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9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挖掘美 表现美
——评陈祖芬的报告文学
朱子南
陈祖芬自1979年初发表《她创造时间》以来,短短的四年时间里,已奉献了《祖国高于一切》等二十多篇报告文学作品。令人欣喜的是,这位报告文学作家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她在开掘人的心灵并加以艺术的表现上,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她的作品中,那种在思索中常有热烈的追求,明快的节奏中插以自然的组接,也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赞赏。陈祖芬的作品,融和着她对祖国对人民深挚的爱,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当然也有对十年内乱的发自内心的憎恶。她以自己的音调唱出了爱的歌,恨的歌,理想和希望的歌。

陈祖芬不满足于一般的了解人,表现人,而是深入人物的心灵,发掘出并把握住深藏在他们心中的最美好的品德,探索人物思考、行动的动机及其社会历史原因,从而把人物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来表现,这就使得她作品中的人物既有着鲜明的个性,又折射着我们时代的精神,展现了我们时代的绚丽风光。
《她创造时间》中的陈伦芬,是跨越了新旧社会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她在孤儿院里度过了苦难的童年,直到解放后才第一次接触到阳光,才了解到还有孤儿院外的广阔世界。她走过了由旧社会的孤儿到新时代的劳动模范这一生活历程。翻身感,光荣感,确实是陈伦芬这一代工人最纯洁的感情。作者写出了人物的带有时代特点的感情生活与感情的流露方式,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写出了人物纯真的灵魂。她的献身精神并非仅仅出于朴素的感情与愚昧的虔诚,而是出于觉醒。这种美的心灵,带有时代的印痕,也与人物独特的生活道路关联着。作者揭示了这一点,使人感到真切、动情。
陈祖芬善于在人物性格的外在表现中发掘闪光的本质,在人物稍纵即逝的行动中捕捉崇高的思想,并具体地、形象地、真实地揭示出人物力量的源泉。在《节奏》中,陈祖芬鲜明地勾画了陈颙急躁的外在表现,反映了她在努力追赶生活的节奏,反映了她的事业心。又由此而揭开了人物心灵的帷幕,她所以如此急促地追赶着生活的节奏,因为,她知道,“节奏和速度决定着未来斗争的成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共产党人》中的张超,宁可失去选票,宁可冒着得罪领导招来麻烦和可能有的后果,也要坚持原则,因为,“否则要共产党员作什么?”外在的与内在的,实践的与理念的,现实的与希冀的,这多层次的描写与整体构思,使陈祖芬作品中的人物具有鲜明的立体感,使人感到可信、可亲。
陈祖芬并不用人物的共性去代替人物的个性,她笔下的人物,既具有较大的概括性,又具有独特的、鲜明的个性,因此,读者从“这一个”里,能感知到这一群。《太阳从这里升起》中的黎明,《得人心者》中的赵忠玉,《精神之光》中的黄传美,他们同是攀枝花钢铁公司的干部,但个性各不相同。黎明坚毅,赵忠玉踏实,黄传美知人善任。但透过他们不同的个性,可以看到他们作为领导干部的可宝贵的共性。陈祖芬正是通过这些领导者的形象——尽管个性是如此不同——告诉读者,他们是真正懂得一个领导者责任的人。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领导的职责似乎主要在于“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群众从领导者脸上看到的似乎也只是一股凛然“正气”,这样彼此间就很难有感情的交流。黎明、赵忠玉、黄传美不同。黎明的信条是:使官僚主义偃旗息鼓的奥妙,是领导自己要不怕苦,甚至不怕死。赵忠玉清醒地意识到,将来产品竞争,首先是人才竞争。黄传美懂得,领导的责任不是去监督人、训人、整人,而是去发现人家的长处,给人家发挥长处的机会。他没有因为吴老师对自己拍桌子而整他,相反,不仅不抹煞吴老师聪明能干的优点,还在“连我都敢骂”中发现了“他是不怕得罪人的”这一可宝贵的性格,而提升他当了容易得罪人的供应科长。陈祖芬以生动的形象写出了他们各不相同的个性,又从这各不相同的个性中把握了共性。作者并没有去写他们怎样去组织生产,领导教学,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他们怎样做人的工作上,怎样发现人才、给人以温暖上,怎样振奋精神上,从不同的人物身上发掘出了一代领导者所应共有的光辉品格。再如《中国牌知识分子》中的程渊如,她专心事业,个人生活上的事都顾不上:“我搞这工作,哪有时间?哪有精力?”她把全身心都扑到工作上去了。在十年内乱中,她又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她的丰富的藏书,孑然一身,一无所有。