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怀念立波〔文艺回忆录〕
周 扬
人往往总有一两个和自己比较亲近，相知又最深的人，但就是对于这样可以称为知己的人，也不能说自己已经完全了解了他，能够对他作出比别人更正确的评价。真正了解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周立波同志的一生，以及他在文学事业上的贡献，虽然已经有许多同志写了文章，说得不少了。但是以我和他相处之深，似乎还有一些话要说一说，以表达我对他蕴藏在内心深处的怀念之情。
由于我和立波长期的历史关系，虽然他离开人世已有三年之久了，但许多往事犹历历在目，不时涌现胸间，使人难以忘怀。我和立波最初相识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时他刚刚中学毕业，而我已是个大学生，使我感到惊奇的，他当时已经读完《资治通鉴》，知识并不比我少多少。虽然在宗族辈份上是叔侄关系，但在年龄上相仿，更象亲兄弟。他和我一见如故，结下了数十年如一日的甘苦与共的深交。我永远不能忘记，1928年他和我相识不久之后，就毅然地抛弃家庭，离乡别井跟我到了上海，过着飘荡不定的生活；我也永远不能忘记他为了寻找党的关系，不止一次伤心地暗自流泪。而我当时也正失掉了党的关系。我也听说过他在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曾经单枪匹马和外国巡捕搏斗。他好容易考取劳动大学免费读书，不久却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开除。随后在神州国光社当了一名小校对，为时不久，又因鼓动工潮而被捕。他的所有这些活动，大多是自发的，带有盲目冲动的性质，但他要求革命的心却比天还高。当他听到正式宣判二年半徒刑后，以及我和好友林通同志后来秘密去探监时，他虽然心情激动，但却神色坦然，安之若素，无所畏惧。两年半的监狱生活对于一个年轻的革命者是最早的考验，他是经受起了这种考验的。他当时当然不会想到要体验什么生活，更没有想到要当什么作家，到延安后他所发表的《麻雀》等五篇作品，却是这段狱中生活的纪实。他刑满释放后，仍继续积极地寻找党的关系，没有半点灰心，半点后悔。这时我已参加了上海中央局文委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的工作，我就把他引进了“左联”的组织。从这时起，他就更自觉地以笔墨为武器，为革命事业而从事文学活动。他写了大量的文艺论文、散文和诗歌，并翻译了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等外国文学作品，积极向读者介绍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和世界进步文学。他对鲁迅十分尊敬，并曾有书信往还。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立波即与李初梨、艾思奇、何干之等同志和我一道奔赴延安。途经西安，在留住八路军办事处期间，由党组织分配，他随同斯沫特莱去了前方，后来又一度为美国卡而逊将军任翻译。同行的舒群也和立波一起到了前方。当时我们一行中，数林基路最年轻，到了延安后，即由党分配到新疆工作，不久被盛世才所杀害，成为有名的烈士之一。立波那时在西安给我的信中表示：“我打算正式参加到部队去，烽火连天的华北，正待我们去创造新世界，我将抛弃纸笔，去做一名游击队员，我毫无顾虑，也毫无畏惧，我要无挂无碍地参加华北抗日战争。”字里行间燃烧着炽烈的革命热情。作为革命记者，他几乎走遍了华北的革命战场。他写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最早地向全国人民介绍了以聂荣臻同志为首开辟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可以说，立波不论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还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或是在后来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日子里，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表现了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贞不二。同时在各个历史阶段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创作步伐始终是和中国革命同一步调的。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巨大规模及其所具有的宏伟气势。如果说他的作品还有某些粗犷之处，精雕细刻不够，但整个作品的气势和热情就足以补偿这一切。他的作品中仍然不缺少生动精致、引人入胜的描绘。作者和革命本身在情感和精神上好象就是合为一体的。
立波首先是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然后才是一个作家。立波从来没有把这个地位摆颠倒过。他说，“我的笔是停不了的，这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许多同志说立波是一个“真正的好人”，这并非过誉之词。他天真乐观，总是以微笑看待生活，从不为抚摸自己的伤痕而叹息，也很少炫耀自己的才华而表露自满。他不务虚名，不追求名位，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勤勤恳恳地埋头写作。他有书生气，而又天真得可爱。他没有半点虚假，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弱点，总是把自己孩子似的坦率纯真表露在别人面前，这是立波最宝贵的品格。立波在他的作品中，曾经一再用亲切的目光去观察并描写过牛，在党和人民面前，立波确实有着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他把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革命事业。