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胡绳
1941年，延安出版了毛泽东同志的《农村调查》一书。现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以那个本子为基础，加上若干篇文章，编成《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其中除《农村调查》的《序言二》和《跋》以外，都是在《毛泽东选集》中看不到的。《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一个篇幅很短的文件）和《寻乌调查》（书中最长的一篇，占140页），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尤为可贵。
从方法论、认识论的角度看，这本农村调查文集有很重要的意义；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也是很值得一读的书。
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农村调查》序言二中特别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页，下同）这一点当然是我们在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时应该注意的。但是，为了认识与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历史（也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社会和历史），这些在1926年到1933年之间的农村调查材料和作者对这些材料所作的分析还是很有意义的。
1930年10月的《兴国调查》表明，在农村人口中占6％的地主、富农占有80％的土地，而在农村人口中占80％的贫农、中农所占有的土地却只有20％（农村人口的其余部分是完全没有土地的雇农、手工工人、小商人和游民）。在《寻乌调查》（1930年5月）、《兴国调查》和其他调查材料中提供了许多有关农村中的封建剥削的具体数字和情况。1926年写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一文根据湖南湘潭西乡的材料详细地计算了一个佃种15亩田的佃农的收入和支出，《兴国调查》又考察了8个农民家庭（他们中7家自己有一些田，又租种一些田）的生计。这些生动的材料都表明了当时的农民在沉重的封建剥削下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还困难，是没有任何余力去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农民要求生，社会要进步，不革命是不行的。作者所调查的地方都没有什么特大的、其势力超过一县以上的地主；这些材料，是在全国大多数地区有代表性的。作者以极其客观的态度进行调查。例如他在《寻乌调查》中谈到农民出卖自己的儿子的情形说：“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第150页）参加他的调查会的三个农民有名有姓有具体情节地指出，许多贫农因为断了粮，因为要还债而把儿子卖到绅士和富农家去。“据他们说，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卖过儿子的。”“普通总是卖儿子，卖妻卖女的不经见。”在儿子一卖出后，债主就恶狠狠地跑来索债，“因为这时候是他这笔债的生死关头，……他就顾不得一切了。”作者于此不得不慨叹地说：“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第152至153页）
对于这种吃人的社会关系，通过全国各地的土地改革，我们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更证明毛泽东同志在较早时期进行的调查是完全可靠的。他说，由于他了解了土地分配的状况（当然还加上剥削状况），使他得出两个字的结论就是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80％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第26页）
《寻乌调查》中对于地主阶级作了具体的分析。这个调查材料把地主分为大中小三类，而且把寻乌全县7个区的20个大地主和113个中地主的经济情形、政治态度一一列举出来。“为什么要把他们逐一列出来？为的要研究这个阶级的政治作用，不列出来便没有充实的例证。”（第115页）总起来说，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为目的”。（第124页）因此他们对发展社会生产力丝毫不起积极作用。依政治思想看，大中地主则分为三个部分，“新的占10％，半新的占70％，全旧的占20％”。（第126页）这所谓新旧是从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原文称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态度来区分的。“新的，即接受资本主义影响多的”，“是在接近河流、接近市场的地点才有的，多半他本身就兼商人”。（第124、125页）为什么大中地主中多数是“半新”的呢？“完全为了争领导权。因为不如此则领导权就会完全被民权主义派即所谓‘新学派’的人争取了去，所以他们有摇身一变的必要。却因他们的经济关系还是在一种封建剥削的状况中，所以他们仍充分表现地主性，那种革新只是表面的。”（第125页）至于“全旧的”，那“完全是帝制派，他们欲以帝制主义来打倒民权主义，恢复他们的政治领导，挽回那江河日下的封建经济的崩溃形势。”（第125页）新旧的不同也有是因年龄的不同而形成的。至于寻乌的小地主，他们在地主总数中占80％。他们是无权的。
（在寻乌，“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中做小生意的多，派子弟进学堂的也多。他们一般地能够接受资本主义文化。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即从原来的大中地主分拆开来成为小地主而又在经济上破落下来
（靠卖地、靠借债才能维持生活）的那一部分，不但接受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思想，而且能够进一步参加革命，“日益接受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与贫民阶级结合起来”。（第128页）
