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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用毛泽东思想做好整党工作
——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诞辰
陆定一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发展起来,巩固起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的解放,是同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名字永远联在一起的。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犯过重大的错误,但是功劳第一,错误第二。
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诞辰,研究他的一生,思绪万千。我想简明地谈谈自己的认识,或者叫心得,供同志们参考。
(一)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的领导者,他又是党的一个党员。要了解他的生平,需要了解我们的党。我们的党,象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幼年时期和成熟时期。不仅如此,我们中国经历了革命时期和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革命时期,我们的党有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也有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在革命时期,在革命问题上,我们的党有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过程,这一点是容易懂得的,因为事情已经完成了,回顾一下就看得清楚。但是,以为我们党既然在革命问题上是个成熟的党,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也是成熟的党了,不会再有一个由幼年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了,那就不对了。待到一出现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就惊慌起来,怀疑起来,一直怀疑到党是否正确,怀疑到社会主义制度是否正确。有的人走得更远,连马克思主义也怀疑起来。
这种思想动摇之所以发生,归根结蒂,是由于没有认识到,虽然党在革命问题上,已经完成了由幼年到成熟的过程,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还要重新经过由幼年到成熟的过程。
这是我们党的发展的第二个过程。这个过程要从头来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幼年时期的党还要经过胜利与失败,然后才能成熟。毛泽东同志1949年就讲过:“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象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习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论人民民主专政》)
那时,毛泽东同志是高瞻远瞩,谦虚谨慎的。
既然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时期,又要重新经过由幼年到成熟的过程,在幼年时期必然要犯些错误。另一方面,幼年的党,只要是工人阶级的党,马克思主义的党,它的前程是无限的,它不会衰败下来,而能以自己的力量,克服幼年时期所犯的错误,取得教训,发展马克思主义,变为成熟的党,走向新的胜利。这是由于我们党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二)
回顾一下我国的革命。这个革命时期,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3年土地革命在全国实现,这就彻底完成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接着,1956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完成,中国以和平的方法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以上共计三十五年,其中二十二年(1927年到1949年)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
1935年遵义会议,是党脱离幼年时期进入成熟时期的历史标志。党的幼年时期有十四年之久。
我们的党,一诞生就是头角峥嵘的。那时是1921年,“中华民国”已经十年了,人们已经看清楚,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救中国。五四运动时的新思潮有三派:一是无政府主义,它既主张无政府,就提不出也用不着提出什么纲领,它没有也不愿意有组织,因为只要有纲领、有组织,那就是“有政府主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了。这一伙人,吵嚷一阵就烟消云散了。二是国家主义,“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到了他们手里,变为国内反共,国际反苏(这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首领是很少数人,企图讨好军阀,讨好帝国主义来升官发财。他们的面目一暴露,很快就在群众中失去影响。三是共产主义。人们过去把人当抽象的人,分为好人坏人,大贫小贫,上智下愚,汉族满族,中国人外国人等等;共产主义叫人们知道人是具体的人,是分成阶级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在进行着阶级斗争的。人们只想有个“好人政府”;共产主义指出,政权是代表阶级的,抽象的“好人政府”是没有的,我们中国要实现工人阶级专政,才能得救。人们以为人类社会是从古如此,是不变的;共产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变化的,是从原始共产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将来一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发展过程是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实现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只知道有中国人外国人,不知道有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共产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把弱小民族的国家和地区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这就引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几个帝国主义强国把世界分割完毕,继续抢夺殖民地就引起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爆发世界大战,招致帝国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兴起。共产党还主张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的纲领是不同的,共产党应当领导民主主义革命到彻底完成,然后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哲学上主张辩证唯物主义,反对一切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反对形而上学。共产党还主张国家与政党都应该实行民主集中制,既反对封建的专制主义,又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是严密的科学体系,被事实和最新的科学发现所证实。共产主义的理论大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人们对于老大难的中国革命问题豁然贯通。这一切就使共产主义的学说在中国所向无敌,剥削阶级及其政府无法与共产主义在思想上较量,只能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和动用专政工具来对付共产主义,阻止它的蔓延,和从肉体上消灭共产主义者。
我所以不惮其烦,列举共产主义学说的一些基本原理,是因为这些竟被一部分青年,甚至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忘记掉了。林彪、“四人帮”打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反对完整地正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宗教化,他们这样做了十年之久。作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惩罚,现在一小部分理论工作者和青年,迷失方向,讲什么抽象的人,怀疑社会主义是否优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否优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存在主义学说等等。他们不懂历史。他们在走回头路。
幼年时期的共产党,虽然一鸣惊人,但它还不懂得对本国的情况进行必要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依照本国情况实事求是地规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它只会模仿外国,模仿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它还不懂得要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此还不成熟,不能独立自主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不能战胜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样强大的敌人,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结合,在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所用的术语,叫做“枝叶的”变更。其实,这个结合,是关系到胜利还是失败的大问题。中国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理论的贡献。其实,俄国革命比我们更早地证明了这一点,列宁正是根据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枝叶的”变更,取得俄国革命的胜利的。再回溯上去,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也靠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才创造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来的么?
