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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重视美育
林默涵
一个以中小学艺术教师为主要对象的刊物——《美术教育通讯》，从今年起在全国公开发行。这个刊物是由南京师范学院编辑的，它对于改进和提高中小学的美术教学将起积极的作用。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无须讳言，我们过去对于普通教育中的艺术教育即美育，是重视不够的。这可能有种种原因，而主要的恐怕还是由于对它的意义认识不足。有些人认为中小学生要紧的是学好数理化，至于音乐、美术课可有可无，只是占了学生学习数理化的时间。近几年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更使一些人加深了这种看法。其实，音乐、美术课占时不多，却可以活跃学生的生活，增进学生的身心康健，使他们精神爽快，脑子也比较灵活，这不但不会妨碍他们学习其他功课，而且大有裨益。我看到过外国一个有关普通教育的调查材料，它表明凡是音乐、美术学得好的学生，一般数学也学得好，可见两者并不矛盾。中外著名的科学家中不少人具有很高的文艺修养，有的能诗能文，有的善画擅乐。鲁迅先生1912年对当时教育会议取消美育，就极为不满，痛斥曰：“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有的同志说：你们搞文艺的人“野心”太大了，竟想让中小学生都成为艺术家。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不过也反映了一些人对美育的误解。普通教育中的艺术教育目的不是培养艺术家，这是很明显的。如果一亿多中小学生将来都成了艺术家，那我们就要连饭也吃不上了，怎么可能呢？
普通教育中的艺术教育即美育，在我们的国家，和德育、智育、体育一样，是共产主义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要使广大青少年成为有崇高理想、优良品德、高度文化和自觉地遵守纪律的一代新人，美育在这些方面可以起很大的作用。普通教育中美育的任务是：通过容易为少年儿童接受的形象化的艺术扩大和加深学生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发展学生的美感，使他们具有分清美丑、辨别善恶的审美能力，提高他们欣赏自然和艺术的水平；培养学生的美好心灵，陶冶他们的高尚情操，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促进智力的发展；等等。所以，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同时又具有它的独特功能，不可或缺的。它们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同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所必需。
有人问：为什么过去只提德、智、体三育，而没有提美育呢？我想，这是因为在德育、智育、体育中包含有美育的成分，美育似乎可以不必另提，但并不能因此就忽视美育。现在许多同志主张对这四个方面的教育要同等重视，这样才能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以免产生畸轻畸重的毛病，这是对的。
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爱祖国，是每个公民的神圣义务。祖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实体，爱祖国，就是爱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辽阔国土，爱我们雄伟壮丽的大好河山，爱我们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爱我们勤劳勇敢的亿万人民，在今天，尤其要爱我们长期奋斗、得来不易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审美感受和审美教育是帮助我们认识和热爱祖国的一切美好事物、激发和加深我们的爱国心的重要手段之一。不能设想，一个对祖国的河山、人民、文化和艺术冷漠或无知的人，会有深厚的爱国感情。
要加强和提高普通教育中的艺术教育，首先要靠教育部门和学校的重视，要帮助艺术教师不断地提高业务水平，并且要给他们以应有的尊重和必要的工作条件。其次，文艺界特别是艺术院校也应该关心和重视这项工作，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协助教育部门培养一部分中小学或师范学校的艺术师资，并帮助在职的中小学艺术教师提高专业能力。艺术院校和艺术团体还应该在可能条件下，直接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普及艺术知识，提高群众的艺术欣赏水平，辅导群众的艺术活动。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一项重要工作。这样做，反过来又将促进我们的艺术的繁荣和提高。艺术不能离开能够欣赏艺术的人民群众，正如好花不能离开适宜的土壤一样，离开了就会枯萎。中小学的艺术教育加强了，又自然会从广大学生中涌现出许许多多有艺术才能的人，成为艺术院校招生和艺术团体补充新人的后备力量。让我们大家都来共同关心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吧。
