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 1983-02-06电子版,人民日报历史

正气长存　艺术不朽——观新建的徐悲鸿纪念馆散记

第5版()
专栏：

正气长存　艺术不朽
——观新建的徐悲鸿纪念馆散记
本报记者　丁宏新
一切为人民的事业作出过贡献的人，都不会被人民遗忘。徐悲鸿纪念馆在因修建地铁而被拆除十六年之后得以重建，这件事本身又一次证明了这是一条真理。
新建的徐悲鸿纪念馆坐落在北京城的西北角，地点尽管偏僻一点，但建筑物外观精巧雅致。在端庄肃静的气氛中显露出勃勃生气。
在纪念馆主楼展览大厅内，我们遇见了纪念馆馆长、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同志。她告诉记者，徐悲鸿1953年逝世时留在身边的作品有1，000多件，此外还有唐代以来历代名画1，000余件及各种图片、图书资料1万余件。当时她根据丈夫生前的愿望，全部献给了国家。她说：“现在海外有一些报纸报道，说悲鸿的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散失了。这不是事实。现在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全部作品都完好无损。”
确实，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悲鸿先生的许多早已闻名于世的原作。第一批展品有155幅，分中国画、油画、素描三个画种分类陈列。
在国画展室，气势磅礴、笔敌千钧的巨幅国画《九方皋》与《愚公移山》首先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只见《九方皋》的画面上，一位白发长者形容骨相，正冷静地注视着一匹黑色骏马。而那匹黑马，却因为遇到了知己而显得十分兴奋。在这里，作者寄托了对于旧社会堵塞才路、歧视知识与专门家等腐败现象的深刻忧愤。
彩墨画《愚公移山》以神奇的笔墨描绘出众人开山凿石的壮观场面。据介绍，此画作于1937年，其时外敌压境，山河破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在画家的笔下，凝聚了中华民族千古长存的浩然正气！
徐悲鸿一生处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月，他忧国忧民，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因此画风悲壮激烈。比如歌颂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大型油画《田横五百士》，反映民众翘首待望光明的油画《徯我后》，以及国画《逆风》中挺拔的竹子、《会师东京》中怒吼的群狮，《巴人汲水》中贫苦的百姓等等，都贯穿着这种精神。
在黑暗的旧社会，徐悲鸿先生愤世嫉俗，刚正不阿。他常说一句话：“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他的著名的奔马，就是这种精神的生动体现。纪念馆陈列着多幅以马为题的作品，有单匹的马，也有群马，所有的马都画得瘦骨嶙峋，矫健异常。他画马，从来不画膘肥毛滑的鞍马，而只画不带缰绳的傲骨嶙峋的野马。只有一匹是例外，那就是《九方皋》里的千里马。有人问他为什么这匹带了缰绳，他说：“因为它遇见了九方皋这位知己，愿为知己者用”。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徐悲鸿手书的鲁迅先生的这一诗句，如今仍挂在陈列室恢复的画家当年的画室中。这一诗句是徐悲鸿一生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高风亮节的真实写照。
徐悲鸿不仅是富有创造性的画家，而且是个有远见卓识的艺术教育家。他酷爱人才，把培植后学，看得比创作更重。数十年间，他孜孜不倦地从事美术教育工作，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中人材辈出，当代许多著名美术家都出自他的门下。
纪念馆的最后一部分为学习纪念室，其间陈列着有关徐悲鸿生平的资料、图片，还恢复了画家生前工作的画室。在这里，人们可以形象地看到这位爱国画家勤劳工作、艰辛跋涉的一生。
在谈到纪念馆重建过程的时候，廖静文同志激动地告诉我们：“1973年，我为重建徐悲鸿纪念馆的事，写信给毛主席。第二天，周总理就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来找我，商量纪念馆的重建事宜。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在当时重建根本没有可能。打倒了‘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重建纪念馆才真正变成为事实”。
是的，徐悲鸿纪念馆旧馆在1954年建立，1967年拆除，新馆在1983年又得到再建，这过程并非偶然，它体现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走过的一段“之”字形道路。正如一位外国朋友在纪念馆旧馆的留言簿上所写的那样：“徐悲鸿纪念馆的建立，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它体现出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艺术及艺术家的尊重”。

