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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购车两年未被认可 营业执照何日到手
农民陈相财希望能开光明正大车
本报讯 通讯员白浪、巩维祥报道：五吨载重汽车的实际拥有者陈相财，迫切希望有关部门开放绿灯，让他能光明正大地从事汽车运输。
陈相财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他购到并驾驶这部汽车已近两年，一直未能办妥过户手续，至今还未获得正式的营业许可，只能“偷偷”地在夜间为当地社员跑运输。
陈相财，甘肃省甘谷县金山公社段家沟大队段家沟生产队社员。1980年12月购到一部“达克”牌五吨载重汽车。在这之前，陈相财是金山公社拖拉机站的站长。他从1958年起就修理汽车，以后又修理拖拉机，并学会了机动车的驾驶。
购到这部车后，陈相财对汽车进行了大修，花4，000多元更换了发动机和其他配件。可是当他持公社出具的介绍信和县运输公司出具的过户证明，到天水汽车监理所办理过户手续时，却遭到了监理所的拒绝。为了还清买车修车的借款，陈相财不得不“偷”开夜车。在两年的时间里，除去农忙和修车时间，他累计为附近的社员跑了三百来天的运输。
金山公社距甘谷县城20公里，全是山路。这两年，社员们你开砖窑，他办粉房，谁也离不开煤。社员养几头猪，煮饲料也要煤。这里树少柴缺，家家做饭也要煤。当地供销社供应的煤，时有时缺，价高，不宜烧窑。社员们用的都是200公里以外的华亭煤，雇县运输公司的车去拉，运费高，有时还雇不到。自从陈相财有了车，社员们用个煤、拉个货，方便多了。陈相财收费低，态度好，随叫随到，服务周到，社员们满意，他自己收入也颇为可观，不仅还清了7，000多元的借款，而且还有了数百元的积蓄。
陈相财还想继续跑车，但是，他不想继续跑“夜”车了。他说，这两年他一直提心吊胆，没有过户手续，没有营业执照，无法照章纳税，无法交纳养路费，心里很不安。他表示，只要政策允许社员个人经营汽车运输，他将再次申请办理过户手续，并补缴跑“夜”车期间欠缴的养路费和其它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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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八十岁老农学技术
——记社员王国华刻苦钻研植棉知识
本报记者 李 锦 本报通讯员 田家民
去年，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举行的一次农业技术书面考核中，一位八十一岁的考生王国华得94分，名列全区第一。
“王国华中‘状元’了！”消息很快传到这位老农所在的金河公社东辛庄大队。王国华是1980年才正儿八经读棉花技术书的。当时队里许多人种棉花没经验，蚜虫危害棉株，急得猛打药，但收效不大。王国华认识几个字，就自己找书看，又写信让在外面工作的儿子寄书。一次他赶完集到薛城书店看到一本《昆虫知识》，高兴得不得了，把留下买饭的钱也买了书。
儿子寄回一本《棉花栽培技术问答》，老人看了两遍，觉得庄里种棉人家多了，好多活该让乡亲们知道，可说起话来常抓脑袋，记性差了。他把小孙子做完作业的纸反过来订成本，一笔一划地抄了起来，抄了三万多字。
王国华从棉种下地，就每天坚持观察，记技术日记，还为全庄社员的棉田立技术档案。翻开他的日记，去年记了86页，内容很广泛，如“振怀家东边三亩该打药了”，“小五家一棵棉花比去年多十个桃”。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每天下地转几趟。1981年春上下大雨，他要往地里跑，老伴扯着他衣服不松手，他说：“这大的雨，不看看棉花，心里是块病。”为使弱苗赶上壮苗，他试验成功“清棵晾根”法，在全队推广。
最使老人头疼的是虫害，为及时指导杀虫，老人走遍一家又一家，亲自示范作业，忙起来连回家吃饭也顾不上。蕾期，棉蚜虫大量出现，喷了两次药都不见效。老人心急如焚，蹲在棉田里细心观察，汗衫湿透了，药呛得他喘不过气来，仍然坚持观察，晚上又回家看书。他根据书上介绍的用天敌灭虫的方法，观察到麦收后瓢虫大批到棉田里寻蚜虫吃，他算了算瓢虫、蚜虫比例在1比200左右，及时提出停止打药，保护瓢虫，采取生物防治，不几天蚜虫便下去了。公社党委书记领着200多名生产队干部与技术员来东辛庄听老人上课，接着又请他到40多个生产队传授技术知识。
辛勤的汗水浇开了雪白的棉花，东辛庄棉花单产由1980年的90斤增到1982年的136斤，棉农人均收入由117元增加到240元。社员们对王国华非常感激。去年11月底，全队社员要每户拿出一元钱作为奖金送给老人，老人说什么也不要。乡亲们为难了，搭伙找到大队党支部，党支部书记琢磨半天，说：“状元公”不喝酒，不抽烟，稀罕的是个书，大伙出钱每月为老人订一本《中国棉花》《农业知识》好不好？大伙拍手说：这可对老人家心路了。
（附图片）
王国华每天到地里观察，坚持记植棉日记。