祝愿《美术教育通讯》象新春的花朵，越开越好！
（本文是作者为《美术教育通讯》写的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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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雄奇瑰丽的革命诗史
——《柳亚子诗选》读后
金绍先
近得徐文烈同志寄赠他与刘斯翰同志合编笺注的《柳亚子诗选》一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重温遗作，思绪万千。柳亚子先生自辛亥革命，丙辰讨袁，发展到旗帜鲜明地参加国民党左翼工作，从抗日，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各个历史阶段，他作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民革”的发起人之一，奔走呼号，声嘶力竭，举凡对于国势的兴亡，民生的苦乐，友朋的聚散，乃至个人的出处，无一不发为诗歌。其中最难能可贵的，尤在于他识见高远，志节坚贞，每当历史关键时刻，都站在左翼前列。读罢诗集，使人掩卷长叹，深切感触到近百年来的时代脉搏在激烈地跳动着，说它是一部雄奇瑰丽的革命诗史，我想并不为过。
柳亚子作诗，绝非为诗歌而诗歌，而是把诗歌当作革命的武器。因此我们都说先生是一位革命诗人。茅盾同志说过：柳诗是具有“新的革命内容”的旧诗，是“旧瓶装新酒，更见芳烈”，此话极为中肯。先生固未尝自囿于诗人，世人亦不仅以单纯的诗人看待先生。即使是就诗而言，也确实是才调纵横，高视千古。观其《论诗六绝句》，鄙薄同光枯寂，目无余子。所为赠答唱酬诸作，无不激越悲怆，披沥肝胆。间亦为轻曼小诗，如《怀人》、《消息》、《哭苏曼殊》、旅游杂诗等，又多风神秀韵，境意清新，峭逸刚柔，兼融其美。先生少时喜用“春蚕”、“青兕”笔名，渊源于义山的情韵与稼轩的沉雄，集中尝用“箫心剑态”一语发抒胸臆，我们可以把它移作评价柳诗的高度概括。
同郭沫若同志称先生为“今屈原”一样，我们又都说柳亚子先生是一位爱国诗人。他最喜爱辛稼轩、陆放翁，也喜爱明末抗清英雄张苍水、夏完淳。当我重读《题〈张苍水集〉》和《题〈夏内史集〉》诸诗时，深为它们那种洋溢着苍凉真挚、慷慨悲歌的感情和斗志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所心折！他之所以半生致力于研究南明史，可以说，爱国主义思想就是一个主要的推动力。他在九龙“羿楼”藏有好几百种南明史料，并著有南明史稿，如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吴昜（日生）传、吴志葵传、杨娥传等，可惜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时都化为“劫灰”。他在桂林时曾写有《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与《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
柳亚子诗作宏富，有如放翁万首。他曾向我钦赞毛主席的谦虚下士，出示1945年10月毛主席在重庆给他的手书：“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毛主席这封信虽是语多谦抑，而柳亚子先生对毛主席的诗词却衷心表示敬仰。正如《沁园春》和毛主席咏雪之作里说的：“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他曾说：“毛主席日理万机，不可能多所吟咏，因此他的诗词
‘质胜于量’，而我的诗词则‘量胜于质’”。尝见他为人题咏，不假思索，下笔成诗，而又几乎句句用典，引古喻今，铢两悉称，这就使我对杜诗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一名句有了实感。我读过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论近代著名诗人赵熙（尧生）先生诗云：“见者莫不以为苦吟而得，其实皆脱口而出，不加锤炼”。这话用来描述先生的诗作，也非常贴切。
