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今古人物
杰出的诗人 勇敢的战士
——“塞万提斯文学奖”获得者阿尔维蒂
赵振江
最近，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宣布，将今年的“塞万提斯文学奖”授予著名诗人拉法埃尔·阿尔维蒂。阿尔维蒂获奖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成就卓著的诗人，而且是一位热爱人民的歌手，勇敢无畏的战士。
“塞万提斯文学奖”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是全世界西班牙语地区最高的文学荣誉奖，每年12月公布评选结果，次年4月塞万提斯纪念日那天举行授奖仪式。
阿尔维蒂于1902年出生在安达卢西亚的圣马丽亚港。最初曾从事绘画。18岁那年，父亲的去世使他陷入了哀思，便开始写诗。三年后因患肺病去瓜达腊马山区休养。对大海的怀念使他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感到诗歌比绘画更能表达他的激情，从此便和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924年他创作了第一部诗集《陆地上的海员》，刚一问世，就引起文学界的重视并获得西班牙国家文学奖。由著名诗人和作家组成的评委会竟然把头等奖授予一个22岁的“无名小卒”，这在当时的评论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种种非议无非是说作者“名不见经传”。的确，阿尔维蒂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连中学也没有毕业。他走的是自学之路。他的诗歌朴实无华、感情真挚、语言流畅、格调清新，富有民歌的韵味和风格。有时短短的几句对话就能把某种特定环境中的感情抒发得深切动人。
阿尔维蒂的艺术道路是曲折复杂的。二十年代，他接连发表了几部诗集。但这些作品大都打上了当时风靡西方文坛的超现实主义的烙印。1930年以后，随着法西斯势力的抬头，国际形势日益紧张。严酷的现实使得超现实主义作家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分化，阿尔维蒂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也产生了根本的转折。诗人受到革命洪流的推动，他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大的突破。在1931—1932年间，他游历了欧洲各国并首次去苏联访问。希特勒上台后，他积极投入反法西斯斗争。诗人走上街头，大声疾呼，即兴赋诗，《号令集》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从此，他的诗歌迅速地转向了现实主义。描写农民悲惨境遇的诗集《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农民》是这种变化的明显表现。在此期间，他参加了革命作家联盟，并和他的夫人马丽亚·黛莱萨共同创办了《十月》杂志。1935年，他出访纽约、哈瓦那和墨西哥，写下诗集《十三条和四十八颗星》，以深刻的笔触揭示了美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与种族矛盾，描绘了拉美人民的悲惨生活，并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阿尔维蒂站在人民阵线一边，以火一样的革命激情，投身到人民斗争的行列之中，创作了大量激昂慷慨、气壮山河的诗篇，被前线士兵争相传诵。有时，他还亲临火线为士兵们朗诵。在《面包师胡安的歌》一诗中，诗人唱出了当年的心情和意志：
我要将倒下去的先烈歌唱，
他们已在地下长眠，
又随着麦苗生长。
我最好的悼念
就是扛起步枪，
上山去，干一场！
任何艰险也不能使我沮丧。
游击战士象雄牛一样
何惧雨骤风狂。
伤害、拷打
直至夺去我的生命
但我绝不屈膝投降。
……
内战结束后，人民阵线的失败迫使他又一次离开祖国，过着流亡生活。他首先到了法国，后来长期侨居在阿根廷，仍坚持不懈地进行诗歌创作并积极参加国际文化活动，出版了《在石竹花与剑之间》、《潮汐》、《献给绘画的诗》、《遥远记忆的回顾》、《帕拉那的歌谣》等诗集。1945年以后，他创作了许多怀念祖国和歌唱祖国的诗篇，以寄托自己的赤子之心，后来汇集成册，取名《今天的标记》。诗人长期过着流亡生活，直到佛朗哥统治结束以后，随着国内民主运动的进展，他才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值得一提的是，阿尔维蒂还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957年，他曾来我国访问。在他自己称之为“美妙的旅行”的旅途中，写了许多赞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诗篇。第二年与他的夫人合作，出版了诗集《中国在微笑》，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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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文莱友好史上的佳话
