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br/>专栏：<br/><br/> 当说必说<br/> 高占祥<br/> 近日，读了几篇关于“说”的文章。其中，或主张言行一致，或强调多做少说，或告诫人们切勿“口惠而实不至”，我觉得全然在理。由此，想到另一个侧面，我也想说“说”。<br/> 《墨子闲诂》中有这样一则故事：<br/> 子禽问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br/> “虾蟆蛙蝇，日夜而鸣，舌干擗，然而不听。今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时也。”<br/> 这是关于“说”的一段很精辟的议论。意思是说，话不在说的多少，而在说的当口上，也就是有钢要用在刃上的意思。假话、大话、空话讲得愈多，危害愈烈，自然不可。但事事尊口免开，也未必是好。谁知，现在“少说为佳”竟成了一些人的处世哲学。君不见，有人“文件画圈，开会溜边”，发言只讲“万无一失”的原则话；有人“是非面前不开口，遇到矛盾绕开走”；有人在歪风邪气面前，该说的不说，该顶的不顶，随波逐流，乐当“和事老”。此种现象出于我们共产党内，真真怪哉！<br/> “言为心声”。言，往往是行动的先导。一事当前，离开必要的说话是不行的。革命者做演说，著文章，用“说”唤起群众，揭露敌人，开辟世界新天地。可见，“说”可以明理，可以去非，可以除恶，可以扬善，其作用可谓大矣。说和做应是知和行的统一。对于领导干部和宣传工作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说”就是做。对好人好事不宣扬、不支持、不树正气，就是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对坏人坏事不批评、不抵制、不刹歪风，就是渎于职守。<br/> “好好先生”奉行的好人主义，是一种腐朽庸俗的作风，其“要义”是“言多必失”。那么，怕“失”什么呢？无非是怕说错了丢乌纱帽，搞坏了关系丢选票，伤了和气堵死了方便自己的“渠道”。借用“好好先生”自己的话说：“坚持原则是非多，碰着硬茬麻烦多，平平稳稳好处多”；“不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从这些话语中不难看出，好人主义的本质是利己主义。<br/> 在某种条件下，“好好先生”确实能得到一些个人好处；在某些喜欢息事宁人的人看来，他们也许还算是“好人”。但是，对于人民，对于革命事业，其好处又在哪里呢！其实，“好好先生”也并非象金人那样三缄其口。他们说与不说，说多说少，往往是以一己私利为转移。莫看“好好先生”对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泰然处之，但一遇到对己不利的事，便四处奔走，多方游说，吵吵闹闹，劲头可谓足矣！现在，就有那么一股“说情风”，当组织上要对违法乱纪的人进行处理时，便有“好好先生”跑出来“说情”，他们哪里是真正奉行“少说为佳”的原则呢？<br/> 在歪风邪气面前，真正的革命者应当敢于站出来讲话。当然，敢说决不等于胡说乱说。孔夫子讲：“敏于事而慎于言。”直言应产生于对事物的敏锐观察和缜密思考。我们主张敢说，同时也强调要讲究有根据的“说”。说话要区分场合，直言要注意方法。要言之在理，合乎实际，顾及客观效果。至于因思虑不周，说错一句半句，也不要紧，错了就改嘛！那种出以公心，敢于仗义执言的人，即使有些缺点，我以为也不可与那种少说为佳、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同日而语！公心和私心之间判若鸿沟，是难以作比的。<br/> 讲了这么多，也是一种“说”，目的在于倡导一种敢想、敢说、敢碰硬的革命精神，一种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一种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高尚品德。倘若此“说”对于破除好人主义能起一点作用的话，则此愿足矣！
第8版()<br/>专栏：<br/><br/> “知我者，毛主席！”<br/> 王乃文 辛芳<br/>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令：兹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主席毛泽东”。<br/> 这是1950年8月1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的对载涛的任命状，也是载涛一生中最大的荣誉。从接到这个任命状的一天起，这位曾任过清朝宣统军咨府大臣、禁卫军训练大臣的王爷，一下子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使得载涛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心里很不平静。他高兴：“新中国诞生了，我载涛也新生了！”他也怀疑：“象我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当人民解放军的顾问？”