但她没有失去对人的价值的信念,没有失去一个正直的人对祖国的爱。不管是在被作为“黑帮”赶下去养猪的农村中,还是在落实政策后的新分配的宿舍里,她都一样尽她所能地干。作者写道:“至于她这么干得到了什么,或者她应该得到什么,她才没有精力去想呢!嘿嘿。”人物此时尽管带有凄苦的心情,但一个“嘿嘿”,就抒发出了这种内心的感情,并从这凄苦的心情中解脱出来了,仅此而已,别无他求。陈祖芬从程渊如的生活历程中揭示出了她的个性,又由程渊如而把握了“中国牌知识分子”的共性,这是作者在深刻地了解与发掘人的本质后作出的升华。尽管我们的知识分子经历各不相同,个性各有特色,但闪烁在程渊如身上的光辉,不也可以在其他知识分子那里感受到?通过程渊如,可以认识到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貌。读者从这样的人物形象刻画中,产生共鸣,受到感染。

陈祖芬的报告文学象是电影。她的作品节奏明快,几十年的大跳,时空的转换,都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她为了尽可能完美地表达生活内容,而在努力寻找、探求着适合内容的表达手法。
《太阳从这里升起》的开头,由办公室的空镜头移入炼钢炉旁,映现了攀钢经理黎明的身影,突出了他“皱皱巴巴的一身”。接着开始的人物对话,表现了黎明的精神风貌和他的魄力,立即进入了一个矛盾冲突的中心——下令拆毁车间主任办公的小房。冼炼,丰富,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心。在《美》中,陈祖芬把整体构思分切成各种各样的镜头,再加以组接。我们从这些镜头中,先看到了比赛场上的全景,又从观众的眼光中,议论中,注目着一个穿大红绣花服和一个穿咖啡色条服的佼佼者,再以移镜头介绍了运动员们的木然的脸与直愣愣的眼神,映显了她们的紧张心情,然后把镜头停在一个穿天蓝色体操服的翘鼻子姑娘身上,用特写镜头展示了她的习惯动作:俏皮地把下嘴唇朝上一噘,吹起一股气,把一绺搭拉下来的刘海吹上了额头。转而以拉镜头摄下了她轻捷的动作,“跑向绿毯,一个筋斗,栽进那红、黄、蓝、白的花圃中,很快就被淹没了”。接着,化出,化入设置了一位上海教练的主观镜头,他开始了对那翘鼻子姑娘朱政的深情的回忆。这分切与组接,构成了完整的画面,产生着连贯、呼应、对比、暗示、联想等作用。人们从这组镜头设置的悬念中,引起遐想,进入了作品的规定情景中。
情节的组接,在《精神之光》中运用得很娴熟。作品的主体部分采用人物自述的形式来表现,黄传美向“我”介绍了他们技校的徐老师、吴老师、宋老师以及学生的事迹。在娓娓的谈话中,作者分别插进了主人公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建国初期他的纯真与曾受到的温暖;在批“三家村”时的内心活动;他的坎坷经历;他在被游街时的由脚边的阳光所带来的希望…… 组接得是这样熨贴,在广阔的背景中,黄传美与其他人物的精神境界得到了充分的显露。作品主要是写黄传美的,而黄传美对“我”的叙说又主要是在介绍技校的教师与学生。现在,经作者这样处理材料,组接情节,黄传美的形象突现了,并没有削弱,而技校教师、学生的形象也鲜明地站立起来了,他们并不是为了烘托黄传美而存在的“活道具”,这组成了一幅层次分明的群英图。
陈祖芬不拘一格地选择着表现生活内容的艺术技巧。她在报告文学中适当地借鉴了意识流手法。
《棋道与人道》写陈祖德在病重住院时,把女棋手杨晖、男棋手刘小光、清华大学教授、关心围棋事业的老干部、两位七十几岁的业余棋手分别探望他的情景,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物内心的思念组合在一起,这种借鉴意识流把时间顺序在人物的、作者的内心中重新加以组织成为心理时间的写法,减少了累赘的文字,扩大了作品的容量,也透过人物对生活的理性评价,呈现出了富有哲理的人生画卷。
前些时候陆续发表的《一个成功者的自述》、《一只皮球和万家灯火》、《精神之光》、《得人心者》等篇,是陈祖芬在报告文学艺术表现上的又一新探索。这几篇大都采用人物自述的表达方式。据作者自己介绍,朱明瑛很健谈,又善于思考,正好用人物自述的形式来表现,这便是《一个成功者的自述》。这种写法,让生活的河流慢慢流淌,给人以亲切感。当然,一种形式有一种形式的局限,不易作细腻的心理刻画,写场面、景物、环境也有所限制,而且,会不会给人以人物自我吹嘘的感觉呢?但是,实践证明,《一个成功者的自述》发表后,朱明瑛收到了不少读者热情的来信,这种写法,获得了读者的喜爱和认可。
报告文学的文体特点,允许作者直抒胸臆,发议论,作评点。陈祖芬运用议论,也有它的特色。在构思上,《生命》的写作打破了一般报告文学写作的“路子”,开头就是一段议论,以议论带出形象。《共产党人》则在结尾处,紧接着张超坚持步行不坐小车的描述,由形象生发出议论:“他沿着滚滚浦江走了一站,又是一站……人生也是这样,过了一站,又是一站,历尽坎坷,饱尝风雨……”而在《得人心者》、《精神之光》中,作者又把自己的议论采用插说的形式来表现。在人物的自述中,这些插说,犹如夹注,犹如旁批,贴切而又引人深思。这些以插说形式出现的议论,有睿智的哲理,有中肯的分析,也使形象得以有所补充,加强了思想冲击力与艺术感染力,读来使人动情。
