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关键在于提高经济效益
于光远
对经济效益要有科学的全面的理解。关键在于提高经济效益，这一指导思想是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针对我国经济工作的现状提出来的。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不外提高劳动有效性和增加投入的劳动量两个方面，其中提高劳动有效性是主要的。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有许多工作要做。一定要依靠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依靠政策的正确，依靠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的本世纪末要达到的战略目标，有力地鼓舞了广大干部和劳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热情。三个月来，全国各地各部门都在研究讨论如何实现这个宏伟目标，酝酿了许多很好的设想。赵紫阳同志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又阐述了一系列重要主张。这两个报告有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那就是我国经济工作的关键，在于提高经济效益，在于找到并实施能够有效地提高经济效益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经济效益的科学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任何社会实践都会产生某种结果。这种结果就是这一社会实践的“效果”。社会实践的效果可以是多方面的，经济效果，即经济方面的效果，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政治效果、教育效果等等。有益的效果就是效益。无益的效果就是零效益或负效益。经济效益就是经济方面有益的效果。
有益无益、益大益小的标准，是由社会实践的目的决定的。由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经济效益的有无与大小，就是由它能满足这种需要到怎样的程度来定的。
物质产品的数量，包括这些产品是否“适销对路”与质量好坏，是最为基本的。因为社会需要要用物质产品来满足。物质生产部门的状况，是决定我们取得的经济效益大小的主要因素。除了物质产品外，可以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还有各种劳务。这一方面也是不应忽视的。同时为了使社会需要得到满足，仅仅把物质产品生产出来还是不够的，还要通过流通渠道使消费者与他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结合起来。因此，给社会带来经济效益的，不只是物质产品生产部门，服务部门、流通部门等也都有重要的作用。
提高经济效益，就是提高社会需要满足的程度。对于属于生产部门、服务部门、流通部门的个别单位来说，提高经济效益，就是多生产社会所需要的物质产品，提供更多更好的劳务，做好物资分配和交换的工作，等等。全社会获得的经济效益，当然等于所有这些个别单位所获得的经济效益的总和。但是这个总和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各个单位工作的好坏，而且也会因整个社会的经济工作组织得好或者不好而有所不同。
人们常常用“钱”的收益来衡量经济效益的大小。但是钱毕竟不是本质的东西，当钱不能完美地反映物的情况的时候，就要从物的观点来进行校正。这一点一定要说清楚。如果忘了这一点，只看到钱，不去看物，就会在经济工作中犯错误。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谈论经济效益时人们的着眼点也各有不同。比如从财政部门的角度就比较多地着眼于上交国家的税利，而企业则比较多地着眼于企业创造的全部纯收入。后者比前者范围要大一些，不仅包括上交国家的部分，还包括留在企业中的部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还应该把劳动者个人的经济效益也包括在内，因而国民收入这个指标是更为适当的。至于社会总产品或工农业总产值，由于其中包括重复计算与未扣除物质消耗，它们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效益。所以十二大报告中在把工农业年生产总值作为战略目标的同时，特别指出不断提高经济效益这个前提。
关键在于提高经济效益，这个指导思想是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针对目前我国经济工作的现状提出来的。回顾历史，我国经济学界开始提出要讲求经济效果，是在1959年春夏之交。那时因1958年搞“大跃进”，搞大炼钢铁，不讲经济效益，造成很大的损失，使经济学家感到需要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可是在当年召开的庐山会议后，反而提出“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的错误主张。1962年和1963年重提经济效果问题，在经济学界有过一番争论。在聂荣臻同志领导下制定的我国1962年到1971年十年科技发展规划中，也把“技术经济的研究”与“基础科学的研究”、“资源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医药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技术科学的研究”并列，作为这个规划的七大部分之一。这里所说的“技术经济的研究”就是研究经济效果的。可是在后来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居然把讲求经济效益斥之为经济主义、修正主义，进行了批判。在“文化大革命”后，重新强调经济效益，但是不重视经济效益的思想不是一下子可以纠正的。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的影响，在一部分干部的头脑中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存在。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也还有一部分干部认识不清或者不深。对与讲求经济效益有关的经济科学规律和对如何提高经济效益的办法，也缺乏知识。加上不少单位经营管理还不完善，强调讲求经济效益在我国至今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要看到，重视经济效益是一件需要人们普遍做到的事情，而这是很不容易的。1981年11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又一次强调地提出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个口号后，到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已有一年时间，这个“转”仍旧没有完成，因而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仍有必要再一次强调“转”这个任务。
由于实现这个“转”字并不那么容易，赵紫阳同志的报告要求大家牢记过去的教训，这是完全必要的。同时，报告对“转”表示了极大的决心，态度很坚决，措施也很严厉。不这样，是不能迅速实现这个转变的。在五届人大这次会议后，对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一件事，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的工作，也需要经济学界继续做出努力。