这个选本，只选辑了柳亚子的诗词400多首，据估计“可能还未及柳诗总数十分之一”。但是，凡属先生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一般都已选入，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艺术风格。由于笺者是柳亚子的外甥，熟谙他的生平，附录柳亚子名号的演变和年谱，有助于对柳亚子作全面的研究；至于对有关本事和历史背景的笺释，扼要翔实；注者对有关典故和词句的注解，明白晓畅，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作为关心柳诗的一个读者，在此应向编选笺注的两位同志致以真挚的谢意和敬意。但责备求全，也还有不足之处，主要是征引繁博有余，而印证史事未尽。例如“一样刘、樊仙侣事，可怜双照愧双清”（《十二月九日与香凝夫人夜话感赋》）。注释“双照”引杜甫《望月》（应作《月夜》）“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原自不错。“双清”为香凝夫人自题阁名，但此处除用杜甫诗外，尚另有所指。再如《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渝州曾家岩呈毛主席》一诗，我曾见过亚老手稿，其中一句，确记得是“遍地劳民战倘休”。集中误“倘”字为“尚”字，并加注云：“尚，同‘上’”。想系误解。细绎原诗语意，“倘”比“尚”好。且柳诗善用“倘”字，例如“云天倘许同忧国”，“骥尾追随倘许从”，“倘遣名园长属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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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浅见
黄药眠
屠格涅夫的著作，对我们中国的读者来说，是并不陌生的。自从1919年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他的著作如《猎人日记》、《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等，都曾由英文、日文陆续转译成中文，对我们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有过相当大的影响。
《猎人手记》，因曾有过几种译本，尤其为我国读者所熟知。它是一本充满诗意的散文集，也可以把它看作以优美的散文笔调写的特写或小说。其中没有一个主角，也没有一个连贯的故事，作者只是以一个猎人的身份，随手记下一些他所听到的，看到的农村各种各样人物的生活图景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假如随便看下去的话，它好象只是描写些零碎的生活片段，但是假如你于读完以后，掩卷沉思，并吟味起来，把他所描写的各个场面，各个人物综合起来加以考虑，那么就会从脑中浮出一个主角，那就是农奴和他的对立面农奴主。作者详尽地写出了自然的美丽，也写出了农奴制造成的广大农民的麻木和阴郁的精神状态，以及地主的虚伪和可笑。因此这书的倾向性是非常之明确的，它使人们读了以后感到农奴制的丑恶和不合理，而主张非得改革不可了。
正因为这样，1852年沙皇政府才借故把屠格涅夫逮捕起来押送到他的故乡并加以监视。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来翻译世界的名著呢？
从前，严复先生曾有信、达、雅的主张。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主张未尝没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他也没有完全体现他自己的主张。首先说“信”，他译的《天演论》就不完全“信”。其次说到
“达”，他那种文体对于当时士大夫的读者来说，可以说是“达”，但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就不能说是达了。最后说到“雅”，我看，我们今天的译文，应以能做到大众化为上，而不应使文字变得古色古香，以致读者只能感到似懂非懂。针对这个情况，我也想提出翻译的三个理想标准：
一曰透，那就是译者首先要吃透原文的意思，有所感受，不仅要译出作者所已表露出来的意思，而且也要多方设法译出作者所没有表露出来的含蓄的意义。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特别应该有这一条。
二曰化，大家都知道在世界四大语系中，我们的汉文在语言上是属于孤立、隔离的语言，而欧洲文字则属于融合性的语言，两种不同的语系，翻译起来就有不少的困难。汉语的翻译工作者，必须把外文理解透了以后，按照中国汉语使用的习惯，以及大家所熟知的语言，来把原文的意思、感受、体会化成汉语。
三曰风，即要译出原作者作品的风格。我们过去的习惯，多是拿到一部书以后，不把原书先看一遍就从头到尾一句一句翻译下去。这样做，当然比较快些，但这就使我们不能从作者的布局、谋篇一直到造句、遣词摸到作品的风格特征，并从而译出作者的特殊风格或韵味。
要完全做到这三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妨先树立这三个理想目标，然后逐步做去。
