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梁文森 沈立人
经济体制必须改革。但是，如何认识这场改革，仍然需要从思想上弄清楚。
有人认为，我国过去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好的，只是存在着严重缺点，因此，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要修修补补、小改小革就行了。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我国原来的经济体制如何评价。赵紫阳同志在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得很清楚：“我国过去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在管理方面是权力过分集中、政企不分，在分配方面是吃大锅饭、平均主义。”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其他表现，说明过去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但是，一切弊端中突出的还是捧铁饭碗、吃大锅饭。这种旧体制严重阻挠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因此，如果仍旧墨守陈规，或者只是小改小革，是无法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的，是不可能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
对过去的经济体制，我们首先要看到，在很多方面它是照抄外国的模式的结果，至少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长期以来，在有些同志的心目中，存在着一套比较理想的模式，那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济体制。正是这套模式，三十年前基本上从外国抄来，又一直沿袭至今，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动。应当看到，在当时毫无自己经验的情况下，照抄那套模式，的确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就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少弊端也已经陆续暴露出来。陈云同志1956年的一些重要讲话，就指出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关于改革它的重要思想。可惜后来未能付诸实施。现在，二三十年过去了，情况变化了，认识深化了。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在许多方面是不成功的，更不适合我国的国情。我们必须跳出老框框，在计划方法和经营管理体制等方面，认真进行改革，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我们还要看到，过去这套经济体制在很多方面也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一五”之后，我们就着手探索改革，然而改来改去不见大效，根本原因是指导思想不端正。例如，片面追求“一大二公”，急于过渡，所有制结构越来越单一化；对企业削弱和取消了自主权，成为上级管理机关的附属物，经济活动的决策越来越集中化；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忽视价值核算，经济管理的形式越来越实物化；忽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分配上越来越平均化。长期以来，在这种“左”的思想影响下，经济体制僵化了，人们的思想也僵化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才使人们从“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豁然开朗，耳目一新，懂得了非破旧立新不可。
总之，我们应当对旧体制的弊端有个准确的判断，这样才会认识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下决心矢志改革。不妨认为，四化成败，在此一举。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越来越体会到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现行体制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
有些同志不承认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囿于旧的观念，把革命只看作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诚然，在政治上，随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和发展，我国不会再出现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剧烈斗争了，不会出现他们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革命”了。我们完全可以凭借掌握的政权，实行有领导的、自上而下与群众相结合的各种改革，其性质和形式当然都不同于过去的革命。在具体做法上，要搞好调查研究，先试点，后推广，防止一哄而起和“一刀切”。然而，这仍然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和性质的革命。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不外是解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还存在的各种不完全适应的矛盾，以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并相应地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更加完善起来。所以，从破除陈旧的、过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来说，从通过这些改革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前进来说，经济体制改革仍然可以说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极为深刻的革命。就它的历史意义和作用来说，并不亚于五十年代我们进行的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那样一场革命。
