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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德县委主要负责人追查反映情况的读者
激起群众强烈愤慨要求认真查处
本报讯 中共广东省英德县委主要负责人，非法追查向党报反映情况的读者，激起广大群众的强烈愤慨，要求上级认真查处。最近，中共广东韶关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出工作组，对这一事件调查处理。
1982年5月中旬，《南方日报》发表关于英德县抗洪救灾的报道说，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从5月12日开始，就分头下到重灾区社队，调查灾情，安排群众生活。5月下旬，署名“详平等同志”的读者写信给《南方日报》编辑部，指出这篇报道失实：5月11日晚上，英德县委负责人接到水情预报，12日上午英德县城洪水水位将超过警戒线。县委负责人无视水情预报，仍决定12日上午继续召开三级干部会。会议进行中，洪水涌进会场。大会主持人不仅没有立即停止会议，让干部回抗洪第一线，反而要“整顿会风”。县委主要领导干部当时没有到第一线去指挥抗洪斗争。读者信中反映的情况，经《南方日报》记者调查属实。
当英德县委主要负责人知道有人向报社写信反映了实情后，大发雷霆，说写信人是“恶意中伤”，是“对县委搞小动作”，无论如何要查出写信人是谁。于是，在他的直接指使下，由县委常委、县政法委员会主任负责，从县公安局抽调两名股长来追查写信人。为了查对被怀疑对象的笔迹，他们在县委组织部和韶关地委组织部先后查阅900多名干部和一位县级领导干部的档案。后来，他们又把上述来信当作“反革命信件”，由县委常委、县政法委员会主任专程将“信件”连同被怀疑对象的笔迹，拿到广东省公安厅某处作技术鉴定。当县委主要负责人得知《南方日报》编辑部的一份内部刊物，在6月10日摘登了另一封批评英德县委在抗洪斗争中麻痹失职的信件后，又向《南方日报》追查这封信是不是英德县人写的，笔迹和前一封是否相同，并要求将这封信转给县委。
英德县委主要负责人还在县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散发一份材料，指责“县城有那么个别人在那里吹阴风，造邪气，捏造事实，造谣中伤县委和县政府。”继续对反映情况的读者进行追查。
今年1月4日，《南方日报》公开揭露了英德县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后，几天内就收到读者来信数百封，严厉批评英德县委主要负责人压制民主、违反法制的错误行为。中共广东省委和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支持报纸对英德县委主要负责人的非法活动进行揭露和批评，并督促英德县委主要负责人认真听取群众意见，作出深刻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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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搞好农副业生产 减轻人民负担
王震杨尚昆等参观全军农副业生产和小菜展览
本报讯 通讯员钟喧、记者翟启运、欧庆林报道：宽敞明亮的大厅，琳琅满目的展品。各种腌制小菜，酸甜苦辣，色味俱佳；各样鱼肉蛋奶制品，包装简便，丰富多彩。别具一格的全军农副业生产和小菜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预展。王震、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张爱萍、张廷发、秦基伟、洪学智、王平、胡子昂、董其武、焦若愚等中央、军委、全国政协和北京市的负责人参观了预展。他们看到部队农副业生产结出的丰硕成果，心里特别高兴。2，500多种腌制小菜，特别引起这些领导同志的兴趣。
展览大厅里的各种图表，提供了令人鼓舞的数字：据22年不完全统计，全军农场和部队业余生产粮食246亿斤，大豆18亿斤，油料6．3亿斤，肉食19亿斤，蔬菜327亿斤，水产品2．6亿斤。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副业生产总收益就多达2．67亿元。这些物质财富的创造，再次体现了我军是一支既会打仗，又会生产的坚强部队。
个头很大，又甜又脆的黄香蕉、红元帅苹果，摆在成都部队的展览橱窗里。讲解员告诉王震、杨尚昆同志，西藏是从来不种苹果的。过去驻藏部队每年要从山东调运200万斤苹果，现在西藏军区每年自产苹果150多万斤，基本自给了。三四两重的一个蒜头，三四十斤重的一棵白菜，一二斤重的一个土豆，还有萝卜、大豆，都是产自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驻藏部队现在一年四季可以吃到新鲜的蔬菜，这不仅改善了部队生活，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昆明部队自采可食的新鲜野菜，沈阳部队制作的各种酱、豆制品，空军部队腌制的各种小菜，海军部队自产的海产品，国防科工委部队在戈壁滩上生产的副食品，都令人惊叹不已。站在空军展品橱窗前，张廷发对胡子昂说：“我们空军腌制的十五种小菜得到北京‘六必居’老师傅的称赞，有三种他们还做不出来。”北京市长焦若愚看到北京部队养殖的对虾，拉着北京部队政委傅崇碧的手说：“咱们订个合同，你们生产对虾，供应北京市场。”傅崇碧当场答应了这一要求，他说：“为首都人民服务，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努力去办。”参观结束，步出大厅的时候，曾为我军农副业生产立下汗马功劳的王震同志说：“我军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搞好农副业生产，保证战士有充足的营养，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是个方向，必须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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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法律信箱
公民的通信自由受法律保护编辑同志：
