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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社会发生三次巨变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高放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奠基人卡尔·马克思逝世已经一百年了。他一生最伟大的成就莫过于同恩格斯一起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并且领导了争取社会主义、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事业。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之下，共产主义政党遍布全球，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已经确立，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一1883年马克思逝世之际，欧美进步报刊纷纷发表悼文和评论，各国无产阶级表示深切哀悼。然而在中国却毫无反响。那时
（1883年即光绪九年）我国近代无产阶级尚未形成，国内甚至还不知道马克思其人。在马克思逝世之后十六年，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上才第一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说他是德国“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中国了解马克思甚晚，而马克思对中国则夙有研究。早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了“中国的市场”给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后来在《资本论》和一系列评论中，他分析中国社会的特点和资本主义入侵造成的影响，谴责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和欺压，赞扬中国人民抵抗侵略者的英勇行动，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深信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5页）可惜当时还处于半封闭状态的中国，并不知道马克思的这些光辉论述。
从资本主义入侵之后，许多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奋起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但是不论是太平天国农民的平均主义，或是地主阶级反对派的改良主义，或是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主义和共和主义，都不可能救中国。在得到马克思主义指引之前，他们一批又一批地终于都失败了！
早在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就已经片断介绍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但是只有随着十月革命胜利和五四运动的兴起，中国才具备全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在五四运动前后还有各种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和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思潮涌入中国。不少人长期热衷于“工业救国”、“教育救国”或“乡村建设”的活动，有的人鼓吹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或第二国际改良主义。他们还建立中国社会党、无政府主义同志社等团体进行活动。经过李大钊、陈独秀、李达同胡适、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就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连续进行论战，马克思主义才逐步扩大了阵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此之后，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率领广大人民群众为改变中国社会面貌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结合中国实际，在总结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相当一个长时间内，尤其是在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我们党内曾经盛行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致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等同志批判了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截然隔开的“二次革命论”和把二者混淆起来的“一次革命论”，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锤炼了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三个法宝”，创造了“工农武装割据”，开辟了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独特道路。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此，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改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中国社会面貌发生的第一次巨大变化。二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在领导人民革命胜利，夺取政权之后，要实现主要工业、运输业和银行的国有化，要剥夺地主和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恩格斯说：“我们的党一掌握了国家权力，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象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是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老爷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4—315页）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际，在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完成土地改革之后，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民和手工业者引上合作化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实现了马克思曾经设想过的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和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我们党开辟了一条很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毛泽东随即提出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经济工作中要统筹兼顾，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以及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方针，这些都是具有独创性的。