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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3月11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在全面改革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苏绍智
当前,中国的理论工作者研究马克思主义,首先和主要的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中国革命有着漫长曲折的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有这样一个丰富生动的研究对象,中国的理论工作者一定能够对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独特的贡献。
很多同志都感到,目前我们国内的理论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跟不上实际生活的生气勃勃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以大无畏的气魄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革新和创造,现实生活里涌现出的新事物、新经验,许多是从前不敢想象的。最突出的莫过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业中的推行所获得的巨大成功。这在马克思主义论著中找不到现成的指示,在传统规范中没有它的地位(恰恰正是犯“禁忌”的),在国外现有的各种模式中也找不到它的等同形态。它完全是超出传统的独创性事物。相比之下,理论界仍然在某些方面固守在“陈年古董”上,围绕着某些抽象的、脱离生活实际因而显得干瘪苍白的结论兜圈圈。这就给“左”的思想倾向留下了庇护所和温床,给横加指责者提供了意识形态的依据。长此以往,势必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领导的改革大业形成阻碍。因此,时代摆在中国理论工作者面前的最迫切、最重大也是最神圣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如何进行全面的改革,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中国理论工作者的前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前途,皆系于此。
列宁曾经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我们党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原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纲领性的命题包涵两个主项:一是“社会主义”,一是“中国特色”。要满足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完满地实现这个伟大纲领,首先就要求我们对社会主义做一番溯本求源的研究,把社会主义同几十年来被奉为“定本”的某种固定的模式区别开来。为此,我们要考察这样一些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究竟作过哪些论述?在这些论述中,哪些是属于普遍性的,即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都不能缺少的基本方面,哪些则是属于特殊性的?在列宁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中,哪些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原理,哪些则是适合俄国特殊社会历史条件因而不能到处搬用的个别性结论?在斯大林和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中,哪些确实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哪些则必须予以摒弃?此外还应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其他许多堪称为领袖和思想家的人物,看看他们对社会主义究竟作过哪些论述,其中哪些是真知灼见,哪些则是时过境迁的东西。如果我们对社会主义不作这样一番可以说是穷根究底的研究,就很难把握住社会主义的本质,就难免不把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过的这样那样的具体模式当作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
其次,还要求我们对自己的国家作一番前所未有的全面的调查研究。不言而喻,赋予“社会主义”这种普遍性的(即一切民族将来都要实行的)制度以中国特色的,当然是中国的特有国情——它的历史、文化、民族的习惯心理和生活方式、政治经济现状、自然生态环境等等。只有对以上诸方面都做过深入考察研究之后,我们才能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一般的东西、原则)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特殊的东西、现实)之间,找到最优的结合方式。过去我们所以走过不少弯路,干过一些引为痛心的事,除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把握得准以外,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研究甚至没有意识到需要很好研究这些方面,当然也就找不到最优的结合方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家庭社会关系结构、文化意识结构诸方面应该具有怎样的特征,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创造精神指导下,运用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先进方法,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验,才能逐步明确起来。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总目标,全面改革是达到这个总目标的唯一有效途径。就不同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而言,不存在社会主义的标准模式;就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而言,不存在社会主义的固定模式。实现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贯穿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我们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新生的、不断成长的社会机体,相对于日益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有一个不断完善以便适应、保护和促进这种发展的过程。因此,改革为社会主义的本性所决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止一次地说过,社会进步由自发的过程变为自觉的过程,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基本标志之一。