李 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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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活跃市场 方便群众 促进生产
溧水县支持社员发展个体运输
本报讯 通讯员季汉忠报道：江苏省溧水县积极支持社员开展个体运输，扩大了流通渠道，活跃了市场，方便了群众，促进了生产。
近年，溧水县涌现各种重点户、专业户，农副产品的商品率提高。县委、县政府及时抓扩大流通渠道的工作。他们一面加强对国营和集体商业职工的思想教育，鼓励大家千方百计搞好农副产品收购和销售，一面支持社员开展个体运输。1981年秋，群力公社蒲杆大队青年社员徐军看到，社员送到收购站的等外菇因不符合外贸规格，收购站不收，他就和群力、乌山、柘塘公社收购站订立合同，由他负责销售等外菇。徐军将收到的等外菇用各种规格的食品袋装好，及时运往南京市，受到欢迎。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一些人的非议。县委负责同志知道以后，及时向基层干部说明，个体运输把农民分散多余的零星产品收集起来，运输出去，对生产和消费都有利，应该予以支持。
领导态度明朗，群众疑虑解除，全县很快形成了一支分布范围广、机动灵活的个体运输队伍。这个县滨临石臼湖，盛产鱼虾。过去由于水产部门独家经营，市场上很少见到新鲜鱼虾。现在个体运输一发展，渔民和沿湖社员捕捉的鱼虾一上岸，马上就有人运往市场。县城贸易市场上，整天都有大量鲜鱼供应。溧水县社员过去远程去金坛购买苗猪。去年以来，一些社员到金坛县整批选购苗猪，运回溧水供应社员。去年来，每天有50头左右的苗猪由金坛运到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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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贩运等外高粱酒厂得利农民增收
定襄县委纠正对齐海荣等立案审查的错误
本报讯 通讯员锦才、白素、程训报道：中共山西省定襄县委纠正立案处理农民贩运等外高粱的错误，积极疏通商品流通渠道。
定襄县每年都有几百万斤不合收购标准的等外高粱无法处理。一些人搞起了长途贩运，把这些高粱运往大同、五寨等地的酒厂。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这种长途贩运被当作投机倒把活动进行立案审查。
县委经过调查，认为农民搞这项贩运好处很多：等外高粱国家不收，群众不分，又难贮存，贩运出去以后，死宝变活宝，农民增加了几十万元的收入；酒厂解决了原料不足的问题，增加了上10万元的盈利；国家也增收税利169万元。此外，农民贩运粮食并没有影响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
县委于去年11月17日决定：撤销对农民齐海荣等三人的审查，把已经退赔的款全部退还本人，为他们恢复名誉；积极支持、帮助会经营者搞好正当的长途贩运。对他们在贩运中搞不正之风进行批评教育，帮助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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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宗胜和他的犁铧作坊
本报记者 鱼世昌 徐祖根
李宗胜和他的犁铧作坊，近两年来一直是云南省华宁县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甭说别的，仅下面两件事就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
其一：李宗胜生产的犁铧轻巧光滑、耐磨、刃口好、规格多，赛过了县上合作工厂、“五小”厂所生产的产品，挤了他们的生意。于是有人说李宗胜是“私人整垮集体”。但持不同意见的人却说，质次价高的产品理应淘汰。
其二：因生产需要，李宗胜请了几个帮手，于是又引起一些人的非议。有不同看法的人说，他请的帮手是农村剩余劳力或是城镇待业青年，于人于己于社会都有利，有何不可？
不管人们怎么争论，华宁县生产资料公司和城郊供销社都一直支持着李宗胜，因为他们多年来被犁铧质次货缺的状况所困扰，国家花了补贴钱，农民还拿不到称心的农具，只得求助于这位能工巧匠。为了方便李宗胜生产，生产资料公司和供销社为他盖起车间，提供宿舍，让他把作坊迁到县城。信用社也贷给他一部分资金，供销社还替他包销产品。在这些单位扶持下，李宗胜的作坊日益兴旺起来，所生产的犁铧不仅满足本县需要，还销到省内不少县。
去年李宗胜的犁铧作坊共生产了4．4万多件犁铧等铸件，仅犁铧的式样、规格就有60多种，受到各地各族农民的欢迎。全年产值8．7万元，生产一年比一年兴旺。现在，李宗胜的生产劲头更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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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挥一技之长 自办普及班