革命事业的成绩和失败,几千几万烈士的鲜血,使中国共产党积累了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研究这些经验教训,并把它上升为理论,这就是中国党成熟的过程。这种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
遵义会议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举行的,是在形势非常严峻的时候举行的。王明集团当权四年,使中国革命的力量遭受历史上最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是革命战争转败为胜的转折点,是王明教条主义路线统治垮台的开始,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开始,是中国党不依赖外力、独立自主正确解决复杂的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所以,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脱离幼年时期的历史标志,是中国党成熟的历史标志。
王明路线是一次大灾难。灾难之来,次数不多,但常常出人意料,而且在短期内不可抗拒。王明懂得理论么?他既不懂理论,更不懂中国的具体实际。他只会背教条,从概念到概念。“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这是博古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写的自我检讨中说的。你看,教条主义就是“两个凡是”。博古同志做了这样的检讨,就变为好同志了。王明有功劳么?没有。王明有威信么?也没有,在“二十八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中也有人认为他并不高明。这样的人居然能登台,是因为他对一个俄国人叫米夫的,阿谀奉承,和向他“告密”、诽谤和陷害许多中国同志,取得米夫的信任。米夫当了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1931年初亲自秘密来到中国,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强迫“选”王明为政治局委员。这是料想不到的,出乎意外的,突如其来的。而且这还是合法的,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纪律上要服从共产国际。
遵义会议到1942年延安整风,七年之久。这七年中,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一帆风顺。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合,西安事变的正确解决,对日本军阀全面抗战的实现,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胜利,对蒋介石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的胜利等等,不能不引起全党干部和同志的思考。胜利和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两条路线的不同在哪里?以及许许多多其他问题。同志们想弄个明白。凡是革命的同志,有谁不想弄清楚这些问题,以便自己可以在革命中多做一点正确的事情,少犯一点错误呢?在这个时候进行整风,批判王明路线,就符合大家的迫切期望。
党是由思想上是共产主义者的同志们组成的。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党是搞不好的。要使党思想一致,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就要靠学习理论和了解实际。学习、批评自我批评,要和风细雨才能有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形式上轰轰烈烈,用于解决党内问题,特别是思想问题,从来不会有任何效果。在党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能导致“一言堂”,帮助个人迷信(或称个人崇拜)的发展,使许许多多同志不敢发表意见,不敢讨论问题,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奸人靠拍马屁上升,正直无私的共产党人被谗言打倒,党不犯大错误不可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与民主集中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在党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王明、康生从苏联搬来的,是违背党的原则的。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否定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个错误的办法,实行了“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等一整套办法。这就是和风细雨,解决党内思想问题。三年整风,没有留下一个冤假错案,顺带的把山头主义也消灭了。党员来自五湖四海,有新有旧,在争论问题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只要弄清思想,问题就得到解决,团结得到巩固。党内要有广大的民主,集中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思想活泼,精神舒畅。互相团结了,任何困难的问题都可以顺利解决。整风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大发明,它使全党成为成熟的党。整风是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准备。没有整风,没有全党的成熟,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就不可能。
军队是高度集中的组织,但也必须有一定限度的民主。毛泽东同志1928年11月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了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禁止了,党内民主发展了,虽然表面上看并不轰轰烈烈,而是和风细雨,但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在素质上是大大地加强了。
整风运动,使全党成熟,大家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大家做起事情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全党成熟就是全国革命胜利的准备。整风完毕后只有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立了。我们累计消灭了蒋介石800万军队。夺取中心城市,二十多年一个都夺不到。辽沈战役(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淮海战役(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平津战役(1948年12月5日到1949年1月31日)和渡江战役(1949年4月21日起,直到解放全国大陆的主要地区),一年多时间里,所有全国大小城市都解放了。只有台湾除外。这是完全出乎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左”倾机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意料之外的。
