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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发挥中心城市的商业中心作用的探讨
江洪其
中心城市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般地说，中心城市首先是由商品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商业中心。
如何发挥中心城市商业中心的作用，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武汉市由于周围地区的物产丰富，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商品经济发达，早已成为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商业名城，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对全国特别是对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武汉市的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从解放初期到五十年代后期，都曾得到肯定和发展。那时城乡、内外交流兴旺发达，十分活跃；流通渠道纵横交错，货畅其流；经营方式多种多样，非常灵活。以后，随着“左”的思想影响的逐步增长，武汉市这样一个大的中心城市的地位逐步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和限制。
降低中心城市的商业中心作用的“左”的思想影响，我们认为主要有三条：一是忽视商品生产；二是轻视商品流通；三是限制城市作用。由于这些想法和做法，人为地把中心城市与周围区域的经济联系割裂开来，忽视中心城市在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优势和作用，限制了中心城市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经济枢纽的作用。
这些方面的情况，三中全会以来有了好转，但并未根本解决。因此，应当继续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冲破习惯势力，确认中心城市的地位，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
促进、引导生产发展，形成工业优势，增强商业中心的地位。作为商业中心，一定要有比较雄厚的物资技术基础作为后盾。特别是要有一批物美价廉、适销对路、在全国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的拳头产品，这是能否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商业中心作用的重要条件。
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武汉市已经形成为一个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工业基地，完全可能在商品日益丰富、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具有自己的工业优势。另一方面，武汉市在全国有竞争能力的拳头产品确实不多，这与武汉市的地位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也影响商业中心作用的发挥。这表现在优质名牌发展不快，名牌产品质量不稳，拳头产品地位不硬，花色式样翻新不多，有些产品价格偏高。武汉市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大城市第四位，但从1979年到1981年期间全国获得国家优质奖的产品共700多种，我市只有11种；被评为部、省优质产品的共7，000多种，我市只有126种，所占比重都不到全国的2％。武汉市第一商业局系统1981年销往省外的武汉产品仅比1980年增长2％，1982年反比1981年下降了23．8％。对外销售大幅度下降，除了商业的原因外，应该说与产品的竞争能力不强密切相关。
因此，商业部门必须下大力气促进、引导生产，和工业部门一起，齐心协力，密切配合，使武汉产品在国内市场形成一定的强大优势，从而增强武汉市作为中心城市的商业中心的地位。也只有工业和商业的优势结合在一起，相互促进，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
以城市为中心，按照经济区划的合理流向组织商品流通。近年来，各级商业部门在搞活市场、疏通渠道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按行政区划设置批发机构、按行政隶属关系组织商品流通方面却没有大的突破。比如，武昌县城离武汉市仅30公里，全县19个基层供销社有18个是在武汉进货，但是县里却设有若干个县属批发机构。汉阳县也有类似情况。甚至一些地区离武汉市仅100公里左右，不仅有三级批发机构，而且还有二级批发机构。这种把中心城市与周围区域的经济关系人为地割裂开来的办法，不利于货畅其流，更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中，中心城市是商品交换最集中的场所。中心城市不能单纯看成是一个行政地区，它是一定区域内经济活动的中心和枢纽。商品流通要按照商品的自然流向，以中心城市为主轴向外辐射，组成一个合理的商品流通网络。因此，武汉附近地区的二级批发机构以及市属县的批发机构是否可以考虑撤销，让这些地区的零售商店和基层供销社直接向武汉进货。计划商品，可以由上级商业部门划拨指标，由武汉代为执行。一些小商品，为了方便小型商店和集体、个体商贩的零星进货，可以在县属大型商场或集镇商店开展兼营批发业务或代批业务。这样，就比较有利于使商品经过最短的路线、最少的环节、最省的费用，完成由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转移，从而使武汉与周围的城镇和广大的农村形成一个更为密切的商品交换关系和城乡物资交流中心。
要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建立一些跨省市、跨地区的联合企业，沟通经济的横向联系。中心城市的责任不仅要把本地区的市场搞活，而且有责任把全国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搞活。
武汉的商品怎样及时进入外地市场？外地的商品又怎样顺利地进入武汉市场？我们认为：除了按照国家计划平衡调拨之外，必须打破地区的封锁，突破部门的束缚，发挥商业中心城市的优势，组织各种形式的跨地区、跨部门的联合企业和专业化协作，恢复和建立中心城市的横向联系。武汉的工商企业可以到其他中心城市、到县镇去和当地的商业企业联营；外地的工商企业也可以到武汉来进行联营。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有商商之间、工商之间、农商之间、内外贸之间的，也有批零之间的。