王介南
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8月的一天，明朝京都南京城内张灯结彩，笙箫鼓乐，一派喜庆景象。衣冠楚楚的京畿官民，冒着盛夏溽暑，夹道迎候远道来访的外国贵宾。当一位年轻英武的外国国王率领随行人员，在明廷特使的陪同下进入城内时，人们欢声四起，鼓乐齐鸣，表达对来访贵宾的欢迎之忱。
这位外国贵宾，就是浡泥国（现今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文莱）国王麻那惹加那，当时年仅28岁。他携王妃、王子和陪臣150多人乘坐水舟，战风斗浪，漂洋过海，安抵我国福建泉州港登陆。明成祖朱棣特派御使太监张谦专程迎接。自泉州到南京沿途州、县官员均设宴欢迎。在历尽旅途艰辛之后，受到明王朝如此隆重的礼遇，这位国王的欢悦之情自然是难以言状的。
早在北宋太宗（976—997年）时，浡泥国已开始与中国友好往来。明洪武3年（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曾派御使张敬之等出使浡泥国。
明成祖朱棣恪守太祖朱元璋“兵不征南洋十五国”的遗训，非常重视与东南亚各国友好交往。麻那惹加那抵达南京的当天，朱棣就在富丽堂皇的内宫华盖殿会见了浡泥贵宾。浡泥王向永乐帝赠送了珍奇礼物。永乐帝回赠冠带、袭衣等物。接着，永乐帝在金碧辉煌的奉天殿举行盛大国宴，为贵宾洗尘。嗣后，将浡泥贵宾迎至国宾馆——今通济门会通桥畔的“会同馆”内下榻。赠与仪仗和一应用品，还配备了差用的人员，每天都派高级官员送酒席到宾馆，接待十分热情、隆重。
不料一个月之后，浡泥国王染病不起。永乐帝为此十分焦急，既派国医日夜诊治，又派皇亲重臣前往探望。日继一日，天天如此。10月，浡泥国王病情恶化，终因病笃不治而逝世。临终前，国王留下遗嘱，说他敬慕中华之文明礼仪，希望身后长眠中国，“托体天朝，沐中华之礼仪”。还叮嘱年幼的王子，要感谢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与中国世代友好。永乐帝闻悉噩耗，非常哀痛，为之“辍正朝三日，敕有司治丧”，举行国哀。又派皇太子率文武大臣前往祭奠。当浡泥王后转达国王临终请求“体魄托葬中华”的遗愿后，永乐帝立即答应，以王礼安葬。当月庚寅日，在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西的石子岗乌龟山南麓（今向花村之西）举行奉安典礼，归葬坟茔并建享殿于墓前。规定每年春秋两季举行祭祀。
浡泥王墓的格局与明孝陵有类似之处。陵墓南向。墓茔和山坡相合。墓道作弧圈形。墓茔前从北到南依次排列着东西相向的石武将、石虎、石羊、石文官、石马各一对。（见左图）墓道绕过一座小山，至石雕群东南50余步处，屹立着神道碑鼂趺一座。碑文记载墓主访问明朝、病崩南京、隆重丧葬的经过。
年仅4岁的王子遐旺，在南京继位为浡泥新王。遐旺一行回国之前，永乐帝赠与厚礼，并派太监张谦等专程护送。
三年之后，即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9月浡泥新王遣使访明，表示感谢。永乐10年9月，即麻那惹加那王逝世四周年前夕，浡泥国王遐旺偕其母又来南京访问、扫墓，受到永乐帝的亲切接待。浡泥国王一行在南京逗留了将近半年，才恋恋不舍地回国。
明代皇帝朱棣和浡泥国王之间的友好交往，成为中国文莱两国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现今座落在南京雨花台西南的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墓，虽然历经500多年的风雨剥蚀和人世沧桑，但墓塚和石刻仍然保存完整，现已重新修整，并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座浡泥王墓，是中国文莱两国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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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交流
“德国银”的故乡
