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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给企业以压力 给企业以活力
——本报编辑部在上海邀请经济界人士座谈以税代利问题纪要
以税代利在国营企业中将加快推行，这是较好地解决国家同企业之间分配关系的一项重大措施。最近，本报编辑部在上海邀请部分经济界人士就以税代利问题举行了座谈。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实行以税代利，将给企业压力与活力，使企业不能再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而成为真正独立的经济实体，更好地发挥和挖掘生产、经营的潜力。当然，以税代利是一项十分复杂细致的工作，需要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完善。 ——编 者
让企业感受到“法”的压力
上海财政局一分局五所所长魏永涛、税收员何季刚：企业上缴税款与上缴利润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上缴税款是企业对国家应负的法律责任，即纳税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落实到各个企业，而法律是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的。过去企业对国家上缴利润不具法律性质，因而企业多交或者少交，及时交或者拖欠，灵活性很大。实行以税代利之后，企业拖欠税款必须交纳“滞纳金”。以所得税为例，迟交一天，企业需付5‰的“滞纳金”。否则，财税部门可以依法对企业起诉。由于征税具有法律作用，这就给企业带来了压力，迫使企业改善经营，挖掘生产潜力。
上海轻工业机械公司经理吕元亭、总会计师鲍世传：实行以税代利，基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办法，可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成为一个经济实体。我们公司1980年进行了以税代利的试点工作，企业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企业都必须千方百计改善经营，努力挖掘潜力，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以保证按时纳税。因为这是国家的“法”。可以说，以税代利对企业是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是好事，它促使各级领导干部重视经营管理，讲求经济效益。广大职工群众也因为在完成征税后可以相应得到好处，从而有了增产节约的积极性。试点以来的三年中，轻机公司上缴国家的税费平均每年递增6．2％，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同时，企业留利也有所增加。
重要的是调动企业的活力
上海挤出机械厂厂长潘冠瀛：上海轻工业机械公司下辖42个工厂，我厂是其中之一。从1980年起，试行以税代利，是以公司为整体来结算的。这一办法较之过去的统收统支，显然是有利于调动企业的活力，但这活力主要是体现在公司一级；作为生产力最活跃的单位——工厂，因为得到的好处不多，潜力仍然不能充分得到发挥。
实行以税代利应当直接落实到工厂，以便在国家征税之后，工厂能得到更多的好处，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工厂的发展和提高。当然，作为行业性的公司还是需要的，但公司目前提取的好处过多，而留给工厂的好处太少。以1982年为例，我厂利润上交国家部分为65．5％，上交公司部分为24．4％，企业留存部分仅为10．1％。这显然不利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上海第一印刷机械厂厂长严国伟：以公司作为征税的结算单位，实质上是把吃“大锅饭”改为吃“中锅饭”。这种结算办法，使责、权、利不能很好结合，即公司有权有利，而实际上承担的责任小；工厂重任在肩，而权和利则太少。
实行以税代利应当以工厂作为征税的结算单位，即工厂直接向国家纳税，税后留存部分可以上交一部分给公司（上交的比例要适当，以不妨碍企业的积极性为原则；上交公司的资金，应作为全公司的公积金，用以协调和发展公司所属各厂的生产基金或其他费用），大部分则应留在工厂，这样，才有利于工厂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我们厂应当说还是有潜力可挖的，可是按照目前的办法，就缺乏挖掘潜力的动力。因此，实行以税代利必须考虑如何更好地调动生产企业的潜力，这是全面推行以税代利中应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上海造纸机械厂副厂长施仲文：企业经营的好坏，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企业本身要有活力和动力，即在生产、经营上要有自主权、独立性。吃“大锅饭”固然不行，吃“中锅饭”也不好。目前征税以公司为结算单位的办法应当改变。
