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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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
毛泽东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按: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驳斥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时候,曾写过一段论及“自由与必然”的文字。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九十周年,我们特将这段文字发表。标题是我们所加。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1),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2)是茫然了。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3),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4)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5)。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象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注:(1)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241页译文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2)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
(3)指斯宾诺莎、黑格尔等。
(4)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16页至19页),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十一:《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同上第三卷第154页)。
(5)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五章1、《劳动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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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映毛泽东同志实践活动 展现共产主义者革命风貌
《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书信手迹选》《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明日发行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九十周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书信手迹选》、《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从26日起首先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全国各省省会、各自治区首府新华书店发行。
《毛泽东书信选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信选集收入毛泽东同志1920年至1965年的书信372封,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些书信内容丰富,文笔生动,有谈政治原则、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的,有谈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有谈学习和党性修养的,还有抒发对党内同志、党外朋友、亲属和故旧的情谊的。书信选集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活动,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展现了共产主义者的革命风貌。这部书的出版,对于广大干部和理论、学术、文化工作者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研究我们党的历史,有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书信手迹选》,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合编,文物出版社出版。收入这部书的八十四封书信,都是已经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的。这些书信手迹,绝大部分根据中央档案馆收藏的原件印制,大多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些手迹表现了毛泽东同志精湛的书法艺术。邓小平同志为书信手迹选题写了书名。这部书装帧精美,有宣纸线装本、绸面精装本和平装本三种版本。线装本和精装本有信文的中、英、日三种文字的附册。《毛泽东书信手迹选》的出版,为我们缅怀毛泽东同志提供了珍贵的纪念品。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合编,新华出版社出版。全书分论述、作品、改稿三个部分。论述部分收入毛泽东同志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著、讲话、批语、书信、电报等71篇,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部分收入毛泽东同志写的消息、述评、社论、时评等28篇,这些文稿虽然发表过,但广大读者不知道是毛泽东同志写的。改稿部分收入毛泽东同志为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修改的新闻稿24篇。另外,书中还有20幅未发表过的手迹插页。新闻工作文选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毛泽东同志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提供了珍贵的文献。它有助于我们继承和发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和新闻队伍的成长。
《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和去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是计划编辑的毛泽东专集中已经公开出版的三种,其他专集将陆续编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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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即将出版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中央档案馆编辑的《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目前正由档案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和人民美术出版社精心印制。收入这两本书的毛泽东同志的墨迹,大部分没有公开发表过。
《毛泽东题词墨迹选》共收入毛泽东同志1938年到1965年的题词163幅,内容广泛、丰富。毛泽东同志的题词,曾经鼓舞广大人民群众为赢得革命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而努力奋斗,现在和将来,也必将鼓舞我们为建设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收录毛泽东同志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于工作之暇书写的古诗词117首,以行、草为主,兼有楷书,是书法艺术珍品。(附图片)
《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毛泽东书信手迹选》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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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泽东同志的二十三封书信
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毛泽东书信选集》,这里选登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些书信过去大多没有公开发表过。
——编 者 致宋庆龄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1〕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2〕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3〕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4〕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注 释
〔1〕指蒋介石。
〔2〕潘汉年(一九○六——一九七七),江苏宜兴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
〔3〕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申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