通过这场改革，我们要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很繁重的，改革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包括在坚持计划经济为主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对农业和工商业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经营责任制，做到责权利相统一；采取经济手段为主并与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结合的办法，来管理经济活动；逐步实行政企分工和政社分工，适当扩大企业、社队的自主权；按照专业化协作和生产发展的要求，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形成各种经济中心和经济区，形成合理的经济网络；改革商品流通体制，建成多渠道、少环节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在加强必要的集中统一的同时，更好地发挥各部门、各地方、各企业、各单位的主动性灵活性；等等。而这一切，归结到一点，又在于调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尤其是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如果把这场改革只看作是修修补补的事情，就不可能解决这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
有人认为，改革可以，但是某些改革，例如恢复和适当发展个体经济、允许长途贩运等等，似乎是倒退了。其实，区分前进和倒退的界限，仅仅在于“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农业改革的成效已经有口皆碑。工商业改革才刚刚开始，市场之繁荣就已是建国以来所罕见。这都表明，改革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何倒退之有？过去不少做法超越了生产力发展阶段，违背了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破坏了生产力。现在进行改革，任务之一正是纠正这类错误，以便真正发展生产力，真正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根本不是什么倒退，而是更好地前进！
经济体制改革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是解放生产力的需要，代表了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人们要求改革，如大旱之望云霓。很多改革，出于群众创造，不胫而走，就是这个缘故。车轮已经启轫，坚冰已经打破，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经济战线的这场革命一定会取得辉煌的成功！
第5版()
专栏：
论“混”
杜经志 穆福田
大锅饭吃了这么多年，味道算是“备尝之矣”。大锅饭最直接的弊端就是“致穷”；吃穷了国家，拖穷了集体，耗穷了个人。然而，这只是一方面，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
大锅饭，养懒汉。懒汉的生活哲学，如果浓缩成一个字，大概就是“混”了。多少年来，一个烧饼切八块，干与不干，干好干坏，人均一块。久而久之，先进分子的积极性尚且日剥月蚀，何况“芸芸众生”？有幅漫画一针见血。和尚甲说：
“我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和尚乙更干脆：“我不撞钟照样当和尚。”问题很明显，大锅饭给我们民族结下的是两颗苦果：一颗是经济上的“穷”，另一颗则是工作上的“混”。
我们中华民族是以勤劳进取而著称于世的。大锅饭制度滋生的混世思想，反映着旧社会纨绔子弟、流氓无赖的生活习性，严重戕害着我们民族的肌体。多少有志之士，进取心在“混”中消蚀，使命感在“混”中瓦解，聪明在“混”中磨灭，才干在“混”中窒息。长此下去，一个勤劳进取的民族，岂不要蜕变为一个平庸懒散的民族吗？大锅饭为害之烈，莫大于此矣！
“混”，理应受到谴责。但一段时间内，有人甚至把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当成社会主义优越性来颂扬。因而，由于吃大锅饭引起的“混”，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有的人甚至认为理所当然，混得心安理得。社会主义如果不讲效率，听任大家“混饭吃”，那将只有普遍的贫穷。如果听任“混”风日渐，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先进品格也将不复存在。“混”完全是对社会主义劳动态度的背逆，它是社会主义社会决不能容许的极端恶劣的现象。
一些领导忧心如焚地想法治“混”，也收到一定效果，但并未根本解决。原因就在于，大锅饭不改，“混”总有生存的土壤。农业的大变革给了我们启示。只要大锅饭一改，“混”风即无容身之地。我们预祝改革之风横扫混世浊气，使我们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成为更加勤劳、更加进取的伟大民族。
第5版()
专栏：
关于文章的长短与深浅
王以铸
对文章的长短与深浅如何看？似乎不能一概而论。一般说来，人们更爱读短而精的文章，如果能深入浅出那就更好。当然，文章达到这个境界并非容易，但它应当是个方向。
虽然人们不大耐烦看长而空的文章，但这类文章还是不断出现。其实这类文章并不难做。穿靴戴帽，旁征博引些不大相干的东西，再把人人知道的废话大量塞入就是了。
至于深的问题，那就得分析一下。某些专业文章对外行来说已经不仅是深浅的问题，而是根本不懂，所谓隔行如隔山是也。但这类文章对本行读者来说，仍然有个是否可以写得简短些、浅近些、生动些的问题。
一提艰深的文字，就容易想到德国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的那些著作。他们的作品道理讲得精深（对不对且不管它），但是写得严谨而枯燥，一派学究气。这自然同德国人的民族性格、同他们个人的气质、同他们当时的文风有关，但这终究不足为法。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脱稿后，曾拿给一位朋友去看，这位朋友简直没有办法钻进去，大为恼火，很快就给他送了回来。其实康德、黑格尔的作品也不是天书，用通俗一点的话讲出来，那些道理一般人未必就不能懂，完全可以把他们讲的东西从似乎难以接近的学术殿堂请到老百姓当中来。现在这工作已开始有人做，这是极好的现象，希望学者们继续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
