娓娓动听地讲述了一个猎人的孩子几次猎鹿的经过，把人物纵的命运起伏和横的心理活动水乳般交融起来，生动描绘了这个孩子感情升华的思想历程。1982年的优秀短篇小说，都坚持了从生活出发，力求把丰富性与明确性、复杂性与完整性辩证地统一起来，既反对了违背生活真实的“净化”，又反对了人为的或自然主义的“杂化”；既表现了丰富而复杂的“这一个”，又没有把复杂化变成性格的分裂。这说明，我们的短篇创作在塑造活生生而富有立体感的人物形象方面，又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提高。
从这批获奖作品中，我们又一次领悟到：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还必须直面人生、正视矛盾，坚持在矛盾冲突中多层次地展示人物的精神风貌。把人物置于矛盾漩涡中描写，是尊重社会辩证法的必然要求。前段时间有些作品曾出现过一种回避矛盾的苗头，尤其是不敢触及尖锐的社会矛盾，因而人物形象显得苍白无力。近年来，不少作家坚持在矛盾中尤其是尖锐的社会矛盾中，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领域里正确与谬误的交锋中，以及在灵魂的搏斗和情感的纠葛中多层次地刻画人物。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把上海支边女青年、北大荒“鬼沼”的垦荒者李晓燕及其战友们置于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爱情纠葛以及复杂的社会冲突中加以描写。其一，在人与自然的矛盾面前，李晓燕“位卑未敢忘忧国”，胸怀开发祖国边疆的壮志率众深入艰险的“鬼沼”，并发誓“三年不探亲”。虽然，在那个动乱的岁月里，她和战友们由于得不到必要的关怀和支持，冒险孤军奋战，结果四人中就有三人死于“鬼沼”。但是，在人与自然的矛盾中，李晓燕是强者。她那纵使在动乱岁月中仍未泯灭的信念和矢志不渝地献身祖国“神奇的土地”的斗争精神，强烈地感染着读者。其二，作者还把李晓燕及其战友共四人都置于爱情纠葛的矛盾漩涡中，从另一层次上展示出人物心灵深处的美的闪光。“我”和“摩尔人”王志刚都暗自爱上了李晓燕。看来，弄不好“三角恋爱”纠葛就要产生。但，小说却敢于脱俗——作者没有在“三角”纠葛上做文章，而是着力表现李晓燕及其战友在处理爱情问题上健康、高尚的道德情操；特别是“摩尔人”王志刚那种可贵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豁达通情的态度，简直催人泪下。在作者笔下，爱情与友情，描写得那么真挚、那么分明！其三，作者注意在社会矛盾中展示李晓燕丰富的性格和复杂的内心世界。她有理想、有信念，但也无法逃脱社会的“左”倾思潮在她身上的投影；她有思想、有见解，追求生活的美，但又因为是副指导员而不得不按照时髦的语言把自己装扮到近乎狂热的地步。……这一切，都是社会矛盾使然、生活矛盾使然。人们透过李晓燕看似矛盾的性格，可以窥见那个病态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的矛盾。这篇小说的“神奇”，恐怕正在于写了伤痕，却又不是那种令人伤感失望的“伤痕文学”；写了爱情，却又不是那种格调不高的“多角恋爱”小说；写了矛盾，却又不是那种让矛盾淹没了人物的平庸之作。吕雷的《火红的云霞》，把重新工作的老干部梁霄推到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复杂的重重矛盾漩涡中：有经济调整中的矛盾，有与不正之风的冲突，还有同久别重逢正待复婚的妻子之间在怎样保持晚节上的严重分歧，以及同亲生女儿的感情纠葛。小说正是在这些复杂矛盾的交织中，多层次地展示了梁霄的共产主义情怀和勇于变革的进取精神。
一个时期的文学成就，是以它所创造出的体现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和艺术形象为标志的。1982年的优秀短篇小说创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毋庸讳言，这方面的进展和突破还不大：这一年，既缺乏1979年、1980年那种通过塑造典型人物揭示精神创伤和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的动人心魄的力作，也较少1981年那种透过新人物形象迅速传递城乡新生活信息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佳品；我们还未能创造出一批有震撼人心的、能真正称为典型的人物形象，特别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塑造还显得很薄弱。同时，在理论批评上，也曾出现过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例如非英雄主义的观点，自然主义的观点，非人物、非典型的观点等等。这些，我们都应联系创作实践，从理论上进一步分清是非，以使我们的短篇小说创作能更及时地反映变革现实的沸腾生活，更准确地揭示尖锐的社会矛盾，更成功地塑造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形象，特别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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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论创作》
