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统计工作
薛暮桥
《中国统计年鉴》的出版，博得国内外经济学家和经济界人士的好评。我国数以万计的统计工作者克服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为统计工作所造成的困难，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公之于世，使大家有可能全面了解我国的经济情况，并对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和今后经济建设的具体道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研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今后全党全国人民的主要力量转移到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特别是最近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和人大五届五次大会，更为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出了明确的道路。我们全国统计工作者，都深深感到在现代化建设中自己责任的重大。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建设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走我国自己的道路的新方针指引下，生气勃勃，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要求统计机关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出正确的数据。同时国民经济的情况也为我们的统计工作带来新的问题、新的困难。全国统计工作者必须不断注视现实情况的变化，开动脑筋，提高工作水平，使我们的统计工作能够跟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我国的统计部门的计算工作基本上建筑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所以存在着经济建设需要我们及时提供正确的、全面的统计资料，而我们的主观能力却不能完全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近几年来，我们开始利用电子计算机，使统计工作从手工劳动向机械化前进。我们已经有了及时提供正确的、全面的统计资料的可能性。但把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需要经过艰苦的学习，进行大量的工作。不仅对电子计算机如何运用需要学习，更重要的是电子计算机所能够消化的数据比手工劳动多千百倍。要充分发挥电子计算机的作用，就要及时提供大量的数据，这就需要大大加强我们的基层会计、统计工作。更加重要的是，这些数据必须正确，投入错误的数据，决不能产出正确的统计资料。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同志说，计算机不能代替“测谎机”。这句话对我深有启发。整顿基层会计、统计工作，比建造一个计算中心还困难得多。如果投入的原料不够，质量不好，要靠现代化机械来生产出又多又好的产品是不可能的。
其次，过去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在生产方面城市是全民所有制（大集体实际上也是小全民），农村是集体所有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共同劳动，共同分配。所以，只要掌握了国营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报表，就基本上掌握了全国的统计资料。现在，要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在城市中发展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在农村中出现了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家庭经营各种专业户等。在流通方面，过去城市是国营商业独家经营，乡村是供销合作社独家经营，生产资料是物资部门统一分配，对外贸易是外贸部门统一经营，收集统计资料比较简单。现在都要增加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出现了厂商挂钩、自产自销等类多种多样交换方式。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收集统计资料就不可能完全依靠原来的统计报表。必须在原来的统计报表外，采取多种方法来收集分散的统计资料，这就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艰苦创造新的调查统计方法。在这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统计方法可供我们参考。
最后，继续加强对统计资料的分析研究。由于我们多年未公布统计数字，有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对统计资料不会运用，再加上统计资料的口径很复杂，象我这样多少懂点统计方法的人，利用统计资料来进行分析研究，有时也会发生错误。因此，至少在最近一个时期，利用统计资料来进行分析研究的责任，就只能首先落在统计机关和统计工作人员的身上。中央提出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来衡量和改进各方面的经济工作。如何计算经济效益，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利用多方面的统计资料来综合研究。经济效益不但要从微观经济（基层企业）来研究，作为统计机关，更重要的是从宏观经济来研究。往往从一个企业来看经济效益很高，但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经济效益却很低，甚至是浪费。经济效益不但需要研究目前，同时还需要从长期来看，有些从一时来看有利，从长期来看有害，或者利少害多。
由于我们目前的物价还没有合理调整，企业会计制度不够健全，即便对于统计机关来说，依靠现有统计数字来研究经济效益，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经济效益表现在投入和产出的对比。投入方面是产品的成本，现在许多企业的燃料、原料价格由国家补贴，劳动者一方面工资很低，实际上靠物价、房租等补贴来保持现在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许多工厂人浮于事，把许多社会应办的事让工厂去办，这些开支都计入成本。因此，投入的数字就很难正确。产出（产值）受价格的影响很大，许多产品价高利大，或者价低利小，从而影响产出数字的正确性。这样计算出来的经济效益，就不可能正确反映真实情况。在物价和劳动工资制度没有改革以前，统计工作很难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不妨作些典型调查。现在价格研究中心编制的理论价格即将完成，不妨对若干企业改用理论价格计算经济效益，与用现价计算的结果互相比较。这只是一个办法，其他办法一定还有很多。