我厂原来同彭浦机器厂是一家，后来划分为两个厂，两个厂的规模相当。近三年来，彭浦机器厂实行以税代利，因为是作为征税的直接结算单位，这就给该厂以压力，而压力又变成了动力，促使该厂在生产任务不足的情况下，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能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转产，生产因此得到了稳步发展，结果体现了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职工得小头。而我厂因为不是征税的结算单位，税后留存的主要部分上交给公司，使我厂在生产正常的情况下，反而成为吃公司补贴的单位，这就不能不打击企业的积极性。目前职工们对此议论纷纷，强烈地要求把征税结算落实到工厂。
魏永涛：作为税务部门的同志来说，征税直接落实到工厂，比之统一由公司纳税，工作量要增加很多；但是为了进一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看来，征税应当落实到工厂，而不应当是公司。
“不要把蛋糕放在橱窗里”
彭浦机器厂财务科长董国婵：1980年、1981年试行以税代利时，我们厂恰逢机械工业调整，生产任务严重不足，企业面临无米之炊。征税给全厂上下极大的压力。生产任务不足，何谈纳税？弄不好，连职工的工资、奖金都发不出。正是这种压力迫使全厂职工千方百计广开生产门路，及时转产。例如，替钢厂制造轧辊，为无线电厂生产电视机机壳模具，帮助影剧院翻制椅子以及为其他兄弟单位修理机床等等。干部、工人发奋努力，利润水平不但没有下降，反而略有上升。两年当中按规定向国家交纳了各种税费，企业还利用留成的生产发展基金添置了一批设备，并利用福利基金为职工建造了住宅和浴室。对企业实行利改税，我们确实尝到了甜头。
但是，从1982年起，职工的积极性开始下降了。什么原因呢？因为工厂虽然有了一部分自留资金，但是使用权很不完善，特别是奖金的发放权受限制太多。按照规定，试点单位职工的奖金发放额不得超过职工二至三个月的工资额。1981年彭浦机器厂全体职工苦干实干挣来的奖励基金总额为63．2万元，平均每人172．5元，而实际上只发140元。余下部分只能存入银行。职工们说：“这是放在橱窗里的‘蛋糕’，可看不可吃。”
吕元亭：这个问题在轻机公司更典型。1981年我们公司共有奖励基金393．5万元，平均每人292．2元，实发只有152元。由于奖金发放额只与工资水平相联系，而不同企业实际经营水平相关联，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职工干好干坏，企业经营水平或高或低，与职工的切身利益没有大的关系。长此下去，势必挫伤生产热情。
把“橱窗里的蛋糕”拿出来，并不是说不分好坏每人一份，把这部分钱分光吃尽。而是要允许企业合理地使用这笔钱。例如，利用它在厂内实行浮动工资，或作为职务津贴、岗位津贴等。这样可以较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进一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上海市经委企业管理处夏振藩：实行利改税以后，还必须进行一系列同步改革。譬如，现在企业交纳税费后留有一定的生产发展基金，并且有权使用。但是，由于机构重叠，互相掣肘，企业在使用这笔资金时困难重重。有时，企业为了添置一项设施，必须请示几十个单位，敲40几个图章，用两辆“面包车”接审查单位的大小领导干部来协商。这些领导干部当中，只要有一个提出不同意见，工程就无法进行。结果，留给企业的钱被压成了“死钱”，发挥不了效益。现在试点单位呼声颇高，要求真正给企业自主权，以使企业有更大的活力。
要十分重视保护税源
上海轻工业局办公室主任朱展良：以税代利是为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源之不浚，流而不长”。要想多收税，首先就要保护税源，开发税源。什么是税源？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上海进行的以税代利试点，有一条征收企业收入调节税的政策，由于经验不足，制订的方法和依据不很科学，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调节税把因为企业革新挖潜而多创造的那部分利润也都“调节”走了。有人说
“生产长一分，调节税也长一分。”企业得不到实惠。希望经济理论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能够认真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及早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如果实行利改税之后，企业的生产发展了，但是“水涨船不高”，群众就会感到失望，生产积极性就会下降，国家也将因此失去税源。
上海纺织局副局长梅寿椿：实行以税代利，应该制定一套科学的、合理的税收政策。依照这些政策，在保证国家多收的前提下，一定要保证企业可以多留。特别是对企业增产增收多创造的那部分利润，要有一个合理的税率。要留一部分资金给企业，使之用于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上海纺织行业当前急需资金改善生产现状，如果税收政策订得好，那么企业就可能得到一定数量的资金，进一步革新挖潜。反之，企业的潜力就会越来越小，国家的税源就可能枯竭。