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立波创作生涯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可以说，对立波的创作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在座谈会之前，立波是延安文艺界最早下乡的少数人之一，但毕竟还缺乏明晰的认识。他自己回忆当时的情形是：与老乡同住一个山坡上，“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这虽然说得有点过份，但也是真话。座谈会后，他从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受到启示和教育，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前进的方向更明确了。他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坚决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1944年冬天，以王震同志为首的三五九旅南征，他主动请缨，随军南行。在立波的性格里，已经熔铸了不可战胜的顽强而又无限乐观的精神。他总是以一个普通一兵的战士严格要求自己，自己背上解放军战士的背包，从不骑牲口，他用两只脚徒步走了七个省的广大战场。解放战争时期，他也是以同样的工作精神深入东北农村，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他又怀着极大的热情，深入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北京回到了故乡农村，先后住了十来年。他长期地坚持深入生活，珍视和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定执着，不加更易，数十年如一日。作为一位三十年代就活跃在文坛上的老作家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又是多么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啊！
立波深入生活，他没有把自己置于一个特殊地位，作生活的旁观者；而是首先以一个普通劳动者，一名战士的身份出现，做到真正与群众在生活上、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在湖南农村，年已半百的立波，和农民一道耕田、锄草、挑泥、晒谷、种树、施肥。他说，“心需要用心换的”，他与劳动人民真正做到了知心、交心。正因为他能投身于群众的生活激流之中，不断地从群众生活中汲取激情和素材，获得创作的源泉，他才能写出气势磅礴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艺术上更臻成熟、风格特异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以及其他作品。《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这两部名作，或从正面反映或从侧面抒写了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立波以饱满的热情，描绘了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农村所进行的两次伟大的历史性社会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概括了我国亿万农民，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所走的主要战斗历程。第二部作品所表现的时代，虽然还在进行中，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原则下，正在不断改变和丰富自己的内容和形式。但是，这部作品无疑是已经丰富了、增添了我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画廊的内容和色彩。
立波的创作力是旺盛的，随军南下后，他原计划要写一部记录那次可称为“新长征”的《南下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他更兴致勃勃地准备动笔，无奈因病魔缠身，未能完成这个壮志。但是，他在病榻上所写的《湘江一夜》，正是这部未完成的大作中的一件珍品，让一些随军手记存留下来。
立波十分赞赏赵树理“朴实无华，言无虚假”的风格。也可以说，这正是他自己正直的人品和文品的写照。五十年代后期，文艺创作和评论越来越受到“左倾”思潮的干扰，在批判所谓“中间人物论”的评论中，立波也多少受到牵连。立波比较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他不满粉饰生活的虚假浪漫主义，坚持从生活实际出发，“从来不搞从无到有的蠢事”。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一定要写，不写就不是现实主义”。在中国作协1962年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赞同邵荃麟等同志从当时实际出发提出的文艺创作要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在写好英雄人物的同时，要写好中间状态人物的正确主张。由此而被说成是宣扬“中间人物”论，是错误的主张。连当时这场论战中的某些正确观点也被一概当作右倾言论加以否定了。
立波一生勤奋努力，好学深思。他常用“闻鸡起舞”的故事自勉规人。他是一位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而又勤奋的学者。除了小说创作外，在散文、报告文学、文艺理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都有所贡献。他广博深蕴的中外文化素养，给他的创作影响甚大。应该说，立波在创作中，逐步形成的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既得力于他的生活之源远，也受益于他的文化素养之流长。许多当时在延安鲁艺听过他讲课的同志，无不感受到他的教益。