他歌唱春天和阳光——访《春晖》导演吴荫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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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歌唱春天和阳光
——访《春晖》导演吴荫循
章柏青
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反映中学生生活的故事影片《春晖》受到电影界人士和观众的好评，认为这是一部题材新颖、真实感人、生活气息浓郁的好影片。不久前，我走访了该片导演吴荫循，请他谈谈创作这部影片的过程与感想。
谈起《春晖》，吴荫循激动地说，中学生活这块园地，三十年来，电影界几乎很少有人涉足。然而，这是一块沃土，它孕育着含苞待放的鲜花；而辛勤培育鲜花的老园丁更应受人尊敬。《春晖》描写的是发生在某中学高考前夕的一段故事。它通过高考关键时刻，师生之间关心他人、牺牲自我的美好心灵的描绘，歌颂了克己助人的高尚精神。影片中，凌老师在妻子因病瘫痪、经济拮据的困难条件下，全身心扑在教育工作上；凌老师的女儿凌燕为了减轻父亲沉重的家务重压，自愿牺牲学业；凌老师的学生覃健为了帮助凌燕补习功课而导致自己成绩的下降；钟晓星得知这一切后又改变了过去的嫉妒心而暗中帮助覃健；最后，钟晓星由于救助受伤小孩而耽误了高考，凌老师、覃健又为她奔走呼号。这个互相关心的链条，展示了社会与时代的风貌。
吴荫循说，唐代诗人孟郊以春晖比喻母爱，而影片以春晖比喻师生、同志间的友情和互相关心，这种友谊、关心，象春天的阳光一样温暖着每个人的心。而歌颂春天、阳光，正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但是，《春晖》也并非简单地罗列好人好事。它从学校生活实际出发，反映了几方面的矛盾。其中，有以学生家长陈淑珍为代表的利己主义思想，有以学生陆霞为代表的爱慕虚荣、追求享受，有钟晓星前期的嫉妒心和凌燕前期的丧失信心。影片不靠情节的曲折、场景的新奇去吸引观众，而是靠人物内心深处的冲突和伴随而来的感情波澜去打动观众，产生应有的教育作用。
吴荫循说，影片主人公凌老师是当今无数默默无闻、献身党的教育事业的老教师的代表。他外表羸弱，却有一副刚强的性格。影片展示了他对学生无私的爱，又致力于表现他那种“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精神境界。中学生覃健，外表朴实、心灵美好，是青年一代的榜样。钟晓星的思想虽受到污染，但内心有美的东西。凌燕由于家庭的不幸，一度对未来失去信念，而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又使她迅速改变了这种错误想法。吴荫循希望观众，特别是青年们，能从这些不同类型的人物身上受到启发、教育与鼓舞，正确对待理想、生活、事业，满怀信心地去开创未来。
谈到影片在艺术上的追求，吴荫循说，他努力追求的是一种内在抒情色彩，追求生活的哲理；希望通过对生活、对人物真实而又朴素的描写，来表达对美好事物的赞颂，对丑恶事物的鞭挞，激发人们的向上趋美之心。
吴荫循今年四十九岁。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做了二十多年的电影书刊编辑。1973年，他调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工作。起初，他搞创作，与剧作家周民震合作，写了《真是烦死人》等五个电影剧本和舞台剧本。从1979年以来，他先后导演了《真是烦死人》、《顾此失彼》、《心泉》。《春晖》是他的第四部作品。吴荫循没有进过电影专门学校，他原有的文化程度只有初中，干导演全靠他顽强勤奋的自学精神。九年前，他的妻子在一次车祸中被撞成残废，生活难以自理，尚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他肩负着沉重的家务重担。而他导演的影片质量一部比一部有提高。吴荫循孜孜以求的事业心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受到了电影界领导和群众的称赞。（附图片）
吴荫循（右三）和《春晖》的演员在一起。
（中国电影公司供稿）

