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关于实行劳动预备制度的探讨
庄启东 孙克亮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了改革“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制度，提出了劳动预备制度的设想。我们认为，他们的这个设想可供研究讨论。
以“统包统配，能进不能出”为主要特征的“铁饭碗”劳动制度，日益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如不及早加以改革，必将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近几年来，我们在劳动制度的改革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但只是一个开端，远远没有全面解决问题。现在，经济和社会形势对于彻底改革劳动制度的要求更加迫切，实行改革的条件也逐渐形成，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具体探讨，不仅有必要，也已经有可能了。
在我国现阶段，对于劳动制度的基本要求是：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充分开发和合理使用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按照这个要求，改革现行劳动就业制度，应当遵循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培训与劳动相结合的原则，二是用人单位根据需要使用劳动力与劳动者在国家指导下的自由择业相结合的原则。从上述原则出发，可以考虑在我国建立一种新型的劳动预备制度。
什么是劳动预备制度呢？我们的看法：凡已进入劳动年龄并具备劳动能力的公民（在校学习者除外）在走上就业岗位前，一律由专门的社会机构统一组织起来，一面接受职业技术培训、政治思想教育和其他必要的训练，一面参加造福于社会的公益性劳动，如造林绿化、兴修水利、修建道路、清扫环境等等，同时也结合职业技术培训，进行某些专业性劳动。这些处于就业准备阶段的人员，可以称之为预备工。对于预备工，可考虑由国家视情况适当给以生活津贴。预备工可以根据个人的志趣，结合国家的需要，选择对自己最适合的专业培训项目，培训满一定期限（比如一两年），由国营或集体单位经全面考核后择优录用；技术工种的招工，应在受过该专业培训的预备工中经专业考核后择优录用。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从事个体经营者最好也经过预备工阶段，原则上应经考核合格方可营业。除社会上新成长的劳动力外，其他暂时游离于社会生产过程之外的劳动力，也应编入预备工行列。比如，由于经济结构变动等原因需要转换职业的人员，或企业中超出生产需要的多余人员，都应先退入预备工行列，接受必要的转业训练后，再走上新的就业岗位。这部分人在预备工期间同样应参加各种公益劳动，津贴则可考虑按照本人原基本工资发给。
为了实行劳动预备制度，必须首先建立起管理预备工的组织体系，这个体系的职能主要是：根据生产建设事业的需要，组织、训练和吞吐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出于各种原因与生产资料暂时脱离，正处在为就业或转业做准备的过程中。这样一个劳动预备系统将对我国的经济生活产生强有力的调节作用。就目前情况看，它可以在现有劳动服务公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在实行劳动预备制度的同时，企业用工也应当逐步转向以合同工为主。可以考虑，今后企业除适当保留一批骨干力量作为固定工外，大部分工作岗位使用合同工，合同工也应从预备工中考核择优录用，进厂后即为企业正式职工，与固定工享受同样待遇。合同到期后，如一方不愿续订，合同工便转入预备工行列。在某些企业中，还可以考虑全部采用合同工。合同工制度与预备工制度互相配合，便可以把企业的用工制度搞活，使整个劳动制度同生产发展的需要完全适应。
推行劳动预备制度，还要求对现行教育制度作相应的改革。一方面，应考虑将某些普通中学改为培训预备工的场所。另一方面，直接向就业岗位输送人材的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等，应进一步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适当增加一些劳动内容，特别是公益性劳动。学生结业后可考虑不再实行统包统配，而是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由学生在一定范围内自由选择职业，用人单位则根据需要考核录用，未被录用者或因挑剔工作拒绝受录者，则列入预备工。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预备制度还可以逐渐推广到农村。今后农业劳动力向其他部门大规模转移时，也可考虑先经过预备工阶段。当然，具体形式和做法应和城市不同。
实行劳动预备制度，就是要把所有尚未就业或暂时脱离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变为一支统一的、有组织的力量，并通过培训来开发和加强这支力量，通过劳动来锻炼和使用这支力量。这种培训与劳动相结合的制度，也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就大批合格人材的重要手段。关于这一点，列宁早就指出：“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列宁全集》第2卷第413页）
实行劳动预备制度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将意味着“铁饭碗”制度的彻底瓦解。但应当说明，打破“铁饭碗”，并不是要让一部分人失去饭碗，而是要使每一个劳动者，首先是青年，通过培训与劳动相结合的道路，走上最能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工作岗位，并在这个岗位上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使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得到最合理最充分的利用。只有这样，才能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达到迅速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目的。打破眼前的“铁饭碗”，是为未来争得灿烂的“金饭碗”，这就是劳动制度改革的辩证法。
实行劳动预备制度，能够带来哪些好处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培训与劳动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提高劳动者的政治觉悟和专业技术水平，加强他们的职业道德和纪律观念，使他们成为质量较高的熟练劳动力。