是成功，不是失败
上海柴油机厂总会计师张济堂：做为利改税的试点单位之一，由于1981年机械工业大调整，我们厂生产任务严重不足。与彭浦机器厂不同，上柴是一个将近万人的大厂，而且专业化程度高，产品定型后很难短期内改产。面对巨大困难，全厂职工发挥了很大的主观能动性，广开门路，积极联系、承接了各种经营项目1，531项，甚至包括饮食服务项目，共得收入724．5万元。但是由于本行业的生产任务严重不足，企业赢利水平较1980年大幅度下降。这一年上缴各种税费后，企业不但分文未得，反而倒欠国家21万元税收。职工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工资、奖金都发不出来。后来，财税部门酌情减免了工厂的收入调节税和所得税，才使我厂渡过了难关。
我厂的试点“经验”引来了两种看法，一种说上柴是征税的失败典型，另一种说是征税的成功典型。说失败的同志认为，以税代利本来是为了在保证国家多收的前提下，让企业真正做到自负盈亏。可是上柴归根结底还是靠了国家的“照顾”，吃了
“大锅饭”。说成功的同志认为，上柴之所以亏损，原因在客观而不在主观。如果不搞利改税，反正因为生产任务不足造成的一切损失都得由国家报销，职工就不会感到有压力，决不可能发挥现在这么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那样亏损必定会比现在严重得多。因此可以说，实行以税代利，确实比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强得多。
何季刚：上柴的经验确实很典型，认真总结、分析、研究这一经验，对于利改税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微观经济是受宏观经济制约的。象上柴这样的企业，在调整时期很难完全克服客观造成的困难。如果对于具体情况不做具体分析，在现阶段简单地强调自负盈亏，那么就可能带来一系列后果，实际上也行不通。我认为，真正落实自负盈亏，必须在各个方面进行一系列彻底的改革，并制定完善的办法和政策。当前，对于一些遇有特殊情况的企业，应当规定一条“企业最低生活水平”标准线，企业和职工的收入只要在标准之上，国家就不再提供任何“照顾”。同时，还应考虑在企业的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之外，再设立一项“后备基金”。企业每年按一定比例提取，用来“以丰补欠”。
完善这些政策很有必要，因为随着以税代利的全面推行，必然有一些企业会出现类似上柴的情况，如果不事先调整好政策，制订出办法，有些事就很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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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尊客爱货 优质服务
长沙北站树立文明装卸新风
本报讯 广州铁路局长沙北站树立文明装卸新风气。去年全站装卸货物330多万吨，没发生货物丢失和破损的大事故，一般装卸事故比1981年减少32．7％，货场12项经济指标都创造历史最好纪录，连续五年被评为广州铁路局“红旗货场”。
长沙北站是京广铁路线上的一个大型货运站，每天装卸运量达8，000多吨。该站党委十分重视加强对职工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坚持文明装卸，尊客爱货，优质服务。他们还逐步完善了岗位责任制，制订了货运、装卸等14个工种的标准化作业制度和爱货条例，规定货场纪律“三不准”：不准职工在货场买东西，不准刁难货主，不准接受货主礼品。党委把一些规章制度印成工作手册，发给每个职工，互相监督，定期检查考核，收到了良好效果。
这个站的广大职工还急货主所急，替货主着想，主动为货主排难解忧，各班组和仓库备有针线、锤钉、打包机等修理工具，包破就缝，箱碎就钉。据统计，从去年到今年2月，共修补1，600多件货物，收到货主的表扬信和感谢信50多封。
王先春 陈嵩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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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枝城路港合作 工作走上正轨
本报讯 从元月1日开始，在中央、省委和有关部门的过问和关怀下，湖北松宜铁路管理处和枝城港务局双方领导重新恢复了联合办公，工作迅速走上了正轨，面貌发生了变化。
截止2月25日，经这里中转进港的货车有1，882辆，计101，350吨，1、2两个月实际完成的货运吨数，占一季度运输计划的70％。按路港双方共同签订的运输协议规定，应给枝港总停时指标计9，410小时，实际缩短了4，855小时55分，平均卸车停时缩短2小时18分，比去年同期缩短4小时13分，总停时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加速了车辆周转，提高了运输效率，并且还保证了行车安全，消灭了行车事故。