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不外提高劳动有效性和增加投入的劳动量两个方面。
我们所说的劳动有效性，是劳动（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消耗与所取得的经济效益的比率。在取得同样大的经济效益的过程中消耗的劳动越少，劳动有效性就越大。反过来说，劳动有效性越大，消耗同样多的劳动所得到的经济效益就越大。就整个社会来说，如果劳动消耗总量为既定时，全社会的经济效益的高低就取决于劳动有效性的高低。一个单位劳动有效性提高了，不是在本单位内取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就是把减少下来的劳动转移到别的单位取得新增加的经济效益。
在提高劳动有效性来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方面，不论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或者从宏观经济的角度，都有许多工作要做。赵紫阳同志的报告中指出的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切实保证重点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调整和整顿现有企业，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推进技术进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经济建设的作用，等等，都是提高劳动有效性的有力措施。提高经济效益对于各项经济工作来说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做每一件经济工作时都要考虑这个提高劳动有效性的问题，都要在这方面计算一下，都要在这方面用一番心思。在讲求提高劳动有效性方面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大量的，要求广大经济工作干部乃至广大劳动者都来注意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要强调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想想能否提高经济效益，同时也要强调“千方百计”四个字。举个例子说，大家常吃黄豆，但是不一定注意有的黄豆适宜做豆腐，有的黄豆适宜生豆芽，用适宜做豆腐的黄豆去生豆芽，就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我有意举一个不很重要的例子，为的是强调一下经济效益“无所不在”和“千方百计”。从单项工作得到的经济效益，也许并不大，但是千千万万的不大的经济效益加在一起，就是非常之大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就要靠这一点。
由于要求普遍重视提高经济效益和学会如何提高经济效益，就要求在广大干部和广大劳动者中间普及有关讲求劳动有效性、提高经济效益的知识，学会在各种经济工作中计算劳动有效性的简单的方法，熟悉有关劳动有效性的各种经济指标，了解提高劳动有效性的各种可能的途径，懂得不同的方案会产生不同的劳动有效性，懂得应该去寻求、选择最佳方案的道理。对于有关劳动有效性的理论和比较复杂的问题的计算方法，科学工作者仍须继续进行研究。近几年在实际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劳动有效性问题发生了比较大的兴趣。对于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应该给以更大的支持。
在增加社会投入的劳动量方面，有两方面的情况应该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一、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失业是一个客观规律，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对这种现象的不可避免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已作出科学的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告诉我们，按照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性，不存在劳动者失业的必然性，然而在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是会存在劳动者不能普遍就业这种现象的。造成这种现象可以有许多具体原因。经济发展不足、投资缺乏和经济建设组织工作中的缺陷是比较普遍的原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不能普遍就业的现象，经过努力是可以消除的。当社会上未能就业的人数减少时，社会投入经济建设的劳动就会增多，在劳动的有效性没有下降的前提下，社会取得的经济效益也会提高。在如何解决劳动者的充分就业问题上，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二、我国目前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单位本来不需要的劳动力却被吸收到这个单位中去。因此，一个单位中的劳动者在事实上就有一部分劳动时间是被闲置着。换句话说，在一个单位中真正投入经济活动中去的劳动量，比这个单位中劳动者在他们的“劳动时间”中可以提供的劳动量小得多。如果这种现象有所克服，社会经济效益就会提高。
对于如何增加社会投入经济建设的劳动量，也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由于我国国土资源非常丰富，在其他经济资源方面也有不少潜在力量，只要我们找到适当的办法去利用这些资源，做好必要的组织工作，我们是可以把我国尚未投入经济建设中去的人力资源充分利用起来的。应该看到，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力资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努力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提高经济效益的上述两个途径中，提高劳动有效性是主要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为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而增加投入经济建设的劳动量，并不是要减少劳动者的闲暇时间。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从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来看，劳动者的闲暇时间是应该逐渐增加的。但是一个劳动者等待就业的时间和他在工作岗位窝工或者磨洋工所耗费的时间，并不是他的闲暇时间。减少这种被浪费掉的时间，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只会为增加劳动者真正的闲暇时间创造条件。
