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br/>专栏：<br/><br/> 《邓拓文集》序言<br/> 周扬<br/> 邓拓同志死于“四人帮”之手，离开我们已十七个年头了。今天，我阅读他的文集，仿佛面对久别重逢的故人，不能不唤起我们对他的深切的痛心的怀念。<br/> 文集中的很多文章是邓拓同志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时写的。他从1937年秋天起在那里一直工作了十年。我是日寇投降后才在那里同他初次见面。虽然早在三十年代，我们同在上海参加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但因为处于当时地下党秘密环境下，无缘相识。1945年，他和我都在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工作，虽然共事时间不长，后来他到了人民日报社，我到了中央宣传部，彼此都仍然同在宣传部门工作，互相接触和来往的机会还是较多。聂荣臻、彭真同志曾先后主持晋察冀中央局工作，常常谈到他的为人，特别是谈他当年在战火纷飞中一面战斗，一面带着电台办报，随时准备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英勇事迹，无不为之唏嘘感动，这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文集中所收的一些文章，仅是他当年所做的大量工作的一小部分，但从中也可以看到他为我党新闻工作倾注了多少心血。<br/> 邓拓同志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政论家，他对祖国的文化遗产有着广泛的爱好和多方面的研究。他不仅工于书法，对传统国画也很有研究，而且是写有不少作品的诗人和文艺评论家。为了探求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以适应革命的需要，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历史研究，对中国历史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称得上是一个真正为革命研究历史的史学家。邓拓同志长期从事主持党报的繁重工作，这些研究与写作有很多都是业余进行的，这也说明了他的勤奋和才华。他作为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在我国新闻史中一定会得到全面的公正的评价。<br/> 不过，就作品论作家，我以为最能表现邓拓同志的思想风貌的不仅是他的政论和学术文章，而且还有他的杂文，尤其是读者所熟知的《燕山夜话》。<br/> 《燕山夜话》，正如作者自己说的，“都是谈所见所闻所感”，从读书治学，待人接物，到生产建设，领导方法，等等，多是一般人常碰到的问题。而作者旁征博引，议论横生，把知识和思想熔于一炉，写得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富有知识性、文艺性，无疑是当时《夜话》一见报刊就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夜话》的另一特色，是在传播历史社会知识的文字中，渗透着一种热爱祖国和人民、为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而自豪的深挚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又总是归结为对社会主义美好事物的由衷的赞颂和对积极建设新生活的热情的召唤。历史知识和历史人物的评论，丝毫没有冲淡对现实的关注，倒是给人们增加了认识和改造现实的智慧。即便在提倡认真读书的时候，作者也没有忘记提醒人们还要关心国家大事，端正学习目的。他在论述东林党人的品德的时候，引证了他们书院的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也寄托了作者对东林党人的某种同情。而《燕山夜话》中的许多文章、知识、情趣和道理，又是通过平等讨论的态度和朴实无华的语言传达给读者，娓娓动听，使人读了无形中增添积极向上的力量。<br/> 和那种以辛辣的讽刺见长的杂文不同，邓拓同志的这些杂文大都以传播知识，启发思想见长，可以说做的是正面文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杂文中没有对现实中某些消极面、阴暗面的否定。这不仅因为他也写有少量直接讽刺和鞭挞丑恶现象的作品，而且表现在他的杂文的共同的基调是提倡实事求是，提倡科学精神，重视文化知识对于提高人们社会主义觉悟的重大作用。这本身就是对当时现实生活中“左”的错误思潮和某些假、大、空的恶劣作风的一种否定和批判。《夜话》的这种针对性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有的放矢的。