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的哲学意义
龚育之
去年毛泽东诞辰,出版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今年毛泽东诞辰,又出版了《毛泽东书信选集》和《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这是计划陆续编辑的一系列毛泽东专集中已经公开出版的三种,是毛泽东著作的重要部分。
这三本专集,都不能说就是哲学著作,从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角度来看,它们又都有重要意义。
通过书信集来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和生活,有它的独特之处,而为其他著作所不及。对于作为革命家和哲学家的毛泽东来说,也是如此。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当然主要应该通过他的成篇的哲学著作和其他科学著作。但是,有不少书信,从中可以让我们看到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到江西时期,到延安时期,到北京时期,在哲学道路上走过的一些足印,窥见他读书生活和研究生活的一些镜头,了解他的求学精神、治学态度,以及在哲学上跟朋友们共同探讨、相互切磋的一些情况;有些书信或者专谈哲学,或者联系其他问题发挥一点哲学见解,或者讲到对哲学工作的一点意见,虽然没有展开系统的论述,但大都在三言两语之中率直地表明了自己朴素的想法。这些,无疑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补充了丰富的材料。
新闻工作文选系统地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新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具体化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者在各项工作(包括新闻工作)中实际运用的原则和方法。新闻工作文选从自己的领域体现了这一特点。
农村调查文集是以毛泽东在延安自己主持编印的《农村调查》一书为基础,加以补充增订而成的。在延安印这本书,正是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的时候。在序言中毛泽东一再强调:出书的目的,
“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就是说,是把它当作一本学习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书来出的。这次增订,除补充了两篇重要的调查材料之外,还补充了三篇论述调查研究的重要文章,即:《反对本本主义》这篇遗失已久、五十年代才重新找到,在延安时未能编入的重要文章;《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这篇新近找到的文件;在延安作的《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这样就进一步增强了这部材料书同时作为一部哲学书的色彩。
这三本专集中,对于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当然首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檄文
毛泽东不是在中国最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但是,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所遵循和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使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样,毛泽东成了中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理论家。作为这个结合的科学成果的思想,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称之为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在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同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正是属于这个时期的著作。这部文集,特别是《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战斗檄文,应当认为是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和作为它的组成部分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著作。
《反对本本主义》写于1930年5月,原题为《调查工作》。毛泽东后来在1961年时说过:“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他还回想起写作的经过:“先写了一篇短文,题名‘反对本本主义’,是在江西寻乌写的。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内容基本一样,不过有所发挥罢了。”根据这个情况,还根据这篇文章第三部分的小标题原来就是“反对本本主义”,1964年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公开发表时,毛泽东将原题《调查工作》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的那些调查材料,记录了毛泽东调查工作的实践;《反对本本主义》等三篇论述文章连同《〈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则对这种实践的经验作了哲学的总结,对这种实践的意义作了哲学的阐明。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的代表,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非常重视对中国实际情况、特别是中国农村情况作调查,把握住了调查研究这个使上述两方面结合起来的关键环节。早在1920年3月致周世钊的信里,他就发挥了这样的思想:作为中国人,关于“中国”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在《关于农村调查》这篇讲话中,毛泽东回顾了他在农村调查上走过的道路。他说,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的译本以后,他才知道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情况。他只能拿着这样的方法论,“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他在湖南老家养病,作农村调查;他到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学生作农村调查;党中央要他管农民运动,他到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考察,作农村调查;上井冈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他更加重视农村调查;领导红四军打仗,他也尽量利用战斗空隙亲自作并要求全军干部都作农村调查。他说:“从我个人调查农村来说,是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的。”他多次深情地谈起那些调查在帮助他真正了解中国农村方面给予他的教育,多次对湖南五县和井冈两县的调查材料在战乱中损失引为憾事,“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现在收入文集的毛泽东在二十年代的农村调查,只有《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一篇(也是这次增补进来的),其他的看来是永远丢失了。可喜的是,《寻乌调查》(毛泽东作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这篇长达8万字的、整理和叙述得很完整的调查,失而复得,这次增补到文集中来,大大充实了文集的内容。这个调查是在1930年5月,即写《反对本本主义》的同时进行的。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著名的、引起过重大争议、在我们党内发生了巨大影响的口号,就是在《反对本本主义》中首先提出来的。在这以前,毛泽东和其他同志主要是从正面说明调查工作的意义。1929年9月陈毅向中央报告朱毛红军的历史和现状,就介绍了红四军将调查工作当作群众工作的第一项的情况。周恩来根据陈毅报告主持起草中央给红四军的信(9月来信),特别提到:“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1929年12月毛泽东根据中央9月来信精神为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起草决议(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把调查工作的意义,提到肃清唯心观念(后来称之为“主观主义”)以实现对革命的正确指导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指出“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古田会议决议的这些思想,反映了党、红军及其领导者们的集体智慧和共同经验,而由毛泽东把它们集中和提高起来。《反对本本主义》则在决议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它系统地、展开地论述了决议关于肃清唯心观念、注意实际调查的基本思想,以极大的鲜明性,在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及其严重危害的尖锐批评中,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些基本思想。它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号召“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并且阐明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一伟大真理,从而初步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形。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应该如何表述?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看法:“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它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各国革命具体实践——在中国是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作了哲学的论证;对违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原则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倾向,作了哲学的分析和批判;对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哲学上教给我们以方法。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的哲学。”《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非常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个根本特点。