文化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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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动态

文化动态
话剧《马克思流亡伦敦》（赵寰编剧），正由广州部队战士话剧团赶排。伟大的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一家的动人形象，将在中国话剧舞台上首次与广大观众见面。该剧拟于3月14日——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前夕公演。
根据这个话剧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马克思流亡伦敦》，已由上海电视台开始录制，也将于3月间在上海电视台播出第一集。　（邝化冰）
民族团结歌曲评奖揭晓。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由国家民委、中国音协委托《民族团结》、《歌曲》编辑部联合发起的民族团结歌曲征集评奖活动，已于最近评选出获奖歌曲作品60首。其中，一等奖8首，有《兄弟一条心》、《共产党好共产党亲》、《我的家乡好》、《小竹桥》、《兄弟姐妹欢聚一堂》、《好姐妹》、《团结好》、《谁也离不开谁》；二等奖15首；三等奖37首。
这次征集评奖活动比较广泛深入，参加的有藏、蒙古、朝鲜、回、维吾尔、哈萨克、苗、瑶、白、侗、壮、汉等20多个民族的专业和业余作者。这次获奖歌曲作品，将要组织音乐会演出与出版歌曲集。
　（世　英）
《北京风光国画展》在京举行。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分会和北京旅游经济学会联合举办的《北京风光国画展》于1983年2月3日至21日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展出。展出的近百幅作品是万青力、朱军山、李小可、李行简、李海涛、杨延文、张步、姚奎、赵准旺九位中青年画家近期为迎接国际旅游会议而创作的。　（沈希诚）

大秧歌要注意文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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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信箱

大秧歌要注意文明健康
近年来，广大城乡在春节期间组织了大秧歌活动，使群众得以欢度佳节，这是很好的。但是，有些情况也应引起注意。如有些地方的大秧歌，尤其是东北高跷，在人物形象、化装、服装、表演上又出现了不健康、不文明的东西。例如在高跷表演中，饰男女角色，二人下场表演“扭斗”，动作很低级。有的秧歌在人物形象、服装与化装上又出现了“傻柱子”形象。建议宣传、文化部门在组织春节秧歌活动的同时，要加强指导，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要注意文明、健康。
张白愚

假花岂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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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随笔

假花岂能结果
公今度
不久前，一群青年一连几夜围坐看一个描写插队知青的电视连续剧。每当一集完了，他们总议论几句。全部映完后，普遍的反映是：好！好在描写了“我们的过去”，好在“象我们”！群众评戏，含有某种深意！
所谓“象”，大概指的就是真实吧！任何一种艺术，真实总是它的生命。艺术借助典型以表现。典型总是真实的，虽然反过来说，真实的并不一定是典型的。这里所说的真实，不一定指真人真事即所谓“有地址可查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生活真实通过作家主观的提炼和加工。八大山人画的禽鸟，几乎只只都是“白眼朝天”，“怒目而视”，谁见过生活中的老鹰和鹭鸶有这样的“表情”呢？但人们并不说它们不真实，相反誉之曰：“形神兼备”，原因就在于它是一种注入了作者感情、经过艺术加工的生活真实。
因为“描写了我们的过去”，就一定好么？这倒未必，要看怎样写。比如曾经在国统区处于地下状态的人，看一些描写地下工作的戏，就并不因为写了“我们”，就一定觉得真实。就说有一种简单化的“形似”取胜法吧，一写地下工作者，就是洋场阔少，西装革履，花领带，长鬓角，搂着摩登女郎大跳狐步、探戈，打斗起来比少林寺僧还多浑身功夫，事泄之后，则驾车狂跑，一手开车，一手放枪……。哪里有这回事呢！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能混到够资格坐车的已经不多，能开飞车的又有几人？何况大群的地下工作者都不是深入“敌营”的。说到衣着打扮，当时的穷学生，冬天穿袜子的人就不多。正是这一支衣着褴褛的队伍里，有着品学兼优的一批地下党的精英。当时的“公费”连填饱肚皮都困难，谈得上西装革履、狐步探戈？有些编剧的杜撰实在是对这些同志的一种侮辱。当然，有时为了掩饰身份，装得落后些，穿得稍稍讲究些，这是有的，但岂是戏里说的那样简单。就以隐蔽而言，是靠与群众打成一片，靠以合法掩护非法，靠利用敌人的派系和矛盾，一句话，靠群众，靠政策，靠革命者的忠诚和胆略，哪里是靠“长鬓角”呢！在四十年代，连“敌营”里的反动军官和洋场上的阔佬恶少都不时兴留“长鬓角”，难道连这点都不清楚么？
艺术真实来源于生活真实，观众都是生活中的过来人，即使艺术修养如何的不同，鉴别是否真实的能力还是有的。有些编导想以虚情假意来博取观众，看来行不通。观众心里的问号尚且不能勾销，又怎能赢得他们的心呢！画饼难以充饥，假花岂能结果。解决的办法，看来只有扎扎实实地到生活中去摔打，思考，撷取，提炼，概括……。