他更纳闷：“我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他怎么会知道我载涛呢？”他不禁从内心深处赞叹：“毛主席伟大啊！知我者毛泽东也！”想着想着，这位末代王朝的亲贵大臣，竟激动得掉下眼泪，哭了起来。<br/> 载涛的哭，决不是悲，而是喜。他喜毛主席英明，真正化消极为积极，化陈腐为新生。他更喜新社会好，连自己这株枯木，也能逢春，获得了新的生命。他满腹心思，无从表达，最后对全家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报毛主席知遇之恩！”<br/> 晚上，他坐下来，恭恭敬敬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倾诉他对毛主席的无限感激之情。<br/> 载涛在解放后有三件事是他最为激动的：一是接到毛主席的任命状；二是接到印有庄严国徽的一张大红请柬：“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七年国庆节，定于十月一日上午十时在天安门举行阅兵与群众游行大会。届时敬请光临。”如果说这两件事是他在政治上获得新生的标志，那么第三件事就是在生活上得到国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使他感到新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感到了党和国家的温暖。<br/> 这也是五十年代初的事。<br/> 载涛骑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总后机关上班，被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他们又吃惊，又担心：“这么大年纪，怎么能骑车跑那么远去上班呢？”<br/> 1952年12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即致函载涛：<br/> “载涛顾问：我们考虑到您年迈，每日在马政局工作恐有不支，为照顾您的健康，决定自即日起请您在家住宿，平时可不到局办公，遇有磋商事务时，当有马政局临时通知。特此，顺祝健康，并致敬礼。”<br/> 接到这封信后，载涛深感党和政府对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久，他又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从此就开始在政协参加学习了。<br/> 一天，他正在开会。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一个电话：“北房东南角上塌了个大窟窿。你赶快回来设法修修吧！”载涛放下电话，回到会议桌旁，同志们关切地问他出了什么事？载涛风趣地说：“天不作美，房子塌了，我怎能修得起啊！”他向会议主持人请假，回家张罗修房去了。这件事被毛泽东主席知道了。在一次有教育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毛主席说：“听说载涛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有钱修。从我的稿费中拿出二千元，给先生修房。”座谈会结束以后，毛主席这笔稿费，即由章士钊先生专程送到载涛家了。<br/> 载涛接到这笔钱，感动得说不出话，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半天，他对章士钊先生说：“非常感激毛主席对我的关怀！”<br/> 送走了章士钊先生，载涛的心情很不平静。他想：毛主席日理万机，终日筹划国家大事，怎么会知道我载涛家里的小事呢？毛主席真是英明伟大啊！“我载涛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尽力为人民干点事，以报答毛主席的恩情于万一。”他提笔疾书，第二次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他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也表达了他报效国家和人民的一片心意。<br/> （原载《团结报》）
第8版()<br/>专栏：文苑拾零<br/><br/> 老舍与抗战曲艺<br/> 宦迪<br/> 老舍从事曲艺创作，这与一支从北京流亡入川的曲艺队伍有关。1938年春，日寇侵华战火延烧京汉铁路沿线，并开始轰炸汉口。其时已流浪在汉口的曲艺零散艺人，为了要活下去，组织起来南下避难入川。这些艺人中，有相声演员欧少久，滑稽大鼓演员富少舫（即山药蛋），京音鼓富贵花、马俊卿，八角鼓单弦苏佩秋，山东大鼓董连枝，梨花大鼓秦如水等计二十余人。他们历尽艰辛，冬天到达重庆，组成“升平曲艺班子”。<br/> 他们目睹日寇的侵略行径，无不义愤填膺，纷纷编演宣传抗日节目，唤起民众，反对投降。其时在渝的老舍先生，对这批北京来的桑梓亲人，极为关怀，常与常任侠（当时文协诗歌组副组长，艾青是组长）等到升平书场看演出，有一次听梨花大鼓艺人董莲枝唱《剑阁闻铃》，老舍先生还即兴写了一首诗：<br/> 轻寒乍暖未分明，柳盼春阴花盼晴。