建立强有力的市场情报中心和信息系统。中心城市是工业中心，也是商业中心，还必须是经济情报信息中心。
近几年，市场预测工作开始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是，仍然是我们经济工作中一个极为薄弱的环节。我们认为，中心城市应当建立情报中心，有关各局和企业也要相应地成立情报研究机构或设立专职人员，共同搞好情报的调研、预测，开展咨询服务和经济研究工作，并实现情报信息的网络化。要及时地掌握国内外市场动态、产销情况、物价行情、消费趋向，并进行一些市场预测、情报研究、趋势分析；搜集、整理、积累、交换有关资料；出版有关的刊物来适应工业调整和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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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余立
前一个时期，人们对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议论颇多。经过几年的实践，现在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村带来极大的变化，农民积极性之高，农业生产发展之快，农村生活水平与精神面貌变化之显著，都出乎人们的意料。即使是原来思想不很通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在农业这个领域，我们曾经走过曲折的道路。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获得如此显著的成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办法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也不是按照统一规定自上而下硬性推行的，而是广大农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摆脱了多年来“左”倾错误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束缚，解放思想，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创造出来的。它是广大农民强烈要求实行的。正因为如此，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着党中央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肯定和大力支持了群众的这一伟大创造的时候，它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在全国推广开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农业改革的推动下，商业、服务业已经开始加快步伐，进行经营管理方面的改革。比起农业来，城市里各行各业的改革，情况复杂，牵扯面广，困难和问题要多得多，因而更需要加强领导，需要有全面的安排和通盘的筹划。然而，这并不是说，无论哪一方面的改革，都要领导上制定出一个完美无缺的、能够解决一切矛盾的改革的蓝图，下面只要按部就班地照着办就行了。事实上，改革蓝图是不可能“坐而论道”地制定出来的。对于某一方面的改革，领导上根据党的十二大指出的方向，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针对当前存在的矛盾和弊端，提出一个改革的总的设想和规划，这是完全必要的。至于具体的办法和措施，就要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群众和干部在实践中去试验，去摸索，去创造。领导的责任，在于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从群众的创造中找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真理来。一句话，就是要把自下而上的群众创造同自上而下的指导结合起来。这正是我们党多年来行之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
改革是群众的要求，也是群众的事业。我们要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有充分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才能完成这个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农业的改革给了我们信心和启示。只有在群众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改革办法，才真正符合群众的要求，容易为群众接受，才能够真正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改革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坐在屋子里讨论起来，似乎困难得不得了，但在群众的实践中往往可以迎刃而解。至于改革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毛病或小小的乱子，用不着“杞人忧天”，只要领导上保持清醒，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应当说，倒是那种不问具体条件，不管群众死活，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地规定任务指标、强行推广的改革办法，看起来轰轰烈烈，在一段时间里仿佛很有成效，实际上终归经不住历史的考验而被群众所唾弃。我们不是早已有了这方面的极其沉痛的教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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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对老子研究的新推动
——读詹剑峰著《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
金春峰
两千多年来，老子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我国的哲学思想。但是，老子其人其书及其理论，从司马迁以来却一直成为争论不休的问题，至今不绝。詹剑峰先生的遗著《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一书，最近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对老子的研究，将是一个新的推动。