春节电视节目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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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电视之窗

春节电视节目丰富
春节期间，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里，将要播出《春节联欢晚会》、《新春乐》、《春娃娃》、《著名戏曲演员为您清唱》和相声等五台晚会节目。还有电视连续剧《武松》中的第一集《景阳岗打虎》和《懿贵妃》。单本剧《啊、云霞》、《拜年》、《真情假意》、《山林的女儿》和法国电视连续剧《苦儿流浪记》等十多部电视剧。同时还将播出一大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各类专题节目。
除夕播出的《春节联欢晚会》和初一播的《新春乐》这两台晚会各有特点。《春节联欢晚会》采用现场播出，侯宝林、王昆、袁世海、凌子风担任晚会的艺术顾问，相声演员姜昆、马季，喜剧演员王景愚和电影演员刘晓庆主持晚会。《新春乐》节目突出一个“乐”字。在这台晚会上，除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实验话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国戏剧学院、北影和上影的艺术家们表演丰富多采的节目外，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与侯跃文、常贵田、常宝华、高英培、郭全宝，话剧演员杜澎和京剧演员朱锦华等将反串演出京剧《三不愿意》和《萧何月下追韩信》。传统戏剧加上相声艺术的表演手段，妙趣横生、别具一格。
此外，对戏曲有兴趣的观众还可看到刘长瑜主演的京剧《燕燕》、牛得草主演的豫剧《做文章》和《仨女婿》以及全国四十多位著名戏曲演员的清唱。
（张华山）
（附图片）
侯宝林扮演的萧何师英杰摄