总之,从历史来看,三十五年,我国完成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革命。在这三十五年革命中,我们党有十四年处于幼年时期,其余二十一年是成熟时期。这二十一年,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革命的发展一帆风顺(虽然后来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有急躁与粗糙的毛病)。
(三)
我们党转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1957年算起,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六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我们党有二十一年处在幼年时期,就是从1957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幼年时期中,有十年是“文化大革命”,全国大乱,损失极大,还留下了严重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党搞乱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上成熟的历史标志。三中全会以后,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二大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要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除了应当以国营经济和合作社集体经济为主体以外,还要有合法的个体经济作为补充。建设中要重用知识分子,要干部知识化,要着重智力的投资等。我们党制定了新党章,提高了入党条件和党员义务。我国制定了新的国家宪法,使广大的人民民主同法制结合起来,宪法保障人民民主,又避免资产阶级民主的弊病。我们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反对剥削阶级的精神污染。我们改革党和政权的机构,反对官僚主义。我们提拔了一大批中青年的、忠于党的路线的、有较高文化和专业知识的干部。我们坚持了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扩大了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还包括赞成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赞成统一的爱国者等等。
大家看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确实是好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确实是在前进,生产力确实是在发展。尽管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解决了一批问题之后又将出现新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我们的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面已经由幼年时期进入成熟时期。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整党,要在思想、作风、纪律、组织四个方面把党整好。这是关系全国人民、关系国家前途、也关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关系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大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以能够挽回局势,最重要的,是恢复了毛泽东同志在革命中所提出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把它引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1978年12月22日发表的三中全会的公报说:“会议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议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懂不懂、会不会、坚持不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在革命时期是党成熟不成熟的界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党成熟不成熟的界线。
1957年,当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我国转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那时候,毛泽东同志是清醒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取得经验的时间那么长(二十一年,比十四年还多),所花的代价那么大(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呢?为什么首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毛泽东同志,忘记了自己所提倡的思想,直到他身后,才由十一届三中全会来恢复呢?
这首先当然是由于全党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再则,由于毛泽东同志骄傲了,自以为是了,听不进反面意见了。他对斯诺的谈话,竟主张需要有个人崇拜了。三则,因为他老了,即使想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也已经力不从心了。
是否还有另外的原因呢?我不揣冒昧,提出几点供参考研究。
旧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鸦片战争,英国以很少的兵力,侵略我国,打败了清朝。英国这次究竟出了多少兵,不知道,我还没有看见任何历史学家考证过这个问题,我对此引为遗憾。
要振兴中华,就要建设,或者说,要发展生产力。但是,要发展生产力,就须要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本的统治,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在清朝,有个“洋务派”,想在清朝统治之下进行建设,失败了。在北洋军阀统治的时候,“实业救国”高唱入云,又失败了。在蒋介石统治之下,又有一批人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以为中国从此可以统一,因而可以建设了。这幻想被国民党新军阀的不断内战、特别是被“九一八”的炮声所毁灭。只有共产党,主张打倒蒋介石,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才能建设。共产党的主张是对的,已被事实所证明。
