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宝贵的启示
——学习列宁对待现代派文艺的态度
董学文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西方现代派文艺潮流出现第一次勃兴。在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国土上，也存在过一个虽说短暂，但却引人注目的现代派文艺活跃期。列宁面对文艺界出现的这种新情况，采取了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政策：他深刻地分析了现代派文艺产生的原因和后果，清醒地保持了自己正确的美学立场，并积极地、民主地引导效仿西方现代派的文艺倾向走向健康的道路。
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艺术创造力的蓬勃发展，出现了许多不确定的、不清楚的、摸索中的、实验性的东西，而除了渴求艺术的新内容、新形式和新方法外，也出现了一些仿效西方现代派的趋向。蔡特金在《列宁印象记》一文里，回忆了列宁对这种“时髦形式”的看法：“混乱地激动，狂热地寻求新的解决办法和新的口号，今天‘赞美’某些艺术和精神的倾向，明天‘把它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切是不可避免的。”列宁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背景上看到，苏俄一个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效仿西方现代派文艺的思潮是可以理解的。
列宁主张对这个倾向中的混乱现象不能撒手不管，放纵自流，要在承认混乱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疏导。他认为这是每个党的文艺工作领导者和艺术家的职责。列宁说，“自然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决不可以无所作为，听任混乱随意扩散开来。我们还必须有意识地努力去领导这一发展，去形成和决定它的结果。”也就是说，要使这种倾向朝着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方向进展。而“在这方面，我们还做得不够，非常不够。”这正是列宁对那种面对现代派文艺消极影响软弱涣散状态的一个忠告。
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发展进步的文学艺术，列宁郑重地提出了判断艺术（包括现代派艺术）的基本标准，那就是不在它的“新”与“旧”，而在它的“美”或“丑”。列宁反对那种以“创新”为借口去破坏艺术规律的做法，鄙视那种把艺术畸形、“反传统”当作“时髦”的风尚。列宁质问道：“为什么只因为那是‘新’的，就要把新的东西当作供人信奉的神一样来崇拜呢？那是荒谬的，绝对是荒谬的。”在列宁看来，一切人类艺术传统中的可贵的东西，我们都要继承发扬。“即使美是‘旧’的，我们也必须保留它，拿它作为一个榜样，作为一个起点。”那种“因为它‘旧’，就要抛弃真正的美，拒绝承认它，不把它当作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的做法是愚蠢的。（见蔡特金：《列宁印象记》）现代派艺术很复杂，有诚实认真的艺术探索，也有匆匆来去炫耀一时的标新立异，我们应细致地挑选、判别，批判地吸收、借鉴，绝不能把明明是有害的、甚至是有毒的东西，奉为至宝，绝不能唯“新”是取，不问“美”“丑”。否则，势必会吞下虎狼药的。
如果说，“美”“丑”的标准还比较抽象，容易见仁见智，那么，列宁进一步明确指出：“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列宁的这四个“它必须”，就把判断艺术真善美的准绳彻底地交给了我们。难怪西方不少现代派文艺流派，在它们的祖国也很快一一成为过眼烟云，因为脱离人民的艺术，不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艺术，任何时候也是不会有生命力的。
列宁认为，必须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和民族的艺术自信心和自信力，破除对“西方的艺术时尚的不自觉的尊敬”。这里，既要看到在对现代派文艺无原则的鼓吹、推崇和效仿当中，“这方面还有很多伪善”；也要看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列宁自豪地说：“我们是优秀的革命家，但我们不得不指出，我们也是站在‘当代文化的顶点’上。我有指出我自己是个‘野蛮人’的勇气。我不能把表现派、未来派、立体派和其他各派的作品，当作艺术天才的最高表现。我不懂它们。它们不能使我感到丝毫愉快”。的确，二十世纪以来的人类文学艺术发展史已经告诉我们，人类“艺术天才的最高表现”，已经转移到无产阶级身上，我们有什么必要去附庸风雅，在资产阶级现代派文艺后面亦步亦趋？有什么理由在西方文化面前自愧弗如呢？！事实证明，把现代派文艺视作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视作推动文艺前进的灵丹妙药，这本身就是一种迷信。