农民刘缉熙热心传授养鸡技术
据新华社成都电 四川省大邑县安仁公社养鸡专业户刘缉熙自办科学养鸡技术普及班，为省内外54个市、县培训了352名养鸡能手，人们称赞他办的学习班是一所“不挂牌子的科学养鸡的好学校”。
刘缉熙一家3口专门从事养鸡业。近三年来摸索、总结出一套孵抱良种鸡、快速育肥和高床笼养的养鸡经验。他家养的鸡长肉快、产蛋率高。1981年，刘缉熙应公社聘请办起了公社种鸡场，担任了14个孵抱雏鸡点的技术指导，为全县提供了12，000只良种鸡。前来这里学习、观摩他养鸡技术的达58，000多人次。1981年刘缉熙利用一间简陋的房舍，先后办了8期科学养鸡技术普及班。他自编讲义，讲授《科学养鸡基础知识》、《饲料与营养》、《人工孵化技术》等专业课，几年来，他收到来自各地的报喜信、感谢信有1，000多封。
刘缉熙经过有关部门考试和考核，已被评定为县三级养鸡技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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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查清资源情况 发展综合利用
江西省组织鄱阳湖综合考察
新华社南昌电 （通讯员曾绍祥）由江西省有关厅局、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有关地县组成的10个考察分队，陆续进入鄱阳湖及滨湖11个县市，进行综合考察。
鄱阳湖区的自然资源丰富，交通运输便利，是全国的商品粮基地之一，对这个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对于江西省国民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进行较早的鄱阳湖区鸟类调查，已结束了对6个县的定点观察，初步查明有各种鸟类126种。
具有鄱阳湖特色的水利工程研究正在进行，其中赣江尾闾整治考察，已为筛选最佳的整治方案提供了科学数据。鄱阳湖区地下水资源调查已取得了初步成果，有利于解决湖区丘陵缺水地区的用水问题。
为了查清与综合利用100多万亩的湖渊草滩资源，一批教授、专家冒着风寒进行实地考察、分析、鉴定。农业、林产、水产、能源等考察分队，除了面上的调查研究外，还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综合试验点，做出示范，取得经验。
在此以前，省内外一批科学家曾对鄱阳湖进行了三次预测，为这次多学科的大规模考察作了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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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适应专业户、重点户的需要
广东研制出饲养禽畜成套机械
据新华社广州电 广东省农机部门研制出一批适应农村专业户、重点户饲养禽、畜需要的成套机械，并且已开始批量生产。
这些机械有饲料加工成套设备，配有粉碎机、搅拌机、颗粒机、烘干机、包装机等，这套设备可年产1，000吨至2，000吨饲料。中山船舶工具厂生产的孵化机，有大小不一的各种型号，既可用电加温孵化，也可用烧柴、烧煤的办法加温孵化，出雏率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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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湖南通讯
“致富大会”及其他
本报记者 范荣康
湖南乡里有句老话，“财不露白”，意思是有钱也不露在外面。后来又有一种说法，“走路不走先，上树不上巅，要富莫冒尖”。搞了大包干，这种传统观念开始慢慢地改变了。
致富的许可证
现在，先富起来的农民成了受夸赞的人物。常有地委书记带着县委书记，或者县委书记带着公社书记，到专业户、重点户去参观访问。长沙县开了劳动致富大会，浏阳县开了专业户代表会、又开了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名称不同，内容都是一样的：表彰那些先富起来的、对国家贡献大的农民，给他们戴红花、发奖状。
抓典型，造舆论，开大会，壮声势，这是各级干部都熟知的工作方法。长沙县委书记说：农民是讲究实际的。他们怕变、怕富的顾虑，光靠个别做思想工作还难解除；开致富大会，表彰先进，对消除农民致富的顾虑、打开他们致富的门路，大有好处。
我们在一些专业户访问，见他们把奖状挂在墙上。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张致富的许可证，甚至可说是一张护身符。然而，问他们究竟赚了多少钱，有些人仍不免言语支吾，甚至叫喊起来：“冒得好多钱！”看来，这部分农民愿意参加致富大会，领一张盖着大红印的“许可证”，还不大愿意公开自己的家底。当然，也有敢于冒尖的。长沙有户农民，听说开致富大会，找到干部说：“为什么不让我参加？我家也赚了几千块钱呢。”