但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切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没有了的时候,是不是还要革命呢?还要革命的。《共产党宣言》说,在工人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以后,还要“不断革命”。这个“不断革命”,指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要随之改革。但这种改革是工人阶级自觉的改革,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自觉地进行的。
“文化大革命”是怎样一个“革命”呢?是主观上臆造出一个“党内资产阶级”(或称“走资派”),对它实行“一个阶级打倒一个阶级”的革命。这就违反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马列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是最后一个剥削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虽然还有“不断革命”,但是再没有一个阶级打倒一个阶级的革命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之后的“不断革命”,用不着“造反派”来进行,而是由工人阶级自觉地进行的,这将是和平地经过合法手续进行的,而不是以急风暴雨、群众斗争的方式进行的。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起来之后,“一个阶级打倒一个阶级”的革命是无理的,“造反”是有罪的,“天下大乱”是不容许的。不顾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个事实,提倡“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天下大乱,越乱越好”等等,就与社会主义建设背道而驰,而且给林彪、江青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机。在“一个阶级打倒一个阶级”的口号之下,不能不付出非常大的代价,也不能不延长我们学会经济建设的时间。
再则是个人崇拜和终身制,这是制度问题,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解决过的问题。政党需要有领袖,没有领袖是不行的。全党还要尊重自己的领袖。但是不能有个人崇拜。不管怎样好的领袖,甚至象毛泽东同志这样领导我国人民(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杰出的领袖,对他敬重是应当的,对他崇拜就不对,就要犯错误,甚至象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花费极大的代价。终身制也是不对的。学习马列主义,调查研究中国的具体情况,这要付出极大的精力。年岁大了,要三天三夜不睡觉,要一天走路二百里,究竟是办不到了。
《邓小平文选》,除了别的内容以外,对于个人崇拜问题和终身制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小平同志看问题看得准,令人钦佩。
我们的党,在革命中有十四年的幼年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二十一年的幼年时期,这应该是对我们的重大教训。党的领导是要换班的。换上来的中年的特别是青年的同志,他们对于自己的工作,一定会有一个从不懂到懂、从不会到会的过程。这个过程,究竟多长?没有研究。就经验来看,说不定也要十年二十年。让他们早点参与国家大事,熟悉党的历史,会有好处,等他们独立负责的时候,他可以是成熟的干部,不用别人搀扶着走路。这将使我党代代有成熟的干部,是长治久安之计。希望郑重考虑这个问题。
(四)
我们现在开始整党了。这正是时候,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党的幼年时期已经过去;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五年,成绩摆在面前。弄清失败的原因和成功的原因,这是全党同志的迫切要求。这次整党,同延安整风有相同之点,又有不同之点。这在中央整党决定中已经说清楚了。
我们在进城以后,1957年搞过一次整风。那时整风的目的,是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因为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提出“轮流坐庄”,就转为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有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因为目标被转移,整风走过场,并未达到原定的目的。
“文化大革命”,根本违背了延安整风所确定的原则,反革命分子林彪、江青等,要打倒九种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他们恢复了延安整风时康生提出的“抢救运动”的错误办法,肆意诬陷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恢复王明、康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复进行了十年之久。但是,思想问题解决了没有呢?一点也解决不了。这是反面的经验,我们不要重蹈覆辙。
我们要在这次整党中学习毛泽东同志延安整风的办法,坚决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整党要不走过场,首先是学习不要走过场。学习是要安静下来,集中精神来精读文件。精读,就是不止读一遍,要读许多遍,要做笔记,要讨论,要回想自己过去是怎样想法的,对照文件老老实实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真正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这件事做好了,就是打好了基础。不打好基础,其他整党工作就做不好,又会犯错误。对“三种人”的清理,把他们查出来开除出党,应该法办的还要法办,也不能走过场,因为这关系到党的将来,这些人是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起来篡党的。对“三种人”,也要讲政策,把其中可以改造的人改造好教育好。但是,首先要把“三种人”统统查出来,然后才能处理。
在整党中间,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好好学习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把我们全党建设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社会主义建设,是几十年几百年的长期的事情,将来实现了共产主义,还是要建设。只要没有战争,我们就建设不止,这是我们的“万里长征”。
我们全国人民是否有团结的基础呢?有的。在革命时期,这个基础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现在,这个基础是要把贫弱的中国建设成为富强的中国。
依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长期走下去,一个坚强的成熟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1983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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