列宁处理现代派文艺偏向的民主作风也是堪称楷模的。他尊重艺术家的劳动，也注意倾听学者和专门家的意见。列宁对马雅可夫斯基那些还未摆脱未来主义影响的诗歌不感兴趣。他不满卢那察尔斯基对马雅可夫斯基出版《一万万五千万》的宽容态度，但列宁不是杜绝出版，而是要求削减印数，并要教育人民委员部另一名负责人波克罗夫斯基物色一些观点正确、立场坚定的人写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十月革命后，苏维埃领导了各地建立名人、伟人塑像工作。有一次，一位有名的雕刻家设计了一个很大的马克思纪念像，构图是“卡尔·马克思踏着四只大象”。这种明显受西方现代派影响的构思使许多人很惊讶。雕刻家虽然修改了两三次，方案还是被否定了。雕刻家向列宁控告评委会。列宁非常认真地对待他的控告，打电话给卢那察尔斯基，要他重新组织一个评委会，并亲自去审查雕刻家的设计，经过审慎的工作，才正式决定不予采用。列宁这种既坚持原则，毫不含糊，又心平气和，讲究批评方法的工作艺术，实在是很高明的。
目前，关于西方现代派文艺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方向的问题正在开展讨论。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现代派，如何判断我们应该拒绝些什么，有批判地借鉴些什么，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文艺与资本主义文艺的根本区别，如何坚持走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道路，发展革命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文艺，如何把当前的这场意义重大的讨论引向深入，我们不是可以从革命导师列宁的见解和作风里得到许多宝贵的启示吗？
第7版()
专栏：
到人民的生活中吸取营养
刘锡诚
创作对生活的依存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关键问题。但是，近几年来，有人宣扬“艺术的最高目的是表现自我”，他们热衷于表现“自我心灵的奥秘”，而不屑于去反映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不屑于去反映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创作的源泉究竟是人民的生活，还是作家的“自我心灵”？作家还要不要深入到群众中去，从人民的生活中吸取营养？我想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意见。
对于一个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艺术修养和掌握了一定艺术技巧的作家来说，是否拥有广泛而厚实的生活积累，对他的创作的思想和艺术质量的提高，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学史上不计其数的事实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优秀的作品，都出自那些“生活的富有者”。反之，一个作家，如果他不深入生活，并在生活中对各种人及其社会关系进行过细的观察、比较、了解、分析，而是仅仅满足于对生活作一般性的、浮光掠影的观察，缺乏对生活的真知灼见和独到发现，那么，他就不可能创作出内容厚实、思想深刻、艺术超群的作品来。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学创作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在全国人民拨乱反正，清除“左”的思想影响的过程中，作家们也在党的引导下逐步摆脱了长期形成的教条主义的羁绊，恢复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创作出了不少反映时代和人民心声的受读者欢迎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艺术境界，但它们各具匠心地描写了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各种人物，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毛泽东语）程度不同地从现实生活的革命发展中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脚步，帮助人们提高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的认识；这些作品中所提供的若干较为成功的艺术形象，或以振聋发聩的思想力量给人以警策，或以高尚纯洁的共产党人的品格与道德给人以教育，或以健康的、美的人生与情愫给人以怡情悦性的感染。我们有理由把这些优秀作品看作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代表和主流。我们的文学所以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同作家们厚实的生活积累是分不开的。
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并不是直线前进的。不必讳言，读者对近期文学出现的一些动向，也产生了一种隐忧。他们对于文学创作落后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雄伟步伐，能够鼓舞人心、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作品的匮乏，而或多或少脱离现实生活的激流、玩味个人一己的艾怨与悲欢、甚至胡编乱造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和庸俗市侩思想的作品的泛滥，表示了不满和批评。的确，广大读者的批评是值得文学界朋友们深思的。