愿陈祖芬在深入生活中,不倦地追求与把握美,并给予美的表现。


第5版()
专栏:

繁荣戏曲现代戏问题浅探
柳以真
戏曲反映现实生活,是时代的要求,群众的愿望,也是戏曲艺术自身发展的需要。建国以来我们一直提倡和鼓励戏曲现代戏,反复强调它的重要意义,也取得很大成绩。然而应该承认,戏曲现代戏的经历是曲折的,甚至是多灾多难的,至今还很不适应时代和群众的需要。粉碎“四人帮”以来,戏曲现代戏比起其他文艺创作的成就来看,仍然显得不太景气。怎样才能使戏曲现代戏这条腿站直起来?我觉得应该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找到一条逐步地但又可能较快地繁荣戏曲现代戏的途径。
从建国起到1957年这一时期,我们比较正确地贯彻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和有关政策,如政务院1951年关于戏改工作指示中提出的鼓励地方戏和民间小戏反映现代生活。贯彻这种从戏曲剧种具体实际出发的政策,不仅涌现出不少整理改编得较好的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也出现了一批思想内容和艺术质量较好的现代戏。但是也受到了来自“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的干扰。特别是江青一伙插手,把螺丝越拧越紧,严重毁坏戏曲现代戏的声誉。对于用群众运动搞起来的现代戏,群众称之为:政治戏,任务戏。其特点是四快:编得快,排得快,演得快,丢得快。
实践证明,当我们贯彻了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时,现代戏、传统戏和新编历史戏三者都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是,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不适当地强调戏曲为政治服务,甚至强调到要为当前政策服务,搞“题材决定论”。这种指导思想上的“左”,导致了编演戏曲现代戏的思想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性——急于求成,急躁冒进。于是,在工作方法上产生“一刀切”、“一窝蜂”的简单粗暴现象。结果,欲速则不达。上演剧目贫乏,就导致出现“传统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脱离群众,阻碍戏曲艺术的健康发展。
当前,我们正处于历史的大转变中,要建设四化,要搞两个文明建设,提倡共产主义精神。我们要充分估计和认识长期以来“左”的危害性;深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正确开展两条战线斗争;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照戏曲艺术发展规律办事,才能促进戏曲现代戏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戏曲事业的繁荣兴旺。
戏曲剧种,就其反映生活的手段、方法来看,大体可分两大类。一是距离生活较远,形成了具有严格规范的舞台程式的古老剧种,如京剧、昆剧、梆子等。一是比较接近生活,舞台程式的规范还不十分严格的新兴剧种,如沪剧、吕剧、花鼓戏、评剧等。古老剧种历史比较悠久,从剧本创作到舞台艺术各部门,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表现古代生活的舞台程式。它的表现形式比较成熟,手段比较丰富,用来塑造古人,本领很高。这本来是它的长处,但要它表现今人,却显得格格不入,束手束脚,有时甚至滑稽可笑,它的长处又变成了“包袱”。所以,古老剧种演好现代戏必须对传统舞台程式进行重大改造,有所扬弃,有所创造。要做到既能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生动地塑造现代人物,又能继承和发扬剧种的艺术特点,适应广大观众的审美和欣赏习惯,还要作长时期的探索、研究、总结和积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新兴剧种,一般历史不太久或者长期活跃在民间,生活气息浓厚,表现形式比较活泼,有的本来就有表现当代题材的传统,因而它们演好现代戏的本领要比古老剧种高,困难要少。新兴剧种目前演好现代戏的关键,主要在剧本创作,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虽也存在,但比古老剧种较易解决;而古老剧种则剧本创作和艺术形式改革两者的任务都很繁重,相比之下,目前更为突出的是不易解决好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统一。这是两类剧种的现状。