科学方法论还是“狭隘经验论”?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一场哲学争论,即关于“狭隘经验论”的争论。这个争论至今在国内外还有回响。争论直接地就是由“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口号引起的。这个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在王明教条主义统治中央并进入江西苏区的时候,遭到反对,遭到批判,被指责为所谓“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隘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赣南会议决议)。
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这场争论。
1939年10月在为《时事问题丛刊》所写的《研究沦陷区》一文中,他说:“这样系统地研究时事问题,并为一切抗战干部们供给材料,实在是必要与重要的了。‘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1941年3月在《农村调查·序言二》中,他又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
‘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
历史早已为这场争论作了结论。反对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王明教条主义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而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毛泽东从研究中国实际和总结革命经验中建立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他的一系列科学著作成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最重要贡献。这个历史事实,最雄辩地说明了所谓“否认理论”的“狭隘经验论”的指责,是完全错误的。
其实,就在提出和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口号的时候,毛泽东也从来没有忽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就强调两点:(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在起草决议的同时,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的一封信里特别提出:“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在《反对本本主义》里,毛泽东对于调查要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要以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为主要目的,也有专门论述。它批评了挂狗肉帐式的、听新奇故事式的、登高远望人民城郭式的错误的调查方法,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并在“调查的技术”一节里讨论了怎样得到正确认识的各种具体方法。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1931年4月《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在这个通知里,毛泽东强调了掌握关于土地和人口的原始材料的必要性,规定了几类阶级成份划分的标准,并在最后提出:
“我们的口号是:
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
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这是对“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口号的重要补充。两个口号的并提,更加突出地强调了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做正确的调查的重要性,因而是有很大意义的。这个通知应当看作是为《反对本本主义》增补了重要的一节。
1941年9月毛泽东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着重地讲述了调查研究的方法问题。讲话中关于认识事物的三个步骤(第一步,观察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笼统的认识;第二步,用分析方法把事物的各部分加以细致的研究;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的论述,是很要紧的。讲话中还精辟地论述了“详细地占有材料”同“抓住要点”的关系,指出材料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
(矛盾的主导方面)”。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就有同志要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所以,我们做综合工作时,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
可见,毛泽东历来提倡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正确的调查,这样的思想和口号,决不是狭隘经验论,而正是科学方法论。
调查材料的认识价值
当我们强调农村调查文集中的论述文章作为毛泽东哲学著作的重要价值时,还应该充分重视这个文集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就是说,还要重视文集中各篇调查材料的价值以及这些调查材料同这部书中的论述文章的联系。收入文集的调查材料共十一个,最完整的有五个,其中《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和《寻乌调查》是新增的,《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虽然是原有的,这次经过了仔细校订,而且建国以后没有重印过,许多同志也不熟悉。我觉得,这些材料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是很有认识价值的。
第一,这些调查材料对于帮助我们认识旧中国的农村(以及《寻乌调查》中解剖的寻乌城这样的“农业手工业城市”)很有价值。旧中国农村的土地关系、剥削状况、商品流转、圩集演变、社会生活以至于娼妓和流氓生涯、服饰和发式沿革,凡此种种,在这些调查材料中一一作了记载。比起读理论文章来,它们提供了为理论文章所难得的许许多多生动、具体、翔实、细致的材料。比起读文艺作品来,它们提供了为文艺作品所缺乏的科学的、系统的、数量的分析。如果把这些材料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理论文章配合起来学习,可以大大加深和丰富我们对旧中国阶级状况和社会状况的认识,并可以补充若干为这些文章所未能包括的结论
(例如《寻乌调查》中关于地主的新旧派别的分析,特别是关于小地主各阶层的分析)。认识旧中国大大有助于认识新中国,因为人们可以加以实际的比较,看出新旧中国仍然存在的联系和业已发生的伟大变化。如果有人依照《寻乌调查》的范例,作一个新的寻乌调查,用来和五十年前的那个调查比较,这一定是一件很有科学价值并且很有教育价值的工作。在我们的社会学研究中,很需要建立这样的定点的、连续的社会调查。
第二,这些调查材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土地革命的初期历史很有价值。调查中所记载的这场革命的深刻程度,它所激发的农民群众出自内心的革命积极性,它所建立的革命农村的崭新的民主生活,至今读来令人神旺。调查中对农民革命兴起过程中的一些规律性现象所作的论述(例如分土地和建政权的曲折经历),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对于研究古代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史也有启发,这是很有见地的。
第三,这些材料具体地反映了毛泽东和我们党对中国农村阶级和土地革命认识的过程。文集中收集了土地革命初期的两个土地法,后面毛泽东写了按语,说明其中的错误和后来的改正。毛泽东说:“这两个土地法,存之以见我们对于土地斗争认识之发展。”其实,不仅对这两个土地法应该这样说,对文集中的全部调查材料也可以这样说。认识论是认识史的总结。如果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认识论,也总结了自己的认识史的经验,那么,他对中国土地斗争的认识史的经验,应该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我们通过对这部文集所反映的毛泽东和我们党对土地斗争认识的历史发展,可以更好地领会《实践论》中所论述的认识论原理。