这种以脱离生活、回避现实矛盾为特征的现象的出现，有其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从主观原因来看，对于极少数作家来讲，他们由于种种情况不再关心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国家人民命运所系的问题了，他们对新时代、新生活的革命热情减退了，他们对现实生活变得冷淡、甚至隔膜，同人民群众脉搏的跳动的距离拉大了。对于另一些作家来讲，是生活准备不足的问题。生活准备不足目前已经成为导致他们的创作患了贫血症的现实因素。说得严重一些，生活准备不足已经成为直接影响着整个文学继续健康地前进的一个不能等闲视之的关键问题了。不少作家对这一点还缺乏清醒的认识，有些人甚至讳疾忌医。任何作家，不论他持什么艺术观点，都毫无例外地在研究生活。不过，不同艺术观点的作家对生活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我们所说的生活，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生活，不是身边琐事，而是指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激流。作家应该了解、观察、分析、研究和艺术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激流和生活激流中的人物，而不应该把自己的着眼点放在个人的艾怨和杯水风波这类事情上。这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使命所决定的。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而且尔后的二十多年中间，许许多多作家纷纷深入生活，写出了不少至今闪耀着艺术光彩的作品。当然，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在安排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也曾有过一些违反艺术规律的做法。其结果，有的作家虽然长期地到生活中去，却不注重观察和分析人及其社会关系，不能从生活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真理，因而写不出作品，或者即使写出了作品，思想艺术质量却一般化。我们不能因为曾经发生过一些偏差，就从根本上否定深入生活和生活积累的必要性。现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某些不良的倾向和苗头，恰恰是许多作家不重视深入生活所造成的。生活是流动不羁的。作为一个作家，应当摸准时代的脉搏，追随时代的脚步。昨天熟悉的生活，今天可能会变得生疏了，而大量新的事物又涌现在你的面前，等待着你去认识它、熟悉它。因此，在研究生活方面，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只有面对现实，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才能把握住时代的每一个重要的变革，把握住当前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矛盾及其特点。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生活积累的更新，对于每一个作家都是迫切的任务。
从客观原因来看，一方面由于历史的挫折，另一方面由于经历过长时期的闭关锁国状态，一旦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进行文化交流，对西方现代派艺术思潮缺乏必要的批判能力，使一部分本来就没有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艺术观或本来就摇来摆去的作家、评论家，在文艺思想上产生了迷茫与混乱，甚至对马列主义文艺观的一些基本原理产生了动摇。他们提出了诸如“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艺术的最高目的是表现自我”，“公认其优秀和重要的作品，恰恰并非出自追随革命最紧的作家笔下”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主张。这些被称为“新的文学观念”或者“新的美学原则”的理论，虽然并不是新的发明，但在今天的新形势下出现，却造成了相当大的混乱。它们从根本上否认文学的使命是反映客观世界。按照这些同志们的观点，既然社会主义文学不应去反映“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沸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活激流和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的“丰功伟绩”，作家也就可以不必深入生活的激流，不必去研究现实的关系以及生活在现实关系中的人，只是坐在书斋里面壁虚构，表现“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就够了。
