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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方兴未艾
——广东农村纪行
陈沂
去年年底，我到广东农村看了几个生产队。它们虽然所处地方不同，但反映了农村方兴未艾的好形势。
深圳一渔村
先说深圳的附城渔民村大队。这个村子与香港新界仅一河之隔，有36户，77个劳动力。干部社员持有过境耕作证、下海作业证，经常进出香港新界，有发展生产的独特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们因地制宜走渔工商副综合发展的道路。1981年集体总收入60万元，比1978年增长3．3倍；社员分配（大队统一核算）35万元，增加3．9倍，人均收入2，520元，增长3．7倍。去年上半年共计收入34万元，比前年同期增长42％。集体现有固定资产120万元。
村里的房子，有五十年代的木屋、六十年代的水泥砖石房，还有31栋八十年代的别墅式楼宇。楼宇住户占总户数的91％。每栋建筑面积近200平方米，造价3万多元。建房社员每户交现款1万元，其余由大队统筹支付。去年大队支出35万元，修建水泥路面公路、巷道、下水道，并为每户安装了自来水。
由于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大队规定男社员60岁、女社员55岁可以退休，每人每月发给退休金30元，年终另支100元。社员治病，由大队付给医药费。
透过这些数目字，我们可以看到三中全会制定的农村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一个晴天的上午，我们去参观这个大队。我们被引进大队支部书记吴柏森同志家。这是幢两层楼六间房的住屋，屋里摆着沙发、彩电、冰箱、音响组合。他家四代都是渔民，全家一共九人，分住两栋楼房。吴柏森同志介绍说，他们队原来是个穷队，每人每天出海打鱼，最多收入一元，每人全年的收入不到200元。农村双包政策打开了他们的眼界，大队利用在新界有地的特点，整理了那边的鱼塘，把打鱼变成养鱼，捕了鱼就到香港卖。卖的是鲜鱼，价格高，收入又是外币。他们又买了两条小火轮，挖深圳河边的沙子，运到香港、深圳作建筑材料，还组织剩余劳动力开一个工厂，办起了两座饭店，收入大量增加。
现在，这个大队的人均收入，比香港一些人都多，住房面积，香港更赶不上。香港官方和市民来参观，都向他们伸大拇指。
我们又走进一个普通渔民家。这家住的同支书一样的房子，一家三口，两个大人和刚生下不久的小孩；不同的是他们雇了个保姆看孩子，这恐怕是全国少有的。我特地请主人打开立体声收音机。他边调台边说，劳动累了，听听广播也舒服。这里提出了个问题，富了，文化生活要跟上去。这户渔民在他死去的老人的灵位前供了个观音菩萨，背后供的梁门历代神位。门前贴的红纸对联：“门庭兴旺福高照，华堂丰泽寿绵长”，横批是“鸿禧高照”。看来，要有丰富的高尚的文化生活，才能逐步清除这类封建思想的残余影响。
从南海到琼海
这是深圳特区，有其特殊的地方。其他地方怎样呢？我们又去南海县平洲公社平西大队平东生产队参观。平西大队长领我们去看了队办皮鞋厂，这是用香港来料加工开办的。全厂100多个工人，产值已接近200万元。由于实行计件工资，一个工作不到二年的皮鞋工人，月工资已达170元。
随后，我们看了平东生产队长陈苏同志的家。陈苏同志是远近闻名的多种经营致富的能手，过去因为养了二十几只鸡，被划为
“自发分子”，开除党籍，去年才恢复党籍。他夫妻俩，还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在上学，同时参加点劳动。他既尽力领导集体生产，又搞好家庭副业。他家主要是养猪、养鸡，现在已经成了万元户。他家修起了两层楼的新房子。为了纪念他逝去的母亲，不忘母亲对自己的养育之恩，请人给他的母亲画了个炭精像，像上写了“纪念母亲”四个大字。
因为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他特别注意领导大家走劳动致富的路。1982年全队实现了三个五百，即：社员集体分配人均500元，社员家庭副业人均收入500元，全队人均向国家提供肉蛋500斤。他帮助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坚持做到四个统一扶持，即：统一解决猪苗、猪仔，统一购买和分配饲料，统一进行防疫，统一组织销售。为了扶持困难户，规定困难户向生产队借款不付利息。
这可不是深圳特区，农民依靠党的政策，凭着勤劳的双手，走上了劳动致富的道路。陈苏同志告诉我，现在他们公社再没有人怕富了，也没有人怕露富了，因为党号召农民致富，我们又靠双手劳动致富，应当理直气壮。
接着，我到了海南岛的琼海县。这是红色娘子军出生的地方，电影《红色娘子军》就是在这里拍摄的。据说第三任红色娘子军连长1979年才去世，老队员现在还剩40人，可惜没有时间去访问。
为什么专要到琼海呢？为的是去看看这里的造林情况。造林，目前是海南致富之道。去琼海的沿途，都是热带植物，有国营农场的，有农民的，这是这个地区最大的财富之一。此外，还有胡椒、椰子、菠萝、荔枝……总之，热带东西，应有尽有，可称为宝岛。