《夏衍论创作》最近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编选了作者自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七九年底四十多年间所写的有关文艺创作的论述一○一篇，分为四辑：第一辑三十一篇，是作者创作道路和创作经验的回顾和总结，其中有话剧《秋瑾》、《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赛金花》以及长篇小说《春寒》的创作谈。第二辑二十五篇是泛论文艺创作问题和作家作品的随笔、杂记、报告讲演和序跋等。文笔犀利，分析透彻，不仅在当时有强烈的针对性，就是在今天仍富有现实启迪意义。第三辑十七篇和第四辑二十八篇，集中了他谈电影创作和戏剧创作的文章，可以说是夏衍同志一生对我国电影、戏剧事业的发展、繁荣所花费的心血的结晶。 （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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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期儿童诗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选编的《中国新时期儿童诗选》，最近已由天津新蕾出版社出版。这本集子共收入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年间发表于各报刊的优秀儿童诗一百四十多首。集子中的作品，题材、风格多样，内容丰富，情趣浓郁，具有鲜明的儿童特点，其中不少诗篇曾在近年举办的各种儿童文学评奖中获奖，深受广大小读者的喜爱。 （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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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流散文特写集》
《田流散文特写集》即将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田流是广大读者熟知的著名记者。这本集子选入他的散文、特写、通讯作品三十九篇。其中有描绘和赞美祖国美丽富饶的大好河山的，有描写著名劳动模范的动人事迹的，有反映人们的新生活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绩的，题材广阔，笔意纵横。周扬同志为本书题名，老作家孙犁同志作序。 （刘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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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变革现实的深情呼唤
——读中篇小说《人生》
陈骏涛
近几年来，由于农村新政策的贯彻而引起的农村生活的转机，农民群众在经济上、思想上和心理上所起的深刻的变化，吸引了不少作家的注意。一些富于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正在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艺术地反映出农村的这一深刻变化。在这些作品中，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收获》1982年第3期）是很引人注目的一篇。
《人生》的背景，是受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春风的吹拂，但还相当闭塞、贫瘠、落后的西北高原的农村。它通过农村和城镇“交叉”地带的几个青年的爱情故事的描写，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当前农村生活的某些新的特点和所存在的矛盾。