从文学创作的总体看，要想改变目前创作落后于生活的状况，进一步提高创作的质量，首先应该改变作家中普遍存在着的生活准备不足和轻视生活积累的倾向。作家们到社会生活的大天地里去，重新读一读生活这一课，肯定会从中发现坐在书斋里不可能得到的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
第7版()
专栏：
谁说冬天只有暴风雪……
柯 岩
北京今年的冬天很暖。已经是11月了，却好象还在秋天。这两天连接下了几场小雨，黄金伞似的树木被洗濯得更加璀璨。就在这一片明亮的金黄里，听到了中央关于整党决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传达。那一句句比金子还要贵重的话，使我感到那样明亮和温暖。是的，人天天要洗脸，地天天要打扫；衣服脏了要洗涤，环境污染了要净化。这原没有什么奇怪，可是面对文艺界精神污染的某些严重情况，我又感到十分惭愧和不安，思绪起伏，飞得很远很远……
记得那是1951年一个晴朗的日子，我还是个文学青年的时候，突然被通知去参加一次和当代著名作家的见面会，我高兴地跳了起来。那时候，听大报告仍然很多，经常是一声集合哨子，每个人拿上自己的小马扎，排着队，唱着歌，雄赳赳气昂昂地就走进了会场。而这次，会却开得很随便。几位著名的作家和青年们很自然地围成了几个圈子，就亲切地交谈起来，问的问，答的答，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我当时已经写过一些东西，是青艺文化列车的专业创作人员，亦曾有些剧本或小节目被演出过数十上百场了，在小圈圈里算得有点引人注目，自己也正不知天高地厚的时候。忽然见到赵树理、孙犁……这些作品为我所尊崇，名字闪闪发光的大作家，也穿着和我们一样的普通制服，那样亲切地坐在青年们中间（赵树理同志还不时蹲着），那样平易地谈着他们怎样和群众一道斗争并接受群众教育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自己才是个还没入门的小学生。听他们十分深情地讲着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谦逊地说他们自己只不过是力图表现那些丰功伟绩、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的一个不够称职的时代记录者时，我开始感到了作家这两个字的份量。
从那时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三十年风雨纵横，经过的锻炼多些了。读的书也多些了。好歹也出了些书，自己也被青年们称为“作家”了。但当年那个场景仍时常在我眼前闪现，小学生的感觉仍时刻在我心中。文学是这样一种崇高的事业，作家是这样一个神圣的职称，每当我接触到古今中外的名著，带着感激的心情想起前辈作家作品和人品对后世的教育时，我总是想：“这才是作家。”而我，只不过是在创作道路上走着的、一个尚算努力的后生小子罢了。因此，无论在填表或是讲话时，我从来诚诚恳恳地自称是一个“文学工作者”，“一个正在学习写诗的人”。
也许有些青年作者会以为这是矫情，不，不是的。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阳光照耀并在前辈作家培养下成长的几代人，差不多都如此。因为党从来就这样教导我们。1956年我国召开第一次全国青年创作会议时，当时会内外的青年作者中，不少人已出过好几本书，并在全国相当有影响了，如：李准、刘绍棠、丛维熙、玛拉沁夫、刘真、李瑛、未央、公刘、邵燕祥、周良沛、黄悌、赵寰、董晓华……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也不下数百。但这次会议没有叫“青年作家会议”，而是被称作“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当时的团中央、全国作协作为一级组织表现了我们党固有的谦逊。在会上的大小报告、发言，谈的都是方向、道路、生活与创作，人品与文品……等重大问题，从而使会内外的文学青年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文学为什么人及如何为的教育。
这只是当时我们无数文学大课中的一课。
当时对专业创作人员的要求是很严的，深入生活、创作、读书……都得自己订出规划。有条件的长期下去生活或带职工作，赵树理、柳青、周立波这些大家是我们光辉的典范。没有条件的也必须坚持每年至少下去八个月，而且是打着背包下去同吃、同住、同劳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许多文学工作者现在偶有机会聚集到一起，还十分留恋那些岁月，感激党和前辈作家对我们的严厉的爱：没有允许我们囿于斗室，沉溺于杯水风波；而是把整个世界打开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投入我们伟大人民的温暖怀抱。也确确实实是党和人民把我们这些不懂事的青年培养成了今天能多少懂得一点“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人民是艺术家的母亲”的道理，从而能多少用自己的笔写点文章，做点文学工作，并愿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人民、在母亲指引的道路上奋力攀登的人……
除了在外国人面前，我们从来不自称为作家，因为作家这个词，对于我们确实是太神圣了。
……不知什么时候，窗外下起了沙沙的细雨，缠缠绵绵，竟分不清是秋雨还是春雨，啊！让它来冲刷大地，净化被污染的空气吧！谁说冬天只有暴风雪……
我个人还有幸得到过许多前辈作家、评论家的直接帮助和教育。记得1956年前后，我的作品得到了一些专文称赞，还没等我飘飘然起来呢，天翼和文井同志就对我说：“在听到表扬时要格外想到自己的不足。”“这才仅仅是开始，文学的路长着呢。”