把新民主主义社会改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中国社会面貌发生的第二次巨大变化。
三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它由不完善到完善，必须经历一个发展过程。要促使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完善化，还有待于我们从多方面着手进行改革。恩格斯明确写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显然，只有改革才能促进变化，变化之后还会出现新问题、新矛盾，这样又需要进行新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在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端正了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决策。我们党把建设现代化的、具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作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鉴于我国封建主义传统积习深，过去受外国模式的影响，加之长期以来“左”的错误尚未肃清，近几年来在调整经济政策、健全民主和法制、改革国家领导体制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决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废除领导职务事实上的终身制，实行集体接班，强调党政分工，推广责权利相结合的各种责任制，等等，这些都是在国际共运史上带有根本性改革的重大决策，都是切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在中国这样一个原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然会遇到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不可能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科学。早在1843年马克思主义形成初期，马克思就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恩格斯于1894年又重申：“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只要我们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定能够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功。马克思主义过去已经指引中国社会发生了两次巨变，现在正在指引中国社会发生第三次巨变，即把中国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变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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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百年树人 耽误不得
书 林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话出自《管子·权修》。原文是：“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百年、终身都是形容时间之长，说明“树人”之不易。
“十年树木”的道理，经过自然界的报复、教训，人们已经有了认识。这两年，植树造林工作大有起色。全国人大专门作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国务院颁布了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中央和省市地县各级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去年头十个月，全国造林6，639万亩，“四旁”植树53亿株，造林质量不断提高。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可以想见，要不了多少年，祖国的大地必将处处郁郁葱葱，另是一番景象。
相比之下，“百年树人”的事就不那么令人乐观。三中全会以来，针对着十年动乱中造成的严重破坏，不少有识之士，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和各方面的专家学者，都一再强调要重视教育事业，提出了许多意见或建议。这几年，被破坏的教育事业得到恢复，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这都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同其他方面相比，教育事业发展的步子仍然显得缓慢，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种状况如果不很快改变，必将大大影响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教育事业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比其他方面的基本建设更重要的一项基本建设。这一点，可能不会有很多异议。可是，“树人”的紧迫感还没有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因而，往往是说得多，做得少；尽管有不少精辟的议论和意见，却没有多少切实有力的行动措施。应该说，教育事业有起色，但起色不大。
植树造林固然不易，但树毁了可以再种，“栽杨插柳，十年就有”。树人的事比起种树来困难得多，因而更加耽误不得。耽误一年就要影响数年，耽误几年就要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恶果之一是破坏了教育事业，耽误了人才的培养。这个严重的历史教训应该牢牢记住。