立波同志与我们人天两隔了，他留下的不仅有着为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作出贡献的文集，还有他为革命文艺身体力行的优良品格，更有着可贵的贯穿他一生的共产主义精神。
立波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他是属于人民、属于无产阶级的。他为无产阶级、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了一生。人民对他将永远怀着深深的尊敬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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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悼念江丰同志
胡风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人心激愤。我创刊了《七月》，并准备迁到武汉去。准备工作之一是搜集木刻画，想在武汉开个展览会。因此认识了江丰同志。记不得是谁介绍的。见面后，他的态度使我感到很亲切，朴实，诚恳，没有一点虚饰。他帮我搜集了不少木刻，当然有他自己的。记得有一组走私奸商的连环画，画意、构图、刻法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预计的木刻展览会，后来在武汉开成了。
江丰同志的父亲母亲都是产业工人。他的为人立场，为人态度和他是血统工人这个阶级成份是有深刻的联系的。
不久，他去了延安。不记得他过武汉时见到没有。但到延安后是通了信的。《七月》发表了他的木刻《战士》，朴实、沉着、硬朗的线条和稳重的构图使人得到了一种不能磨灭的印象。还发表了一篇论文《鲁迅先生与新兴木刻运动》，是抗战中少数谈木刻的论文之一，帮助了读者对木刻艺术取得正确的理解，坚持了鲁迅所开创的木刻的现实主义传统。
那以后，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紧张发展，断绝了联系。解放后才在北京见了面，彼此都是高兴的。只记得他从北京去杭州担任美术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路过上海时来看过我，很高兴地告诉我，他结婚了。我听了也很高兴。多年从事革命工作，通过了艰苦的道路，终于在私生活中得到了知己者，这哪能不高兴呢！我后来在北京见到了他的夫人，她敦厚的风度和他们夫妇间朴实的感情表现，都是使我不能忘怀的。
后来我到杭州去了几天，就是住在美院。我看到的都是和旧中国学校不同的校风和作风。他创办的工作之一，是组织人翻译了欧洲的关于美术的古典论文，印出来供美术界和学生参考、学习。他过上海时曾告诉我，当时有一种理论，说“单线平涂”是中国特有的民族形式，应该把它当作最重要的形式，反对、重视油画等外来的形式。他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反对这种理论的。其实，“单线平涂”也是西洋的古老形式，后来才发展成了油画等形式。如果否定了油画等形式，那就等于在美术上放弃了最好的武器。现在他译印这些论文，就是为了在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从深思远虑出发的工作，是为了远大的目标的。他当时约我对学生们讲过话，他是想尽可能扩大学生的眼界。
后来，他被调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负责，也约我对学生们讲过话。
以后分别了二十多年。
1980年，我从成都回到北京后，这才又和他见面了。这以后，还多次见面。态度还是那样地质朴，他不忘记老友的情谊，使我感动。
想不到这样快地去世了。
江丰是工人阶级的儿子，他的经历和言行是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分不开的。抗战前期，同在延安的他的朋友诗人天蓝同志曾在《七月》上发表了一篇诗，题为《G．F．木刻工作者》，那是以江丰为原型的，那里面表现了江丰性格上旷达的一面。他性格的主要特点是谨严和沉着。在全篇中，天蓝正是把他画成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形象的。
过去，我看江丰同志是一个诚实的共产党人和美术家，尊敬他；现在，我看他的逝世是美术运动、美术教育上的一个重大损失，悼念他。
在与世隔绝的生活中，曾吟成了一些怀人的组曲。下面抄出的就是怀念江丰同志的言行而吟成的一部分。是我从他得到的印象，并不能如实地反映他的斗争经历和道德情操。当时是怀念，现在则是借以补充表现我的悼念心情。
饱吸民间苦，童年惜美真：
耻生非份色，贪听不欺声；
语短能尖讽，思深但慢争；
且流廉价汗，默养爱憎心。
民情生善欲，感渴吸新知：
学画尝真意，归群动远思；
刻刀嗤兽道，色笔梦花期；
且洒输诚汗，求前辨是非。
绘画如诗道，写形为写心：
色新因感挚，线动见情真；
眼闪悲欢色，唇含喜怒声；
山河流热汗，草木哭苍生。
为破非非想，当张照暗灯：
线驱颓废感，色出健康心；
不作先民梦，羞知末世音；
好求人国道，善听大师声。
日月环天转，征程十度冬。
重逢声浪静，只见画箱空；
解冻曾生火，穷疑又捕风；
心长还手短，缘隔意难终。
大匠声常在，民情不可伤：
憎唇含圣热，爱眼放神光；
怒发能冲帽，冤胸敢炼钢！
老农忧岁歉，曾饿故防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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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新水浒》想到《译报》
梅 益
去年9月间，我接到谷斯范同志从舟山沈家门寄给我的《新水浒》的改写稿。稍后我又收到他从杭州发出的信，信中说：