《猎人手记》，据我所知，除这个新译本以外，还有一些译本。如：耿济之译的《猎人日记》，黄裳译的《猎人日记》，丰子恺译的《猎人笔记》等。我觉得，在当年懂俄文的人很少的时候，他们能够从日文、英文转译一些名著来供应读者，这就是很大的功绩。而且译文都通顺流利，能传达出作者的作品中散文诗的味道。不过，其中也不无可以商榷之处。
老一代的翻译家，已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今后还有许多名著和新的作品有待于新的译者来翻译。黄伟经同志显然是属于新的一代，我不敢说，他的译作就是十全十美，句句正确，远超前代，但他已作出了很良好的开端。只要他今后锲而不舍，虚心努力，把翻译作品看成既是严肃的工作，又是锻炼自己，更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机会，那么我相信他是可以有成就的。
〔本文是作者为黄伟经译《猎人手记》而写的序，本报有删节。该书即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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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适应农民新的审美要求
——河北省中堂画展览观感
彦涵
在北京举行的中堂画展览，是多年来美术作品展出中，深受广大农民喜爱的展览之一，中堂画是我们文艺园地中重新植育起来的一株美术之树。
中堂画是挂在堂屋居中的大幅书画。在旧社会，人们在这个占据室内最显要位置上，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牌位，或是挂些“福禄寿三星”、“观世音菩萨”和“财神爷”等等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字画。当时生活在苦难中的广大农民，把自己的愿望全寄托在这些上面，真是可悲的“美好”的幻想。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逐渐从封建迷信、愚昧无知中解放出来，早已不满意旧的中堂画了。当前，城乡经济大发展，农村普遍实行责任制，农业获得全面丰收，农民逐步走上富裕道路，必然进一步要求精神生活的满足。正如社员们所说：“我们农民是新的农民，对文化艺术生活要求日益迫切”，“不仅要求生活上的细粮，也要求精神上的细粮”。还有一首顺口流：“盖新房，娶新娘，需要新中堂”。这是广大农民审美要求的深刻变化。
农民对这些新的中堂画反应很强烈。河北涿县许多看过中堂画展览的农民说：“我国有十亿人口，八亿是农民，我们农民的数量不算少，可是好长时间画家们顾不得我们，认为我们不懂画，不值得一画。现在把画给我们看，叫我们提意见，我们打心眼里高兴，特别欢迎。”农民的这些意见，值得画家们的深思。
我国广大农村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要购贴很多新年画，对中堂画也是同样需要的。我国农民都喜欢把家庭布置得满堂生辉，呈现出一派吉祥、喜庆、兴旺、美好的气氛。可以说在世界上还很少有象这样家家户户把绘画展览在各自的家庭里的。一位农民说：“上工干一天活，下工坐着瞧瞧画，心眼里痛快”。这正反映了农民的一种要求。我们的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心目中要有占全国人口五分之四的农民，要创造出符合农民所要求的好作品来。
新的中堂画伴随社会的进步，其概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要求画家们的作品有所改革、有所创新的呼声，也是非常普遍的。如何创新，社员们说得好：画家们研究中堂画，探索农民究竟喜欢什么样的画，这先要从农民的变化着眼，了解他们的真正愿望是什么，这就要求画家们必须到生活中间去，熟悉他们、了解他们，交上一些知心的农民朋友，才能创作出他们所喜欢的作品来。
从河北省中堂画创作来看，题材内容丰富，形式风格也比较多样，不论人物、山水、花卉、翎毛、走兽等作品，都受到农民的喜爱。但农民也指出他们不喜欢的地方和存在的缺点。这对于今后中堂画创作的提高，是一些非常宝贵的意见。我认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北分会抓了中堂画创作，这本身就是一种革新。正如一位女社员所说：“中堂画是面向农民的，方向对头。”我们希望这一革新在推动我国中堂画创作发展方面起积极的作用，并为开创社会主义时代美术创作新局面做出更多的成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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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徒生童话的启示
金近
最近许多同志都在探讨童话创作的创新问题。如何创新？创新与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有什么联系？于是，我想起了安徒生的童话。他的童话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很值得我们研究。