在重新恢复联合办公的过程中，路港双方领导经常到联合办公室检查指导工作，发现问题，主动及时地解决，不推诿，不敷衍，给联办创造了良好的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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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5万元机床”问题正在解决
本报讯 记者李和信报道：2月21日，本报刊登了读者来信《这台价值65万元的机床是谁家的？》和记者调查。当天，机械工业部领导同志立即进行了研究，责成生产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弄清情况，抓紧处理。
这台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制造的机床，是1978年由原一机部生产调度局代陕西印刷机器厂订购的。合同签订4个月后，陕西印刷机器厂认为该设备价格贵，加之手中资金不足，要求退货。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在得知此消息3个月后，于1979年底仍然强行发货，致使这台机床弃置三年之久。
为了尽快使问题得到解决，具体负责处理这件事的生产管理局，没有因三年前经办此事的原一机部生产调度局机构改变，人员发生变化而推诿责任。他们主动着手处理，本着实事求是，吸取教训的精神，查阅了有关材料，搞清了情况，要求双方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以大局为重，不能再扯皮。经过多次工作，现已拿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即：陕西印刷机器厂负责维修包装好这台设备的16个木箱，然后尽快发回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由机床厂负责清理、整修，待产品质量合格后再出售给新用户，争取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目前，这项工作正在由生产管理局组织两厂积极进行。
生产管理局还分析了造成这类问题的原因，除了机关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办事拖拉，有些企业不顾大局以外，也暴露了以往机电产品产销管理体制上存在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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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一批名师带高徒
本报大连专电 记者邢犁夫、通讯员李福传报道：3月17日下午，大连市各条战线的名师高徒相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名师带高徒拜师传艺签字仪式。
来自大连市工交、基建、农渔、财贸、文教、卫生、科研战线的18位名师，都是在全国和省、市有一定专长和名望的人物。他们接受的49名高徒，都有一定实践经验和文化知识，并且愿意虚心求教，早日把师傅传的绝艺学到手。全国劳动模范、大连造船厂高级工程师陈火金收了5名大学毕业生作徒弟，在师徒合同书上，他保证把自己的爆炸加工新技术，让徒弟第一年能懂得，第二年能应用，第三年有新突破。全国三八红旗手、三级理发师纪兰香拜一级理发师刘玉贵为师，她在合同书上保证，尊敬师傅，虚心学习，刻苦钻研，一年内达到二级烫发技师水平。中共大连市委第一书记胡亦民到会祝贺，他说师傅带徒弟是我国传统的做法。身怀绝技的名师一定要选择一批高徒，尽快把自己的技艺传下去。因此，它不同于一般的师傅带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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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提出
破旧创新 把改革抓出成效
本报讯 记者王一平报道：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任中林在3月18日开幕的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上提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破旧创新，在今年把改革抓出成效来。
会议认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既要搞活经济，又要加强监督；既要切实保护合法经营，又要坚决取缔非法活动；既要打击投机违法活动，又要帮助企业单位健全规章制度，堵塞漏洞。当前，有些单位承包以后不顾消费者利益，随意涨价，短斤少两；有些人从国营商店套购商品转手加价出售，对这些非法活动需要加强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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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市场随笔