殷鼎
在西方，有一种至今仍被称之为“德国银”的合金，因其银色粲然，酷似白银，加之质地坚韧，深得世人青睐。用它制作的烛台，宛如纯银铸成，雅致高贵，每逢佳节喜庆，烛台素裹银装，引来明烛高照、气氛柔和，顿使无数家庭的晚宴增色。
“德国银”，顾名思义，应该是德国的特产了。其实，它的真正故乡是在古代中国。中国古籍称它为“白铜”，是由铜、镍、锌混合冶炼而成。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伟大医学家李时珍，在他所著的《本草纲目》一书中，为“赤铜”条目做注解时写道：“铜有赤铜、白铜、青铜。赤铜出川、广、云、贵诸处山中，土人穴山采矿炼取之，白铜出云南，青铜出南番，惟赤铜为用最多，且可入药。”这段历史记载告诉我们，在李时珍生活的时代，中国已经冶炼出了白铜，它的产地是在云南。
欧洲最早提到白铜是在一五九七年，其时，李时珍已谢世四年。起初，白铜被欧洲人叫作“Paktong”，它恰是中国广东方言“白铜”的发音，因为这种合金是从广东通过与西方和阿拉伯的贸易往来，辗转传入欧洲的。它深为欧洲人喜爱。后来需求量不断增长，单单指靠同中国的贸易已不能满足，一七五○年前后，德国首先开始仿造白铜，不久市场上便出现了用德国仿造的白铜制成的产品，行销欧洲。约在一八三○年，德国制造这种合金的工艺传入英国，白铜失去了它原有的名字，变成了今日英文中的“德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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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异国风情
俄罗斯之冬
唐修哲
俄罗斯的冬天是美丽的。著名诗人普希金曾经这样写道：
窗上结着薄薄的冰花，
树木披上冬季的银装，
喜鹊在院子里欢腾歌唱，
远山铺上了一层
柔软而又耀眼的地毯。
一切都那么雪白璀璨。
诗人笔下的俄罗斯冬景，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当我们乘坐北京—莫斯科列车来到诗人的祖国时，只见车窗外是一望无垠的雪原，从西伯利亚到乌拉尔，从乌拉尔直到莫斯科，几千公里的土地上到处是一片银色世界，才直接感受到俄罗斯大自然的冬季美。
苏联幅员辽阔，东西长1万多公里，南北绵延5，000公里，冬季各地的气候差异很大。同一天，乌克兰首府基辅市的气温为摄氏零上5度，而位于东北部的奥伊米亚康却是零下60度；当南方绿草如茵、阳光普照时，靠近北冰洋的地区却正处在茫茫极夜中，几个月不见太阳；在高加索，只有追求时髦的人冬天才穿上皮大衣，而在远东地区没有它就休想出门；地处黑海之滨的巴统难得下雪，而楚科奇一年只有二、三个月见不到皑皑白雪。
俄罗斯联邦的绝大多数居民要度过漫长的寒冬。莫斯科通常在10月下第一场雪，翌年的4月或5月下最后一场雪。1979年新年，我们在莫斯科遇上了百年罕见的严寒，最低气温降到零下40度。街上空荡荡，人们坐在有暖气的房间里还感到冷气逼人。街头电话的转盘也冻住了。汽车停在街上不能熄火，不然就难以再发动，放在车里的伏特加酒都结成了冰！为了躲避严寒，麻雀飞进地铁车站、钻进住屋内，有的甚至“乘”上南下火车，从莫斯科直达亚速海滨的罗斯托夫市！
漫长的寒冬给苏联人带来不少麻烦，也使他们增添了大笔支出。有人诙谐地把冬天的开支称做“北极税”。耗费最多的是燃料。苏联矿物原料的三分之一用来提供热能，折合石油约为3．5亿吨，用货币计算则相当于苏联国民收入的六分之一。仅莫斯科每年冬天就需支付燃料费3亿卢布，几乎等于计划从美国进口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所需的费用总和。
为了防寒，苏联东部和北部地区的建筑物的墙壁比西欧国家厚得多，窗子是双层甚至三层的密封窗。俄罗斯联邦的城市都备有扫雪机器，马路上还要及时洒上沙子和盐粒，以保证行车的安全。
随着苏联的工业企业向东部和北部转移，货物运输量大大增加。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破冰船帮忙，北方水上的通航期仍很短暂。要在寒冷地区修筑公路，每公里需耗资100多万卢布！许多物资不得不用飞机空运。
严寒给农业带来的困难更大。俄罗斯联邦不少地方很难在露天种植蔬菜和水果，每年都要从其它地区运来大量必要的食品。
总之，如果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苏联那样要为冬天付出如此重“税”，那并不是言过其实。
是的，俄罗斯的冬天是严峻的。然而，俄罗斯人却非常喜爱自己的冬天。在冬天，经常可以看到，出生几个月的婴儿被父母用童车推到室外来呼吸新鲜的冷空气；刚会走路的儿童穿着皮上衣趴在小爬犁上从小山丘上笔直地往下滑；还有一些被称为“海象”的人喜欢在冰窟窿里游泳、洗澡、溜冰、滑雪或参加冰上芭蕾和冰球比赛——都是俄罗斯人最喜爱的运动。至于一年一度的欢快的“俄罗斯之冬”冬季联欢节更是令人神往。人们穿着节日盛装在“严寒老人”和“雪姑娘”的陪伴下，乘着三驾马车在雪地上奔驰；剧院里上演歌剧、话剧、芭蕾舞剧和木偶剧；音乐厅里演奏着俄罗斯的古典乐曲和世界名曲；马戏团的艺术大师们在给观众表演精彩的马戏和杂技……真是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