我常听说，有的同志的信被人拆开了，有的同志因为写信反映情况受到领导追查，请谈一谈这些做法是否违法。 裘 明裘明同志：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种国家性质决定了国家必须从各个方面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民主权利，保障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就是一个重要方面。为此，宪法和刑法对保护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作了明确规定，主要内容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二、需要检查的信件，严格限定在“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除此以外的一切信件，都是不允许检查的。违反规定检查他人信件，是违法行为。
三、需要检查信件，只能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除此以外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行使这种权利；即使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不能违背法定程序，私自、随意检查信件，否则也是违法的。
四、对于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予惩罚。我国刑法规定：“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邮电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上述规定，是对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利的法律保证，人人都必须严格遵守。
现在，有的单位或个人置法律于不顾，随意开拆、隐匿和毁坏他人信件。有的利用职权，对反映情况的来信进行非法追查。有的写信反映情况的同志因此遭到打击迫害。在法律明文规定保障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情况下，还不断出现这种破坏公民通信自由的事情，难道不应该严肃处理吗？可是，有些领导同志对这样的事情却很不重视，处理这类问题时很不得力。这说明他们本身的法制观念也很淡薄。
破坏公民通信自由，是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的违法行为。凡是遇到这类事情发生时，大家就要揭露，坚决进行斗争。公安、邮电部门的同志更应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伯 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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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特使到京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特使、国务部长兼最高青年体育委员会秘书长艾哈迈德·穆罕默德·鲁格曼今天晚上乘飞机抵达北京，对我国进行访问。外交部副部长温业湛、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驻华大使瓦迪迪等到机场迎接。当晚，外交部长吴学谦前往宾馆拜会了鲁格曼特使，对他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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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慕华一行离京赴日本访问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陈慕华应日本政府和日中经济协会的邀请，今天上午乘飞机去日本进行友好访问。同行的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司马义·艾买提等。
国务委员谷牧和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郑拓彬等前往机场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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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运连私拆邮件贪污汇款被判刑
本报讯 最近，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判处私拆邮件、贪污汇款的犯罪分子张运连三年有期徒刑。
张运连原是连云支局的投递学员。他利用工作之便，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冒领汇款，窃取照片、挂历。据查，在他负责投递的四个月中，就发生积延和差错321次。
连 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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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廖承志会见日本客人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今天下午会见以日本工会总评议会议长槙枝元文为团长的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代表团。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全国总工会顾问陈宇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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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卢辛德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中坦友好条约签订十八周年
据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卢辛德和夫人今天下午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坦友好条约签订十八周年。外交部长吴学谦，政府其他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和对外友协的负责人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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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日报纸要目