以上所说的对地主阶级的分析虽然是寻乌一地的材料，当然会带有地方的特点，但是这些分析的基本点可能是带有普遍性的。中国的地主阶级在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后，遇到资本主义的冲击不可能不发生分化，这种分化从十九世纪末年二十世纪初年已经开始了。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队伍虽然不大，但能够得到地主阶级中一部分力量的声援。这种声援除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外，对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政治运动起了什么影响是需要具体分析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也吸引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人，主要是出身于破落的小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这也是事实。研究近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时是不能不注意地主阶级中的各个阶层的动态的。
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作寻乌调查，主要是为了研究城市问题和商业问题。寻乌位于江西省的东南端，接近闽、粤二省，它是江西的赣州、于都、安远、会昌等地通往广东的东江地区（兴宁、梅县直到惠州）的门户。“前清时候赣州的货物经过寻乌销往东江”，处于中转站地位的寻乌的商业在清朝末年还是很兴旺的，但是后来，“梅县的洋货生意和兴宁的布匹生意发展了，便把赣州的土制货色的生意夺了去”，（第57页）寻乌的商业就一天天衰落了。在这个调查材料中所说的寻乌城只有2，700人口，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逢一、四、七圩期才热闹几小时。商人在这个城市中人数很少，经济力量很弱，政治上毫无权力，只能居于地主阶级的帮手地位。毛泽东同志当时只可能以这样一个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小城市为调查研究对象。不过这是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第57页）这个调查材料颇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在农村经济市场衰败、土货市场为“洋货”市场所代替的情况下的内地小城市的灰暗的命运。对社会历史研究者说来这里是有不少有趣的具体材料的。例如寻乌城内的2，700人中，“娼妓是30余家，30几个妓女，却养活162人”。又有“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为数达270人（第100页）。这两种人合计为全城人口的16％，而这个城市的手工业者（279人）和商人
（135人）人数加起来大致与此相等，也约占16％。失业群众之多和商业手工业之衰败都很可惊。这难道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一个缩影么？
毛泽东同志所调查的这些地方都是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除长冈乡、才溪乡“属于深入了的土地革命”外，其余“属于初期的土地革命”。在寻乌的北半县，1929年农民在党组织领导下的抗租斗争已经得到胜利，建立了革命政权，并且分了田。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到寻乌作调查，这时，农民革命势力占领县城还不到一个月，但南半县也已分了田。在革命风暴掀起的时候，农村中各个属于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各个居于不同的经济地位、具有不同经历的人对待革命的态度立即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作者进行这些调查也正是为了研究土地革命中的种种问题，包括分配土地以及山林、池塘等的方法，对待各阶级、阶层的政策以至建立和健全革命政权的方法等等。他指出，1928年以前在土地问题上是“没有任何经验的”，1928年12月在井冈山，1929年4月在兴国制定的两个《土地法》都有原则的错误（这两个《土地法》均收入本文集中），以后才通过实践改正了这些错误。反映了土地革命初期的经验和当时的社会状况的这些材料，不但对研究土地革命的历史是有用的，而且对研究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革命历史也有参考价值。初期的土地革命曾遇到许多问题，例如，“分田无论如何要分几次。头一次总是富农瞒好田，不能将田分别上中下三等调查好。头一次总是富农中农领导，贫农没有权。”（第276页）又例如，兴国初建立的农村政权有“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接近群众”、“强奸民意”这些坏事，对此毛泽东说：“这些坏事是土地革命初期的状况，原因之一是区政府成份不大好，将来都要改变的”。（第246页）象这类的问题，也是以往的农民革命所不能不遇见而且不可能解决的，即使他们已经提出了平分土地和建立乡村新政权的任务，例如太平天国。
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种种问题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的一个讲话记录）中说：他在1920年看了几种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第22页）这里所说的“只取了它四个字”，其实是形象地说明了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没有这种指导是不行的，不在这种指导下老老实实地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行的。研究从哪里开始？就要从了解实际情况，从调查开始。
毛泽东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第2页）这几句话，极其通俗而又精确地表达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如果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那就或者只是背诵书本上的公式，或者只是把在过去的条件下曾经适用于某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当成永远不变的办法，或者简直只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无知妄说”。总之，都不能得出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而只能使实践走到歪路上去。在这点上，我们党几十年来是既有正面的经验，又有反面的教训的。