〔4〕吴稚晖(一八六五——一九五三),江苏武进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孔祥熙(一八八○——一九六七),山西太谷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
宋子文(一八九四——一九七一),广东文昌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
李石曾(一八八一——一九七三),河北高阳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平研究院院长。
蔡元培,当时任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详见《致蔡元培》(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注〔1〕。
孙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致蔡元培〔1〕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孑民先生左右:
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行之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2〕,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宋庆龄先生,何香凝先生,李石曾先生,吴稚晖先生,张溥泉先生,于右任先生,孙哲生先生,居觉生先生,覃理鸣先生,柳亚子先生,叶楚伧先生,邵力子先生,汪精卫先生,陈璧君先生,经亨颐先生,陈公博先生,顾孟余先生,曾仲鸣先生,甘乃光先生,张静江先生,戴季陶先生,陈果夫先生,丁惟汾先生,宋子文先生,陈树人先生,褚民谊先生,彭泽民先生,李任潮先生,李德邻先生,陈友仁先生,邹海滨先生,徐季龙先生,朱霁青先生,白云梯先生,恩克巴图先生,李福林先生,陈护方先生,程颂云先生,唐孟潇先生,朱益之先生,李协和先生,柏烈武先生,刘震寰先生,谭逸儒先生,张知本先生,冯自由先生,谢慧生先生,茅祖权先生,蒋雨岩先生,孔庚先生,郭沫若先生,沈雁冰先生,陈望道先生,李鹤鸣先生,胡适之先生,章行严先生,周作人先生,钱介盘先生,傅斯年先生,罗家伦先生,段锡朋先生,陈宝锷先生,张东荪先生,彭一湖先生,彭泉舫先生,杨端六先生,胡子靖先生,陈夙荒先生,周谷城先生,舒新城先生,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
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敬颂道安。不具。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注 释
〔1〕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早年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是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一九一六年底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四运动期间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一九二八年起任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曾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一九四○年在香港病逝。
〔2〕见《致宋庆龄》(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注〔3)。 致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1〕。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限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
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臣、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二百六十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2〕。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3〕与上海一二八之役〔4〕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蔷〔5〕  彭德怀 贺 龙
任弼时 林 彪 刘伯承 叶剑英
张云逸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董振堂 罗炳辉 邵式平 郭洪涛
率中国人民红军同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注 释
〔1〕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陕西鄜县(今富县)直罗镇全歼东北军第一○九师和第一○六师一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这次战役称直罗镇战役。
〔2〕山城堡之役,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一部,在第二方面军配合下,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击败国民党军进攻的战役。这次战役全歼敌主力胡宗南部一个多旅,使敌军基本停止了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
〔3〕长城抗战,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国军队在喜峰口、古北口一带长城线上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役。由于蒋介石集团坚持对日妥协政策,中国守军被迫撤离长城各口。这次抗战以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告终。
〔4〕一二八之役,又称淞沪抗战。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坚持抗战一个多月,给敌军以沉重打击。这次抗战因国民党政府的破坏而失败。
〔5〕王稼蔷,即王稼祥。 致冯玉祥〔1〕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
焕章先生:
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
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
然而蒋介石先生至今犹孤行己意,对日无抗战决心,对内则动员三百个团大举“剿共”。最近敝军略施还击,胡宗南军一旅溃败,一旅覆灭〔2〕,其军心动摇已极,然夫己氏犹不悟也。
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否则,长城淞沪诸役〔3〕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无及矣!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诲,锡以圭针,敢不拜赐!敝方抗日救国纲领,具见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国国民党书〔4〕,前曾遣人付上,谅承鉴察,有何评判,愿接高明。
先生老部下董振堂〔5〕诸君,大有进步,堪以告慰。书不尽意。
肃颂勋祺!
毛泽东手启
十二月五号注 释
〔1〕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字焕章,安徽巢县人,爱国将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三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一九三六年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2〕参见《致蒋介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注〔2〕。
〔3〕参见《致蒋介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注〔3〕、注〔4〕。
〔4〕见《致宋庆龄》(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注〔3〕。
〔5〕董振堂(一八九五——一九三七),河北新河人。原是冯玉祥部的师长。一九三一年被蒋介石派往江西“围剿”红军。同年十二月十四日于江西宁都率部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任红军第五军军长。一九三七年在与国民党军作战中牺牲。 致何干之〔1〕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
干之同志:
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2〕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3〕的事业等。
你的两本新书如出版时,盼各付我一本。敬祝努力!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注 释
〔1〕何干之(一九○六——一九六九),广东台山人,历史学家。当时是陕北公学的教授和中国问题教研室主任。
〔2〕陈伯达,一九○四年生,福建惠安人。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3〕班超,东汉名将。曾在西域征战三十一年,迫使匈奴西迁,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
致范文澜〔1〕
(一九四○年九月五日)文澜同志:
提纲〔2〕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3〕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4〕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致以敬礼!