<br/> 听罢扬州断肠曲，江南三月雨无声。<br/> 一天晚上，老舍先生到升平剧场观看演出，听了欧少久的相声《打白狼》，笑料虽然充足，但把参加抗战打狼，说成是做梦，最后连家中坛罐器皿也给打烂了。这显然有损于宣传抗战的严肃主题。老舍先生指出了节目中存在的问题及演出中应注意的事项。富少舫与欧少久便恳请老舍先生为班子写点节目。不过三两日，老舍先生便亲自为升平曲艺班送来了自己创作的很多段子：有山东大鼓《芦沟晓月》，相声《芦沟桥战役》，《樱花会议》，《欧战风云》，《中秋月饼》等共有十数段。艺人们利用曲艺灵活简单不受演出场地限制的有利条件，剧场戏院、茶楼酒榭、街头会馆，随处演唱，由于演出剧目多有宣传抗日内容，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因而引起强烈的反响，大后方人民誉此为“抗战曲艺”。
第8版()<br/>专栏：大地漫笔<br/><br/> 练点“推功”<br/> 这题目很有点武林气味。其实，“推”既非借气、掌之力，“功”也非“功夫”之“功”。秦基伟同志最近著文说，朱德同志生前有一种“推功”风格，即人家把功劳归给他，他就把功劳推出去。题目本此。<br/> 朱德同志的“推功”有“下推”与“上推”两种。<br/> “下推”推给人民群众；“上推”推给党的领袖。“要问天下是谁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归在谁身上？那我就要说：这个天下是全党同志和群众一起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首先归在人民大众身上，而在我们党方面则应首先归在毛泽东同志身上。”朱德同志这句话可以说是集“下推”与“上推”之大成。<br/> 特别值得深思的是，当时有些老同志地位低于他，年龄轻于他，但他能以战略家的眼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襟由衷地对他们备加推崇。这一“推”，对需要几代人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来说，无异也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李百臻
第8版()<br/>专栏：大地漫笔<br/><br/> 免害·被害·除害<br/> 鲁迅先生曾说过，有些老实人，他们“捧”某些人，倒不是有什么坏心，“大概是不过想免害”。由此看来，有些人送礼、说好话，往往出于无奈。在《血，总是热的！》这部电影中，有个青年女工宋巧珍，妈妈瘫痪了，白天需人照顾，可车间主任偏偏给她安排白班。这明明是强人所难，可巧珍没有办法，只好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买了两斤毛线送给车间主任。没想到竟遭到主任的冷酷申斥，受到主任妻子的一句讥笑：<br/> “哼，两斤混纺毛线，还有脸拿来送人！”<br/> 巧珍送礼是为“免害”，然却“被害”：自己受了不正之风的污染，又遭人讥辱。后来，还是群众奋起抵制不正之风，才为巧珍去了一块心病。<br/> 如今，为“免害”而送礼的尚有人在，也有人因此求得苟安。但这是一种悲哀。最好的办法是奋起抵制不正之风，才能从根本上“免害”。 宁一
第8版()<br/>专栏：<br/><br/> 韶山，我想再看看你（外一首）<br/> 张鹤<br/> 穿过历史的风云，<br/> 韶山，我想再看看你。<br/> 看看明净的蓝天<br/> 怎样衬托你的绿水青山；<br/> 看看那所老屋<br/> 在花木掩映中何等朴素自<br/> 然。<br/> 韶山，我想看看你，<br/> 老屋温暖的檐下<br/> 可有乳燕呢喃？<br/> 屋前清澈的塘边<br/> 可有伢儿戏水？<br/> 山坡上那座普通的土坟<br/> 可有新编的花环？<br/> 韶山，我想看看你，<br/> 焕然一新的陈列室，<br/> 怎样昭示领袖的斗争实践？<br/> 革命的风云、集体的智慧，<br/> 又怎样培育常青的真理之<br/> 树？<br/> 哦，韶山，<br/> 今天，你不再有人为的仙云缭<br/> 绕，<br/> 不再有虚幻的玄光，<br/> 一切都那么真切、亲近，<br/> 谁不感到阵阵新风扑面？<br/> 呵，韶山，<br/> 我真想再看看你……<br/> 走在绿荫里<br/> 无论，无论我们走到那里，<br/> 那里总有他垂下的绿荫。<br/> 绿荫如盖，绿荫似云。<br/> 每一根遒劲的枝条<br/> 都在挥洒图画，<br/> 千万张婆娑的叶片<br/> 交织着春的神韵。<br/> 烈日下耕耘，<br/> 绿荫给我们送来轻风、芳<br/> 芬，<br/> 我们神清志爽。<br/> 去开垦新的处女地；<br/> 绿荫为我们拂去热汗、沙<br/> 尘，<br/> 向新的高度进军。<br/> 我们仰望绿荫，<br/> 怎能不追忆起创业艰辛？<br/> 怎能不回想起雾满茂林……<br/> 无论，无论我们走到那里，<br/> 那里总有他垂下的浓密的绿<br/> 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