毛泽东把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为依据的思想路线看成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人们必须注意了解新的社会情况，了解群众实践中的新经验，研究如何解决实际生活提出来的新的问题，这样才能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当人们的认识赶不上客观形势的时候，或者当客观情况发生着大变化的时候，着重提出这一点当然显得特别重要。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有些同志“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以为有了某个“本本”就能“保障了永久的胜利”，以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他说：“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第8页）这里所说的保守路线就是指那种安于现状，不求甚解，对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的事物、新的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情形。因此，必须用具有丰富的生动的内容的实际生活来克服这种保守路线，基本办法就是提倡调查研究。
当然，毛泽东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遇到的社会变化和我们现在的社会变化，性质是完全不同的。那时是在封建的土地关系统治下的农村阶级斗争激烈展开的时候，现在是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但是在现在的条件下，毛泽东的下列的话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第8页）
在这本调查文集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在调查研究中应该采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即是对社会的各部分进行仔细的分析，然后才能加以综合，认识其总体。他的农村调查研究是用这种方法来进行的。在阶级社会中，当然要特别重视阶级分析。现在我国社会已经是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我国现在社会中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在这个范围内，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是必要的。对于不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也必须进行分析，以求得细致的了解。例如有的同志把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中的居民分别为以务农为主，以务副为主，以务工为主的几种人，这种分析的观察显然是有意义的。所以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仍然是在调查研究中所应该采用的方法。对于现在做社会调查的同志来说，这本调查文集所采用的方法仍然是可供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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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开捆在自己身上的绳索
方生
我们正进入城乡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大发展的时期。这就要求扩大商品流通，疏通流通渠道，使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但是，就当前存在的问题来看，现行商业流通体制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问题在哪里？
一是“统”。长期以来我国国营商业实行统购包销，不问产品质量、品种规格和商品是否适销对路，统统由国营商业包下来。“统”还表现在经营方式上，统收统支，统负盈亏，在经营管理权限上，国家统得太多，管得太死，商业企业缺乏必要的自主权。
二是“公”。不是从我国当前生产力状况和广大消费者的需要出发，允许在国营商业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多种流通形式同时并存。在指导思想上，认为越大越公越好，只许国营商业独家经营，集体商业名存实亡，个体商业横遭压制，严重地打击了各方面经商的积极性，助长了“官商”作风。
三是“堵”。流通渠道堵塞。地区、部门之间实行封锁，城乡之间人为地分割。结果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阻碍了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
此外，还存在流通环节繁多、机构臃肿、商业网点过少等问题。
总之，改革商业流通体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商业流通体制改革，千头万绪。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应当从思想上继续清除“左”的影响，重视商品流通，克服“重生产、轻流通”的片面认识。这个问题不解决，改革就寸步难行。在我国轻视商品流通，有其社会经济根源和思想根源。长期封建社会的自给半自给经济，商品交换不发达，对市场的依赖性较少，这反映在思想上容易使人忽视商品流通的重要性。多年来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对商品流通的作用认识不足，人为地限制商品流通的范围（如把生产资料排斥在商品流通之外），批判什么“流通决定论”，似乎搞生产才是正道，搞流通则是邪道，这些都程度不同地助长了轻视商品流通的思想。
商业流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涉及许多方面，问题比较复杂。要靠全国人民和国民经济其他各个部门的支持和配合。首当其冲的是全体商业工作者。改革要从商业本身做起，解开捆在自己身上的绳索。在改革中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不要碰到问题就走回头路。我们要有勇于探索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作风。要认真研究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总结新经验。只要这样做了，我们就一定能打开商业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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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学习与探索》出版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专号
《学习与探索》杂志一九八三年第一期是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专号。这个专号是由中国马列著作研究会和《学习与探索》杂志社联合编辑的。