小说创造了高加林“这一个”处于人生岔道口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典型形象。在高加林身上集聚了种种矛盾的性格。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从来没有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他又从来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他是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但又渴望着离开这贫瘠落后的地方，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生活；他爱纯朴、聪慧、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即使在与高中的同学黄亚萍相好的时候，感情上也仍然倾向于她，但却为了自己能出人头地，终于狠心地遗弃了她，于情于理都实难令人容忍；他鄙视那些利用权势谋取私利，瞒上压下的农村干部，甚至决心与他们决一雌雄，但一旦遇到仰仗权势可以使自己发迹的时候，他又坦然地利用了权势，与这些干部的矛盾也无形中消除了；他不愿庸庸碌碌地活着，极想有所作为，但又走入岔道，成了离开生养他的土地和亲人的个人奋斗者；他的追求有许多合理的因素，但他的行为却有不少悖理的地方……。种种矛盾汇聚其一身，可能使习惯于欣赏简单化人物的读者感到不可理解，但我们却通过这个人物的复杂的性格，看到了象万花筒般的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
事实上，高加林的复杂性格，正是当前农村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冲突的“交叉”的反映。例如，革新与守旧的冲突，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现代生活方式与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传统的美德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冲突等等，正如作者所说：“种种的矛盾，纵横交错，就象一个多棱角的立锥体，有耀眼的光亮面，也有暗影，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相互折射。”作者没有把生活简单化，而是以自己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眼光，将复杂的生活具象化，给我们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当前农村生活的图画。
高加林不能算是新时期农村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因为他还没有确定革命的人生观，还徘徊在人生的岔道口。但是，如果把高加林看成是某种具有新人素质的新时期的农村青年形象，也许并不过分，因为在高加林身上具有一些恰恰是旧式的中国农民所缺少的品格——眼界开阔，渴求知识，奋发进取，急迫地追求现代文明等等。能够冲破旧式中国农民的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和因袭重负，是农村社会主义新人的不可或缺的品格。从这个意义上看，高加林形象的出现，在新时期农村题材的作品中，具有独特的意义。
真正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必然是贯彻着作家的审美理想的。《人生》的审美理想并不在于为当代的农村青年指示一条铺满鲜花的人生坦途，描绘一个令人神往的灿烂前景，它所展示的毋宁说是荆棘丛生的崎岖之路。《人生》的审美理想主要表现在，作者通过对农村青年命运和生活道路的深沉的思索，流溢着一种对于变革现实的热烈的期待和深情呼唤——要避免象高加林和刘巧珍那样的生活悲剧的重演，要解决一些农村青年的合理追求与这种追求受到阻碍之间的矛盾，除了农村青年自身要有对待理想、对待现实生活的正确态度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采取有力的步骤，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以与整个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相适应。
尽管这是一部悲剧作品，但作品的自身发展却促使人们透过故事的表层，展开对于现实、以至对于历史的深沉的思索，并且生发出一种变革现实、热爱生活的崇高的、热烈的感情。因此，这是一部引人向上的作品。
小说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作者在反映当前农村的诸种矛盾时，似乎过于强调了现代文明与落后愚昧的矛盾，而对农村新政策贯彻以后农村生活中更为深刻的矛盾却反映得不够；作品的议论也有不少画蛇添足、越俎代庖等“赘笔”。作者还要创作《人生》的续篇，我们希望从中看到更为开阔、更为绚丽的人生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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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输他还有卖花声”
——纪念程砚秋老师
李世济 唐在炘