本书第一编对老子的身世、活动及《老子》的成书时代和老子学派的流传演变，作了详细的考证。老子是陈人，约生于公元前576年，仕于周，为征藏史，鲁昭公二十六年免官，归居于陈，西游于秦，孔子见之于沛，最后“老子死，秦失吊之”。《老子》一书成于春秋末年。老子学派经关尹、列子到庄子，以后又演变分化出黄老学派和本黄老而主刑名的申韩学派，到东汉末又与佛教神仙方士结合，产生了黄老道教。当然，这些意见只是一家之言，还需商讨。但是本书对先秦古籍关于老子的所有论述，一一作了比较、考订和分析，发掘了许多被人忽视的有价值的材料，提出了和以往许多学者的论断有所不同的看法。
第二编是对老子的哲学思想包括宇宙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及社会政治思想，围绕《老子》一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道、常、常名、有、无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老子哲学的基本概念是“道”，老子的道论，玄之又玄，两千年来，众说纷纭，歧异极大。时下的论著有释为“无”，释为“气”，释为“绝对精神”的。詹著认为，老子的“道”是指整个自然及其变化的总规律，“常道”指自然之道，“常名”则是指“自然的逻辑”；“无”是宇宙万物的原始，指气，指虚即虚廓无限的空间，指无形无象的规律；“有”指天地万物据以存在的原因，指理，指实或盈。老子的道是无与有的统一。老子并不贵无，而是崇有。如此等等。这也可以说是一家之言。
从老子时期哲学斗争的情况看，詹著认为当时哲学探讨的主要问题是“道”与“名”的关系。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道论有封建的人伦之道，有宗教家的神道，有阴阳家的占星望气之道。老子提出“常道”——自然之道的概念，就是这三种“非道”的对立面。老子时代社会上有影响的关于“名”的思想，有孔子的正名论，邓析的刑名论。老子的“常名”论，是对它们的回击。
作为一部老子思想研究的专著，全书不只是细致地展开了老子思想的逻辑的体系与分析，而且总结了老子时代的哲学发展史，老子学派及思想的演变史，《老子》研究注释史，以及近人研究老子的丰富成果。
詹剑峰先生经历十余年的风雨寒暑而不辍，三易其稿，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专著，这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是值得重视和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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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三十九）
第三部分 做好为生产和消费服务的各项工作
第十三章 发展生产服务事业
第二节 大力发展生产服务事业
发展运输部门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
现在我们举运输为例具体地考察生产服务部门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作用。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伴随着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对运输部门有较正确的认识，在基本建设上也比较重视运输部门的建设和发展，运输部门发挥了它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后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只强调发展重工业，这样不仅挤掉了其他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同时也挤掉了对运输部门的投资，结果导致了运输业的发展落后，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
关于运输部门对生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任何生产部门都离不开能源和材料，为了使生产部门获得能源和材料，它把运输量极大的煤炭、石油等各种可燃物，大量农产品，以及各种金属、非金属材料，大量的机器设备等等运送到使用它们的地点。
第二，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条件下，它使得各生产单位之间日益广泛、日益紧密的社会联系得以实现。
第三，它及时地把生产出来的、不再准备进入生产领域的产品，如用于个人的消费品，用于加强国防、用作出口物资的产品等（对这些产品我们称之为最终产品）运送到消费地点。这虽然不是对生产直接服务，但仍对生产起服务的作用。因为它是使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周而复始地、不断地循环着，使社会再生产得以不断地进行。
我们还可以举通讯为例来考察生产服务
发展通讯部门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部门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作用。
我们知道，为了使社会生产得以进行，还有一个互通信息的问题。人员往来是互通信息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是由运输部门的客运部门来进行的。但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单靠人员来往远远不能解决生产中所要求的迅速、准确传递大量信息的问题，必须依靠有高度效率的通讯即信息部门。在通讯部门中，邮政因为靠用运送信件的方法来传递信息，还不得不依靠运输部门。电讯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来传递信息，使整个社会生产的联系效率不知提高了多少倍，它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以致有人说，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
对于通讯部门的这一巨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早就给以高度重视。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把“电报的使用”同“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一样都看作是潜伏在社会劳动里的生产力。现在，我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对通讯的要求越来越高，通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所以，发展通讯事业已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根据生产服务事业的特点发展生产服务事业