我去看了长坡公社。这里有地3，000亩，造了1，000亩林，都是社员包造，一亩300株树。种的树种叫小叶桉。种时不到一米，不到一年就已长到二米多，四年成材，如一株树以十元计，五年后，就可收入300万元。开始既没有这个包的政策，又没有科学地培养树苗，都是移植，结果百株只活二三十株；现在用营养钵（肥料加泥育苗）直接种，又不受风寒之限，所以成活率非常高，几乎百分之百。因为是包种，管理问题也解决了。
农村致富之道甚多，因地制宜就行。由此，更进一步看到有了正确的政策之后，科学的重要。我还要加一条，要有正确的方法，特别是还要有个好的班子，才能搞得更好。
一个苗族生产队
回海口途中，我们在通什镇参观了一个苗族生产队。解放前他们都住在山上（实际是被赶上山去的），后来我军把他们请下山来定居。但生活仍是很苦。去年实行双包后，这里的情况明显变化了：一是开始建房，二是食粮已由吃包米、木薯变为吃大米，三是平均收入快到100元。
我到了几个社员家去看了看，这是生产队给新修的房子，一户一房，平均三间，生产队出500元给盖的。看这些户，使我回忆起我四川家乡的山间，那里的住房几乎跟当年相仿。我感到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责任未尽。我是1950年参加过解放海南岛的，自然对这里很关心。我看到他们1983年的生产抓得还不够大胆，又没有计划生育，一家都生好几个孩子，前些时还发生过疟疾，实在很不安。临行我拉着这个苗族队长的手，向他建议，一要认真做到靠山吃山，把橡胶、香蕉的种植面积再扩大一点；二要搞好卫生，不要发生疾病。
写至此，我想说一个问题。在广东省委招待所内，有人向我提出：富有个顶头没有？我说，讲这些都还太早，在海南岛的苗族小村，离富还远得很哩！象深圳象佛山那样的富队，全国八亿农民中还不太多，要经过千百倍的努力才赶得上。现在才是方兴，还未到未艾哩！亿万农民现在开始摆脱了贫困，日子过得比较好了一点，还要继续大力加以支持。农民说：中央的政策定了，我们心里有了底，但仍有人看着我们不顺眼。有一位同志就讲：“是要万元户领导共产党，还是共产党领导万元户？”
我想，只要我们不把责任制和所有制混淆，始终走勤劳致富之路，共产党永远是领导万元户的，怕的是没有万元户好领导。
农村的形势正方兴未艾，大发展可以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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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风吹到祁连山
最近，记者沿着横贯祁连山南麓的公路，对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门源、祁连、天峻三县进行了为时20天的访问。一路的见闻、感受，归纳成一句话：祁连山牧区在探索和改革中胜利前进。
祁连山，·雄峙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是我国著名的高山牧场之一，出产古老的畜种——藏羊、牦牛，解放后新培育出了半细毛改良羊。这里的气候，古诗中描述为“四时积雪明，六月飞霜寒。”我们访问期间，牧民们已从冰封雪盖的高山深沟，搬到河谷地带的冬窝子。从近处银亮的冰河两岸，到远处晶莹的雪山脚下，成群的牛羊象朵朵彩云，在金黄的原野里缓缓浮动。
过去，人们时常用“牛羊满滩”来形容祁连山牧区的兴旺景象。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这里的畜牧业生产，以“牛羊满滩”为新起点，走上了新的发展里程。
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首府浩门镇，州委书记官却（藏族）兴奋地告诉记者说：“从1980年以来，我们开始向季节性畜牧业过渡。夏天牧草充裕时，多养牲畜，育肥商品畜，入冬前多宰多卖，提高出栏率、商品率，适当控制存栏头数。这样做的结果，经济效益连续三年显著提高。全州牧民的人均分配收入已由1979年的178元，增加到1982年的300多元；冬春缺草的矛盾有所缓和，有的地方甚至由缺变余；牲畜体质也强壮了，成畜死亡率连年下降。干部群众尝到了甜头，都说这条路子走对了。”
我们来到祁连县峨堡公社，这里的年终分配刚刚结束。公社书记安木卓（藏族）介绍说，这个公社三年总收入翻了一番，人均分配收入由1979年的210元，猛增到467元。我们问这三年的变化是怎样得来的？安木卓回答说：“主要是从提高经济效益入手，在10万牲畜上挖掘增产潜力。”原来，早在1965年，峨堡公社的牲畜头数就突破了10万大关，草场载畜量趋于饱和。从1980年起，他们改革经营方针，把发展畜牧业的重点，从追求牲畜存栏数转变到讲究经济效益上来，对当年羊羔采取去劣存优的办法，把难以越冬的瘦弱羊羔卖给饲养条件较好的农业区。去年，他们又根据活羊羔销路的变化情况，试行育肥宰杀当年羯羔获得成功，开拓了新的流通渠道。对当年交售给国家的菜畜，他们也进行专群育肥，增加了肉重，提高了等级。