大力而迅速地发展教育事业，可以说刻不容缓。一要从基础抓起，从幼儿教育抓起，从小学抓起，普及小学教育，普及中等教育，办好高等教育。一要增加智力投资。国家应当下决心拨出更多的教育经费，改变我国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和国家预算中比例很低的落后状况。同时，还要鼓励集体和个人进行智力投资，形成一个全国重视教育、支持教育、兴办教育的局面。近来从报纸上看到不少农民办学的事例。象黑龙江克山县北联公社黎明大队，近几年来平均每年拿出5万元用于教育事业，还拿出8，000多元购置图书，办图书室。河南巩县丁沟大队过去是个有名的穷队，1981年刚刚翻了身，就投资20多万元（相当于这个队年收入的一半），盖楼建校。他们还立碑言志：“投此巨资，建校育人，振兴中华，百年大计”。这是何等的气魄！一部分农民的这种远见卓识，是很值得我们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认真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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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中国现代史知识的普及工作
——《中国现代史常识》评介
彭明
近几年来，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论述了学习历史的重要性。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中，又特别提出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首先是干部和青年中，加强祖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教育，加强党的历史和党的革命传统的教育，并把它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的确是这样，用历史的经验去教育青年，这种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重视历史学习的优良传统。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科学家，都是历史知识非常渊博的人。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干部学习时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但是，经过十年浩劫，这个学习历史的优良传统，连同其他文化一股脑儿被彻底革掉了。中学的历史课被砍掉了，有的大学生缺乏最基本的历史知识，因而闹出过许多笑话，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拨乱反正以来，党的许多优良传统，包括重视历史学习的传统，逐步恢复了。中学的历史课恢复了，历史读物也多起来了。《人民日报》开辟的“学点近代史”、“学点民国史”等专栏，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常识》、《中国近代史常识》等各种通俗历史读物之后，现在又出版了《中国现代史常识》。这都是十分可喜的现象。
最近我将《中国现代史常识》（以下简称《常识》）上下两册通读了一遍，发现它的特点和优点还是很多的。
第一，注意了选题的广泛性。
中国现代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它应该是政治史、经济史、文化思想史等各种专史的综合。它同党史、革命史等各种专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看来，《常识》的编者注意到了这个特点，在选题方面比较广泛。全书由151个问题组成，属于文化、思想方面就占了30多个。例如，对各个时期的著名文学作品（《狂人日记》、《子夜》等）的内容及其作者，都有比较简要的介绍。甚至对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如李四光）和艺术家（如徐悲鸿、齐白石）及他们的贡献，也作了比较简要的介绍。而这些都是为广大青年喜闻乐见的。注意了题材的广泛性，也就避免了和一般教材、讲义的雷同。
第二，注意了内容的知识性。
历史学是通过历史事实本身的表述来体现作者的观点的，切忌脱离开史实徒发空论。至于普及读物，更应强调这一点，要使人从书中获得一些具体的知识。看来，《常识》的编者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都尽量写得具体。对于几年来中国现代史领域内的一些研究成果，编者尽量采纳了。对于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也适当地作了交待。
第三，注意了文字表达的生动性。
例如在讲广州起义时联系到《刑场上的婚礼》，讲东北抗联斗争时联系到《八女投江》，这都是很好的。
此外，《常识》用问答的形式叙述历史，很适合青年自学之用，既可利用业余的零碎时间陆续阅读，又可把它当作小“百科”去随时查考。同时，插图较多，也是该书的一个优点。
当然，《常识》一书还不是很完善的。有的题目写得比较呆板，有的地方值得商榷，甚至也有个别史实弄错了的地方。但所有这些都是不难在再版中改正的。
总起来看，《常识》是一本值得推荐的普及读物。我还觉得：普及中国现代史知识的读物，应该有许多本，体裁多样，百家争鸣，由读者去选读。此外，也应该选择一些重点题目，每个题目都有一本三至五万字的小册子，象吴晗同志生前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那样，有一套中国现代史部分的小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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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资本论〉研究丛书》即将出版
山东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一套《〈资本论〉研究丛书》。这套丛书是约请国内长期从事《资本论》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和学者撰写的学术性著作，内容包括关于《资本论》原理及手稿的研究，关于《资本论》的结构、逻辑、方法、创作史和传播史的研究，关于《资本论》中的哲学、文学、数学、管理的研究，关于运用《资本论》原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关于《资本论》与马克思开创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恩格斯对《资本论》的贡献的研究，对当代国外《资本论》研究的评介等二十三种。许涤新同志为丛书作序。指出“以这样的规模出版《〈资本论〉研究丛书》，在我国出版史上还是第一次。”
（朔明 刘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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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四十）
第三部分 做好为生产和消费服务的各项工作
第十四章 发展消费服务事业
第一节 什么是消费服务事业（上）
什么是消费服务事业