安徒生童话是美的结晶。他善于通过幻想和夸张，来表现人们美好的愿望。他的童话里的故事，象黎明时分的早霞，是那么的美丽多彩；他的语言象山涧清溪，不紧不慢地淙淙流淌，亲切感人；他的精神境界象挺拔的秀峰，那样崇高；象碧清的湖面，那样纯洁。安徒生运用他的巧妙的幻想，把现实生活里人们的各种表现，真切而又生动地写进童话世界里，成功地塑造出许多人物的典型。
谈到童话，有人以为童话就是要故事情节紧张、热闹、有趣，要稀奇古怪，上天入地。
安徒生不是这样做的。他的童话虽生动有趣，想象丰富，但他主要写了人（包括拟人化了的丑小鸭）。他歌颂正直、善良、朴实，鞭挞丑恶、卑鄙、虚假。在安徒生的童话里，出现了整天泡在冰冷的河水里的洗衣妇，还有穿了单薄的衣服，冒着大雪，在街上叫卖火柴的小女孩。他对这些心地善良，只求得温饱的穷苦人，寄予无限的同情；他用最美的意境，最纯朴的语言，来歌颂她们美好的心灵。安徒生童话的优美，不在于华丽的辞藻，也不在于奇特的故事情节，他着重写了人的性格，人的思想，写了人类向往美好，追求和平幸福的愿望。安徒生童话里的人物所碰到的，也就跟他当时现实社会里所发生的一样，偏偏是那样的冷酷无情。卖火柴的小女孩，怕卖不掉火柴，回家挨父亲打骂，只好忍着冻饿躲在一个墙角落里瑟瑟发抖。她靠着火柴的一点微弱的光，引起自己美好的幻想，从中得到一点短暂的、空洞的美的享受。最后，她的一颗火热的心还是被残酷的社会冻硬了。
安徒生的童话不粉刷太平，也不象过去那些美化国王、富翁、王子、公主，最后来个大团圆的童话。在他的童话里，心地善良、行为端正的普通人成了歌颂的主要人物。不仅如此，他还敢于讽刺那些骄奢而愚蠢的王公贵族，如《皇帝的新装》里的皇帝，《夜莺》里的中国皇帝，这也是一反过去童话的俗套。这是一个作家应该有的道德，要说真话，尊重现实，从思想感情上恢复真善美的真面目。
安徒生的童话以朴素见称，朴素见真情。他写了一百多篇童话，我们几乎没法找到有半点矫揉造作的痕迹，这可说是真，有了真，才谈得到美。他的朴素，首先是思想感情上的朴素，也就是真诚。这个思想，在《丑小鸭》里表现得最突出。丑小鸭是一只善良、诚实、单纯的小鸭，它受了欺骗，只怪自己长得丑，在这个世界上，她只希望得到一个活下来的权利，但现实生活教育了她，要活下来，还得靠自己闯出一条路，因此，她不怕严寒，勇敢地和冬天作斗争。安徒生写的是丑小鸭的丑，但写出来的却是那样的美。这是因为丑小鸭从没有想到自己要欺骗别的鸭子，也承认自己长得丑，但它决不是一只卑躬屈膝，束手待缚的丑小鸭。正是安徒生用这样的思想感情来塑造丑小鸭的形象，使得丑小鸭更可爱了，成为安徒生童话里的杰作。
童话要着重写人物（包括拟人化了的人物），写人物的思想感情，真正做到以情动人，而不是靠稀奇古怪的故事情节来吸引读者，这是安徒生童话的特色。
也有人认为，安徒生童话是一百年以前写的，现在过时了，需要有新的童话来代替。
童话创作，到了新的时代，确实会有新的发展。比如，最早的童话里惯用“从前有个……”的公式，现在这个开头改进了。从前的童话都是歌颂一些高贵的人物，到了安徒生这时代，则把贫苦善良的人们作主人公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社会主义时代，在我们国家里，剥削、压迫成为非法的行为，正直善良的人受到赞扬和支持，我们还大力提倡五讲四美，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特点。但文学创作有个继承和发展的问题。创作撇开了继承和借鉴，就象一个人想认字，没有启蒙老师，光靠自己瞎猜瞎摸是不行的。搞创作，首先要写出作者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人民。但如果没有得到古今中外名著的借鉴，从中吸收营养化为自己的东西，那么，要想写出好作品来，就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安徒生为孩子们创造了精神财富，这是他的贡献，我们今天要继承借鉴古今中外的名著，也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我们的精神财富。当然，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安徒生那个时代不同了，我们的民族有自己的优良传统，我们的孩子过着丰富多采的生活，比他们的父辈强多了。但是，安徒生的《丑小鸭》、《海的女儿》、《皇帝的新装》、《卖火柴的小女孩》、《野天鹅》等闻名世界的优秀作品，仍然是我们借鉴的典范。这是因为，人类美好的愿望、高尚的道德情操，永远不会过时，安徒生的童话也永远不会过时。
十年内乱造成的祸害之一，就是否定了美学，否定了美学对陶冶人的道德情操的重要意义。我们今天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缺乏理想，缺乏应该有的文化知识，对道德情操也认为可有可无。我们的作家，包括童话作家要担负起教育和引导青少年的任务，努力写出自己这个时代的优美动人的童话来，让我们的孩子在心灵上多产生一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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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篇小说《男儿女儿踏着硝烟》