当然,由此而得出古老剧种只能演好历史戏,根本演不好现代戏的绝对分工的论点,实践证明是片面的;同时,不从剧种实际出发,搞“一刀切”,也为历史证明不仅古老剧种的现代戏搞不上去,连新兴剧种的现代戏也要被“切”掉。实事求是的态度应是不同种剧有所分工有所侧重,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新兴剧种可把重点放到演好现代戏上。明确了重点,可能出现较多较好的现代戏,因而,从全局来看,这种做法可以促使戏曲舞台出现一个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戏三者并举,三者逐步而又可能较快地繁荣的局面。这将彻底改变二十多年来一忽儿大演现代戏,一忽儿兴起“传统热”来回折腾的局面,加快促进社会主义戏曲艺术的健康发展。
在1980年的全国戏曲剧目工作座谈会上,有的同志对于戏曲现代戏问题曾经提出了有所分工有所侧重的意见。但是,至今还有些同志不是从实际出发,还在热衷于笼统地提倡戏曲现代戏,批判“分工论”,指责京剧等古老剧种演出现代戏太少等等。
若干年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总是习惯于把剧目的政治性摆在首位,艺术性置于次位,逐步逐步形成一种观念:只要强调剧目的思想内容,强调题材和主题的重要意义,或者提倡现代戏,认为“突出政治”,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这种观念造成了“不求艺术上有功,但求政治上无过”的状态,在相当程度上挫伤了艺术创作的积极性,窒息了艺术上的自由竞赛。
内容决定形式,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艺术形式反过来又要对内容产生制约作用。各种艺术形式总是需要选择适合自己表现能力的题材和内容。当然,新的内容又必然会突破和发展原有的形式,从而推动艺术的不断发展和提高,以适应群众的需要。所以,强调剧目思想内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因而忽视艺术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和它的特长与局限,这是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剧目的思想内容固然重要,而艺术形式也并非不重要或属次要。
戏曲这种艺术形式,总要表现一定的思想内容,但它还有特殊的一面,即必须是“寓教育于娱乐之中”。群众看戏是为了得到娱乐休息和审美享受,才乐意花钱买票,甚至心甘情愿去排队、挤车。戏曲的教育作用只有通过娱乐作用和审美作用才能体现。没有后者,前者也将不复存在。
象京剧这类古老剧种的艺术形式,表演程式的技术性极强,很讲究身段工架的形式美。人们为了欣赏唱念做打的形式美(当然要反映思想内容),以及不同流派、不同演员对剧本、人物的不同处理和不同表演,同一出戏可以“百看不厌”。说明这种艺术形式的娱乐性和审美作用特别强。离开这个特点,将不能适应观众的需求,就只好改变或者取消这种形式。当然,也不应一概排斥配合宣传的戏曲,但即使配合,也要充分利用艺术形式的特点,才能有效地发挥宣传作用。
强调戏剧的社会效果,是为了对人民负责。但是只讲题材和主题的重要性,忽视艺术质量;只管一个劲儿提倡现代戏,不问群众愿不愿掏钱买票,这样的强调和重视,实际上却是轻视甚至不顾社会效果。因此,应该理直气壮地提出:政治上“无害”艺术上“有益”的戏,要比政治性很强而艺术性低劣的戏的社会效果好得多。能给人以健康的审美享受和娱乐休息,使人愉快的戏,要比无人问津的戏好得多。
上面谈的,只是为了说明既要认识事物的一般性,更要研究它的特殊性,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工作遵循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更好地发挥各种艺术形式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作用。
1964年的京剧现代戏会演,出现了一批较优秀的现代京剧,说明古老剧种是能够演好现代戏的;而且,在艺术创作中出现了内容与形式比较协调的新路子。即从现实生活出发,尽量利用和改造尚可适合表现今人的传统表演方法,同时按照京剧特点探索、创造新的表演方法。这些都为进一步搞好现代京剧开辟了道路,增强了信心,提供了经验,成绩不可低估。但是,离开妥善、完整地解决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差距还很远,仍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对于现代戏的创作经验,缺乏总结、研究和积累,这是阻碍提高现代戏质量的一个重要关键。没有理论的指导,实践往往带有盲目性。这些年把现代戏创作搞成群众运动,一拥而上,一哄而散,没等来得及认真总结就丢下了,过一段时间再搞现代戏,几乎又从头开始。强调确立战略思想和长期观点,就是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实验,一个战役一个战役持续不断地搞下去,一点一滴地总结研究和积累创作经验,进而促进理论建设,否则就无法使现代戏真正站住脚跟。