消费服务事业是一种专门为满足人们的生活消费需要而提供劳务的生产事业。消费服务事业与生产服务事业的区别是：前者把自己所生产的劳务产品提供给消费者，以满足生活消费的需要；后者把自己所生产的劳务产品提供给生产者，以满足生产消费的需要。
在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为了生存、发展和享受，会有各式各样物质的和文化的生活消费的需要。这些需要的满足，首先要靠实物形态的消费品，如吃饭要有粮食、肉、菜之类食品，穿着要有各种上衣、裤子、鞋袜、帽子等，居住要有房子。但在生活中仅有消费品还不够，还要消费各种劳务，即不是以实物形态，而是直接以具体的劳动来满足人们的生活消费的需要，如理发、演出等。不论实物形态的消费品，还是可供消费的劳务，都是劳动生产出来的。为了满足人们生活消费上多种多样的需要，就不仅需要有可供消费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且需要有可供消费的生活劳务的生产。比如，一个人为了休息、为了娱乐去剧院看戏，这是一种消费活动。他在这种活动中消费了什么呢？当然有物质，如剧院建筑物的折旧、剧院照明所耗费的电，等等。但是主要的不是这个，而是去看演员的表演。一出戏是演员和后台人员劳动的结果，但是他们的劳动，没有凝结在什么物质产品里，群众到剧院看戏，也没有带走什么物质产品，剧院没有也不可能把这出戏收入仓库里。演员在表演时，生产出了这出戏，戏演完了，戏的生产也就完成了，他们所生产的戏被观众消费掉了。他们的“产品”进行生产的过程，也就是“产品”被消费的过程，生产的过程和消费的过程在时间上是统一的。这种在活的具体劳动的形态上存在的“产品”被称为劳务。消费服务部门与消费品生产部门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生产实物形态的消费品，而是生产可供生活消费的劳务。
戏剧舞蹈等演出，是一个说明这种劳动没有凝结在任何物质产品中就被消费的典型。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有这样一些活动，通常也被看作纯粹提供劳务，但并不是一点物质上的痕迹也没有留下来。比如理发师的劳动，会在人体上留下痕迹，而整容医师的劳动却会留下带有永久性的痕迹。不能说人体本身是物质产品，所以仍把这种劳动看作纯粹的劳务的生产。
消费服务是从人的自我服务和家务劳动中分化独立出来的部门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各种独立的社会经济部门的出现，都是社会分工的结果。生产服务部门和消费服务部门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如此。
消费服务行业形成的历史也很悠久，但是它的迅速发展，形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却是近二三百年的事情。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里，消费服务事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地发展起来。与物质生产部门中的某些活动分化独立出来形成和发展为生产服务部门相似，许多劳务从家庭和个人的生活中分离出来，集中而成新的生活服务部门，使消费服务事业大大地扩大了活动范围。无论是服务业的就业人数，还是服务业的“收入”，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日益居于重要的地位。
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劳动者紧张地进行劳动和遵守严格的劳动纪律，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和自动化的发展，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劳动者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钻研生产知识和技术。所有这些都要求劳动者尽量减少家务劳动和个人自我服务的时间，而由消费服务部门来负担。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得物质生产部门有可能腾出大批的劳动力来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务生产，同时还可提供大量的物质产品来满足劳务生产的需要，特别是对生活资料的需要。此外，人们的经济和社会交往频繁，在客观上使得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大大增加，使消费服务有可能作为独立的事业来经营。
当然，个人自我服务和家务劳动是长期存在的，但是个人自我服务和家务劳动的长期存在，却又丝毫不排斥有许多劳务要从家庭和个人的生活中分离出来形成消费服务部门。这些劳动的社会化无论如何是经济生活中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
本章执笔：林文益
（原载《经济学周报》第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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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进展
——在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
张光年
我能够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这次全国新诗、报告文学、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四项文学评奖的授奖大会，感到十分荣幸。刚才听到巴金同志的书面讲话，我和同志们一样地深受鼓舞。巴金同志身体不好，仍然关心我国文学事业的每一项新进展，十分关心这次重要的评奖活动。身在上海医院病房中，他的心是同我们大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他的病情显著好转。我谨代表今天到会的全体同志和文艺界同志们，祝愿巴金同志早日完全地恢复健康！
我衷心祝贺我们的诗歌艺术放射出新的光芒！诗是时代的心声，人民的心声，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思想感情在语言艺术上的结晶。仅就我们经历过的这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变革来说，每当我国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热情高涨，才思迸发的年代，也就是诗歌兴旺、诗人辈出的年代。最近的例子，就是1976年10月以后革命诗歌的狂飙突起。在这次获奖的诗集中，还留下了它的永不磨灭的时代烙印。艾青同志的《在浪尖上》当年在朗诵大会上掀起的烈火般的热情波澜和催人奋起的力量，使我至今记忆犹新。收入他的诗集《归来的歌》中的《在罗马的大斗技场》《听，有一个声音》及其它若干篇章，都是感人肺腑的不朽之作，理所当然地受到诗歌界的一致推崇。遗憾的是，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深感到这几年来，我们对于促进新诗的创作、评论、出版与发行，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们工作上的缺点，不免给这次新诗集评奖工作，带来一些困难。感谢新诗评奖委员会全体同志的辛勤劳动，仍然把一批反映时代面貌，疏导群众心灵，歌唱祖国美好河山，沟通各国人民友谊的优秀之作，郑重推荐给全国读者。新诗评奖委员会全体同志们，特别是臧克家、冯至、公木、艾青、徐迟、严辰诸同志，都是我多年来的良师益友。他们在这次评奖工作中亲密团结，通力合作，并且同参加此次评奖活动的各地诗歌界、文艺界的许多同志同心协力，胜利完成了新中国诗歌艺术上的这次创举，这是非常值得高兴值得感谢的。我们常说振兴诗歌，振兴社会主义诗歌。现在有了良好的开端。诗歌界增强了革命团结，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诗歌的新的繁荣，新的高涨，如今是大有希望了。