有些人写文章喜欢摆出一种大论文的架势。而事实上，往往是稍一分析便破绽百出，连抄缀的功夫都不到家，更说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心得了。这类长而空的作品，往往还不如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写的二三百字的一则笔记反而能解决一些问题。鲁迅的《祝福》到了某些写家手中，拉成百万字的长篇也不成问题，然而鲁迅却是宁短勿长，这是他自己的写作准则之一，并以此劝告别人。我想，这大概正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原因罢。
我在编辑工作岗位上三十多年，同很多作者打过交道。在这中间，文字的长短问题简直成了一个永恒的问题。一般的规律是：编者要短，作者要长；编者要删，作者要加。有时编者请作者在这里删一段，他答应了，却往往在另一处加上更长的一段。简短是一种很高也很难达到的风格，有割爱的勇气的作者总不是很多。多年来，从上到下大家都在呼吁短，但文章往往是短了一阵子，慢慢又向长而空的方向发展。这种风气实在值得注意。
金、铜、铁的价格不同是因为它们的质量不同。文章、艺术作品难道没有质量上的差别吗？然而一篇呕心沥血之作不见得比随便涂抹或抄凑的东西取得更高的报酬。当然，有些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应当说是无价的。但既然我们对于精神劳动也给予一定的报酬，那就应当把质量问题认真考虑进去。现在我们付酬的这种偏重数量而不大重质量的平均主义倾向，实际上助长了粗制滥造之风，最后则是浪费人力物力，读者遭殃。
第5版()
专栏：
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理论与战略问题讨论会
最近，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在昆明举办了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理论与战略问题学术讨论会。
许多代表认为：到本世纪末，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战略目标是可行的。战略重点应以改变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质量为中心。要从现在的“轻、重、农”结构改变为“重、轻、农”。近期内要继续大力发展轻纺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但轻纺产品国际市场容量有限，从长远看，必须大力发展机电产品和矿产品。要正确处理进口和出口的关系。进口方面要根据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统筹安排项目，既不能为花掉结余外汇盲目进口，又不能不充分利用当前国际有利时机扩大进口。市场格局要多样化，要花大力气开拓新市场。
在战略步骤方面，许多代表认为，前十年由于受出口商品生产能力的限制，发展速度可以相对慢些，但进口的规模和增长速度要大于出口，保持适当逆差，利用外资，抓紧重点建设和技术改造，增强我国的生产能力；后十年，外贸发展速度随着生产的发展相应快些，出口的规模和增长速度要大于进口。
关于对外贸易经济效益问题，代表们认为，要兼顾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两者发生矛盾时，要以宏观经济效益为主，并照顾微观经济效益。在评价外贸经济效益时，应对当前的外贸亏损作具体分析，区分内因和外因，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当前外贸亏损主要是由于政策性亏损造成的，当然外贸部门也要不断改善经营管理。
许多代表认为，利用外资加速我国经济发展对我是有利的。当前在利用外资上存在的种种困难，许多是管理体制引起的，应当在改革中抓紧解决。近几年来，外贸体制改革试点总的是有成绩的，但仍存在不少矛盾，主要有三：一是统一计划、统一政策、联合对外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之间的矛盾；二是外贸体制如何既能适应国内计划经济制度要求，又能适应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多变的矛盾；三是外贸创汇与创利的矛盾，有时往往出现创汇越多、创利越少甚至亏本的现象。这三个矛盾解决得好，将大大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泓赓）
第5版()
专栏：学点民国史
救国会和“七君子”事件
救国会是1936年在上海成立的一个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全称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1935年日本又向华北发动新的进攻，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进而吞并全中国。国民党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内加紧“剿共”和镇压人民；对日本的侵略则妥协投降，坚决不抵抗。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是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团结一致，抗日救国。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又重申团结抗日的主张。在共产党有力的号召下，12月，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运动。与此同时，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钱俊瑞、金仲华等280余人，也于12月12日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发起救国运动。随即上海成立了妇女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等救亡团体，并在1936年1月28日正式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当时寓居在上海的宋庆龄，对救国运动积极支持。
上海救国运动的开展，在各地引起了连锁反应。北平、南京、武汉、天津、广西、山东等地的文化界和妇女界，相继成立了救国会组织。1936年上半年，日本在华北大量增兵，华北五省几乎名存实亡，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于是，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的号召和领导下，5月31日和6月1日，全国20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及十九路军的代表共70余人，在上海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选出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孙晓村、曹孟君等14人为常务委员。