第二，为企业改进劳动组织、整肃劳动纪律、改善经营管理创造有利条件；同时还能加强在业人员对社会的责任感，促使他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不断提高劳动效率和经济效果。
第三，建立劳动预备系统，使我们掌握了一个调节劳动力流向、流量的阀门，这对于加强劳动力管理的计划性和就业的计划指导具有重大意义。另外，实行劳动预备制度可以激发待业和转业人员的创业精神，使他们放弃对“铁饭碗”的依赖，转而凭借自己学到的专业技能，努力开辟新的就业途径。而且，这个制度还可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就业与待业之间的差距。凡此种种，都将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劳动就业问题。
第四，实行劳动预备制度，有利于充分利用我国的劳动资源，通过各种形式的公益劳动，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扩大劳动积累。同时也有利于改善社会风气，大长热爱劳动、好学上进之风，使好逸恶劳、不学无术之辈受到敦促；对于纠正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目前，可以考虑先在一些有条件的城市进行建立劳动预备制度的试点工作，通过试点，总结经验，据以制定全面推开的计划和实施细则。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应就预备工制度和合同工制度颁布法规，以便在全国范围推行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实现劳动预备制度，不是朝夕之功。我们认为，可以力争早日实现这项改革。搞好这项“人”的基本建设，其效益可以相当于几十项上百项“物”的基本建设，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5版()
专栏：
劳动和富裕
文玉
近两年，不论农村或城镇，都出现了一批年收入大大超过平均水平的富裕户。这是令人高兴的好事。它说明我们的政策深得人心，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上了正路。广大人民从这里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奔头。然而，有些同志对于这种情况缺乏正确的认识，总觉得有背于社会主义方向。
在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指引下，一些人依靠自己的劳动首先富裕起来，这是完全正当的。应当看到，他们的富并非轻易得来，而是付出了艰苦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结果，是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据报道，咸阳市那个离职卖烤羊肉串的余林舟，收入很多，但他每天劳动都在十六个小时以上。早上六点去买肉，回来切块、穿串，需要七八个小时，下午四五点钟出摊，经常要卖到半夜。这样繁重的劳动，比他当采购员要辛苦得多。嫩江农民刘富一家，去年总收入超过万元，他种菜从正月忙到腊月，净拣粪就十六万多斤，这要花费多少力气，跑多少路。类似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一些人为什么只看到他们的收入超过别人，却不去考虑他们付出的比别人多得多的劳动呢？
前一个时期，“富”这个字眼，总是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等等不大光彩的字眼联系在一起的，弄得人们谈富色变，不敢劳动致富。其实，在社会主义社会，富裕和劳动是密不可分的。在旧社会，劳动人民想富富不了，因为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剥削阶级无偿占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个劳动者都有致富的机会。谁付出的劳动多，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大，谁就理应比别人收入多一些，生活好一些，这是符合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的。
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要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正是为了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更好地劳动，更好地工作。看到别人劳动致富了，就要想一想，别人是怎样劳动的，自己又是怎样劳动的；就应当下决心，长志气，努力劳动，努力学习，依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
第5版()
专栏：
加强商品储运工作
关觉
社会主义商业基本职能就是通过收购、销售、运输和储存，积极组织商品流通，扩大商品销售，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服务。在现代社会中，生产越发展，社会财富越增加，人民生活越丰富，商品的运输和储存就显得越重要。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商业逐步推行着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和少环节的流通体制，这为商品储运工作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商品流通量扩大了，流转速度加快了，从而使得仓库日平均储存量逐步下降，而吞吐量却在增大；在多家经营商品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加快商品运输，已成为购销部门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已出现“以运定销”的现象。
为了加快商品流通，搞好商品储运工作，有必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商品运输渠道要多。
以铁路运输为主，同时发挥航路和公路的作用。为此，需要与铁路交通部门建立一套联系制度，及时互通信息，密切协作，争取为商业多安排运力。在当前铁路、航路运力紧张，公路运力有余的情况下，可以将短距离的铁路运输任务改为公路运输。这不仅减轻铁路运输的压力，而且加快商品的运输，减少银行利息，还可以节约运杂费用。因此，批发方、购货方要共同协商，对于市场不急于投放的商品，在节约运杂费用的前提下，可按常规运输办法运输。对于急于投放市场的商品，经过综合测算宏观经济效益后，要考虑什么运输工具快，就采取什么工具。