喜上加喜。我们的冯至同志由于在中德人民文化交流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最近获得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歌德学院颁发的1983年歌德奖章。谨向我国杰出的老诗人冯至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热烈祝贺我们的报告文学近两年又获得丰硕的成果！不久以前，我曾经兴高采烈地宣称，由于我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几年来，报告文学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已经蔚为大观。大家知道，列宁十分重视报告文学对于重大革命事件的及时反映。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因此在各国革命者中间广泛流传。三十年代，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基希的《秘密的中国》，在我国青年中发生很大影响。夏衍同志的《包身工》，开创了我国革命的报告文学的新生面。这以后，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在开创根据地、建设新中国的斗争中，虽然有不少作家和记者不辞辛劳，对时代的重大变化作了珍贵的动人的记录，但或者作为文艺性的通讯报道，或者归入散文特写领域，未能在文艺创作和文学史上占有独立的地位。直到粉碎“四人帮”，三中全会前后，在拨乱反正、除旧布新的伟大斗争中，报告文学异军突起，开始显示出它强大的社会功能。报告文学作家们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观察力，早先注意到我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同祖国命运、人民命运的血肉联系。《哥德巴赫猜想》《一个人和他的影子》《大雁情》《船长》等名篇，以及小说《人到中年》等等，在文艺创作中深刻体会了党中央的意图，最早提出了知识分子问题，大声疾呼地引起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报告文学作家们以热情的笔墨，及时描绘了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新人，宣扬了他们可爱的性格，美好的心灵，共产主义的精神风貌，从而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作出了优异的成绩，在艺术上也突破了以往的水平。报告文学作家们以多情的细致的笔触，真实地生动地血肉丰满地勾画出当代活生生的社会典型（这里指的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社会典型，不是经过作家高度概括的艺术典型），描写他们同各种困难、阻力、邪恶作斗争。作家支持了他们的斗争，扩大了他们的影响，从而为新事物开辟道路，为新文学增添光彩。他们和她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必将在新中国的文学史上占有光荣的地位。希望报告文学队伍日益发展壮大，努力反映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城市与农村、基础与上层建筑各条战线波澜壮阔的调整改革，深入地多方面地进行调查研究，严格地遵循生活真实，十分注重真实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使鲜艳壮美的报告文学之花放出更大的光彩！
我热烈祝贺我们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又取得了繁花似锦的新收获！一年一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向广大读者推荐了一批一批优秀作品，一批一批文学新人。这次四项评奖84位获奖作者中，文学新人占半数以上。我们热烈欢迎他们带着蓬勃朝气加入我们的文学队伍！近几年来，我有幸参加了短篇小说评奖工作。深感到全国各地各族文学青年中，蕴藏着巨大的创作潜力。他们中间的许多同志，虽然对短篇小说的特点尚未充分掌握，艺术技巧还不够熟练，但他们初试歌喉，听来就不同凡响。他们从生活中来，从人民中来，从斗争中来，从广阔天地的巨大变化中来，把独特的印象、深刻的感受、清醒的思考化为形象，往往具有深切的感人力量。我感到近几年不少短篇小说佳作，思想上艺术上较以往都有所突破。它们及时反映了当代生活的重大变化，新人物、新性格、新道德的成长，浓重凝练的情感内容，尖锐泼辣的战斗风格，短小篇幅中凝聚着重大的分量。就以这次获奖短篇小说的头三篇为例，不难看出这个特色。我们提倡短篇小说的题材、形式、风格多样化，并不要求短篇作品中塑造典型人物。但是仍然有不少作者成功地进行了这种可贵的尝试，这是许多评论文章指出过分析过的。说到中篇小说的丰产，更教人十分高兴。根据《文艺报》同志的初步统计：我国从1949到1980的三十年间，总共发表和出版中篇小说900部。而1981、1982这两年间，就发表和出版了中篇小说1，150部。不仅是数量上的迅速增涨，更可喜的是质量上的显著提高。作品多了，写的人多了，看的人多了，这就会有比较，有竞赛，有社会主义的自由竞赛。作家就必须深入生活，发掘和发现最具有时代特点、最能够打动人心的东西，以独创性的构思提炼自己的题材和主题。如果作家不仅关注于个人感到兴趣的事物，而且关注于千百万人命运攸关的事物；如果他不仅熟悉事物的外貌，而且彻底弄清了事物的内蕴；如果他不仅着意于写事，而更着意于写人，着意于塑造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独特个性——即艺术典型，那么，他就既不怕跟别人写过的东西重复，也不怕跟自己写过的作品重复，而永葆创作上的青春。果然，我们的不少作家这样做了，我们的中篇小说多姿多彩而美不胜收。这不但显示出我国小说创作的日趋繁荣，而且标志着一批批中年作家日渐成熟。说到这里，我们都不会忘掉全国各地许多助人为乐的编辑家、评论家、出版家们的倡导之功；而一两年一度的评奖活动，大家花费的宝贵精力也决非虚抛。经验证明，文学创作是全社会文艺活动、文化活动的基础。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繁荣了，活跃了，直接间接的影响所及，电影、电视、话剧、戏曲、音乐、报刊、广播、出版、曲艺、连环画等等，都会跟着活跃起来；大专院校的文艺教学，青年一代的思想教育，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也会共蒙其利。好比下棋，关键性的一着走活了，全盘的棋局皆活了。这是当代文化生活反复证明了的。我国各地各条战线关心文化工作、组织文化活动的同志们，今后在促进文学事业上多花费一点力气，多进行一点智力投资，我看是值得的，很值得的。