救国会的宣言和政治纲领等文件指出：日本大陆政策的主要目的在灭亡中国。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唯一要道，在立刻停止一切内战内争，全国团结一致，全力抗敌。国民党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作孤注的一掷。”文件规定：救国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谋取民族解放。它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救国会表示愿意作为各党派团结合作的中介人，并以自己全部力量保证共同纲领的忠实执行。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在华南、华北、西北和南京、济南、武汉等地相继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旅居欧美及东南亚各国的华侨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
国民党不抗日，更不许人民抗日。救国会以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相号召，要求建立一个由各党各派组成的统一的抗敌政权，改变国民党错误的对内对外政策，深为国民党所嫉恨。1936年11月12日深夜，国民党当局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的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人，随后移解苏州，羁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史良单独押在司前街女看守所），开始对他们的“爱国罪”进行侦查讯问。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救国会领袖被捕，震动国内外。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提出抗议，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宋庆龄、何香凝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摧残爱国运动，违法逮捕沈钧儒等七人。北平文化教育界李达、许德珩、许寿裳等百余人，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迅即开释。中国共产党的延安《红色中华》报和巴黎《救国时报》发表评论，反对南京政府“爱国有罪的暴政”，对沈等表示声援。“七君子”事件在海外也引起了很大反响。旅居欧美各国华侨以及国际知名人士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等，都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恢复沈钧儒等人的自由。
国民党镇压救国运动的法西斯暴行，也引起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的不满。12月初，张学良只身前往洛阳会见正在部署“剿共”内战的蒋介石，向蒋提出改变国内外政策，也特地央求他释放沈钧儒等七人，被蒋介石拒绝。12月12日，张杨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日通电全国，其中指出：“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有罪，令人发指。”并在八项主张中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爱国领袖。由此可见“七君子”事件与西安事变的联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出现了和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逐步形成中。救国会所努力争取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局面开始出现，人们均以为沈钧儒等人必可无罪释放。但是，国民党政府仍然继续把一切爱国运动视为“危害民国”，对沈钧儒等七人进行迫害。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罗织“十大罪状”，对沈等提起公诉，并扩大此案，通缉陶行知等人。随后于6月11日和25日在苏州两次开庭对沈等进行审讯。
沈钧儒等七人在狱中，为了坚持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6月7日，他们发表《答辩状》，逐条驳斥《起诉书》中的诬陷，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要求依法判决无罪，“以雪冤狱，而申正义”。他们在苏州法庭上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据理驳斥司法当局的诬控，审判长被驳得理屈词穷，十分狼狈。审判以审判者的失败、被审判者的胜利而告终。
从4月江苏高等法院对沈等提起公诉，到6月苏州审判期间，沈案成为全国爱国人士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宣言、函电和评论，举行群众集会，开展了更加广泛的营救运动。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还发起救国入狱运动，提出如爱国有罪，愿与沈等同受处罚，如爱国无罪，愿与沈等同享自由，并由宋庆龄率领亲赴苏州，要求江苏高等法院羁押。由于沈钧儒等坚持斗争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声援，同时“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政治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于7月31日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七君子”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对敌退让、对民压迫的反动本质，使人们擦亮了眼睛，懂得了一个真理：只有共产党才真正高举抗日的旗帜，才能救中国。抗战爆发后，救国会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左翼政派。1949年12月18日，救国会鉴于全国解放，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在北京宣告结束。
（周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