毛泽东
九月五日注 释
〔1〕范文澜(一八九三——一九六九),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一九四○年一月到延安,曾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
〔2〕指范文澜一九四○年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这个提纲后经整理于同年连续发表在延安《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二、第三期上,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3〕康,指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广东南海人,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
梁,指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广东新会人,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
章,指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光复会的领袖,民主革命家。
胡,指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安徽绩溪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右翼代表人物。
他们都是在近代中国经学史和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学者。
〔4〕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二),四川井研人,中国近代经学家。
吴虞(一八七一——一九四九),四川新繁人。五四运动前后曾写文章批判旧礼教,后来很少发表新见。
叶德辉(一八六四——一九二七),湖南湘潭人,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古文学者。 致谢觉哉〔1〕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谢老:
二十一日示悉。我要的,就是林老〔2〕令财建两厅起草的,不是另要别的计划。你说有了今年经验,计划会要实际些,是对的。今年有很丰富的经验,为前此所未有。最大的一条经验,就是在公私合作中(八万人与一百四十万人合作)解决了问题,证明政策是对的,办法是有的。至于执行政策中的错误缺点(边币中,盐的产运销中,粮食中,税收中,公营工商业中),都由于缺少经验之故,今后应该着大力于纠正。今年的所以采取这些政策,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边区有了今年经验,明年许多事都好办了。今年经验教育了八万人,也教育了一百四十万人(鄜县报告可证),教育了干部,也教育了领导者。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这些意见,未加深究,提出作为你的参考。高岗〔3〕同志送来一个材料,值得注意,阅后请退还高同志。徐老〔4〕生活的叙述看过,已交组织部,中央准备一般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徐老一人。此问日安!
毛泽东
八月二十二日
周文〔5〕可加入党团〔6〕,共六人,请提出中央局。政府党团向中央局负责,是执行中央局决定的,其任务是掌握政策,总结经验,大事须经中央局批准。
我说盐的官督民运含有部分的强制劳动,不说半强制劳动,就是你说的公私交利之意。但必须承认这部分强制的必要性,第一,农暇必须去,非去不行;第二,公盐六万驮,不但今年,明年还是必须的,应列入明年预算中。春耕秋收动员,也带部分强制性,但运盐的强制性,较之春耕秋收要多一些,与完全无偿的军事动员如运粮,经济动员如筑路则大有区别。但运粮筑路也是必须的,也得承认之。只反对劳民伤财有损无益的动员。又及。注 释
〔1〕谢觉哉(一八八四——一九七一),湖南宁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2〕指林伯渠(一八八六——一九六○),湖南临澧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3〕高岗(一九○五——一九五四),陕西横山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4〕指徐特立(一八七七——一九六八),湖南长沙人。当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
〔5〕周文(一九○七——一九五二),四川荥经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
〔6〕指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党团,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工会、农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中建立的党的领导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中,党团改称“党组”。 致何凯丰〔1〕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凯丰同志:
今日与博古〔2〕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二百余人作了报告,影响很好(据舒群〔3〕说),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谈到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事,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4〕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5〕及鲁迅〔6〕,实是功德无量的。
罗迈〔7〕走后,中研院〔8〕由你直接指导。
解放〔9〕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范、孙雪苇〔10〕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11〕,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敬礼!