阎纲
读中篇小说《男儿女儿踏着硝烟》（作者雷铎，刊《昆仑》1982年第三、第四期），扑面而来的是战场上的硝烟和硝烟中的青年男女，情不乏其真，感不乏其实，没有矫饰和造作。作品有无真情实感，在行的读者一眼可以看出。《男儿女儿踏着硝烟》这部小说，没有听过枪声，没有见过牺牲，没有闻过硝烟味的人是写不出来的。有些场景的描写，例如柳得兵的死，鲍啸的渴，坦克兵的哑等等，实在动人极了。当杨羚（一个年轻的女护士）遇到饿了四天的坦克兵后，真恨不得拥抱这个可怜而又聪明的小弟弟；当她发现他的牙床负伤感染、难以进食时，她嚼烂压缩饼干嘴对嘴喂他；后来，他英勇牺牲了，她哭着在他紧闭的眼睛上吻了一下。这样的描写更其动人。最为精采的是第十一章墓穴的对话和第十二章小河边的笔话。这两章的描写有过去，有今天，有未来，把伤痕、青春、幸福、爱情、信念、追求与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牺牲精神熔于一炉，情、景、理的结合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是整个作品中最闪光的部分。也许会有读者觉得他们的对话太“雅”，火药子脾气的鲍啸在这儿说话带着知识分子味，岂不知这正是现在新兵们的特点。他们不是在上甘岭，而是在七十年代将尽之时的中越边境。
军事题材（尤其是战争题材）的创作，最尖锐、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生生死死、以及随生生死死而来的爱爱仇仇。战争题材的作品，往往是以如何对待死亡的感情描写和心理描写打动读者的。《男儿女儿踏着硝烟》也是这么写的，即在生死的边缘，伸张正义，用英雄主义、牺牲精神来激发民族的自信心。我甚至觉得作品是写给烈士们读的，似乎非此不足以告慰亡灵并抚摩自己不安的灵魂。作者借杨羚的口说道：我带着对死的冷漠走上了战场，在死神猖獗的战场上，我却燃起了另一种爱，这是天生的母性之爱，在逆境里没有泯灭的良心之爱。对着那些面色蜡黄的伤员，对着柳得兵毫无痛苦的遗容，我伤痕累累的心上充满了这种可以称得上是纯洁无邪的爱。这或许就是作者的心声，我听见了，听明白了。
有人说，自《西线轶事》开始，军事题材文学的创作有了转机或突破，因而更真切生动，更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事实确实如此。长期以来，文学创作中神化英雄人物的现象严重；当这种神化了的英雄人物变得使读者越来越讨厌以后，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一些觉醒较早的作家，试图通过复杂性格的刻画塑造正面人物甚至社会主义新人；试图把性格的复杂性和完整性结合起来，在复杂中求统一；试图把英雄的特殊素质和普通人的平凡素质结合起来，于平凡中见崇高。与此同时，这些作家以生活化的描写代替公式化、概念化的人为描写，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西线轶事》就是这种探索的成果。《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等作品，沿着这条路作了更深入的探索。《男儿女儿踏着硝烟》也是如此。这部小说当然有缺点，但是，谁能怀疑杨羚虚假，鲍啸虚假，侯筱聪虚假，坦克兵虚假，女俘虏虚假？谁能认为这些作品中的英雄好汉是那种不通人情，神通广大，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人？这难道不是革命现实主义的恢复，同时又是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化？当然我们在为这些探索和突破高兴的时候，也不能不注意到另一种倾向：在某些作品中，一种执意非英雄化的东西和为生活而生活化到了自然主义地步的东西开始露头。《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以及《男儿女儿踏着硝烟》等，这一批写英雄、写新人的好作品的出现，我以为，对非英雄化等类作品的写作，是一种有力的劝导。
《男儿女儿踏着硝烟》很动人，很有感染力，但不能说它的艺术质量已经很高。这部作品力求作到描写的生活化，却未能在艺术上达到较高水平的典型化。这部小说情理交加，犹如一部长卷散文诗，可是并非一部真正的史诗。它写了大大小小多少个场景、情景、故事、插曲，然而，它们没有熔铸成一个浑然的整体。作者在前线结识了不少英雄模范，他了解他们，爱他们，但是，他了
解的是生活里一个个单个的人，没有巧妙构成一两个海涵万族、纳百川的艺术典型。这说明作者能了解英雄，但还没有真正熟悉英雄；或者是，作者熟悉英雄，却不会把他们“拼凑”（如鲁迅语）成真正赋予其灵魂和生命的英雄典型。因此，作者笔下的英雄可信而且动人，但不象保尔和董存瑞、欧阳海那样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