小川同志从来把对我的称赞看得比对他自己的称赞还重要，但当我特别沾沾自喜于人们称赞中的“才能”二字时，他很严肃地批评我说：“我们太喜欢听‘才能’二字，这不好。最好让人们称赞我们的作品时，首先谈到我们的人品，谈到我们是怎样对待生活和创作，又是怎样对待党和人民的……”
1964年，当我把在新疆生活了将近一年后写成的一个模仿外国的“形式创新”的中篇小说《女儿的来信》送给侯金镜同志看的时候，满以为会得到他的称赞，不想他很严肃地和我谈了整整一晚上，谈的是生活与世界观、创新与继承、借鉴和模仿、形式和内容……许许多多问题。作品他不赞成发表，要我做根本性的修改，因为他认为在艺术上有倾向性问题，要我好好总结。他走后我大哭了一场，但我遵从了他的意见。这个作品的手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失”了，金镜同志也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的话，他那严肃亲切的声音笑貌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
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一次我应邀去讲课，李季同志直视着我，不高兴地说：“小柯啊，我不赞成你去当演说家。一个作家主要是让人看他的作品。”当我局促不安地向他解释说，我去讲的只是一些有关写诗、读诗的基本知识及方向道路问题，我在讲话中从未一次借机标榜过自己及与我亲近的同志时，他才欣慰地笑了，说：“我知道你不会，但不得不提醒你，谁让我比你年长，比你多懂一点创作的艰辛呢。”想了想，他又补充说：“你现在在《诗刊》工作，该去讲。但讲话是更直接地与读者交流，你得讲得让青年们从你的话里时时感到人民的哺育和党的思想的光辉……”
李季同志离开我们也已经三年了，但他的这些话，连同他的许多言行，他的人品、作品仍永远是我学习的课本。
我无法细数许许多多老作家、前辈作家及我同辈中大多比我有成就，比我勤奋的同志们为人、为文的风范对我的教育。我只能说，我是在不断听取着他们的批评，也在学习着许多优秀的青年作者的长处中前进的，因此，我常常感到自己是幸福的。
也正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文坛一片繁荣景象中，我被告知有那么几个青年作者在写了几篇文章，搞了没几年创作，就被某些评论家吹得神乎其神，被某些出版社请去坐软卧、住宾馆、到处大谈其创作经验、大做“我的创作道路”之类“报告”的时候，我是着实为他们担忧的。当听说他们其中还有人用十分轻蔑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嘲弄我们千万先烈为之流血牺牲、为之终生奋斗的革命事业及革命文学传统时，我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而当他们中个别人完全背离一个文学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把文学只当成拉帮结伙和谋取私利的手段，创作上胡编乱造，生活上一塌糊涂时，我又不禁替他们感到深深的悲哀……
幸亏这样的人只是文学界的少数、极少数；终究我们还有一支党培育多年、在任何风浪中仍然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的老、中、青创作队伍。他们也许很被某些评论家冷淡，甚至绝口不提；他们的作品也许很被某些编辑部和“青年作家”嘲笑，不但拒绝发表和阅读，甚至嗤之以鼻：“怎么还是工农兵这一套？”甚至被咒骂为“御用文人”……但他们仍然在默默地深入生活，坚持着、劳动着、创作着……
他们心里没有冬天。党中央清除精神污染的号召只会使他们更加坚强和纯洁。
全国各条战线正在为四化奋战的人民欢呼党的决定。早就对文艺界严重污染局面不满的读者欢呼党的决定。作为党一手培育的一个文学工作者，我是如此振奋却又不安。由于这些年来深入生活不够了，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要求不严了，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放松了。因此，我对理论界及文艺界的种种精神污染，或是认识不足，或是斗争不力，有时甚至由于种种顾虑，采取了对一个党员来说，是不能允许的自由主义态度，我愿在这次学习中认真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我这些年所有的作品和言行，早就摊开在读者与同行的眼前，我诚恳地请求你们，批评我的一切缺点和错误，帮助我进步。
……不知什么时候，雨竟已停了。窗外一抹蓝天，空气是沁人心脾的清新。是啊，自然界对我们如此厚爱：风卷走尘沙，雨滋润万物，雪来杀菌灭虫，阳光给人以温暖。人世间不也如此么？热爱生活的人心里没有冬天。冬天也不尽是暴风雪。只有不断自觉沐风浴雨，追赶太阳的人才是生活的强者，才能在不断纯净自己、使自己健壮的过程中勇攀高峰……
我坚信中国这支社会主义文艺大军，会在我们党又一次向我们指明方向及道路的时刻，涤荡沉渣，清除污染，继续乘胜前进。
啊，谁说现在是冬天，谁说冬天只有暴风雪？是谁说的呢……
第7版()
专栏：文世动态