钓“鱼”“菲菲”雪花膏，质次不好销。奖品作“诱饵”，街头把“鱼”钓。听说一万瓶，内有一彩条。谁是得奖者，只有天知道。如此做生意，谁能不说“妙”！
孟萱摄 紫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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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郑州铁路分局抓紧运输支农物资
本报讯 郑州铁路分局采取有力措施，把大批春耕备耕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到2月底止，已运送的农用柴油机、排灌机械、中小型农具、农药、化肥、耕畜、种籽、树苗等达16，000多车，48万多吨，超额10％完成计划。
郑州铁路分局在开春前，主动向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单位调查了春耕备耕物资的流向和数量。在此基础上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对春耕备耕与抗旱物资优先承运、优先进货、优先装卸、优先挂运。二是由郑州向四个方向开行支农列车。三是针对农村联产责任制到户的特点，简化急需春耕物资的装运手续，并且设法帮助重点户、专业户的农民解决运输上的困难。2月2日，河南省罗山县彭新公社农民杨世秋等4人急需将5万多棵树苗运往贵州省大方县林业局，信阳车站当天就运了出去。 鹿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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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滩涂养殖 一本万利
——乳山县利用滩涂发展贝类养殖的调查
本报记者 徐放 本报通讯员 徐英杰
山东乳山县近几年大力发展滩涂养殖，经济收入年年增加，去年生产各种鲜贝800万斤，收入达120万元。社员们说：党的政策好，滩涂变成宝。
致富的一条途径
乳山县有适合养殖的滩涂面积六万多亩，贝类资源丰富，有杂色蛤、泥蚶、牡蛎、缢蛏等七八个品种。前些年大部分滩涂处于荒废状态。党的三中全会以来，该县认真抓了滩涂养殖，贝类产量逐年提高。过去年产贝类不过一万斤的杜家岛大队，去年收获杂色蛤110多万斤，泥蚶6万多斤，收入达10万多元。县领导看准这是一条投资少、收益大的致富途径，制定了全县滩涂养殖的具体规划，规定了乳山湾内低潮区贝类生长繁殖保护和管理办法，有效地促进了滩涂养殖业的发展。
走科学养贝之路
乳山县过去的滩涂养殖业，多是吃“自然饭”，只“种”不管，产量一直徘徊不前。近几年来，他们实行科学养贝，使产量迅速提高。
首先改造滩涂，使各种贝类有良好的生长场所。这个县的姜格大队在沙多泥少、贝苗难以附着的敞滩上投石垒坝，以阻潮缓流，增加滩面附泥量，成为泥蚶、杂色蛤、四角蛤的良好生长场所，增加了经济效益，县里推广了姜格大队的经验，几年来仅前海五个大队就改造滩涂2，000余亩。去年，这个县给改滩社队以经济支持，又有七个大队改造滩涂5，000亩。
其次整修不利贝类生长的沿海河口。大庄大队原有两条大河直冲海滩，海湾内淡水过多，不利贝类生长。1979年冬，他们新挖河道550米，将直冲海滩的河口改为斜流，有效地保护了贝类生长。自1979年以来，乳山县共整修了五条河口，使一万多亩滩涂提高了贝类产量。
第三是不断提高养贝技术。他们抓了贝类人工育苗，先后试验成功泥蚶、杂色蛤、牡蛎等室内人工育苗和室外土池育苗以及半人工育苗等方法。他们还根据各种贝类的繁殖季节向各养殖单位发布附苗预报，使附苗量显著提高。如牡蛎的附苗量比过去提高了80％，年产量由过去的十多万斤，提高到30万斤以上。另外，在扩大养殖品种方面，几年来推广了杂色蛤、文蛤、四角蛤向泥滩移殖的经验，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和经济效益。
放宽水产品购销政策
过去，乳山县滩涂贝类养殖也是“下海一窝蜂，干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近几年推行责任制，调动了养殖人员的积极性。辛家大队自实行专业承包以后，养殖人员坚持长年作业，使贝类产量连年稳产高产，收入都达10万元以上。
在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同时，他们还进一步放宽了水产品的购销政策。过去贝类收获后一律交供销公司收购，每斤仅6分钱，养殖单位和个人无利可图，影响了养殖积极性。去年以来，宣布贝类等小水产品可由生产单位自销，允许农村社队和广大农民自由挂钩，就地办商店，也可以到外地搞推销。这样，既搞活了市场，又增加了生产单位的经济收益，也促进了贝类养殖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