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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枬森等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摘要
北京大学黄枬森在题为《关于人的理论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中，探讨了六个问题：一、“人”指什么？二、什么是人的本质？三、什么是人性？四、什么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五、科学共产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吗？六、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劳动吗？
黄枬森在谈到人的本质时指出，把马克思当时的思想综合起来，可以给人的本质下这样一个定义：人的本质是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总和中制造生产工具，从事生产劳动。也就是说：不能离开一定社会关系来谈人的本质。
黄枬森说，对人性概念首先也有个理解问题。有些同志把人性作为人的本质的同义语来使用，亦称人的本性。即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属性。根据这个用法，人性或人的本性只能有一个，即人的本质。但更多的同志把人性理解为人的本质所决定的区别动物的一些根本属性。这样，人性就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就不止一个了。黄枬森说，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反人道的，说马克思主义否认人的价值、地位和尊严，否认个人自由，扼杀个性，这决非事实。但是，关于个人的地位问题，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有一个根本分歧，后者抽象地谈人的地位，在阶级社会中离开阶级抽象地谈人的地位，甚至把个人地位抬到至高无上的地步，要一切服从个人的需要，实际服从资产阶级的需要，而马克思主义则强调无产阶级的需要，社会的需要，认为个人的地位不能否认，但个人的地位必须摆在集体、阶级、社会的地位之下，只能有利于，至少不妨碍集体、阶级、社会的利益。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不能冲突，人民不能为了少数个人的利益而牺牲人民的利益，不能以小的人道来扼杀大的人道。因此，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我们主张兼顾二者的利益、地位、尊严、价值，因为在我们的制度下，二者根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矛盾，这就要以个人的需要来服从社会的需要，乃至牺牲个人的需要来完成社会的需要。黄枬森认为，人性或人的本性同社会性或社会的本性，实际是同义语，人的种种根本属性和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是相应的。
黄枬森指出，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简单地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是不对的。但把它看成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混合，也是一种简单化的片面观点，无论如何，马克思是努力从经济事实出发去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二重性。
黄枬森在探讨“科学共产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吗”的问题时指出，人道主义的某些基本观点可以经过限制或改造而被包括在共产主义理论之中，但不能把共产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他说，什么是人道主义？它是以个人为着眼点的观点，主张每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他自己是自己的目的，尊重个人的平等和自由权利，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当作人看待，而不把人看作人的工具。对这些原则加以一定限制，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同意的，事实上这些原则在我们的政策和实际活动中有充分的表现，叫做革命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主张不但要解放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而且要解放全人类，从根本上反对任何剥削、压迫、统治，从这一方面看，也未尝不可以说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但是，决不能把二者笼统地混为一谈，说共产主义就是人道主义，或最高的最彻底的最真实的人道主义，因为二者之间有原则的区别。
黄枬森说，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则区别不能抹杀，其理由是：第一，人道主义眼中的人是孤立的抽象的个人，而马克思主义眼中的人则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总和中的个人，是具体的人或现实的人，在阶级社会中是阶级的成员。第二，人道主义把历史发展看成个人的发展过程，历史是个人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当然不否认历史是个人的历史，但是首先不是个人，而是由各个在一定关系内的个人组成的集体、阶级、人群的历史，是生产发展的历史、经济发展的历史、政治活动的历史、阶级斗争的历史，总之，人类社会的历史。第三，人道主义的历史观也是违反历史事实的。第四，用人道主义来解释现今的社会现象和指导我们的实际活动，也是软弱无力的。法西斯、林彪、“四人帮”的暴行是反人道的，但这只是对他们的起码的谴责。他们的行为如果不违反人道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当然不行。人道主义教育能成为我们的主要思想教育内容吗？能代替马克思主义吗？
黄枬森还说，如果说共产主义理论归根到底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个人问题，是解放个人的理论，那么，共产主义理论和人道主义就没有区别了。
黄枬森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是否有异化劳动问题时指出，首先要明确究竟是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劳动异化，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异化？他认为，从广义说，异化有疏远化、外化、分化、对象化、客观化等意思，即一分为二，即从A里面分化出-A；但从狭义说，异化不仅指分化，而是指分化出一个异己的力量，与自己对抗的力量，例如父母养育出忤逆的儿子，毁林垦荒，围湖造田等。显然，不仅广义的异化，即使狭义的异化，在任何社会都是不能避免的，都会出现的，很难想象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任何异化现象，何况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只要在自己的活动中不能完全消灭盲目性，就难免出现这种对抗性的异化，但人类只能不断提高自己行动的自觉性，不可能完全消灭盲目性，因而也不能完全消灭异化。从这里我们应该得出结论，随时提防出现异化现象，及时减少、减轻异化现象。这样使用“异化”概念于社会主义社会是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但是，异化现象不等于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黄枬森说，劳动异化实际上是资本家攫取工人的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没有劳动异化，因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和剥削阶级，就是废除剥削制度产生的根源——私有制，就是消灭异化劳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时，就是剥削阶级消灭之日。剥削阶级都消灭了，哪里来的剥削呢？哪里来的异化劳动呢？