古老剧种编演现代戏,虽然突出地存在着传统形式和新内容之间的矛盾,传统的程式技巧虽然目前还是编演现代戏的“包袱”。但是,这些年来,现代戏创作的多种多样的实践,已经越来越使人们认识到:只有充分掌握传统程式和技巧,才能融会贯通,较成功地创造出当代人物形象。因此,可以设想,当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掌握了传统的创作方法和规律之后,就完全可以把传统的“包袱”变成搞好现代戏的财富。只要我们明确了方针政策,端正了思想认识,采取有效措施,那么新兴剧种现代戏的繁荣可能较快到来,古老剧种也可能提前完成演好现代戏的历史任务。


第5版()
专栏:

文贵精 言贵简
古 华
“这部小说是浓缩型的,在有限的篇幅里,表现、包容了可观的社会内容,反映了近二十年农村的众生世相,有一种生活的密度。”这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对《芙蓉镇》的看法。
一位十分关心我的小说习作的文学前辈则认为,《芙蓉镇》把本来可以写几十万字、好几部头的素材,用十五六万字就写掉了,挤得很。他在热情肯定之余,批评我写得太短、太省、太挤,感到一种惋惜。
当然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却又都有其各自的道理。评论家不一定能写小说,但却有理论的清晰。
“水分太多,篇幅太大”,常常是一些读者对当今长篇小说的共同叹喟。文艺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广大的读者服务。小说作家不能没有读者观念。前些年我曾经出版过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当时就有人友善地笑话我:“你真有本事,那么一些些事,就写了这么厚厚一大本书!”我当然只好脸红红,感到内疚。因为这话的背后,还有一层类似“上当”、“浪费光阴”的弦外之音。
今天的小说,又特别是长篇小说,的确面对着的是新的生活,新的读者。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不能写了一百几十页主人公还没有起床,类似夫人小姐台上一坐,一字一腔拖唱个三两分钟的戏。这么写,纵然是生花妙笔,或称声情并茂,今天的读者和观众恐怕也是难以忍受的。
其实,当代小说水分多,篇幅大,不是我们的什么祖训遗风,分明是来自西方文学的一种影响。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名作,都是十分讲究节奏和速度的。一部《三国演义》,不到九十万字,却写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天下大势”、战乱纷争;一部七十一回的《水浒》,写了北宋末期一次规模巨大、英雄奋起的农民战争;一部《红楼梦》,则是鬼斧神工,把整个的封建社会浓缩成一座大观园,荣宁二府,表现的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兴衰,为我们提供的是一部封建社会的大百科全书。无一例外,这都是在极为经济的篇幅里,包揽了巨大的社会内容,成为世界文学的丰碑。
我们当代长篇小说写作,应当师法的,不是什么西方的时髦(当然不是排斥现代派艺术的诸多优秀技法),而是应当继承我们古典文学的这种节奏和速度。节奏和速度,是长篇小说写作的一种艺术境界,大家风范。我们应当追求这种境界,这种风范。
“大家风范”的对面,自然是“小家子气”。“小家子气”同样是不少读者对我们长篇小说常有的批评。指的是有的长篇小说小题大作,小事大写,枝蔓横生,冗长繁琐。内中虽然不乏精采动人的章节,但整个来说,却是唠唠叨叨,细细末末,平平庸庸。长篇小说创作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恐怕就看能否从这种“小家子气”中脱颖而出,能否上升到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
解决了“高度”问题,小说作家才能有“看大地沉浮、山川流走、风云际会”的襟怀和胆略,气势和才情;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全局在胸,笔走春秋,字滚雷霆。节奏、速度、色彩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说来容易写来难。我自己也常常苦于想得到而做不到,可望而不可即。
讲求节奏、速度、色彩,这是当代生活的一大特征,也应当是我们当代文学的一大特征。今天的长篇小说的读者,大都是四化建设的劳动者,工作忙,任务重,生活节奏紧张,时间尤其珍贵。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可供他们选择、欣赏的文艺项目却越来越多,如彩色摄影,彩色画报,彩色电视、电影……整个文学,又特别是长篇小说,都面临着这种色彩的竞争,时间的竞争。文学不能高枕无忧,掉以轻心,长篇小说更是不能墨守陈规,无动于衷。可以说,这是一种新的民情。是顺乎这种新的生活特征、新的民情?还是无视这种新的生活特征、新的民情?在作家的心目中,说千道万,总是“读者第一”,读者的光阴,读者的利益。如果一部书,尽管有出版社重视,大32开,配作者照,出精装本,而广大读者却没有时间捧读,或者难于读完,岂不失去了意义?