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有许许多多方面的工作要做。我们一定要依靠科学，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时十分重要的，也可以说是首要的，是必须靠政策的正确。从农业方面来看，三中全会以来，1979、1980和1981这三年中，每年农业劳动生产率都增加2．7％，而从1952到1978这二十六年中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总共也只有2．7％。这就是说，三中全会后的三年，每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等于以前的二十六年！在这里，党的政策，特别是实行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个事实来看，如果说“天安门事件”性质的平反，是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在政治上的一次大突破，那么，在农村中实行大包干联产责任制，就是贯彻这个原则在经济上的一次大突破。三年中这种责任制从少数地区扩展到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受到广大农民热烈的欢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思想近年来已从农村扩展到城镇，从农业扩展到工业等其他领域。在国营及集体工商企业中实行“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全体职工都要联系生产成果的明确的责任制”，对提高经济效益的作用也很大。许多事实都证明，正确的政策对于提高经济效益何等重要！
赵紫阳同志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是全面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并且提出当前要“积极稳妥地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大家都在议论，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所做的许多必须进行的工作常常受到现行经济体制中不合理的东西的阻挠，认为不进行这种改革我们的工作的确很难前进，希望改的步骤加快。由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已经讲了四年多，也做过不少试验，积累了不少经验，看清了许多问题，加快改革的进程的确有必要也有可能。赵紫阳同志报告中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已经是必需和可能的改革，应该积极进行”。这一句话我认为很重要。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大国中全面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确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需要从理论上把问题研究清楚，需要进行周密的设计，需要拟定切合实际的步骤，不能急切从事。进行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稳妥，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对那些在目前情况下已经是必需和可能的改革，我们就没有理由不采取积极的态度，没有理由采取等着瞧的消极观望的态度，没有理由让一些本来已经可以革除的经济体制上的缺陷和弊病继续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胡耀邦同志最近指出，我们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这个总方针。
把发展我国经济的关键——提高经济效益紧紧抓住，就一定能够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高潮尽可能快地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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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可忽视社会科学
周振江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把科学同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并列，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提到全党全民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强调指出，这里所说的科学不仅指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如果不明确这一点，就会走偏方向，战略重点就会抓不好，战略目标也将难以实现。
自然科学和各种技术知识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经验总结，它直接间接来自生产实践，并为生产发展服务。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当然应该高度重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也是比较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的。但对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有些同志至今还认识不清。这是值得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出现过多次失误，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为什么会一再产生失误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指导思想上看，同我们在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比如由于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缺乏深刻的理解，不少人不认识在国营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我国多种经济成份长期并存的必要性。因此，盲目追求“一大二公”，追求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限制集体经济的发展，取缔个体经济的存在。时至今日，有些人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系列有关的方针政策还有或多或少的抵触情绪，也同这一点有关。又如由于对国民经济的一系列比例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缺乏深刻的认识，我们长期以来不重视综合平衡，不注意量力而行，在处理农轻重的关系、农业内部的关系、工业内部的关系、生产与流通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等等问题上，也一再犯“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值得注意的是，每当形势稍有好转，有些同志就又头脑发热，又要违反量力而行的原则，乱上项目，拉长基建战线。再如由于对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主要矛盾缺乏正确的认识，我们不但没有真正及时地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反而变本加厉地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可见，社会科学理论正确与否，的确牵动着党和国家的全局，关系到人民的命运。