如果说在私有制的社会里,社会的发展是通过对抗和冲突实现的,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之下有计划地通过革新而实现的。这正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发展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作为革命者,思想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凡符合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创造、新经验都应当乐于吸收;凡不符合新的历史任务和革命实践要求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应当勇于抛弃。要在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干部中间,树立起这样一种认识:改革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贯穿始终的原则。
胡耀邦同志在《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报告中,阐明我们改革的总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这就要求我们系统地研究改革理论,全面地比较国外各种改革的利弊,预测改革中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从而制定科学的改革方案和措施。在这方面,我们要特别善于从已有的改革中总结经验,用被生活验证为正确的新理论新原则取代在实践中证明根本行不通的旧理论旧原则。长期以来,许多同志都感到,我们的经济体制的弊端主要是缺乏活力,也就是企业缺乏应有的主动性、灵活性,职工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我们有理由更深入地问: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活力呢?农业生产体制的改革给了人们极大的启发。这个改革才进行了几年,农业战线已经是春意盎然,一派生机。可见,缺乏活力的现象的存在,不能归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谁如果在这方面有怀疑,就要犯极大的错误。问题主要还是在于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经济结构和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有了先进的所有制结构,还必须有先进的方式去经营。否则,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就落不到实处,就会落空。从这里,我们要进一步开阔思路:在我国政治、思想、文化上层建筑领域里,是不是也存在一些受外国模式影响的制度、规章、习惯做法,自以为是符合社会主义的标准,而实际上恰恰是限制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体现,抑制了人民群众多方面的创造力的充分发挥呢?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里的目标是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在物质生活领域里的目标是高度的物质文明,在精神生活里的目标是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如果不大胆抛弃那些陈旧僵化、与人民利益不相容的框框套套,十二大提出的这些宏伟目标就难以实现。我国上层建筑领域里应该进行多方面的改革,扫除那些抑制着生机和活力的障碍,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全体成员在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从国家政治生活到基层社会生活的广阔天地里,都能够焕发出蓬蓬勃勃、源源不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总之,改革中的大量问题是向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重大课题。我们应该广开思路,大胆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前人从未做过的伟大事业。没有改革,就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
(本文是作者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论文的一部分)


第5版()
专栏:

打开市场的“重炮”是什么?
映光 锦余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过,物美价廉的工业品是打破欧洲市场壁垒和亚洲万里长城的重炮。这个思想,对于地方工业品开辟国内市场和国内工业品开拓国外市场,同样适用。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个道理常常不大注意。一提起发展地方工业和民族工业,往往想到的只是保护。目前普遍存在的地区之间市场封锁,与这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就有很大的关系。
恩格斯曾经指出,保护政策有两重性。它一方面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成为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这个道理说明,发展民族工业不能单纯靠保护,也不能过分靠保护。发展国内地方工业更不能这样。地方工业产品打开市场的“重炮”,更不是保护,更是物美价廉。
物美,受消费者欢迎。价廉,使消费者易买。物美价廉,才能做到适销对路,拥有广阔市场。有远见的企业家,总是在物美价廉上下功夫,赢得信誉,赢得市场。在物美价廉上花力气,不但不会降低生产的发展速度,而且会加快生产的发展速度;不但不会降低企业的利润,而且会提高企业的利润;不但不会降低地方和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会增加地方和国家的财政收入。
物美价廉的反面,是质次价高。设置市场壁垒,能不能保证质次价高的商品有市场呢?不能。它不能到外地去销售,自然不用说了,就是在本地,也不会有多少人光顾。而外地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尽管你不让它进来,它还是有数不清的腿跑到你那个地区来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不需要什么保护伞,它依靠自己的威力能够把市场壁垒打破。
设置市场壁垒,能不能保护本地商品的生产,从而使本地商品从质次价高转变为物美价廉呢?不能。因为落后的产品转化为先进的产品,要依赖先进的设备,先进的技术,优质的原材料,良好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这些都需要有统一的市场为条件。设置市场壁垒,恰恰是破坏了这个条件。许多地方常常用“限期提高”的话作为“市场封锁”的补充。事实是,年年喊“限期提高”,年年都没有什么提高。原因就在于实行了不该实行的封锁和“保护”。
由此看来,在我国,使工业产品由质次价高转变为物美价廉的根本办法,还在于改革。要拆除人为的市场壁垒,改革经营管理体制,使企业既有内在的动力,又有外在的压力。除了内外夹攻,没有别的好办法!