从这方面可以看到，要保证统计资料和统计分析的正确性，必须进一步研究物价和劳动工资等制度的改革。由于这种改革牵涉面太广，因此不能轻举妄动。但从长远来看，这些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企业就没有正确的经济核算，不能从现在的核算来衡量企业的经济效益。现在有关部门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正在研究经济体制（包括物价、劳动工资）的改革，希望统计机关结合有关部门，通过分析研究，为我们的改革提供数据。我们共同努力来具体研究如何实现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方针任务，保证二十年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一定胜利实现。
（原载《统计月刊》1983年第2期）
第5版()
专栏：
“弃农经商”的帽子应当抛弃
映光
长期以来，在“左”倾思潮影响下，“弃农经商”成了“资本主义”的同义语。农民贩运农副产品，叫“弃农经商”。对于“弃农经商”行为，轻则当成资本主义倾向加以批判，重则当成资本主义活动加以惩处。
这些做法，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堵塞了城乡流通渠道，妨碍了农业生产。彻底纠正这些做法，除了实行正确的政策以外，还必须对长期流行的“弃农经商”概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弃农经商”的说法，是把农业同商业对立起来，把农业看成是绝对好的，把商业看成是绝对坏的，二者有如水火不相容。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商业同农业是相辅相成的。农业作为独立的生产过程来说，是不能离开流通过程的。农业在开始生产过程之前，要从流通领域获得必要的生产资料。农业在结束生产过程之后，要通过流通领域出卖它生产出来的商品，否则就不能继续再生产。这个道理说明，农业生产和再生产的不断进行，是不能离开商业的。不仅如此，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还要从流通领域获得他们所不能生产的生活资料，舍此也不能继续再生产，这也是不能离开商业的。
“弃农经商”的说法，是只许供销社在农村搞商业，不许农民从事商业活动，以为只有这样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一种误解。诚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有国营商业发挥主导作用和供销合作商业发挥主渠道作用。但是，从我国的实践看，在流通领域，单有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两条渠道是不够的。在城市，国营商业不可能“一统天下”；在农村，供销合作商业也不可能“包揽无遗”。允许农民从事长途或短途的贩运活动，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决不能视为资本主义。
“弃农经商”的说法，是主张把农民永远固定在耕地上，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农业生产。这种看法和相应的做法，是不符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的，也是违反现代农业发展的规律的。我国农业发展缓慢，主要是过去长期推行一套“左”的做法，违反经济规律，违反自然规律。不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做法，农业是没有出路的。应当看到，我国有三亿多农业劳动力，平均每人只负担五亩左右的耕地。从种植业来说，不是劳动力不足，而是绰绰有余。因此，发展我国的农业，不是把三亿多农业劳动力固定在耕地上，而是要使多余的劳动力向广大山地、草原、水面进军，向农产品加工、销售、农业生产资料经营方面进军，向农村科学教育文化事业进军。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不应当阻挡。
“弃农经商”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流行的“重农抑商”思想影响的产物。如同主张“重农抑商”反映的是小生产观点一样，反对“弃农经商”实际上也是小生产观点。为了进一步搞活经济，是应该抛弃“弃农经商”这顶帽子了！
第5版()
专栏：
“二七”大罢工史略
刘明逵
1923年2月爆发的“二七”大罢工，是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压迫而进行的一次政治大罢工。
当时，中国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有了很大的发展。罢工浪潮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举行了一百多次罢工。在这期间，在党领导下还建立了许多工会组织。在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之后，又着手建立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最先成立的是武汉工团联合会，跟着成立的有湖南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上海、广州和其他地方的工人组织也开始进行了联合。
在中国铁路工人中，要求组织起来的愿望更为强烈。北京早期的党组织在1921年初就开始了组织铁路工人的工作。1921年5月，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成立了工会。在这个工会的影响和示范作用下，各地铁路工人也开始成立组织。党在组织京汉铁路工人的工作中获得很大的成就，到1922年底，全路沿线十六个大站都组织了工会，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条件日趋成熟。经过全路代表的讨论，决定1923年2月1日在郑州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
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恼怒。吴佩孚撕掉了他的“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公然动用武力，禁止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召开。
工人们对军阀的无理行径表示了极大愤怒，决定如期召开成立大会。1月31日，大会代表及来宾约200余人齐集郑州。2月1日晨，郑州当局宣布全市戒严，军警沿街排列。大会代表及来宾经过两小时的对峙，终于突破军警拦阻，拥入会场，宣布开会，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并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但会场已被军警包围，直至下午4时，代表们才冲出会场，宣布散会。晚上，军警又包围代表们的住所，并勒令他们立即离开。会场内各团体所赠的匾和对联等物均被捣毁，总工会会址也被军警占领。在这种情况下，大会已无法继续进行。当晚总工会召集秘密会议，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路总罢工，对军阀的暴力压迫表示抗议。罢工决议上说：“我们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会上提出撤销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等人的职务、赔偿大会损失和退还总工会郑州会址等要求，并请求全国工人及各界同胞的支援。为便于指挥罢工斗争，总工会移至武汉江岸办公。