商品运输方式要灵活多样。
让商品走直线，走近路，减少中间环节，如从产地直达销地，从批发直达零售单位。要大力开展四就直拨，即就工厂、就车站、就码头、就车船过载直接调拨商品。
仓储工作要为快运做好准备。要快进快出，增加备调库，为连续不断装车做好备货。
要简化运输手续。商业储运中心从接到调拨单开始到商品全部发运出去为止，一切服务项目全包下来。同时，提倡与购销部门签订经济合同，如运杂费定额包干合同，压缩商品待运期合同。
实行多点发运商品。上海商业储运公司建立四个商品发运点，即铁路运输发运点、航路运输发运点、零担商品发运点、郊县商品发运点，并在发运点扩大备调商品库。天津商业储运公司将天津附近50公里以内的小站都做为商品发运点。
建立四通八达的储运中心网，减少商品流转环节。
没有四通八达的商业储运中心网络，多渠道少环节便成为一句空话。从全国来说，必须形成两条主要商业储运中心网络，一条是省与省之间的网络，即为全国商品流通服务的商业储运中心网络，另一条为省内流通服务的网络。只有这样，才能使商品一环扣一环地接力运输，把商品迅速地运往全国各地。
商业储运中心网络的任务很繁重。它要根据购销部门的调拨计划，将远距离运来的商品，经过装卸和短距离运输后，进行入库储存或送到有关部门；对当地工厂生产的商品，属于国家计划的，要从产地直接运到销地，属于市场调剂的，自由成交后，由它实行直达直线运输。要改变那种商品从产地到销地需要经过一级站调省二级站，省二级站转地市二级站，地市二级站转三级站的办法，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加快商品运输。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交通还不够发达，有的地区商品可以实行直达直线运输，有的地区商品需要在交通枢纽地区实行中转分运。今后随着商品运输量的增加，中转分运的商品将会越来越多。因此，要统筹安排，全面规划，在交通枢纽地区和主要物资集散地，建立四通八达的商业储运中心点，为加快商品运输创造条件。
第5版()
专栏：
《孙冶方文集》
为了更好地宣传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的许多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和有学术价值的观点，学习他无私无畏、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和理论密切结合实际的良好学风，人民出版社已决定请有关方面协助，系统整理孙冶方同志的论著，尽快编辑出版《孙冶方文集》。
孙冶方同志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几十年，生平有大量论著。可是，从1964年的“四清”运动开始，他就被陈伯达判定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的一些正确观点不断受到批判，他的文章也属查禁销毁之列。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他的文稿有一部分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1982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孙冶方同志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主持编写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完稿后也将收进《孙冶方文集》。 （任 金）
第5版()
专栏：简讯
简讯
△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办的《历史档案》杂志，于今年第一期刊登了5件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档案，同时将其中的《刑部为知照曹頫获罪抄没缘由业经转行事致内务府移会》原件（全文）、满文原件（首尾部分）影印公布。（海陵）
△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全国《资本论》学术讨论会2月24日在厦门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将分组讨论《资本论》和社会主义再生产、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资本论》方法论、创作史等问题。
第5版()
专栏：学点民国史
福建人民政府
1933年11月，以第十九路军领导人为核心的国民党反蒋派，联合第三党等方面的反蒋人士，在福建为了反蒋抗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也称福建人民政府。这就是当时著名的福建事变。
第十九路军原为北伐战争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后扩编成第十一军（陈铭枢先后任师长、军长）。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该部连续参加蒋介石对其他新军阀的混战，于1930年8月中原大战时编成第十九路军，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是年冬被蒋调往江西“围剿”红军。“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广大官兵爱国热情与日俱增，开始不满蒋介石对内“剿共”、对外妥协的反动政策。11月，由于国民党内对立的宁粤双方妥协的结果，陈铭枢被任命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十九路军亦调戍京沪。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英勇顽强，屡创日寇，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后来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的南京政府与日寇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淞沪抗战终于以屈辱结束。蒋光鼐、蔡廷锴等不但受到蒋介石所谓违背军令的申斥，而且十九路军也被驱往福建参加“剿共”内战。这样就使他们对蒋介石更为不满，并对其反动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准备进攻热河，蔡廷锴向蒋介石请缨抗日，遭到拒绝。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民主权利和立即武装民众等三条件下，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蒋光鼐、蔡廷锴等受到很大触动。当热河告急时，他们派出两个纵队（共四个团）北上，与粤、桂共组援热联军，由蔡任总指挥。5月，北上先头部队抵湖南耒阳，蒋介石已对日妥协，准备签订《塘沽协定》，遂令北上部队回师“剿共”。蒋、蔡等十分愤慨，当即通电反对。此时，因不满蒋介石而于年初离职出国考察的陈铭枢也由欧洲回国，积极奔走于港、粤、闽间联络反蒋。是年7、8月间，十九路军在蒋介石一再逼令下进占连城，遇红军第三军团主力东进阻击，区寿年等三师在连、朋（口）等地损失惨重。蔡等一再向蒋介石求援落空，感到“积极反共固然失败，消极反共也难于立足”，乃毅然选择了联络红军抗日反蒋的道路。