同志们！我们每一年、每两年或者每三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评奖活动，都是一次文学工作的检阅。近几年来，我们多次分享到创作丰收的喜悦；有时也因不那么丰收而感到内疚；两者都是催促我们发奋图强的动力。无论如何，一两次、两三次的检阅，远不足以显示我们文学事业的全部成果，以及它的特点和缺点。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可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我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毕竟是一种年轻的文学。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不过三十多年。从“五四”运动算起，也不过大半个世纪。其间固然出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赵树理等文学巨人，还有至今保持着创作活力的一批杰出的老作家、老诗人、老战士，都是我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但是由于里里外外的各种干扰，也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各种失误，严重损害了我国新文学事业的顺利发展。我国的先进文学，未能在全国城乡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精神生活上发生更大影响，这使得一切有志之士抱憾不已！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文学，是一种崭新的文学，是由人类的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学。我们文学表现出来的新的生活，新的斗争，新的人物，新的品格，新的情感，新的道德观念等等，这一切都是已往的文学很少接触过的。虽然它仍然带有这样那样的旧社会的痕迹，它毕竟是新人类文化的结晶，是新人类的文学。在当今世界上，在马克思主义的光照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培育下，我们高举社会主义文学的大旗，坚定地走自己选定的道路，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这样久经考验的英雄人民，拥有这样悠久灿烂的文化遗产，欣逢苦尽甘来、除旧布新的大好时光，又有一支日益广大强壮的、有才智、有觉悟，肯吃苦、肯学习的作家群，我们一定会产生伟大的文学！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热望，也是世界人民的热望。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他们都希望通过我们的文学艺术亲切地了解：东亚病夫怎样变成东方巨人？苦难重重的人民怎样获得新生？革命奇迹是怎样出现的？坚强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我们有责任、有能力艺术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正在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作家一定要树雄心，立大志，同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思想感情保持最紧密的联系，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为促进各国人民的团结与进步，贡献出我们全部的力量！
（1983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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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袖珍诗丛》序
贺敬之
湖南人民出版社编选一套《袖珍诗丛》，第一辑为《青年诗丛》，嘱我一定写个序言，说是对坚持文学为人民服务的青年诗人的鼓励。鼓励我是不敢当的，因为我自己写得不多，且又不好；近年来，因工作繁忙，更是几乎没有动笔，但是把青年诗人与为人民服务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说法，却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自己也从青年时代过来，我感谢党和老一辈作家在我还不谙世事的少年时代，就以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铸造了我的人生信念。
十年动乱，林彪、江青一伙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粉碎“四人帮”后，青年诗人们给我国诗歌发展创造了新成就、新经验，毫无疑问，主流是好的，但与此同时，的确也有少数人以脱离人民为时髦。当看到有些有才能的青年竟真的以脱离时代与人民生活为创作主旨，我和许多同志一样，不禁深深为之惋惜。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真正能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客观价值的作品，很少有不反映时代风貌，不与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息息相关的。才华是很脆弱的东西，它只有在为人民歌唱中才能青春永驻。
现在在这里，我仍然写了以上这几句话，这样几句可能被某些人讥为老生常谈的话。
我祝愿年轻一代的诗人，在我们伟大新时代的召唤下，加强思想锻炼，深入人民生活，钻研艺术技巧，比老一代取得更大的成绩；更祝愿他们在“走中国自己的路”为开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新局面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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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昆明举行
本报讯 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于3月19日至28日在昆明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大专院校，社会科学院、所等单位从事马列文论研究和教学的代表140多人出席了大会，收到论文120多篇。
大会联系我国当前的理论研究和文艺实践，探讨了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艺理论问题。大会指出：我们今天缅怀马克思，目的是为了纪念他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作出的辉煌贡献与光辉业绩，同时通过交流学术研究成果，探讨在研究和教学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以便更好地学习和宣传他的科学理论，并结合实际加以运用和发展。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与繁荣，不断提高科研和教学工作的水平。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云南省委负责同志十分关心大会的召开。云南省委负责同志高治国在开幕式上讲了话。研究会负责人吴介民、何洛等同志主持了大会。 （文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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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更多地注意塑造当代人形象