黄枬森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尽管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了，但残余的剥削分子还会存在一个时期，在某些角落里也可能产生新的剥削分子，特别是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异化劳动，或变相的异化劳动就不可能完全消除，特别是异化劳动在思想上的表现，即剥削思想，还会长期地广泛地存在下去，例如损人利己的思想、特权思想、官僚主义，以及来自旧的剥削阶级的思想等等都是。当然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劳动异化现象及其表现将逐渐消灭，并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彻底消灭。综上所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它就是矛盾，作为矛盾的同义语的异化当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不用说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将充满矛盾。第二，它就是对抗性的矛盾，由于认识上和实践上的错误，本来不一定对抗的东西也会变成对抗性的东西，出现对抗性的异化。第三，它就是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旧制度的残余，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扩大和激化，但从总的趋势来讲将日趋缓和以至消灭。我不反对用异化概念来表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某些现象，但不应滥用，尤其不应不管具体含义随意使用，这只能引起思想混乱。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锐生在题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万古长青的》报告中指出，近几年来，我们纠正了过去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划为学术禁区的错误做法，广泛开展了对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讨论。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这里也有一个怎样以唯物史观作指导，力求使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广大群众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从而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王锐生说，怎样理解“人道”，往往依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为转移。我们在理论宣传中要防止把“人道”抽象化，反对拿这种抽象化的“人道”观念作为指导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这样做，不仅在理论上背离了唯物史观，而且在实践上也会带来消极后果。王锐生还说，所谓“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一类概念，也同“人道”相似，在运用它们时，都要作具体的历史的理解，防止抽象化。就是说，归结于以什么历史观作指导。人道主义历史观总是要把“人道”、“人的价值”等抽象概念作为观察、衡量历史的准绳，而唯物史观却要对他们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靳辉明在题为《马克思在历史观上的伟大变革》的论文中，详细地论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萌芽、接近和全面制定的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阶段，认为这些阶段的划分，是以生产关系思想的成熟程度为标准的。他说，唯物史观是在摒弃“抽象的人”转而研究现实的人，即研究他们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它的产生同人的问题的科学解决是一致的。因此不能说，唯物史观不包括人，不关心人，不研究人，恰恰相反，只是随着唯物史观的形成，才把人的研究置于科学基础之上，为人类的解放指明了真正的出路。
靳辉明剖析了西方某些学者制造的“两个马克思”的对立，即把早期的“人道主义者马克思”和晚期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对立起来，以及认为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的《手稿》中所表述的关于人的主题贯穿于马克思所有著作之中的主张，指出，其目的都在于把“人”作为马克思学说的“中心”和“基础”，以便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用所谓“人学辩证法”取代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辩证法，用“人本学历史观”代替唯物主义历史观。
《文艺报》唐达成在《关于文学中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报告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人性问题的辩证观点是，既承认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个性，同时又为具体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所制约，既有作为社会的人的共同性的一面，又有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关系所制约的一面，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人性就是阶级性。人性社会历史内容要比阶级性更为丰富和广阔。
唐达成说，当前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之所以又被引起注意和研究，还因为在一小部分创作和理论中，又出现了偏离马克思主义人性观，或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思想支柱的现象。在这类作品中，离开了人们的社会实践，离开了现实的人和人的关系，去描写抽象的、普遍的、永恒的所谓人性，似乎描写人可以抛开一切阶级的、社会的、时代的因素，来写超阶级、超社会的人性，或把人性还原为动物性；有的作品还提倡抽象的人道主义，抽象的“爱”，根本抹煞是非、善恶的界限，抹煞正义与邪恶、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把一切都加以颠倒，或企图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抽象的爱的说教来解决社会矛盾。这显然都是错误的。这也足以说明，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深入地研究人性现象，研究人道主义问题，仍是十分迫切的任务。
（《文汇报》驻京记者何玉林，原载《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