没有富起来的农民，对这种致富大会也有些看法。他们一方面跃跃欲试，一方面又怕这么大轰大嗡会招来麻烦。生活教会了他们一点辩证法，好事说过了头也会坏事。有的农民说：悄悄地富起来不很好吗，何必披红挂彩去出这个风头呢？
不要算过头账
敢于言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算富裕账要实事求是，切忌过头。
据记者目睹，给农民算账，通常是这样的：干部拿着算盘边问边算，粮食收入多少，生猪收入多少，副业收人多少，总收入多少，人均收入多少？户主点头称是，就记录在案了。也算生产成本，但有些干部往往有意无意地把成本往低里算。有些开支，农民说不出口。如养蜂户，到外地放蜂，不请客、不送礼，人家不让你放。干部说：“算一百块钱吧！”农民说：“是罗！”实际开支，也可能大大超过一百，但农民不敢说。
现在，有些地方在比哪里的“万元户”多。有的宣称他那里有“三万户”，猛一听，叫人吓一跳。细打听，原来是卖粮一万斤、卖蛋一万斤、收入一万元。稍加分析，就发现水份了。收入一万元，就是卖粮和卖蛋的所得。这种重复计算只能说是哗众取宠。可惜，还有些干部习惯于搞这一套，而有些领导干部也很欣赏这一套。在醴陵，还看到这样的宣传画：某某家“猪大如牛”，某某家“一只蛋半斤重”，这就不免使人想起了五十年代后期的浮夸风。
大包干确实好，要宣传，但要注意不要把有些事说过头。
“舍得放碗，舍不得放筷子”
大包干以后，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劳动力过剩。这三个县，都是田少人多，平均每人不到一亩田。过去大家都在田里泡，搞无效劳动，现在自己做田讲实效，再不搞那些花架子，劳力就多出来了。
发展专业户，大力提倡多种经营，是解决劳力过剩的一条出路。但专业户大量发展后，鸡崽、鸭崽、猪崽和饲料的供应都跟不上。将来鸡多、鸭多、猪多了以后，如果没有食品工业就地加工，光靠国家收购会有困难。在这方面，现在国营商业的工作很不适应，还想由国家包下来，而很少考虑组织农民跳出种植业的圈子，在种子、饲料、食品加工、运输等方面发展专业户。浏阳已经有几户农民集资办饲料加工厂的，这方面的经验值得重视。
上山，也是一条出路。现在，有的地方包了田没有包山。农民批评说“舍得放碗舍不得放筷子。田都包了，为什么山不让包呢？”一些把山也承包给农民的地方证明，山包下去以后，不但有利于制止山林破坏，而且有利于造林，开拓新的生产门路。
放开眼光看未来
农民歌颂大包干，常用这样三句话：“一年不变有饭吃，两年不变有钱花，三年不变小康家。”这顺口溜，反映了农民衷心拥护现行的农村经济政策，强烈要求政策的稳定性。不过，农民所说的“小康家”，只是吃饱穿暖、略有结余，远不是中央领导同志所说的，到本世纪末争取要达到的那样小康水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的眼光还比较狭窄。
在省里，就听到有的同志说，现在农民当中“生产到顶，生活到头”的思想有所抬头。到浏阳，县委书记陈再仁同志更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农民也要解放思想。他举例说，前不久，他重返过去蹲点的村子，访问了老房东。这位农民家里四口人，都是劳力，种了责任田，养了两头猪，人均收入近四百元，问他还有什么打算，他说不上来，只是连连笑道：“现在这个生活就要得了。”陈再仁同志感慨地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把农民框住了。不解决这个问题，要农民再迈步也迈不出多远。”
这里有个对农民进行理想教育和前景教育的问题。五十年代宣传过“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等等，很难说是成功的经验。现在有的地方讨论“翻两番”，也在宣传到2000年每人吃多少水果、喝多少牛奶，这也不够全面。看来，农村政治工作如何做得富有成效，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的问题。
可以相信的是，生活本身会教育农民。随着农业生产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过渡，农民的眼界会逐渐开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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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潞西县风平公社傣族社员波岩相着一家，1982年向国家交售粮食两万三千多斤，是公社有名的富裕户。他家承包29亩地，去年收获小麦、稻谷、黄豆共3万多斤，甘蔗40吨，收入近万元。这是波岩相着（右）正在粮站交售粮食。
新华社记者 朱于湖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