社会主义建设要求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在建设这两个文明的过程中，必然会不断出现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要求我们去研究和解决。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势必涉及我国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领域。为了正确地分析和解决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不能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寻找现成的答案，而必须从实际出发，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进行创造性的探索。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建设本身需要社会科学有一个相应的大发展。对这一点我们也要有足够的认识。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不少工作，党领导和组织干部群众学习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但总的看来，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不能不受到阻碍和挫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科学水平是不高的。这种情况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是很不适应的。所以，围绕着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认真抓好社会科学的普及和提高，对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正是一项十分迫切的历史任务，把它提到战略重点的高度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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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重评刘邦、项羽的成败原因及其是非功过
赵文润
公元前202年，西楚霸王项羽败退至乌江，悲壮地自刎而死；汉王刘邦却在群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阳。关于刘项成败的主要原因，流行的看法是“项羽企图恢复秦以前诸侯割据的局面，那是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的”。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实际。
首先，刘邦与项羽都搞过分封，他们之间不存在什么统一与分裂的斗争。
诚然，灭秦后项羽搞过分封，他自称“西楚霸王”，分封刘邦等18人为王。但刘邦也同样搞过分封。史书记载，刘邦曾经封了143人为侯。在“楚汉战争”中，他曾封韩信、彭越、英布等为王；当了皇帝以后，虽然先后铲除了韩、彭、英等异姓侯王，但是又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为诸侯王，结果带来西汉初年地方割据势力日益扩大，终于酿成“七国之乱”。
其次，分封并不完全等于分裂，项羽搞分封不是“企图恢复秦以前诸侯割据的局面”。
众所周知，分封制盛行于西周。那时西周还是一个集权统一的奴隶制国家。以后平王东迁，王室衰微，诸侯蜂起，才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战国七雄并立，则是诸侯割据的典型。而项羽搞分封并不是要恢复到战国分裂的局面。所以韩信说项羽是“霸天下而臣诸侯”。司马迁在《项羽本纪》的论赞中，也肯定“政由羽出，号为‘霸王’”。“政由羽出”，说明项羽是掌握政权的最高统治者。项羽搞的分封，实际上是中央集权的一种形式，与战国的分裂不可同日而语。
复次，必须历史地考察分封制、郡县制的实行。分封制、郡县制的实行，有一个历史过程；人们对二者优劣的认识，也有一个历史过程。刘项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实行分封制，而在于如何利用分封王侯以诱使诸将效力。对此，项羽不如刘邦高明。
以上三点充分说明：刘邦战胜项羽不是“统一战胜分裂”；实行分封制不是项羽失败的主要原因，也不能成为评价刘项是非功过的主要依据。
刘邦胜利、项羽失败的原因究竟何在？这个问题，《史记》有翔实、清楚的记载。概括起来主要有两条：
第一，刘邦多谋善断；项羽自恃勇武，不讲策略。
有人评论说，当时刘邦已五十岁，是位思虑成熟的政治家；而项羽年仅二十六岁，是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将领，缺乏政治经验。这话是有道理的。
第二，刘邦善于用人；项羽用人唯亲。
刘邦用人不论出身高下，主张量才录用。刘邦能够对张良、肖何、韩信、陈平等人，言听计从。
项羽骄傲自大，不懂得用人。陈平说：“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韩信、陈平都离开他投奔刘邦。而他所信任的叔父项伯，实际上却是刘邦在楚营中的奸细。
要正确评价刘邦、项羽的是非功过，首先必须忠于史实，依据《史记》所提供的史料，不能囿于刘项斗争是“统一与分裂”斗争的成见。
刘邦在秦末农民战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公元前207年2月，刘邦利用项羽起义军已经摧毁秦军主力的有利时机，乘虚入关，抢先占了咸阳，对于推翻秦暴政有一定的贡献，但并不曾同秦军主力决战，因此较之项羽的武功是大为逊色的。
项羽在反秦斗争中，是指挥起义军摧毁秦军主力的胜利者。他在推翻秦王朝暴政的农民战争中，功勋卓著。
项羽在同刘邦的角逐中失败了。虽然他至死不明白失败的原因，认为“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因而受到司马迁的责备：“岂不谬哉！”然而，司马迁是充分肯定项羽的功绩的，说项羽“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项羽在战场上英勇异常，“瞋目叱之”，敌将“目不敢视，手不敢发”；而平时却“见人恭敬慈爱”，“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始终是一位既勇猛又豪爽的英雄，直到他最后深感愧见家乡父老，不肯过江东。他虽然失败了，但他的见义勇为、敢作敢当、来去磊落的品格，却使人永怀难忘。从这个意义上说，项羽又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失败者。他的悲剧就在于，因屡战屡胜而骄傲，“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最后脱离了广大人民的支持，才落得败死乌江的下场。这正是项羽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教训。
（摘自《人文杂志》198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