《经济日报》△社论：改革要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增加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杰文章：把发展商品经济的绿灯开得大大的
《经济参考》△权威人士论坛：改革就是要把人搞勤奋
《解放军报》△张震副总长在第12次全军院校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提出：把培训干部工作真正提到战略地位
《四川日报》△什邡县200多户过去因吃“大锅饭”闹分家的社员，为了适应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最近纷纷实现了合家欢
《湖北日报》△年轻女大学毕业生、应城县工办副主任范金文，主动申请到小厂任职
《天津日报》△天津市电焊条厂以消化国内外先进技术的方法，增长本领，去年两个型号产品夺得国家产品质量金质奖
《体育报》△体育改革又一措施，全运会将在全国轮流举行
《文汇报》△通讯：介绍为发展我国水声学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年科学家向大威的事迹 △评论员文章：人到中年，多做贡献
《中国少年报》△共青团中央号召全国少年儿童：开展“红领巾为‘六五’作贡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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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党忠心耿耿 对同志爱护体贴
——回忆熊瑾玎同志
许涤新 杨放之 徐迈进 于刚
熊瑾玎同志在“四人帮”横行、人妖颠倒的日子里，于1973年1月24日饱含忧愤，与世长辞，已经十年多了。1966年，周恩来同志在一份证明材料中写道：“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这是党对熊瑾玎同志作出的公正评价和崇高奖誉。1973年1月，熊瑾玎同志病危，周恩来同志亲临医院探视，望着昏迷不醒的瑾玎同志，关切而沉重地问朱端绶同志：“熊老留下什么话吗？”端绶同志把抄有两行字的纸条递到周总理面前：“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数十年革命情谊充分表现在质朴的诗句中。
我们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其艰苦复杂的条件下，在瑾玎同志任总经理的《新华日报》工作过的人。今年1月11日恰逢《新华日报》创刊四十五周年。回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熊瑾玎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艰苦奋斗；对工作兢兢业业，惨淡经营；对革命同志爱护体贴，关怀备至，亲如手足。这一切至今仍给我们以激励和教益。
瑾玎同志是湖南省长沙人，生于1886年。早在1918年他就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在长沙组织的“新民学会”，担任过毛泽东同志创办的“自修大学”和“湘江学校”的教务主任和董事。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这个危难紧急的时刻，瑾玎同志以大无畏的气概，不顾个人安危，蔑视敌人的屠刀，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入党后，先后在湖北省委和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1928年，他在上海担任党中央的会计，负责建立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机关和中央同各地党组织通信联络的地址。为此目的，他以商人的身份找到一所房子，楼上三大间，供政治局开会办公用，在这里挂了“福兴”商号的招牌。楼下是一个私人医院。瑾玎同志就成了“福兴”商号的“老板”。当时的地下工作环境，需要有家眷作掩护，经组织批准，瑾玎同志和朱端绶同志结婚。“老板”和“老板娘”的亲昵称号是中央领导同志从这个时候叫起来的。这个供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商号”，从1928年4月一直到1931年7月，保持了三年多的时间，经常来往的中央领导同志有二三十人。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关向应、罗登贤、邓小平等同志都曾到过这里。夏衍和其他一些同志也到过这里。由于瑾玎、端绶两同志谨慎细心，严密周到，这个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存在的党中央秘密机关，始终没有被敌人发觉。
为了建立更多的秘密联络地点，瑾玎同志还主持开办了三个酒店、一个钱庄。此外，还同毛泽民同志经营了一个印刷厂，同钱之光同志经营了一个织绸厂，同曹子建同志经营了一个小洋货店，还加入了一个大型布店为股东。这些地方有时也作为中央临时开会、接头和接收文件的地方。
1933年4月8日，瑾玎同志去法租界给贺龙同志的家属送生活费，不幸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和残酷折磨下，瑾玎同志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在监狱里，英勇机智地组织难友为改善生活条件进行顽强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黑暗的牢房里，他写下了不少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诗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党中央向国民党严正交涉和斗争，瑾玎同志和许多“政治犯”一起被释放出狱。
1937年，蒋介石被迫接受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并被迫同意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我党机关报的要求。1938年1月，《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蒋介石口头上答应《新华日报》出版，实际上多方阻挠破坏。在这样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党组织任命瑾玎同志为《新华日报》的总经理。