和峨堡公社一样，整个祁连山牧区的畜牧业生产，都正在探索和改革中前进。去年，祁连县不仅超产完成了向国家交售菜畜的任务，而且继续向本省农业区和甘肃张掖、武威等地出售羊羔5万多只；育肥屠宰当年羯羔1万多只，运到西宁市场上销售。此外，还向香港供应牦牛400多头。商品畜通过多种渠道源源出山，牧区的生财之道越来越宽。全县5个牧业公社，有4个人均分配收入超过了400元。最低的野牛沟公社也达到了400元。
昔日的祁连山，被称作“春风不度”的边远蛮荒之地，牧民们过着原始落后和愚昧的生活。解放以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几年中，各族牧民在迅速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同时，也在努力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愚昧现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春风，吹拂着千里草原。
门源回族自治县皇城公社东滩大队，是青海省科学养畜的先进单位。这个只有58户、325口人的大队，包括回、汉、藏、蒙古、土五个民族。十多年来，他们坚持不懈地开展草原建设和绵羊改良。近几年又在科学经营上下功夫，使畜牧业的生产水平与经济效益有了显著提高。在过去只会拿羊鞭的牧民中，涌现出了一批防疫员、配种员、机械操作员和经营管理人才。去年夏天，这个大队推行机械剪毛，男劳力抽不出来，农业点上的14名妇女在技术人员的辅导下，只几天就掌握了电动剪毛机的操作技术。我们访问了剪毛机手、35岁的蒙古族女社员草雷。她笑着说：“开始几天，两个人轮流使用一把剪头，还搞得手忙脚乱，一天只能剪二三十只羊。后来摸到了门道，我一人一天就能剪50多只羊。”
在祁连山牧区，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和牧民认识到普及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近四年来，海北藏族自治州各级领导部门从财力、物力和人力上大力扶持牧区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各族牧民办学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全州新建、扩建了45所社、队寄宿制小学和4所民族中学。去年，牧区在校中、小学生达到7，400人，中、小学毕业生1，400人，都比1976年增加50％以上，教学质量也有了显著提高。藏族牧民聚居的祁连县阿柔公社寄宿制的阿柔小学，1979年以后在国家和公社的大力支持下，新建了28间校舍，学校面貌焕然一新，越来越多的牧民主动把自己的子女送去上学。阿柔公社党委书记张青林诙谐地对记者说：“寄宿学校越办越兴旺，寺院的经童却逃之夭夭，这难道不是牧区的一大变化？”
四十多年前，范长江同志在祁连山南麓旅行结束时，曾写下这样的感慨：“穷荒绝地的祁连山，真有把人退回到千年前的凄凉。”今天，当我们结束千里祁连之行的时候，却得到了令人振奋的印象：祁连山地区在解放以后发生的变化，胜过以往千百年；而近几年来的变化，又胜过解放后的任何一个时期。
本报记者 蒋鹏 王春生 党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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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一个农民家庭里
戴煌 韩晓烽 范光华
普遍实行了“大包干”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农村，这两年在由自给、半自给性生产向社会化商品生产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鲜事。新事之一，是许多农民在家庭内部也分工分业，搞起了责任制。光山县仙居公社社员赵正来的家庭，就是突出一例。
光山县是1981年实行大包干责任制的。赵正来全家苦干一年，收粮1．7万多斤，农副业总收入6，500多元，一改往日那种“土坯桌子土坯床，土坯缸里没有粮”的贫困境况。但是他们并不自满自足。1982年春节，全家老小高高兴兴地围着桌子吃年饭。看着满桌丰盛的饭菜，六十二岁的赵正来发话了：“看看！生产队搞了责任制，比吃大锅饭强了不知多少倍。咱们家里，是不是也搞个责任制，又要种好田，又要多搞副业多抓钱。谁搞得好，奖谁。”
这一席话，把过年的那股热腾气鼓得更热了。一家人当场议定：大儿子赵胜良和大儿媳屈文秀夫妻二人，承包全家24亩责任田，总产稻、麦两万斤，外放十只羊，管好一亩竹木，共定收入3，360元；识字不多、尚未娶媳妇的二儿子赵胜贵，承包一台小柴油机和其它机械，对外加工米面，兼管一口鱼塘，年产鲜鱼500斤，共定收入1，700元；高中毕业的三儿子赵胜权，负责家庭“外交”事务，包放680只菜鸭和135只蛋鸭，定收入2，500元；年方十七、初中毕业的四儿子赵胜利，主要协助三哥放鸭，必要时支援二哥管理机器；老伴赵屈氏，负责料理家务，养猪四头，养鸭60只，定收入1，240元；赵正来本人总理全家事务，兼养三头母牛，定收入600元。这样，全家计划总收入9，400元。