第5版()
专栏:

重视和加强统计工作
焦天立
要做好经济管理工作,使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无论是整个国民经济,还是一个经济单位,首先要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掌握经济活动中各种数量关系,这就必须搞好统计工作。统计是“社会认识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重视和加强统计工作,是我们搞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工作的重要前提。实践证明,没有准确的数据,计划就无从考虑,即使做出计划,也必然是盲目的,甚至出现计划决策的失误。过去,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造成重大损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没有很好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缺少准确的统计资料作为计划的依据,从而在实际工作中很少有科学的论证,有些地方和部门甚至凭借个人的经验和主观意志行事。结果,造成了国民经济的盲目发展,比例失调,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浪费,这种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近几年来,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统计工作得到了加强,计划管理工作也有了提高。但是统计工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统计工作还没有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和程序,仍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严重的问题是,许多基层经济单位把统计工作看成可有可无的事情,有的甚至把它当作一种额外的负担。这种认识是极端错误的。一个基层经济单位,对于上级规定的统计调查任务,一定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去完成,敷衍应付是错误的,弄虚作假就更恶劣了。基层经济单位完成上级交给的统计调查任务对本身也是十分有益的。一方面,这对于基层的统计工作,以至全部的管理工作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另一方面,使得上级能够在综合基层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反过来为基层提供及时的、准确的、全局性的经济情报。这就是一种信息反馈。为了加强统计工作,必须首先从基层抓起。基层经济单位要积极培养专门的统计人员,建立和完善统计工作的组织和制度,特别是要建立各种完整的原始记录,保证各种计量检测仪器仪表和工具的齐全有效。上级统计机构应该担负起为基层指导统计工作和培训统计人员的任务,还要及时地为基层提供更多的经济情报和市场信息。
现在我国统计工作力量薄弱,技术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要采用先进的统计工具和技术,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统计网络,使统计工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先行一步。目前我们国家的财力还有困难,也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统计工作的落后面貌。在这种情况下,努力改进统计工作,提高统计工作的经济效益,即用较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取得更加准确及时、系统完备的、符合各方面需要的统计资料,通过分析和研究,充分发挥统计工作的参谋、监督和服务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现在统计工作中,由于统计口径不一致、概念内涵不规范、统计工作职责划分不清等原因,有的指标往往重复计算或者漏报,以致影响我们计划经济的发展。鉴于统计工作的现状,要抓住几个关键性问题,努力做好统计工作。
第一,要健全统计机构。结合政府机构改革工作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逐步形成我国统一的、灵敏的统计网络体系。专门的统计机构要能及时地为经济管理部门,而且逐步为全社会的各有关单位提供各种各样的统计资料。
第二,要制定严格的统计工作制度,明确各级统计机构的责任和工作要求,努力提高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尽可能地缩小统计误差。对重要的统计指标,做到不重复、不漏报,必要时要做好复核工作。对工作难度大的统计指标,要在选取一定数量典型的前提下进行抽样调查。典型少于一定数量,就不具有普遍代表性,就难以反映经济工作的全貌。
第三,要注意统计指标的选择性、系统性,提高统计分析能力。统计调查的目的一定要明确。对原有的统计指标及体系要进行调整,精简统计报表,重视抽样调查、重点调查和典型调查。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要加快,需要不断增加一些新的指标及体系,以利于及时地反映各项经济改革及其试验的效果。对一些重要的指标体系,要做深入、细致、全面的调查,对一些较为次要的指标,可以简化,甚至暂时放弃。因为我们的统计能力是有限的,要有所为,就必须有所不为。
统计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它对于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对于搞好计划工作、经济核算以及各项定额管理等基础工作,意义是十分重大的。统计工作应该走在各项基础工作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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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了他所谓的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运动。这一运动从改造国民的生活习惯着手,所以命名为“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并不是偶然的。1934年初,蒋介石面临内外交困的统治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已成燎原之势,红色政权遍布南方各省,并日益向前发展;二是从“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以来,日本侵略者向关内步步进逼,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内抗日反蒋的浪潮不断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深感单靠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已经难于维持统治,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就求助于另一种力量,即精神的力量。于是,一个以中国封建道德“礼义廉耻”为基本精神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在蒋介石的大力提倡下开展起来。