十九路军确定联共反蒋后，即派员去苏区与红军联络，表示响应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军委1月17日宣言，受到红军领导人的欢迎。10月，陈铭枢在港与李济深、陈友仁和第三党领袖黄琪翔等酝酿反蒋渐臻成熟，并计划在福州发动事变。26日，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与苏区红军代表潘汉年在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恢复商品贸易往来，福建方面立即释放政治犯，赞同革命组织的活动，等等。11月上中旬，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陈友仁、徐谦等先后由港到闽，18日在福州鼓山召开紧急会议，对发动事变的时间、方式及新政府的纲领政策等问题作出最后决定。
11月20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福建事变爆发。大会总主席黄琪翔宣读《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号召“全国的革命大众立刻起来打倒蒋中正御用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生产人民的彻底民主政权”。大会通过了12项决议案及建立人民革命政府的提议。当晚，大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首都设福州，推定了政府委员人选。次日，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名通电退出国民党。随后，由陈发起联合第三党和神州国光社成员组建“生产人民党”，以陈任总书记。22日，福建人民政府宣布正式成立，由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11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任主席。决定设军事、经济、文化三委员会及财政、外交二部，由李济深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陈铭枢兼文化委员会主席，冯玉祥（余心清代）任经济委员会主席，陈友仁兼外交部长，蒋光鼐兼财政部长，徐谦兼最高法院院长；更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以上红下蓝两横条中嵌黄色五星为国旗；并发表《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及《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政纲》——最低纲领18条等文献。
福建人民政府的政纲，在政治上主张“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利”；在经济上提出“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农村实行“计口授田”；对外主张“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及“实现关税自主”等等，11月24日，成立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下辖以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谭启秀为军长的五个军。12月初，决定将福建省改划成闽海、兴泉、龙汀、延建四省和福州、厦门两特别市。
福建事变在全国及海外华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福州、漳州、泉州等地各界民众集会，通电拥护并寄予殷切期望。但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在反日反蒋方面却没有进而采取积极的具体行动，对其纲领也仅停留在一般口号和文字宣传上。他们没有给群众以任何实际利益，反而处处限制群众的革命行动。此外，还公开放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取消孙中山遗像，结果自陷孤立，在蒋介石的进攻面前显得软弱无力。
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立即开动宣传机器，以所谓“叛党叛国”、“联共”等罪名大肆攻击。同时，加紧调集海陆空军作进攻的准备，接连出动飞机轰炸漳州、泉州、福州。日、英、美等国海军舰艇也以护侨为名纷纷开抵厦门、马江、福州与蒋配合，进行恫吓。蒋介石除派张继等往粤桂进行分化拉拢外，还在闽方人民革命军内部收买刘和鼎、卢兴邦等倒戈，充任蒋军进攻的先锋。年底，对闽军事行动开始，由蒋鼎文、张治中、卫立煌分率二、四、五路军，由赣东和浙边入闽，向延平、古田等地进攻；由陈季良调动海军指向厦门、福州；蒋介石坐镇建瓯指挥。1934年1月上旬，延平、水口、厦门相继失守。12日古田陷落，16日福州为蒋军进占。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军向闽南退却，力图坚持斗争，但在众寡悬殊之下，21日泉州、漳州也为蒋军占领，沈光汉等将领通电降蒋。福建人民政府从成立到失败，历时仅两月。
福建人民政府虽然失败了，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外患严重的时候，毅然与对外不抵抗、对内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者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决裂，试图创建抗日反蒋的新政权，这就孤立和打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停止内战团结抗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熊尚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