现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冬天又已降临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一年一度的“俄罗斯之冬”联欢节也从12月25日开始，为时12天。莫斯科正在迎接来自国内外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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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界一角
水车之城——哈马
石铁军
位于叙利亚西部的哈马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这里气候湿润，水草丰美，层林叠翠。然而，它那灿烂的文化遗址和令人神往的古迹——哈马水车，更是吸引着上千的游客。
站在东山岗俯瞰哈马市容，别有一番情趣：郁郁葱葱的椰枣林环绕着灰白色的楼宇；浓密的棕榈树遮住了行人和车辆。然而，那较为开阔的地方，是几片波光粼粼的池塘，碧清的水中倒映出墨绿色的戽水车——举世闻名的哈马水车。
靠近水旁，举目观望，古老的哈马水车屹立在池旁，在秋天明朗的蓝空衬托下，更显得黝黑乌亮、气势不凡。这些沉睡了千百年的古老水车，锯齿般的大铁轮，直径足有10米多，因年月已久，上面已布满苔藓，大铁轮两侧，用坚固的石砖墙把轮轴牢牢禁锢，与砖墙相连的是带有拱门的观望台，那是古人观察水车灌溉农田和修理水车的地方。
水车是哈马古城的象征。历史上，哈马就以“水车之邦”而著称。由于农业灌溉系统的发达，巨型水车曾多达三十多架。至今犹存的还有22架，已成为著名的古迹。哈马人世世代代在水车的不绝的“咿哑”声中生活，高耸的水车是哈马古城的光荣！水车起源于罗马人统治叙利亚的时代。哈马水车曾经过当地工程师的改良，其中一位著名工程师名叫盖伊撒尔，他原是埃及人，到哈马后便在哈马长官府长期服务，他还是最早的天球仪制造者。经过他的改良，较为先进的铁制齿轮巨型水车，代替了原始的笨拙的木制水车。后来，这种水车传到了欧洲。1180年间，这种巨型水车令人惊奇地出现在法国的诺曼底。在联邦德国的拜罗伊特附近，现在还会看到这种古色古香的哈马水车。
如今，哈马正在变成一座旅游城市。这里除了著名的水车外，还有民间风俗博物馆、传统市场、有高耸入云的清真寺以及雄伟的艾法米亚等三大古堡。现代化的建设，也与古哈马遗迹交相辉映：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片片街心花园正在铺展；东山岗上，哈马宫殿即将竣工……哈马，这座娇小的古城，风姿正变得更加美丽迷人！（附图片）
哈马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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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上帝掩护下
唐若水
说来也许您会感到惊异：在美国，号称为“上帝的奴婢”的修女竟纷纷成了酒鬼！据统计，1978年因“酗酒”而被教会处罚的修女有1．8万人，去年已“激增”至2．3万人，而全美的修女总数也只不过10万余人。有趣的是：“反叛者”们不以酗酒为满足——她们往往在酒后参与闹事，大伤风化。犹他州有位年轻修女酒醉后竟赤身裸体在大街上大发酒疯，后被警方以“破坏治安”的罪名拘禁。
号称为“上帝的奴仆”的牧师似乎也不甘“落后”。不过，他们仿佛对金钱更有兴趣。北卡罗莱纳州有一位牧师经常聚众赌博，而赌场就设在教堂的地下室里。也许是由于上帝的“庇护”，他常常一个晚上就可赢得数千美元。警方已调查到，贩卖毒品和走私货或帮助盗贼销赃的牧师先生也为数不少。有位“聪明绝顶”的牧师居然充当了某窃贼团伙的“顾问”，并“孜孜不倦”地为窃贼们提供“情报”。原来，此君利用“职务之便”，能从信徒向他的“忏悔”中了解人们家财的虚实……
无疑，这种种丑行都是对上帝的极大亵渎，也是与“神圣”的“教规”水火不相容的。在金钱至上、人欲横流的西方世界，有些教徒们干了坏事，本来也是不奇怪的。据美国一家杂志报道，有位“偶有恶行”的教徒作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解释：“上帝固然重要，然而我们这儿比上帝更重要的东西还多着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