专号发表的文章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资本论〉在我国的传播》等，通过对历史资料的考证和研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主要著作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学说在中国的实践、发展和胜利。《走出自己的新道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在实践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文章，通过总结历史的教训，论证了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学说与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上要做些什么》、《认真研究新时期的新情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等文章，通过分析当今面临的新问题，提供并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而且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谭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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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主体和客体关系的讨论综述
主体和客体，是认识论中的一对基本范畴。近年来，国内哲学界对这对范畴进行了探讨。现把讨论情况作一综述。
一、关于认识的客体
对于客体范畴的理解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成为现实的认识客体的，只能是进入主体实践领域的那一部分客观世界，不能把整个外部世界和客体混为一谈。另一种意见认为，认识客体应指整个客观世界，如果把客体仅限于与主体相关的那一部分，有可能导致不可知论。第三种观点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客体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看，人以外的整个客观世界无疑是人的认识对象；从狭义上看，与人的实践发生关系的那部分客观世界，则直接成为人们认识的对象。要正确地把握认识客体的含义，应该从相对和绝对的辩证统一中去理解。
二、关于认识的主体
过去，认识论注重研究的是主体认识的来源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提出的许多问题，启迪人们转而研究认识主体。有的同志指出，加强对主体自身的认识是认识过程本身所决定的。人的认识是二重反映，认识不仅反映外界客体，而且反映主体自身。主体对自身的反映，对自身状态的意识和理解，乃是从事认识活动的必要条件。有一些同志发表文章，专门探讨了主体在认识客体及其规律时应当具备的主观条件。
关于认识主体的结构，有的同志指出，认识主体不仅是指个体，更主要的是指集体、阶级、政党以至整个人类。有的同志指出，在现今信息社会里，认识主体主要是由科学工作者群体以及相应的科学活动的机构、组织、制度和作为“脑外神经元系统”的智能机共同组成的“科学社会”。有的文章认为，认识主体作为认识系统，应是思维器官、感受器官和效应器官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智能机器和认识主体的关系是涉及主体本质的重要问题。对此，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引起了认识工具的革命，它标志着人工认识主体的形成。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工认识主体并不存在。理由是：计算机实际上是符号处理机，计算机的信息处理并不是认识活动，而是逻辑“与”“或”“非”的操作过程；认识与思维密不可分，至今没有一台机器能思维；计算机也不具有认识主体的三个主要特性——主观能动性、意识性和社会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电子计算机有效地代替并放大了人类的低级智能，是人类认识不可缺少的“助手”，人与机之间在智能方面的“互补”表明，现在形成了以人为核心的“人——机认识系统”。但电子计算机本身并不是与自然主体并存的“人工认识主体”。
三、哲学基本问题和认识
的主客体的关系
可否把哲学基本问题表述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看法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是认识和认识对象的关系，即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因而哲学基本问题又可概括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主体和思维、客体和存在并不是等同的概念。主体是从事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人，思维只是主体的属性，不能把思维等同于主体。客体是指主体活动所指向的对象，人的认识对象包括物质和精神两种现象。可见，客体也不等同于物质、存在。
（李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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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百科知识》发表五篇纪念马克思的文章
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纪念日。在即将出版的今年第二期《百科知识》上，将发表五篇纪念马克思的文章。其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苏绍智的《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编译局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姜椿芳的《马克思和中国》，陈力丹的《马克思1882年非洲之行》。还有钟夫的《一本再现马克思伟大一生的画册》，该文介绍了即将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辑、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画传》。《画传》中有一些十分珍贵的文物资料，在我国是首次发表。这些资料不仅对马克思生平的了解有帮助，而且对国际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晓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