2月4日9时，京汉铁路总罢工开始，到上午12时，仅仅三个小时，便实现了全路总罢工，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在罢工过程中，工人们都自觉遵守罢工纪律，坚决服从总工会命令。6日，武汉各工会共派代表2，000余人，前往江岸慰问，并在江岸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慰问大会，到会者万余人。会上京汉铁路总工会代表和武汉各工会代表相继演说，号召京汉铁路工人要在反军阀的战线上充当先锋，要勇往直前，坚持到底。京汉铁路总工会代表最后在会上表示：“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阶级命运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我们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保卫者。……在打倒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先锋！只有前进呵！勿退却！”参加大会的工人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军阀”“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等口号。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并且开进租界示威。
京汉铁路总罢工后，帝国主义驻华公使团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北京政府尽快使用武力解决罢工。汉口英国领事也于6日召集湖北督军肖耀南的代表和外国资本家举行联合会议，策划镇压罢工的办法。吴佩孚开始血腥屠杀工人。2月7日，肖耀南的参谋长张厚生率领军队两营，在江岸包围总工会会址，开枪射击。工人当场死37人，伤200多人，被捕60多人。军阀从被捕的工人中找出了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再三逼迫他下令复工，并向他连砍数刀。林祥谦毫不低头，忍痛高呼：“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的头可断，工是不上的！”林祥谦在敌人屠刀下壮烈牺牲，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先进战士的忠贞气节。同日，长辛店工人也遭惨杀，死5人，重伤60多人。其他各站也有屠杀事件。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也被捕，15日被害于武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得到了我国工人阶级和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罢工一开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发表了《告工团书》，指出工人阶级为争自由反抗军阀斗争的正义性，号召全国工人积极支援这一斗争。“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为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自由而战。惨案发生后，当天晚上，武汉工团联合会即下了罢工命令，抗议军阀的屠杀。道清、正太、津浦、粤汉等路工人也举行了同情罢工。湖南工团联合会领导各界举行了两万多人的大示威游行。北京市民为援助2月4日的罢工，举行了示威游行；惨案发生后，又举行了5，000多人的追悼大会。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专为此事件发表宣言，一些外国职工团体也先后来电，表示声援和慰问。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武汉工团联合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于2月9日劝告工人忍痛复工。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遂告结束。
这次罢工使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阶段。这次斗争，向全国人民说明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要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除此而外，没有任何别的道路。
“二七”大罢工的失败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同盟军，如果没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在毫无民主权利的条件下赤手空拳地孤军奋战，是无法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的。
第5版()
专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普及宣传讲话
剥夺政治权利
刑罚中的剥夺政治权利，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剥夺犯罪分子参加国家管理和政治活动的权利。
政治权利是公民参加管理国家大事的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我国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例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等。我们在切实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的同时，也要防止少数人滥用政治权利进行危害国家、人民利益的犯罪活动。因此，对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某些刑事犯罪分子，在一定时期里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是完全必要的。
按照我国《刑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指依法剥夺下列四种权利：（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4）担任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剥夺政治权利可以附加适用，也可以单独适用。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适用的对象有两种。
（一）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是人民的敌人，不应当享有政治权利。因此，人民法院对反革命分子判刑时，除单独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外，都一定要同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例如，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除分别判处主刑外，都附加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例如杀人犯、放火犯、抢劫犯、强奸犯、爆炸犯、流氓集团首要分子、严重经济罪犯等，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对象主要是：犯罪情节轻微的反革命分子，妨害公务、扰乱社会秩序、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伪造公文印信、聚众“打砸抢”、侮辱诽谤他人、国家工作人员徇私枉法等犯罪分子。