毛泽东
九月十五日注 释
〔1〕何凯丰(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博古,即秦邦宪。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社社长。详见《致秦邦宪》(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注〔1〕。
〔3〕舒群,一九一三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主编。
〔4〕亮平,即吴亮平,一九○八年生,浙江奉化人。当时在延安编辑《解放》周刊。曾翻译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书。
〔5〕唐三藏,即玄奘,唐代高僧,佛经翻译家。曾主持翻译经、论七十余部,共一千三百多卷。
〔6〕鲁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浙江绍兴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曾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多种,已编为《鲁迅译文集》十卷。
〔7〕罗迈,即李维汉,一八九六年生,湖南长沙人。一九四○年十月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九四二年九月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8〕中研院,即延安中央研究院。
〔9〕指延安《解放日报》。
〔10〕艾,指艾思奇(一九一○——一九六六),云南腾冲人,哲学家。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
范,指范文澜,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详见《致范文澜》(一九四○年九月五日)注〔1〕。
孙雪苇,又名刘雪苇,一九一二年生,贵州郎岱(今属六盘水市)人。当时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
〔11〕冯文彬,一九一○年生,浙江诸暨人。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致彭德怀〔1〕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日)德怀同志:
看了十二条的分析〔2〕,你是用了心的,这种研究态度是很好的。内容也是一般地正确的,只是在个别地方有些缺点〔3〕。
毛泽东
一月十日注 释
〔1〕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2〕指彭德怀一九四三年六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地委干部整风学习会上的发言,题为《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
〔3〕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发言记录稿中的一些提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记录稿的“必须使得党不把自己看成为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物……而应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之最高形式”这句话旁边,毛泽东写了“党是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工会、合作社、军队、政府(与其他阶级联合的)、国会党团等阶级联合的一切形式,均须受党的领导。中国党是照这一条建立的,但在党员中认识不很深刻”。在记录稿的“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新青年》……在后一时期实际上起了中国共产党党报的作用,成为青年运动的指导刊物”这句话旁边,毛泽东写了“《新青年》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但还不是党报”。在记录稿的“大革命的后一时期,陈独秀犯机会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于是大革命也就失败了”这句话旁边,毛泽东写了“加上客观原因”。在记录稿的“二七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创造了红军的基础”这句话旁边,毛泽东写了“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创造了红军”。在记录稿的“必须认真进行整风工作”这句话旁边,毛泽东写了“地方要去掉官僚主义作风,军队要去掉军阀主义作风,全党要去掉教条主义作风”。 致秦邦宪〔1〕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博古同志:
此文〔2〕改了一些,原拟发表,后觉改的与原文各部分颇不调和,故决定不发表,而请报馆另写一篇不涉及许多根本问题的文章发表了。关于原文不妥之处,我的意见如下:原文着重改造家庭,关于联系群众运动方面说的很少(即在已发表的那篇社论〔3〕上亦是如此),而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种群众运动,有当地的不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变工队及合作社,自卫军及民兵,乡议会,小学、识字组及秧歌队,以及各种群众的临时集会;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群众运动——进军队(才有革命军),进工厂(才有劳动力市场),进学校(才有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出外做事等。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巩固家庭”的口号,只有和上述种种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是革命的口号。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扩军、归队、招工人、招学生(这后二项将来必多)、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等,都是提倡走出家庭,这个数目,在现在敌后战场是很大的,在战后也将是很大的。剩下的男女老幼,才是提倡巩固其家庭。在内战时的兴国县,有些家庭,剩下来待我们巩固的,竟至占人口的少数。只要有一个大的时局变动,例如打下北平之类,我们居住的这个现在很少变动的边区农村家庭人口,也将有许多人走出家庭。实际上,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
没有社会活动(战争、工厂、减租、变工队等),家庭是不可能改造的。襄垣李来成家的改造,正是在社会群众运动的大浪潮中才获得。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员从什么书上或报上看了好意见而获得,只能经过群众运动。
此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以上,请给艾、陆、余〔4〕三同志一阅。如有意见,请告知。敬礼!