新生活运动开始后,在短短的四个月内,蒋介石连续六次发表长篇演说,并颁布了《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须知》等文件。这些演说和文件,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作了详尽的说明,形成为蒋介石关于新生活运动的一套理论和方针。
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就是通过恢复中国的固有道德“礼义廉耻”,来革新个人,进而改造社会,最后达到民族的复兴。蒋介石援引中国古代管仲讲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提出复兴民族的“最重要的根本前提”,就是恢复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实践“礼义廉耻”四维。他说:“新生活运动是一个以道德的复活,来求民族复兴的运动。”
新生活运动的内容,第一,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所谓“礼义廉耻”,蒋介石解释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这里,蒋介石特别强调“礼”为四维之首,并把“礼”解释为循规蹈矩,严守纪律,这同历代封建统治者崇尚“礼治”,以防止“犯上作乱”,维持封建秩序,是一脉相承的。第二,以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为实行起点。这是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蒋介石把“礼”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礼貌结合起来,并在《新生活须知》中作了具体规定。如:“拔上鞋跟,扣齐钮颗”,“集会入室,冠帽即脱”,“走路靠左,胸部挺起”,“喷嚏对人,吐痰在地,任意便溺,皆所禁忌;公共场所,遵守纪律,就位退席,鱼贯出入”;“闻党国歌,肃然起立,约会守时,做事踏实”;等等。第三,以“军事化”为最终要求。这是新生活运动的最后指归。所谓“军事化”,就是通过新生活运动,使全体国民的生活、行动以至于思想,都能够根据“礼义廉耻”的精神,按照“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六项标准,做到“整齐划一”的程度。这种“整齐划一”,按照陈诚在《新生活运动要军事化的真谛》一文中所解释的,就是“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的统一,绝对的团结,绝对的服从命令”。显然,这正是当时盛行于德意两国并为蒋介石建立独裁统治所需要的法西斯主义。综上所述,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既以中国的儒家教义(四维八德)为基准,又吸取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的某些形式(文明礼貌)和德意的法西斯主义(整齐划一),是三者相混合的产物。其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明礼貌的某些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各个不同的阶级都可以适用。但蒋介石则利用它来欺骗人民。)
新生活运动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创始时期。从1934年2月南昌倡始至1934年7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这一时期,以江西省为试验,主要是创立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制定各种章则,并由蒋介石亲自出马,大造舆论。(二)发展时期。从1934年7月总会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这是“新运”工作推行到全国各地的时期。总会最初设在南昌,后迁往南京。由蒋介石任会长,宋美龄任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指导长,何应钦、陈果夫、张群等为总会指导员,钱大钧、邓文仪为正副主任干事。全国共有20个省和四个直辖市成立“新运会”,省之下又成立1,355个县“新运会”,形成了遍及全国推动新生活运动的网点。这一时期,新生活运动虽然喧嚣热闹一阵,可是实际效果却很差。正如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之感想》中所讲的:“我们现在到处都可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为此,他悲叹道:“虽经两年之久,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不但如此,简直可以说有退无进,……这是很可痛心,很可惭愧的!”(三)衰落时期。从1937年抗战开始至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这是新生活运动由衰落走向消亡的时期。抗战期间,由于蒋介石败退西南,丢失大片国土,多数省市的“新运”工作陷于停顿,少数有“新运”组织的地区,也都转移方针,侧重于战时服务工作的开展。日本投降后,总会由重庆迁回南京。这时国民党政权已腐败透顶,又发动全面内战,完全丧失人心,所以新生活运动只是虚应文章,点缀门面,气息奄奄地在那里苟延残喘而已。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宣告了新生活运动的彻底失败。
新生活运动究其本质来讲,是反动的,是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新生活运动发源于南昌,其矛头首先对着中央苏区,以配合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固然以儒家教义为思想基础,可是更为直接的思想来源,却是从镇压农民运动很有经验的一代名儒王阳明和曾国藩的著作中吸取的。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曾国藩说,“礼”是“息天下之争”的当务之“急”。据此,蒋介石采取“攻心为上”的方针,企图通过一次恢复“礼义廉耻”的道德运动,来扑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阻挡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发展。蒋介石既依附帝国主义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又高唱什么通过新生活运动来革新个人,改造社会,复兴民族,这样的骗局必然是不得人心的,也是根本行不通的。蒋介石标榜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心理建设”、“社会建设”,说穿了,不过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思想统治。 (任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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