风雨无阻为农民——延边话剧团（朝语）二十余年坚持送戏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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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风雨无阻为农民
——延边话剧团（朝语）二十余年坚持送戏下乡
本报记者　武培真
一队肩背行囊的演员被赶来送行的男女老少围着。有的少年气喘吁吁地跑来给演员系上鲜艳的红领巾，有的阿妈妮拉着客人的手流下了依依不舍的眼泪……。这是延边自治州话剧团告别延吉县风林大队时的动人场面。该团自1956年成立以来，每年约有七八个月巡回在农村。演员们不分严冬酷暑，攀山越岭，送戏上门，深为农民所爱戴。
这种动人情景是屡见不鲜的。1979年初夏，延边话剧团在双河公社演出刚结束，正准备向凉水公社出发，突然有位农村干部风尘仆仆地赶来，邀请演员们到龙水大队去演出。
龙水大队，只有二十户人家，土地瘠薄，水利失修，又正逢旱灾，社员靠贷款和吃返销粮过日子。如此的山村，不去吧，那里的同胞弟兄盼戏盼得如渴似饥。去吧，观众太少且不说，生产队一时拿不出演出费，明摆着剧团会亏损。然而，延边话剧团没把票房价值放在第一位，而把“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作为办团的基本出发点。虽然，他们平时也加强了经济核算，但对于龙水这样的困难队，他们主张“就是贴钱也要去演出”。
演出队到达龙水大队，社员们如迎亲人，从宅院里涌出来，从田野上奔过来，……一时间，小山沟沸腾了。当晚演出后，观众兴奋得立即把演员迎回家，有的给客人做打糕，有的拿出了多年存放的老陈酒，有的全家欢快地跳起了朝鲜族舞。偏僻的山庄变得荒年不荒，沉浸在节日般的气氛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喜笑颜开地说：“你们要不来，我恐怕去世前看不上演出了。你们这一来，我心满意足了。”
为了多演出，好让农民心满意足，全团50多名演员分成两个演出队。大村镇，他们走遍了。11户的穷村子，只给五元钱的生产队，他们也去了。甚至观众只是一位牧民，他们同样送戏上门，照演不误。二十七年来，从自治州最北部偏僻的罗子沟，到南端边境地区巍峨耸立的白头山，从没有电灯，点着松枝、火把演出的分水岭，到中朝苏三国接壤，还需借路而行的防川生产队，许许多多以往从没有剧团行迹的地方，都出现了他们的欢声和笑语。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不仅使他们保证了剧目质量，每年的下乡演出，经常保持在200场或250场以上，为延边广大农民的文艺生活送去了“雪中炭”、
“饥中粮”，而且自1979年以来，连续几年，使剧团的年收入高达全州12个剧团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延边许多村庄坐落在丘陵地带、密林深处和山谷之中。有些边界村落，不通公路，马车道也坎坷不平。延边话剧团为下乡演出简便易行和适应农民多方面的艺术趣味，尽量做到节目短小精悍，形式活泼多样。
然而，下乡只是演小戏，农民是不满足的。要适应广大社员对文化生活日益提高的需求，大戏必须下乡去。为此，延边话剧团将远景、近景、网景、幻灯景画在一块大布上，制成综合景，又将道具缩小规模，尽量做到一物多用。此外，他们在剧情中缩小群众场面，提倡演员一专多能、一人演多角，还制作了活动舞台，随身携带。近几年，他们将近十出大型剧目都送到了乡下。
延边话剧团能够常年活跃在山乡，是因为他们不仅有一支生气勃勃的演出队，而且前有好领导，后有好管家。一日，在一间农舍里，一位老同志把奶瓶伸向孩子的嘴边。他是孩子的家长吗？不是。而是延边话剧团党支部书记赵明根同志。多年来，赵明根经常带队下乡演出。在乡下，他除尽到领导者的职责外，还常常卖票、搬道具和帮助社员、演员哄孩子。这次下乡，有两位女演员把哺乳期幼儿随身带来，赵明根又在充当保姆的角色。
这个剧团的领导者都这样。他们下乡，不是观山望景、坐享其成，而是与群众同甘共苦。在装、卸台的场面上，有着老导演、老团长许东活的身影；风雨交加的盘山路上，留下了身患肝炎的副团长金龙俊的足迹；道具间、售票房，患高血压症的副团长尹光洪忙得不可开交；就是刚调到该团不久的新任党支部副书记崔昌来，也是经常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有次下乡演出，演员缺额，这位毕业于农学院、从未演过戏的政工干部，毫不犹豫地上台去顶角。
后勤人员，则是“一切为着前方”。为扭转先前演员背着孩子下乡的局面，总务科的同志为幼儿们一一找到了托户，由单位解决托儿费。还将十来个学龄前和学龄儿童组织起来，在机关为他们开伙、安排住宿和娱乐活动。孩子们出门，他们送出去；放学，他们接回来。此外，诸如买冬菜、安烟囱、修房子等一系列问题，后勤人员一律替下乡同志包下来，从而为演员们解除了后顾之忧。
（附图片）
延边话剧团的演职员们，身背服装、道具和行李，翻山越岭送戏下乡。
马松竹摄

1983年2月6日人民日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