——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获奖作品读后
刘锡诚
塑造当代人的艺术形象，是一些作家共同关心的课题。它已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艺术倾向，这在获奖的1981—1982年的优秀中篇小说里得到了有力的证明。若干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当代人的艺术形象出现于小说中，作为时代的镜子，艺术地折射出我们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某些本质方面。如果对不同时间发表的中篇小说作孤立的、就事论事的研究，也许很难看得出这些造诣不同、个性不同的作家们这种不约而同的艺术探索的价值，甚至也很难正确地估价这类艺术形象达到了何种成就，以及他们在当代文学史上所占的位置。这次中篇小说的评奖，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可以较为方便地对这类艺术形象进行一些综合和比较了。
这里我想就蒋子龙和孔捷生两位风格很不相同的作家笔下的几个当代人形象，作些粗浅的比较。
蒋子龙的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和《锅碗瓢盆交响曲》，都是力求表现当代青年的精神状态的。作者通过对刘思佳、解净、牛宏、牛华等人物，反映出了当代青年人在新的社会发展时期，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的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以及他们对人生、社会的看法，他们的理想，追求。刘思佳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复杂性格。他有头脑、有理想，聪明能干，工作上一丝不苟，肯于助人，又孤独寂寞、傲慢自尊、冷嘲热讽、玩世不恭。在他的性格中，最基本的因素是不甘沉沦，不随波逐流，有独立思考、要求变革的精神。他不苟同于工厂里现行的一些制度和做法，敢于向已经被现实证明是僵化的事物挑战，所以他在厂门外卖煎饼，与党委书记祝同康过不去，给新来的副队长解净出难题。他有很多荒谬的想法，诸如什么“人是一切恶的中心，也是善的渊薮……人对于社会的混乱，对于人生的命运之谜，永远是束手无策的”之类，但他在许多问题上又是个很有思想的人。刘思佳性格的复杂性是由它的矛盾性所决定的，而这种性格的矛盾性，恰恰表明了作品中所提供的现实生活的巨大转折在这个青年人心灵上的投影。象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当代人一样，在社会生活发生过巨大的动荡之后，刘思佳的精神世界正经历着一场裂变。这种精神裂变的结果，在他的性格中产生了一些看来似乎互相矛盾、互相对立的因素，但却非常自然，非常真实。如果把这种现实中可能产生的性格的矛盾性，经过人工的修饰而变成了性格的明确性，刘思佳固然变成了一个可资效法和推广的社会主义新人，但刘思佳之为刘思佳的这个当代人形象的典型性也就随之减弱了。刘思佳就是刘思佳，不必用某些现成的配方去要求他，说他多了这个、少了那个。应当说，在描写刘思佳这个当代人的性格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的分寸上，正说明了作者对现实生活和当代青年观察和认识的深刻与独到。《赤橙黄绿青蓝紫》发表一年多来在青年读者中所引起的强烈共鸣，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与其说小说的成就是塑造了刘思佳这个当代青年的人物形象，不如说成功地写出了刘思佳气质。刘思佳气质，是当代青年中一部分人的一种典型气质；刘思佳这个形象，也因为他具有的这种刘思佳气质，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当代青年中发出回响。
刘思佳的那种强者的精神，在《锅碗瓢盆交响曲》里的牛宏身上有所继承。人们通常把牛宏看成是一个改革者的形象，这固然是不错的，他身上有一种敢于向传统、惰性、僵化、现状挑战的精神，敢于挑起重担锐志改革的气度，这种强者精神正是刘思佳身上也有的。所不同的，是牛宏身上的这种强者精神比刘思佳身上更具有明确性。刘思佳的那种冷嘲热讽、玩世不恭的气质，在牛宏身上不见了，代之以兢兢业业、精明能干的务实精神，没有这种务实精神，那个春城饭店经理的职务，他是承担不了的。而刘思佳身上的那种风流倜傥、洒脱干练、出奇制胜的作风，倒是更多地出现在牛华的身上。因此，从总体看来，《锅碗瓢盆交响曲》在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作者的思考显然深化了，显示出他特有的对生活敏感的可贵素质，而在捕捉当代人的精神面貌、塑造人物的艺术个性上则稍逊于《赤橙黄绿青蓝紫》，在某些地方甚至给人一种重复自己的感觉。
孔捷生也是一位关注当代人的思想和生活的作家。他年轻，曾经插过队，当过工人，因此，他对他的同时代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有较为深切的感受。这些感受从他这次获奖的小说《普通女工》以及另一部中篇《南方的岸》里看得出来。这两部小说虽然刻画的是截然不同的人物，使用的是截然不同的笔法，但作者所要表现的思想却是一样的：青年在生活中的位置。
易杰从海南的橡胶园回到广州，结束了漫长的知青的生涯，在大都市里办起了一家“老知青粥粉铺”。他把全副的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这小小的事业上，还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从动荡到安定，从偏远的海岛回到都市，在某些人看来，易杰该知足了。但是，他却对自己这样生活下去是否“能抵达那令人向往的甘泉”发生了怀疑，经过反复思索，他终于决定离开这繁华的大都市，与暮珍（她生活在庸俗而卑琐的生活环境里）一起重返他们曾经战斗过、曾经挥洒过汗水、留下过青春脚步的南海橡胶园。那里才是真正能够迸发出他们全部光彩的地方，那里才是真正能够使他们的生命呈现出全部价值的地方。易杰身上有一种顽强的开拓精神，他终于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又要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的开拓。《南方的岸》里写了各种各样的人生，有瑰丽的，也有庸俗的，易杰和暮珍身上，体现着作者的美学理想，是自不待言的。