这年秋天，赵胜权结了婚。刚过门的新媳妇周德凤，立即被派为“婆婆助理”兼“联络员”；临时有点急事，她立即跨上自行车，通知在外干活的家庭成员。
去年一年，赵家的家庭责任制大见成效：粮食总产达到24，500斤，超产4，500斤；农副加工业总收入11，768元，超过计划2，368元，比1981年增长了81％。
说话要算数，“政策”要兑现。赵正来很懂得这一点。由于人人超产所得不相上下，除了日常应该添补的衣服外，老赵奖给儿子儿媳们每人各一套的确良和高档针织涤纶衣裤，并给儿子们分别奖了自行车或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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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果之乡的红果
李锡浩 仇联众 王庆生
朋友，你喜欢吃又酸又甜的红果吗？红果之乡河北兴隆县如今真正兴隆起来了，可以向人们提供许多红果及其制品。
红果营养丰富，含有大量维生素C，是相同重量苹果的16倍。兴隆红果除远销京、津、沪等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外，县、社食品厂还加工成红果罐头、果丹皮、红果汁，红果酱、红果脯、山楂精糕、山楂酒、山楂汽酒、山楂干等食品，年产量约1，500吨左右。
红果的药用价值也很高，与化学合成药品相比，对人身有益无害，所以又是健身医病良药。山楂果实中含有解脂酶，能使胆固醇转化、血管软化、降低血压，含有配糖体能增强心肌功能，防止冠心病。它含有的一种黄酮类化合物，有较强的抗癌作用。如果长期饮用山楂制品，对许多老年人疾病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兴隆县制药厂用红果生产的“大山楂丸”，能调和脾胃、消食化滞，去年已生产900万丸。另外还试制了少量的去暑降温、有助消化的“山楂饮料”和能降低高脂血清胆固醇、防止动脉粥样硬化的“脉安”冲剂。
因为这，红果成了社员发家致富的红宝果。据县里有关部门统计，去年全县仅红果一项收入，就达500多万元。年产红果百万斤的前苇塘公社，1981年全社红果收入60多万元，占总收入的35．5％，占果品收入的64％，全社人均收入达到263元。这个公社的大苇塘大队1981年红果收入15．5万多元，占全队果品收入的61．5％，占全队总收入的41％，人均收入301元。随着“红果热”，红果树苗也长了身价。沟门子公社供销社副业员刘鹏，去年在一分多自留地里培育的红果树苗，现在已成活1，300棵，苗高已达1米左右，估计可卖六七百元。
兴隆县是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深山区，每人合九分地，15亩山场。如果扬长避短，发挥山多的优势，大力发展林木果品生产，兴隆县将会更加兴隆。过去，兴隆县虽然年产红果曾达到千万斤，但远远供不应求，搞加工的货源更成问题，所以县里决定首先大力发展红果树。去年共栽红果树苗23万棵，育苗120万棵，今年县委和政府要求每个生产队育苗一亩。如果实现这个要求，全县3，500多个生产队按一半算，即可育苗1，700多万棵。为帮助各社队育好红果树苗，县里准备从外地调入红果籽十万斤，并组织了全县专职果树技术员116名、半脱产技术员42名和农村不脱产技术员2，500多名，从事果树技术工作。
红果树结果早，一般成树三年即可结果，也容易管理，技术要求低，抗灾力强，产量比较稳定。它适应性强，对土质要求不严，偏酸偏碱性的土质均可种植。我国北部山区面积辽阔，种植红果大有潜力。如果利用山地大力发展红果生产，也可象兴隆那样兴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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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春佳节前夕，湖北省宜昌市文联所属美术协会、书法协会组织文艺书画小分队，星期天到郊区点军公社穆家大队和郭家岭大队，为农民写对联、画国画和人物素描像，受到社员欢迎。 徐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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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给先进社员照像
四川什邡县县委书记罗同春正在给四平公社社员华维成一家照像。罗同春自备一架照像机，下乡时经常给先进人物拍照，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
新华社记者 孙忠靖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