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一般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判处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同时执行。例如某罪犯被判处管制二年，如果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那么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也应当是二年，与管制同时执行；解除管制时，政治权利也同时恢复。对于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是因为，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都是罪恶很大、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是他们应得的惩罚，也是从政治上对其加以彻底否定。同时，这样判处的实际意义还在于，犯罪分子死后或剥夺终身自由以后，原来所享有的出版权和荣誉称号就不能再享有了。判处死缓、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如果死缓、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就应当改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关于剥夺政治权利期限的计算，单独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从人民法院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作为拘役或者有期徒刑的附加刑时，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应当从拘役、有期徒刑执行完毕或者假释之日起计算，在拘役、有期徒刑执行期间，其政治权利也当然被剥夺。例如，某罪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实际上这个罪犯从判决执行之日起，有五年时间不能享有政治权利。被判拘役、有期徒刑而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拘役、有期徒刑执行期间，虽还享有政治权利，但由于其人身自由被剥夺，所以政治权利也停止行使。
（二十三）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会议
1983年1月10日至14日，中国人口学会在北京召开了理事会议，讨论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大家认为，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对于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设想，关系极大。没有人口增长的有效控制，不仅影响城乡人民平均收入的增长，而且要影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与实际效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人口科学的理论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切实提高人口质量，任务仍然相当艰巨。今后若干年内我国处于人口增殖高峰阶段，每年将有两千多万男女青年进入婚育期。这个新的形势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千万不能放松。
大家一致强调，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特别是“双包”责任制的实行，开创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对于工业、交通、财贸各方面的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点必须充分肯定。但是，农村经济的这种新形势，也给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由于各方面的工作没有紧紧跟上，许多地方计划生育工作有些放松，有的地方一度处于自流和半自流状态。农村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普遍提倡晚婚，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第二胎，坚决杜绝多胎生育。
会议提出，进一步加强人口科学的研究，既要加强人口基础理论的研究，又要加强人口方针政策的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有中国特点的人口科学。要调查中国人口的新情况，研究中国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发展的新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我国的人口科学。目前，我国人口科学虽然发展很快，但是总的说来，还是落后于人口工作发展的形势，开创人口科学研究的新局面，仍需做很大的努力。
会议认为，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取得了高质量的成果。目前，人口普查工作已经进入汇总分析阶段，人口科学工作者继续参加普查工作，不仅是圆满完成人口普查的需要，也是提高人口科学研究水平的需要。
与会理事和学者认为，提高人口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十分重要。研究人口科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加强中国人口问题的调查研究。对于外国人口科学及资料要采取分析的态度，既不能照抄照搬，也不能一概否定。要加强社会科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合作，充分重视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 （易 光）
第5版()
专栏：
《斯大林哲学思想讨论文集》出版
《斯大林哲学思想讨论文集》是根据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长春召开的斯大林哲学思想讨论会上的论文选编而成的，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文集对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集中于辩证法的四个特征和唯物主义的三个特征。同时还涉及和讨论了苏联反对德波林学派斗争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两个口号问题以及民族问题等等。本文集讨论的问题，对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晓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