当时在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统治下，公开出版党报，困难是很多的。瑾玎同志不顾国民党顽固派处处刁难，设置障碍，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费尽心血，经过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使党报顺利地展开了工作。1938年下半年，日寇逼近武汉，国民党反动派准备放弃武汉，西逃重庆。在这样严重形势下，党决定派瑾玎同志带领一部分工作人员，先期赶到重庆，进行筹备工作，准备在武汉失守后，《新华日报》在重庆继续出版。但国民党反动当局不给交通工具。瑾玎同志租了两只大木船，带领着几十个同志沿江西上，帮助船工摇橹拉纤，渡过三峡天险，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困苦，到达重庆。他们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保证了在武汉失守的第二天，《新华日报》紧接着在重庆继续出版，没有间断一天。
那时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军政机关、企业学校、社会团体都向这里集中，房子非常紧张。瑾玎同志经历无数艰辛，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三次为《新华日报》更换馆址。最初报社设在重庆市内西三街。1939年日寇飞机大轰炸后，报社搬到磁器口，但房子太少，不够用。最后才在重庆郊区化龙桥租到一块地皮，修建了编辑部、印刷厂、食堂和宿舍等简陋平房。从此，《新华日报》有了自己的工作阵地。此外，它还在重庆市内民生路建立了营业部，在七星岗建立了采访部和发行科，在南岸、沙坪坝、北碚等地建立了发行站。还在虎头岩和庞家岩设置了职工宿舍和托儿所。今天的年轻同志也许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新华日报社要分散在这么许多地方。这正是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中身居虎穴，四处荆棘，步履艰难的反映，也说明瑾玎同志为了安排党报的办公用房和生活设施，要耗费多少心血，又要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多少艰苦的斗争啊！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办报，除了房子、机器设备等外，最大的困难是纸张问题。当时大片国土沦陷，国民党政府偏处西南一隅，经济凋敝，重庆纸张供应十分紧张。国民党顽固派采用一切卑鄙手段，多方阻挠，甚至威胁纸商不许卖纸给我们，企图断绝纸张来源，扼杀《新华日报》。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瑾玎同志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首先，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合法的斗争，要求国民党当局公平合理地分配纸张给我们。我们在重庆报业联合会上，理直气壮地揭露他们歧视、封锁的阴谋，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分配一定数量的纸张给我们。此外，从市场上收购一些。但《新华日报》每天用纸四五十令，加上印刷《群众》周刊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籍，用纸量很大。这些纸张来源是远远不够的，主要还是依靠自力更生。
1940年3月，瑾玎同志派苏芸同志以商人的身份到产纸地梁山购纸和筹办纸厂。在那里找到一个同情我党的纸商，同他达成协议，主要由《新华日报》投资、出人管理，由他出面，在梁山办起一个“川东纸厂”。以后瑾玎同志又派人到重庆北面产竹子的岳池县，办了一个小型纸厂。这些纸厂不仅长期保证《新华日报》的纸张供应，还尽力帮助解决“读书”、“生活”、“新知”等进步书店的用纸，有时对于当时有进步倾向的《新蜀报》也给予纸张的支援。
那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经费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皖南事变以后，经费更加困难。瑾玎同志在解决这一问题时，表现了出色的经济领导工作的才能和坚定的革命毅力。他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友好人士的支持，开辟财源，节约开支，度过了十分艰难的岁月。
瑾玎同志非常关心报社同志的生活，当时职工薪金菲薄，更没有多少福利待遇，他总是想方设法为大家改善伙食，增加营养。对有病的同志，更关怀备至。1942年，国民党当局配售给发霉变质的“平价米”，使许多人患了严重的浮肿病。瑾玎同志是祖传中医，他查阅医书并和熟悉的医生研究，除用药物治疗外，并以麸皮和红豆给大家食用，逐渐恢复了职工的健康。尽管他工作十分繁忙，但仍然抽出时间为同志们诊脉处方，有时还亲自过问病人的吃药和护理情况。女同志生小孩，他总要开处方，并嘱咐产后调养。有的同志病重，他总是设法送到那时重庆最好的医院治疗，还抽空看望，解决困难。在报纸发行工作反封锁的斗争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殴打致伤的报丁报童，他总是亲自慰问并安排调养治疗。瑾玎同志关心同志疾苦，体贴群众困难，把温暖送到人们的心坎上。在瑾玎同志六十寿辰时，报馆职工送了一幅绣着“治病救人”四字的锦旗给他，以表达对他的爱戴与感激之情。瑾玎同志，你的革命品德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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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悼熊老
于刚写于十年前在“监护”中卅五年前风雨夕，化龙桥畔识荆时，堂堂正气轻群丑，款款春风实我师。蜀道崎岖勤斩棘，京华坦荡喜联诗，何期泪洒幽居日，独具心香寄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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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凤阳县有名的冒尖户杨锦礼，去年收入一万元。最近，他的大女儿杨守红出嫁，不收彩礼，不摆酒席，只把他获奖的自行车送女儿作礼物，鼓励她到婆家劳动致富。 新华社记者 徐光春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