与易杰相比，女工何婵的命运要不幸一些。她有一个在插队时生的私生子华仔。这在我们的社会里就是一个被人戳脊梁骨的大缺点，足以使她抬不起头来，不能正正派派做人。此外，她要在上班的空闲去看望孩子，病了要照看他，经济上也相当拮据。应当讲，现实对她是严峻的。但她不是一个弱者，而是一个强者。作者相当充分地挖掘她性格中的这一主导方面。她有腰椎痛的病，但她一坐就是八小时，从无怨言。她把教育好孩子和做好工作，看成是她安身立命的两根支柱。因此她埋头苦干，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别人带手套她不戴，别人休息聊天她不休息不聊天，她是全车间唯一产品免检的工人。这样一个不显山、不显水的女工，成了一个先进人物，又当了组长。平淡而琐碎的人生忽然注进了新的内容，平庸无聊的生活展示出了新的意义。她不再只考虑“好好做工，好好教育儿子”了，她也开始过问别人的工作和生活了。何婵也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过，这位置不是易杰和暮珍所找到的“新岸”，而是在这平凡而伟大的劳动之中，在人与人的相互关怀、谅解、帮助、相濡以沫的温馨之中。作者强调地写出了何婵身上所蕴藏的不屈不挠的实干精神，这也是我们当代人之中一种正在蓬勃发展着的民族精神。
有人批评孔捷生写得太乐观了，太浪漫了。也许是这样。易杰、暮珍回到了南海，何婵找到了温馨与信任。但这是现实的画面，也是肯定无疑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即使是现实的图画，也应放射出理想的光芒。孔捷生在《旧梦与新岸》一文中说：“任何民族，她的青年一代缺了理想，缺了志气，便将要衰败灭亡。我真希望中国的青年变得更浪漫一些，与那种市侩式的‘现实’离得远一些，对前途热血多一些，而冷嘲少一些。这样中国便更富强更有朝气。”他的当代人的形象，正是这种与市侩式的现实离得远一些、对前途热血多一些的青年。
蒋子龙和孔捷生是两个气质很不相同的作家，一个粗犷而磅礴，一个细腻而柔和，但却显示出某种共同性的艺术倾向，即对当代人的关注，而且都在努力发掘当代人身上的那种强者精神和开拓精神。生活的阳光平均地落在每个作家身上，有的人接受到阳光是一闪而逝，有的人则能立即产生一种艺术的感应，立刻捕捉住正在飞驰的生活现象，加以深化，一直到酝酿和创造出艺术形象来。这当然与作家对生活的思考有关，如果他是一个对当代人有自己的思考的作家，当生活的阳光投射到他身上的时候，就会产生强烈的感应。否则，这种感应是无由产生的。蒋子龙和孔捷生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了共同点，而且作出了成绩。
致力于描写当代人形象的作家很多，我们文学的当代人形象画廊也初步呈现出多彩多姿的景象，希望有更多的作家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这里来，写出更多的动人的人物形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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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引人注目的电视小品
洪民生
近两年来在电视屏幕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短小的富有生活情趣的电视小品，它们题材多样，形式不拘一格。据统计，1982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小品有40多个，有的还有固定的小品集名，如《多棱镜》、《电视塔下》、《人与人》、《红绿灯》、《雨花石》、《心灵集》等。这些电视小品就象星星一样闪耀在电视屏幕上，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四化建设方面起了文艺轻骑兵的作用。观众称赞它是电视艺术新花，是形象化的散文。
综合近两年来播出的电视小品，一般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新风尚。如《卖瓜不说瓜甜》、《姐姐，你在那里》、《送奶姑娘》、《司机王宝》、《挂钥匙的孩子》、《卖蟹》、《花妹》、《第五家邻居》等。它们虽短，但刻画了人物的精神面貌，亲切感人。
二、针砭时弊和批评讽刺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如：《迎宾序曲》，作品通过饭店服务员对一位身分不明的农民老大爷忽冷忽热的态度变化，勾画了一副势利眼的市侩相。《一只汽油桶》讽刺了一个施工工地因一只破汽油桶而互相扯皮，推托责任，致使工地长期不能施工。
三、取材于富有哲理性的历史故事、寓言成语的电视小品。如《射雕》、《和尚不见了》、《铁杵磨针》、《戴高帽》等。这类小品以古喻今，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哲理性的启示。《射雕》通过两个射雕的猎人，正在张弦待发之际，忽然争论起射下的猎物如何吃法为好，争论不休还去找人评理，其时雕早已飞走了。
四、科学幻想小品以及文学小品，它是以文艺形式向青少年介绍科学知识以及文学名著，如《飞了》和《卖火柴的姑娘》、《万卡》、《孔乙己》等。
电视小品的形式很自由，从几分钟到二三十分钟左右。有的是短剧式的，如《第五家邻居》、《卖蟹》虽短，但情节开展有层次，人物有性格。有的采取记者访问的形式展开了一幅幅的生活画面，夹叙夹议。有的采取讨论问题的形式，把一些典型事例形象地展示出来，让观众去评论，也很别致。《当孩子被打以后》综合了孩子之间打架后，妈妈中会出现的几种不同态度及对孩子的各种不同影响，让观众自己去评论和思考。还有一种特写式的小品，它无故事情节，只撷取生活中某一片断和瞬间典型形象来反映社会中的真实生活，生动有趣，现实感强，如《可贵的一笑》和《卖花生米》等。其他还有幽默小品、动画小品、连环小品等。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电视机越来越普及。作为精神产品的电视节目，应该在花色品种及节目质量上狠下功夫，以达到为观众优质服务的目的。我们要重视电视剧、大型连续电视剧的创作，但是，我以为电视小品这朵文艺新花，目前更值得我们重视和提倡。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最富有电视特点而又较便于迅速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形式。回顾近两年来的电视小品创作，成绩不小，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电视小品情趣格调不高，有的不够真实，有的主题思想含混，有的结构松散，艺术性不强等等。我认为在今后的电视小品创作中，有几点特别值得重视。
一、主题要有鲜明的时代感。要从现实生活中人们关心的、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中取材，并且要注意发挥电视小品制作周期短、迅速及时的特点，使电视小品与人们的生活和心灵息息相通，加强其亲切自然的特色。不管是歌颂，是讽刺，是议事，是抒情，都要注意时代感和生活气息，要在提高人们的道德情操、培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上，真正起文艺轻骑兵的作用。
二、要讲究艺术性。电视小品虽然短小、迅速，但并不等于可以简单草率。小品讲究言简意赅，言近旨远，讲的是日常生活琐事，但其中却要包含人生的哲理，生活的情趣，隽永的意境，这就要很费功力。在形式上电视小品要求结构精练、紧凑，线索单纯清楚，情节安排画龙点睛，表演上要真实、自然，生活化，努力发挥电视小品真、短、新、活的优势。
三、要有创新精神。要根据不同的内容，充分调动电视所提供的各种艺术和电子科学手段，努力创造不同风格和形式的作品，在借鉴舞台表演，电影手法的基础上另辟蹊径。电视手段在表现生活上有着丰富的潜力，亟待勇于创新的人们去不断开掘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