文贵精,言贵简。我们学习写浓缩型的长篇小说,当然是要跟其他型的长篇小说共生共荣。以上所述,只是笔者在近年间写作长篇时的点滴感受,一些难以达到的想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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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海峡有限情无限》
这是一本感人肺腑的书。它以台湾与祖国大陆分裂的哀怨打动人心,以亲人骨肉分离的悲痛催人泪下,以桩桩件件铁的事实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宽阔胸怀。这本书就是由中国新闻社汇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峡有限情无限》。
在《海峡有限情无限》中,有台湾籍同胞怀念故乡和亲人的文章;有怀念台湾亲友的文章;还有对近几年回归祖国大陆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黄植诚、马璧等的访问记。由于作者大都历经沧桑,又饱尝离别的痛苦,因此,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就使得文章情真意切,充分表达了悠悠的离情别绪和渴望祖国统一的急切心情。
这些文章不仅写了个人的思亲念友之情,而且写了分裂之于民族、国家的不幸。它把个人感情上升为民族感情,化悲痛为呐喊。因此,它给人的感受不是一曲悲凉的哀歌,而是一首雄壮的交响乐,使人振奋,给人以力量。
这些文章还真实地记载了台湾海峡两岸的人民得闻我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新建议后,含着热泪憧憬着未来的喜悦心情。读着这本书,我仿佛听到了十亿中国人民渴望祖国统一的震撼人心的呼声。
(安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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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动态

出版动态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室与山东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联合编辑的《美学评林》丛刊,最近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它既发表比较专门的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论文,又刊载有介绍美学基本知识、评价中外美学史名著以及结合艺术实践和现实生活中美学问题的通俗性文章。(孙午)
△杜埃的文艺评论选集《谈生活、创作和艺术规律》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收作者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所写论文五十篇。茅盾同志生前为本书写序。(林)
△胡文彬、周雷选编的《香港红学论文选》,最近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三十七万字,收有十八篇论文,反映了香港地区的《红楼梦》研究者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其中既有版本、家世生平方面的考证,也有思想艺术方面的分析,而且还对未来红学发展提出了值得重视的意见。(章珏)
△上海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侗族民间故事选》,收进侗族优秀民间故事九十四篇,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本书系该社规划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之一种。(民文)
△最近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琴安编的《唐人七绝选》,收辑了唐代诗人八十余人的七绝二百五十三首。其中有著名大诗人,也有无名诗人;有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也有选家从未收录的诗作。该书对诗人及作品都有浅显的注释和说明。(吴成瑞)
△吉林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一套中国民研会吉林分会编辑的《吉林民间文学丛书》,第一批有地方风物传说《百花点将台》、人参故事《人参姑娘》、蒙族民歌《嘎扎铃》三种。这套丛书,将陆续出版满族故事、童话故事、民俗故事等。(未克)
△最近,四川人民出版社精印出版了《大足石刻画册》。画册有精美图片八十余幅,并附有不少彩色画页。画册的出版,不仅适应了旅游的需要,同时对研究我国悠久的石刻艺术,及考证我国早期封建社会的种种风貌,具有相当的价值。
(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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