宣传画创作出版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持的宣传画创作出版工作座谈会，最近在京举行。来自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的六十多位代表，在座谈中回顾了宣传画在我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所作出的贡献，指出宣传画有针对性强、群众性强、艺术感染力强的特点，应当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进一步发挥积极的作用。
会议还通过了《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多作贡献》的倡议书，号召宣传画作者努力提高政治理论修养和文化艺术修养，到群众中去、到生活中去，用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努力创作以情动人，以理晓人，以美悦人的好作品，来反映时代精神，歌颂人民的英雄业绩。 （周昭坎）
第7版()
专栏：文艺动态
文化部和曲协举办中长篇书曲艺创作学习班
本报讯 最近，文化部和中国曲艺家协会联合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中长篇书曲艺创作学习班。华东、中南、西南地区部分省市的曲艺工作者二十多人参加学习。
学习班主要是通过学习、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提高认识，加强责任感，清除和抵制曲艺方面的精神污染。总结和交流中长篇书曲艺创作的经验，讨论创作问题，修改加工他们带来的新作品，进一步提高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质量。繁荣中长篇曲艺创作，特别是现代题材和革命题材的创作，以扩大社会主义曲艺阵地，满足城乡广大人民群众对曲艺的要求。 （张世英）
第7版()
专栏：文艺动态
《戏剧报》召开首届话剧表演艺术讨论会
本报讯 最近，《戏剧报》邀请全国部分省市近六十名话剧演员，在京召开了首届话剧表演艺术讨论会。会议就如何提高话剧演出水平，以高质量的精神产品为人民服务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代表们回顾了我国话剧现实主义表演艺术的优良传统，研究了当前话剧舞台表演形象不鲜明、缺乏表现力，以及表演虚假等问题后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里话剧表演艺术需要提高，需要发展。作为话剧演员，一定要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修养，一刻也不脱离生活；同时，需要增强事业心，苦练基本功，努力提高塑造活生生的、感人的舞台形象的技艺。代表们还探讨了创立中国话剧表演学派等问题。
周扬、贺敬之、曹禺、赵寻以及舒强、阿甲、丁里等到会并讲了话。 （鞠 讯）
第7版()
专栏：出版动态
《毛泽东文艺思想新论》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新论》（李准、丁振海著）。作者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些重要方面，如文艺与生活、文艺与群众、文艺与政治、歌颂与暴露、现实与理想、世界观与创作、文艺与批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蒋爱虹）
第7版()
专栏：出版动态
《林淡秋选集》
林淡秋同志（一九○六——一九八一）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三十年代起就从事文学创作，还翻译了许多苏联和欧洲的进步文艺作品。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林淡秋选集》，选取他在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分小说、散文、随笔、文学理论四辑，共八十余篇，四十多万字，为研究林淡秋的作品提供了较完整的资料。 （林 舒）
第7版()
专栏：出版动态
《曹靖华散文选》
在祝贺曹靖华同志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六十年的时候，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靖华散文选》。
曹靖华是我国著名散文家，先后出版过《花》、《春城飞花》、《飞花集》等三个集子。这次辑入《曹靖华散文选》的共七十四篇散文，好多篇章是过去三个集子中没有收入的，共计三十三万字。曹老的散文语言优美，朴素与华丽兼备，善于锤炼句子的抒情节奏，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 （吴成瑞）
第7版()
专栏：出版动态
《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
最近，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寿朋著的《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全书共分六个专题：
一、高尔基美学思想的发展，二、无产阶级文学中的真善美，三、劳动的美学，四、文艺中典型形象的塑造，五、用革命态度继承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遗产的榜样，六、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陕 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