在程砚秋老师逝世二十五周年之际，我们手抚遗篇，重读了他二十四岁时赠予陈叔通先生的名句：“人寿比花多几日，输他还有卖花声。”如今，我俩的身体和精力都到了已受限制的时刻，重读砚秋老师珍惜光阴的名句，这感慨是可想而知的了！
人生苦短，对于旧时代中的有志者，似乎是种共通的感情。没有蹉跎岁月，没有放浪形骸，老师把他的一切心血都投掷到艺术事业上了。他十三岁时倒嗓，声音喑哑，可师傅荣蝶仙却与上海戏院签订了演出合同。在此关键时刻，是罗瘿公先生挺身而出，垫付出七百元作为出师的赔偿费用，才把他从荣家赎了出来。在他十四岁到十六岁的修养调理阶段，又幸遇善于知人指路的王瑶卿等名师。在师友的启发和自身的努力之下，他终于独辟蹊径，创造出刚柔相济、婉转多姿的“程腔”。当他已从少年时代的激流险滩中冲闯而过、已在京剧舞台上独树一帜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发出“人寿比花多几日，输他还有卖花声”的感叹呢？这不难做出回答——面对他的是一个庞大、无情的黑社会，单凭个人的努力，实在是无法抗御的呀！抗战时期日寇占领北京之后，老师绝迹舞台，后来索性搬到颐和园背后的青龙桥种地去了。他为保持做人的尊严而舍弃了艺术的实践，貌似无为而实有所得——通过陶冶胸间的浩然正气，更提高了“程剧”的品格。生活总是最公正的，程砚秋老师无论政治上还是艺术上，都应无愧地被誉为强者。
1945年，我们于上海分别得遇老师，以后又经他的介绍而相识。砚秋老师的为人对我们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那种对艺术不断研磨的精神，更使我们无比敬仰。比如说，我们向老师所学的第一出戏，恰巧都是《贺后骂殿》。但是，1954年他将此剧灌片子时，唱词和唱腔都有所改动。1957年，老师带领我们去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途中，又建议世济以这出《骂殿》参加联欢节的歌咏比赛，并一字一腔地为我们再度加工。当时我们是何等惊讶和感佩呀！距1954年灌片子不过三载，《贺》剧的唱腔又有了不少变化。最能说明程师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事例，据我们多年的观察体会，恐怕莫过于对《锁麟囊》的反复修改了。《锁麟囊》如今似乎可算是程派剧目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其艺术成就的取得，也决非一朝一夕之功。据我们粗略统计，老师对其中主要唱腔所做的修改变动，至少有六次之多。从1946年到1951年，老师每到上海，我们是每戏必看——票子总是由老师直接给的，座位也总是在四排中间。我们发现，老师有时把某一剧目连演多日，而其中表演上的变化之多之大，却好象是着意安排的一般！每当演出结束吃夜宵时，我们总是提出那些当晚变动了的地方，并询问变动的理由。程师闻听极为高兴，并总是反过来盘诘我们——那些变动了的地方，是好是不好？如果好，好在哪里？如果不好，又不好在哪里？……那时我们多年轻呀，竟然不揣冒昧地评议起程师的表演来，有时甚至敢说程师的某处改动“不一定合适”！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总是不急于对我们的评议进行“再评议”，倒时常沉默半晌才感喟地说：“可惜你们都是业余爱好京剧，而吃这行饭的人当中，并不是个个都有这股钻劲儿啊！”
我俩是1945年时在老师门下相识，并不断地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向老师问艺。凭心而论，我们并非不愿从事这个专业，但在旧社会这是不可能的。直到1953年，在党的支持和帮助下，我们才能投身到这个事业中。如果说程砚秋老师通过种种坎坷，在晚年才得到党的帮助支持的话，那我们要幸运得多了，因为我们得到党的教诲的时候要年轻得多，正可以在程师指点下大干一番。我们感谢党，感谢程老师，也感谢对我们多加关照的梅先生、马先生……。
程砚秋老师与我们永别了，但他和我们在精神及事业上的联系，却是永远也无法分开的。据我们的理解，继承程派艺术不能简单地去模拟他晚年时期的表演，而应该研究他这支有影响的流派从形成到发展的全过程。我们有幸在程师盛年时汇集于其门墙之下，有幸得其亲授，学到许多剧目，有幸对其艺术观的形成有着亲身的感受……现在，趁着我们脑力和体力还可以的有限时刻，根据程派艺术自己发展的规律和新时代的要求，我们应该抓紧时间，从实践的角度去进行勇敢的探索，以使程派艺术有所丰富，有所发展，程师倘地下有灵，也应感到欣慰的吧？
又想到文章开头所引的那两句诗。我们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会，从新的角度这样理解那两句诗：如果把“花”比做艺术事业的话，那么就无须慨叹人生之须臾了。那两句诗也不妨改几个字：“人寿比花多几日，争他代代卖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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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可喜可贺的新收获
——仿唐乐舞观后感
郑伯农