第四,这些材料,大部分是经过整理的调查报告。在它们的整理后记中,在报告的若干段落(例如“寻乌城是什么”一节)中,有多处关于调查研究意义或方法的论述。另外,报告中还有多处运用历史唯物论分析社会生活现象的范例。这些论述和范例,当然也都有哲学意义。
总之,《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收集了三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思想路线,同违背这条思想路线的错误倾向论争的重要著作,是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必读书。四十年代初,当以反对主观主义、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为核心的延安整风即将在全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亲自编辑出版了这部文集的前身《农村调查》,这不是偶然的。毛泽东为出版《农村调查》所写的序言和跋,和中央随即作出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都是那次整风的学习文件。六十年代初,当毛泽东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力求以端正思想路线为契机来着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若干错误的时候,他又在党内广泛印发《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老文章,也不是偶然的。毛泽东要求全党认真学习这篇文章,指导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这个重要文件,还写了一批信件,亲自组织调查(1961年1月《致田家英》),并推动党内别的同志“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
(1961年5月《致李井泉并陈正人》),要求全党同志通过调查“向群众寻求真理”(1961年4月《致邓小平》),“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1961年5月《致张平化》)。这些信件都已收入书信选集。在八十年代初,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过去的错误,重新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后,《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这个更完备的本子出版了,这也不是偶然的。从三十年代初、四十年代初、六十年代初、八十年代初四个时期,这些著作产生和传播的情况来看,它们对于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的重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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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张腾霄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杨焕章、秦锡瑜、梅岱主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这是一部值得推荐的书。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它的理论基础。学习和实践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我们每一个革命者的义务,研究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职责。近年来,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前进,陆续出版了一些论著。其中,《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一书是很有特色的。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此,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就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自始至终都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出问题和论述问题的。书中所论各题,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时所着重提出并集中论述的问题。书中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既加深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理论的理解,又提高对我党历史经验的自觉。这对于老同志和青年朋友都是很有帮助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直接化为方法论,化为便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掌握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把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理论内容的分析同党所倡导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紧密联系。这样就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党是怎样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立良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应当如何继续坚持这个方针,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哲学思想同整个毛泽东思想一样,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凝聚着我们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劳动,概括了全党乃至全国人民的斗争经验。《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对于每一问题的分析,都是在介绍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时,同时还分析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的有关论述。该书在这方面虽然做得还不够理想,但对于我们今后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很有启发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把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方法论综合地运用于统一的中国革命实践之中。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每一重大命题都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一书在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时,并没有生造什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也不是按照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几大块去整理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而是按照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固有的逻辑去自然地展开。书中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重大问题的分析,都着力于揭示它本身所体现的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的统一。从分析中见综合,通过分析理解综合,这样,毛泽东思想的严整体系,其深刻和丰富的内容就容易被人们所理解和把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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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
马列所等单位召开学术讨论会
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中国马列著作研究会联合召开了学术讨论会。讨论会的主题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会上收到了论文三十五篇,这些论文从各个不同方面,比较系统、集中地论述了三中全会以来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特别是《邓小平文选》在这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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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谈判纪实》在重庆出版
重庆出版社特约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同志编辑的《重庆谈判纪实》一书最近出版。这是一部重要的史料性文集。全书共三十五万字,收有珍贵照片四十多幅。它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包括从未公布过的具体谈判记录),全面系统地反映了“重庆谈判”的全过程,再现了当年举世瞩目的国共和谈的历史事件。
(陈初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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