毛泽东
八月三十一日
又,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注 释
〔1〕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社社长。
〔2〕指原题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的《解放日报》社论草稿。
〔3〕指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延安《解放日报》就山西襄垣李来成建立新式家庭一事发表的社论,题为《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
〔4〕艾,指艾思奇。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社副刊部部长。
陆,指陆定一。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详见《致陆定一》(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注〔1〕。
余,指余光生(一九○六——一九七八),浙江镇海人。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 致陈毅〔1〕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陈毅同志:
来示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
今日已电渝不交复案,周董〔2〕均回,拖一时期,再议下着。至于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
白区劳绩必须承认,你说得非常之对。还有“南北”问题,南方党问题,久想讲,那天临时忘了,恐怕还有别的。七大讲一次,似有必要。一切不公不平之事,必须使之归于公平,以利团结对敌。有所见时,请随时告我。
自从你及聂〔3〕公开后,伯承〔4〕即无秘密之必要。昨日党校的会,请他未到,是未正式告他可以公开之故。请你先告他,我亦当告他。
下游干部配备请和彭真〔5〕一商。你的意见我以为是好的。
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见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一日注 释
〔1〕陈毅(一九○一——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为准备参加将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和聂荣臻、刘伯承已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
〔2〕周,指周恩来。
董,指董必武(一八八六——一九七五),湖北红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在重庆协助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负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3〕聂,指聂荣臻,一八九九年生,四川江津人。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伯承,即刘伯承,一八九二年生,四川开县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
〔5〕彭真,一九○二年生,山西曲沃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 致刘少奇 (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少奇同志:
(一)丑巧电〔1〕早悉。所提各点甚好,已收纳于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工作指示中。惟政策与经验的关系一点,似应了解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因此,无论作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以上两种情况,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这种责任。最近三个多月,我们即就各项政策,努力研究,展开说明,以补此项缺失。但各中央局在这方面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又其次,是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例如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错误的也不少。例如晋绥分局,对于在订成份上侵犯中农,对于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对于抛弃开明绅士,都是自己犯了错误的。但是这类“左”倾错误犯得比较严重的似乎还不是晋绥而是华北华东华中各区(从日本投降后开始,投降前也有),晋绥的严重程度似乎还在第二位。是否如此,请你们加以检讨。又其次,是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上述各点,请你向参加中工委会议的各同志正式提出,并展开讨论一次。(二)划分阶级草案〔2〕写出后,感觉一月决定草案〔3〕上所写的东西不够了,现正以一月草案中间一大段为基础重写一个决定,准备尽速公开发表。一月草案的首尾两段则写社论发表。因为中央发了新区土改要点,我给粟裕的那个电报〔4〕没有发出的必要了,因此决定不发而将其中某些部分写入社论中公开发表为有利。(三)粟裕部队要三月十五日以前才能在阳谷全部集中完毕,你们及饶陈康邓〔5〕似可在三月二十日左右去阳谷,你们可有充分时间讨论全部政策问题(以划阶级一书为中心)、华北局组织问题及其他问题。
毛泽东
三月六日注 释
〔1〕指刘少奇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表示,希望能迅速得到党中央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文件,并说:“缺少这些文件,就不能在一般情况下避免错误及走弯路。虽然有了这些文件,也还是要犯些错误的,在我们党内主要地也还是靠党员干部的亲身体验,才能把路完全走正,但有了正确的文件之后,就能避免走许多弯路。”在电报中,他还对老区土地改革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2〕指《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的草案。这个草案曾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六日发给党的高级领导机关进行讨论,规定不下达。
〔3〕指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原则通过的《中央一月决定》草案。这个草案的主要内容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
〔4〕指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一月就新区土改问题准备发给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5〕饶,指饶漱石(一九○三——一九七五),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副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
康,指康生(一八九八——一九七五),山东胶南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副书记。
邓,指邓子恢(一八九六——一九七二),福建龙岩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 致刘少奇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少奇同志:
此件〔1〕修改得很好。在第29页上,“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六日注 释
〔1〕指经中共中央修改过的张闻天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写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一文。 致黄炎培〔1〕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七日)黄任老:
刚才送上广东纠正宽大无边情报一份,现又送上广西的一份,请参阅。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他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了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顺致敬意!