“不知你的健康情况怎样，还能抽出时间看一看，写一篇序文吗？当年《译报》同人，最了解情况的只有你了。《译报》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孤岛’是起了不小作用的，胡仲持、王任叔、林淡秋、恽逸群等同志先后去世，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我是希望你在给这个长篇写序文的时候，多谈《译报》，多谈当时的老战友。至于这个作品的成败如何，读者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谷斯范同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是理解的。当我读着《新水浒》的时候，我就不禁想起了当年“孤岛”的情况和在一起战斗的同志们，想起了王任叔同志和他主编的《大家谈》，想起了当《每日译报》没有经费，在报上呼吁大家捐助的时候，许多三轮车夫、小职员以及爱国青年排着长队踊跃捐款的情况。《新水浒》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创作和发表的。这已经是四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只有弄清楚1938年我们在上海的复杂的斗争情况，才能说明谷斯范同志创作《新水浒》和《大家谈》发表这部作品的意义；才能说明它为什么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社会的重视。
1937年11月，淞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全线后撤了，小小的上海已完全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所包围，租界真正变成了“孤岛”。挤聚在那里的几百万居民的思想情况非常混乱。
当时刚刚成立的党的文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冲破敌人的新闻封锁，开展抗战的宣传工作。要开办有自己的言论和新闻的公开报刊是根本不可能的。由于英、美、法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矛盾，他们的通讯社和在租界出版的外文报纸经常发表一些不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言论和消息。我们打算把那些有利于抗战的材料搜集起来，加以翻译出版，这样既可以冲破新闻封锁，又可以不负政治责任。经过短时间的筹备，上海的报摊上终于出现了一份在世界新闻史上首创的、内容完全是译文的四开小报，这就是《译报》。它向读者透露了一些象南京大屠杀一类的重大消息。但是不到一个月，它就被迫停刊。1938年初，我们采取英国人经营的形式，由一个英国商人在租界登记，改名为《每日译报》，继续出版。《每日译报》已不是完全刊登译文的报纸，它有自己的社论、新闻、专稿，还有名为《大家谈》的副刊，由王任叔同志主编。谷斯范同志的《新水浒》就是在《大家谈》上连载的长篇。
在一次文委的例会上，王任叔同志汇报了他们和谷斯范同志商议，用章回体小说的形式，针对当时上海市民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潮，以上海毗邻的江南地区正在展开的军事、政治斗争为题材，写一个长篇，在《大家谈》上连载。上海读者是有阅读报纸上连载小说的习惯和兴趣的，虽然过去发表的都是“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我们都同意他们的建议。用旧形式写新题材，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它可以发挥新闻评论所不能起的作用。
《新水浒》形象地批驳了抗战必亡论、国民党正统论和抗战只能靠国民党，游击战是小打小闹，成不了大事等谬论，还戳穿了装出抗日面孔，实际是和日伪勾结、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武装，特别是“忠义救国军”的反动面貌。它还热情地鼓励知识青年到群众中去，成为抗战的宣传者、组织者。小说灌输了爱国主义精神，提高了广大读者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宣传了党中央提出的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路线。当然，《新水浒》在题材的剪取和表现的手法等方面，还有不少缺点，总的说来是比较粗糙的。
差不多和《新水浒》发表的同时，根据上海文委的决定，由林淡秋、戴平万、杨帆和我合编的大型报告文学集《上海一日》，也一样存在上述缺点。这对于当时只有二十几岁，各方面都不够成熟的我们这些青年人来说是难免的。
《新水浒》在发表了四十多年以后，又经作者修改，即将出版。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作品。它对于今天的青年读者仍然富有教育意义。当年各种不同出身、不同倾向的知识青年，在抗日的大旗下，从实践中迅速成长，一同走上了抗战、团结、进步的道路。爱国主义是贯穿他们的思想的一根红线，也是推着他们前进的动力。我们全中国的人民，从来都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只有一个祖国，正如我们只有一个母亲一样，我们热爱她，我们歌颂她，我们为她不惜牺牲一切。历史条件不同，爱国主义的表现也不一样，打垮日寇、打垮国民党反动统治、打垮万恶的“四人帮”以及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目标，都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我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爱国主义永远是我们文艺作品的不朽的主题。我们期望我国有更多的歌颂爱国主义的作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