陕西歌舞团最近来京演出仿唐乐舞，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象这样别具一格的歌舞节目，近来在北京舞台上还不多见。
唐朝是文学艺术十分繁荣的朝代，宫廷、市肆、农村、寺院，都有着丰富的文艺活动。宫廷的乐舞则代表了当时音乐舞蹈的最高水平，长安和洛阳的教坊汇集了全国拔尖的艺术人才，表演着汉族和少数民族乃至来自西亚和东亚的各种文艺节目。据记载，有些表演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保存至今的音乐舞蹈资料却十分零散。唐代已经有了记谱法，但流传至今的乐谱，却只有寥寥二十五首敦煌琵琶谱，而且难以解读。至于当时舞蹈的风貌，人们只能根据文字记载和绘画所描绘的片断姿态去揣摩。近几十年来，不少中外文艺家在挖掘、再现唐代乐舞上做了许多工作。早在五十年前，肖友梅就曾摹仿唐人风格，谱写了钢琴作品《霓裳羽衣曲》。后来，黄自、冼星海都曾用唐诗写过音乐。建国以来，好几位研究家精心解读敦煌乐谱，努力把它复原为活生生的音乐。五十年代初期，唐人王维作词的《阳关三叠》就被新中国的作曲家从古琴曲改编为混声合唱曲，多次在音乐会上演出过。不过，象陕西歌舞团这样大规模地演出唐代风格的乐舞，并努力按照当时的演出形式，把它组织为一台完整的节目，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可以说，这是一项拓荒的工作。
为完成这台歌舞，陕西的同志们付出大量的劳动。他们参考了大量的材料，在深入钻研古代乐舞和民间乐舞资料的基础上，精心进行艺术创造。可以说，是在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独特的艺术创造。一度失传的古代乐舞有没有可能经过后人的努力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再现呢？要一点不差地重现古代舞姿，重奏千年绝响，这是办不到的。但做到大致近似，再现当时的乐舞风格，这并非不可能办到的。科学家可以根据猿人的牙齿和头盖骨的化石，再现出几十万年前猿人的大致模样，艺术家经过对艺术史的精心考查，为什么不可能再现出古代艺术的大致模样呢？当然，观众欣赏古代的文艺节目，不只是为了取得文化历史知识，还为了取得美的愉悦。所以，创造仿唐乐舞这样的节目，既要力图接近唐人风格，也不能不照顾今天观众的审美趣味；既不能把古代乐舞现代化，也不能搞成纯粹是供摆设的古董。这就给艺术家提出了难题，也提出了更高的创造要求。
看了演出，我觉得作为一种新尝试，能够迈出成功的第一步，这就很难能可贵。有的同志说，演员的服饰，乐队的编制，很有唐人风味。我觉得成功的远远不止于此。总的说来，节目一气呵成，很和谐，能够把人带到古代的艺术境界中去，能够使人赏心悦目。象打击乐合奏《鸭子拌嘴》、《老虎磨牙》，舞蹈《大面金刚》，相当精采，经得起推敲，使人久久不能忘怀。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我认为整个晚会和宏伟的“盛唐气象”还不十分相称，缺乏气势磅礴的节目。唐代宫廷盛行大型歌舞，唐人大曲就是大型歌舞。象
《秦王破阵乐》，据记载，相当有气势。流传在日本的十世纪手抄谱《五弦谱》就载有《秦王破阵乐》的片断（材料的真伪，可靠性如何，还需要进一步鉴别、分析）。可不可以考虑，增添一些象《秦王破阵乐》这样的节目呢？另外，有个别节目稍嫌平滞，需要进一步锤炼。在唐代的宫廷乐队中，弹拨乐器占的地位十分重要，特别是琵琶，演奏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现在的乐队中用了好几把琵琶，这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但琵琶的性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乐队的色彩稍嫌单调。如果琵琶的性能发挥得更丰富一些，音乐的效果会比现在更好。
陕西歌舞团的这一台节目给了人们很好的启示。我们的文艺应当走群众化、民族化的道路，应当具有中华民族自己的特色。割断传统、摒弃传统，是会脱离群众的。发扬民族传统，首先要利用、革新过去时代的艺术形式，用以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生活，创造出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新节目。这是第一位的工作。同时，也要挖掘整理古代的优秀节目，把它普及到群众中去，用它来丰富人民群众的文艺生活。这对于提高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信心，是很有意义的。古代的音乐舞蹈这是个未被大规模开采的丰富矿藏，有待于人们去进一步采掘。陕西的同志们在开掘民族艺术遗产上做了很好的工作。他们的仿唐乐舞的成功，是值得庆贺的。他们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民族民间文艺宝藏，努力发扬文艺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这种精神更是值得人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