毛泽东
二月十七日注 释
〔1〕黄炎培(一八七八——一九六五),字任之,上海川沙人。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致刘少奇、周恩来等(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九日)刘、周、陈、彭真、小平、陈伯达、定一〔1〕: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2〕,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3〕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
二月十九日注 释
〔1〕陈,指陈云,一九○五年生,上海青浦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小平,即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2〕指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
〔3〕尤金,当时是苏联驻中国大使。 致黄炎培〔1〕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任之先生:
惠书敬悉。
你们的会议〔2〕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想先生也会是这样的。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
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3〕,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
注 释
〔1〕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
〔2〕指中国民主建国会在一九五六年十月间召开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在同年十一月间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3〕这里的“去年”应为“前年”,即一九五四年。这一年填的一首词是《浪淘沙·北戴河》。“今年”即一九五六年填的一首词是《水调歌头·长江》,公开发表时题目改为《水调歌头·游泳》。致 胡 乔 木〔1〕(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乔木同志:
此篇〔2〕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
毛泽东
四月三十日注 释
〔1〕胡乔木,一九一二年生,江苏盐城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2〕指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上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阅后,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为此文重新拟了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代写了编者按语:“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出此文。 致周世钊〔1〕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惇元兄:
赐书收到,十月十七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实事,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2〕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八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么,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3〕。这些解释,请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十一月我不一定在京,不见也可吧!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注 释
〔1〕周世钊(一八九七——一九七六),字惇元,湖南宁乡人。他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一九五八年七月起任湖南省副省长。
〔2〕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3〕牛郎星不属大熊星座,它是天鹰星座中的α星。大熊星座中的星和牛郎星都属银河系。 致章士钊〔1〕 (一九五九年六月七日)行严先生:
各书都收,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2〕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箸,为之筹策:
《逻辑指要》〔3〕一书是一九××年旧作。一九五九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编逻辑丛书之举,拙作在征求之列。于是以一个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遍。因原稿不在手边,臆核颇为吃力。全稿计削去不合时宜者大约二十分之一,增补者略多一点,都只限于古籍例证,能使读者稍感兴趣而已。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谬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一九五九年六月×日
章士钊
这样一来,我看有很大好处,尊意以为如何?先生如果不高兴这样办,我的建议作罢。
我害了一个月感冒,前书未复,方以为歉。忽得六日信,极为高兴,倚枕奉复,敬颂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六月七日上午八时注 释
〔1〕章士钊(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一九四九年国共和平谈判时,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因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遂留在北平。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金著,可能指金岳霖写的《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发表于《哲学研究》一九五九年第五期。金的《逻辑》一书列入《逻辑丛书》,一九六一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书中收进了这篇自我批判文章。
〔3〕《逻辑指要》,是章士钊一九一七年的旧著,一九四三年在重庆出版。建国后,经修订于一九六一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章士钊一九五九年五月为此书写的一篇后来未用的再版序言中,谈到了《逻辑指要》再版的由来。他说:“北京解放后,一日,主席毛公忽见问曰:‘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予蹴躇答曰:‘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吾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乌乎可?’公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后来毛泽东看完《逻辑指要》,又对章士钊说:“吾意此足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 致张平化〔1〕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四日)张平化同志:
你的这封信〔2〕,可发湖南全省各地、市、县、社党委研究,仿照办理。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四日于天津注 释
〔1〕张平化,一九○七年生,湖南酃县人。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2〕指张平化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三日给毛泽东的信。这封信汇报了他到一个生产大队作调查,同群众商量解决按劳分配和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的情况。 致陆定一〔1〕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定一同志:
此件〔2〕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七日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注 释
〔1〕陆定一,一九○六年生,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2〕指中央音乐学院一个学生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写给毛泽东的信。这封信对实行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等提出了意见。 致薄一波〔1〕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一波同志:
你的意见〔2〕很对。资源、线路都要用两三年时间认真调查,确有根据,才能比选。不可草率从事。也不可拖拖延延,不认真紧张地从事调查。
毛泽东
十二月十四日注 释
〔1〕薄一波,一九○八年生,山西定襄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2〕指薄一波对川汉铁路选线问题的建议。他提出:必须对川汉线的三条选线同时同样进行实地勘察。不能象过去主观上先定一线,名曰选线,而实际上只在航测图上选。 致陆定一〔1〕等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2〕同志:
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3〕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注 释〔1〕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2〕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恩来,即周恩来。
少奇,即刘少奇。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3〕Model,英语单词,汉语一译“模特儿”。


第1版()
专栏:

毛泽东致刘少奇陈毅黄炎培书信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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