在生产服务事业各部门中，有些生产服务部门对于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来说是有先行性的，即它的发展应比国民经济中其他生产部门的发展超前一步。这是这类生产服务事业的一个重要特点。马克思在谈到铁路在现代工业中的作用时曾指出，铁路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科学化、自动化、专业化、协作化程度的提高，不仅运输部门的先行性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而且通讯部门、知识服务部门中的科学服务部门等许多生产服务部门的先行性也都表现了出来。我们强调发展作为生产服务部门的运输部门、通讯部门的时候，必须按照这个特点，有计划地去发展它，在基本建设中使运输部门、通讯部门同工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保持恰当的比例，并在建设时间上、原材料供应上保持超前和优先的地位，保证这些部门在其他物质生产部门进行施工、投产之前就能够形成生产能力。
当然，发展不同的生产服务部门的条件是不一样的。例如发展运输部门就必须处理好铁路、公路、水路建设的关系，处理好管道运输同铁路、水路运输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长途运输同短途运输的关系。在水路运输内部也要处理好港口、船舶之间的比例关系，使他们紧密地协调起来。在发展运输部门的过程中，要使运输部门的建设同本国的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相适应。我国资源、工业以及人口分布都不很均衡，河流多为东西走向，与主要货流方向不很一致，而且山地较多，平原、丘陵、盆地较少。在考虑我国的运输体系时就要根据这些特点，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优势，做好综合发展。发展通讯事业，就要很好地研究我国生产发展对通讯事业提出的要求和我国通讯事业的现状，研究我国通讯事业发展的方针和规划。目前我国通讯事业的发展程度与我国生产需要严重脱节，通讯设备严重不足，通讯效率十分低下，这些缺点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事业的障碍。迫切需要大力改变这种现状，解决增加城市内部的电话装机数量与电话畅通问题，解决城市与城市间的通话效率和质量问题，改进城市与乡村间的通讯联系。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在这方面的欠账又很多，因此发展通讯事业方面的任务是很重的。当然要一下子达到很高的标准，是不可能的，只能逐步改进。但一定要注意它的先行者的地位，要认真研究它的特点，努力地去发展它，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好。
上面我们只是举运输和通讯部门为例，其他各种生产服务部门也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根据社会主义生产对它们提出的需要去努力发展。 本章执笔 周鸿铎
（原载《经济学周报》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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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中国近代史词典》
傅克勤
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最近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部中型历史专业词书，具有取材广博、考核精深的特点，为全国青年学习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部好的工具书。
词书既是释疑解惑的钥匙，又是开拓知识视野的向导。为此，该书广收词目，取材广博。就晚清人物而论，一般只注意在两军对垒和新旧交替中有突出事迹的人物，该书则涉及到所有的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总督、巡抚以及出使大臣等大官僚。同时，典章制度的变化，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文化书刊的印行，社会思潮的变迁，著名戏曲的上演，轰动一时的社会公案，秘密社会的内幕，均广事搜罗，兼容并蓄。它不独是研究近代史的必备工具，而且是学习近代哲学、新闻、外交、军事、经济、教育和文学艺术等学科的良师益友。例如，同治年间一大社会公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著名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小凤仙”其人其事，均有翔实的考释，廓清了社会上的众说纷纭，给人以信史的感觉。其他如科举制度中的状元、榜眼、探花、进士、举人、秀才等名目的缘起，清宗室中的黄带子、红带子、福晋、格格等称谓的内涵，许多外来的新事物、新名词、新语汇的来龙去脉，都有简捷明快的解答。
一部有价值的词典，不止要取材宽广，而且要给索解者以明晰而准确的答案。这就要求编者在浩瀚的史料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力争事事有所本，字字有来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该书使用大量第一手材料，纠谬订误，详加考核。该书词目的释文力求做到准确明了，言简意赅，力戒空谈，尤忌盲目蹈袭前人旧说。例如，“三合会”、“西太后”、“毅军”一类词目，不仅说明其内容，还点明“三合”、“西”、“毅”的本意或出典，较好地体现了知识性的原则。在遇到有歧解的词目时，采取二说或诸说并存的办法也是可取的。有的词目写了一种看法，也并非不可更易的定论。如“护国军”一词，许多近代史论著解释为保护共和国（民国）之意，也有说因为该军成立于昆明护国寺而得名，或者这双重意思都寓于一词之中，这就有待学者专家去考证一番了。所以，读这部词书，非特没有枯燥乏味的感觉，还可以窥见诸家学说的消息，有助于人们认识近代社会新陈代谢迅猛异常的历史轨迹，给读者以知识的力量和学术的享受。这部词书的条目释文，以叙述史实为主，不妄加评论。但从臧否过往人物，评断历史是非，也可感受到编者寓贬褒、别善恶、发扬中华正气、鞭挞民族丑类的立场和感情，又深深给人们以爱国主义的教育。
然而，编写一部好的词典诚非易事，决不能奢望一蹴而就。无论条目的取舍，释文的详略，还有待进一步的补充、修订和平衡。例如，有些农民起义人物的事迹逐一排比，显得过于零碎；有些机构和制度，失之过于简略，看不出其演变过程及其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