然而，尽管当时党中央正在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某些“左”的错误，重申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夜话》的发表也是作者衷心拥护和积极贯彻党中央这些正确方针的表现，但他在表达自己正当的不满时，仍然竭力采取委婉的方式；而当1962年秋冬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重新抬头的时候，他就搁笔不写《夜话》这类杂文了。从这里不难想见，邓拓同志作为党员作家，他是严以律己，遵守党的纪律的，但同时他对那个时期某些错误的政策和做法也持有自己的看法。我以为他那两年集中写作的大量杂文，正是他内心这种矛盾心理的一种反映。<br/> 一个作家发见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都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决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的不正确的认识，使党的正确主张真正为自己所理解，所接受，所融会贯通，从而在思想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这是我国近几年来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从正面证实了的一项重要经验，也是在怀念死于“四人帮”文字狱的邓拓同志时不能忘却的历史教训。<br/> （1983年12月）
第8版()<br/>专栏：<br/><br/> 日喀则纪事<br/> 周明<br/> 对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很难想象那遥远的日喀则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几年前我有幸采访过英雄的中国登山队，那时，健儿们刚刚凯旋而归，住在风光宜人的怀柔水库休整。登山英雄们勇攀高峰的动人事迹深深地感染着我，而他们言谈中的边陲城市日喀则也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因为这儿是登山队攀登珠峰的必经之地，又是健儿们可靠的后方。我曾暗自思忖：假若有一天我能到西藏，我也一定要去看看日喀则——那遥远而令人神往的地方。<br/> 很幸运，1983年的秋天，我们一行8人的作家访问团，飞越空中禁区，降落在美丽的雅鲁藏布江畔的世界屋脊城拉萨。而后我们又乘车翻山越岭，跋山涉水，离开拉萨走了几乎整整一天，抵达日喀则。<br/> 啊，富饶美丽的日喀则！这是一座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城市，是后藏的政教中心。民主改革前这儿只有1．5万多人，而现在已发展为3万多人。日喀则，藏语的意思是：土质最好的庄园。可过去虽说有肥沃的土质，却没有丰硕的收获。如今情况大大变了，日喀则，展现了新的容颜。瞧，那满布年楚河畔的原野、河谷和村庄的打麦场上，不时传来喧闹的连枷声、马达轰鸣声，欢乐悠扬的歌声。这一切预示着：又是一个丰收年。<br/> 粮食丰收了，这自然是党的路线、政策好。可同时还有藏胞们称道的地区农科所的贡献。所长叫谭昌华，外号叫“偷穗子的人”。<br/> 唔，这个谭，这个奇怪的外号，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走进农科所的一间朴素的会客室，一条桌上摆着奶茶、糖果、苹果、雪梨。苹果是陈毅副总理到西藏时带来试种成功的，梨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的采访从这里开始了。<br/> “这是我们1964年从东北铁岭引进的朝鲜雪梨。老谭为此花费了不少心血。中间有过曲折，但它终于开花结果，在西藏高原落户了。”副所长邹永泗热情地说，“大家尝尝吧，你们刚由内地来，可以有比较。”<br/> 啊，甜美的雪梨哟，吃着它，自然更想见到老谭。<br/> 邹永泗不无遗憾地说：“谭昌华回内地去了。”接着，便深情地讲起老谭的许多事情。他说，谭昌华1956年毕业于贵州农学院。还在读书时他就向往神秘的西藏。他如愿以偿，被分配到边远的日喀则。背上挎包，迈起双脚，走遍了山野。他发现当地农民习惯于传统混播——青稞、碗豆、小麦一把抓，撒在地里便听天由命。管理不善，产量极低。怎么办？要改变，就必须从育种着手。于是，他有时蹬着车子，有时骑着马，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一片田地一片田地地走呀，选呀，抱回一束束青稞穗。迷信的人们说他是“妖”，驱赶他、诅咒他。从此，称他是“偷穗子的人”。<br/> 他的外号就是这么个来由。<br/> 其实，育种谈何容易哪。一种优良品种的培育，没有十年八年是难见分晓的。然而谭昌华义无反顾。他一旦认准了的事一定要坚持到底。<br/> 他成功了。经过几年的选种育种，终于搞出了几个新品种。他先是在扎西吉彩公社一片野鸭子歇息的洼地里，播下了培育的良种。还把良种播在农民的家门口，让他们亲自目睹。一次实际的效果，比你口头的宣传要灵验得多。几个月后，青青的禾苗变成金黄的麦穗，那片地收获了20万斤小麦，引起震动。人们又敬重而亲切地称他为“格拉（藏语：老师）！”当年曾经赶过他的人，也老远跑来，说：谭格拉，给我一把你的仙种吧！<br/> 此后的多年，他又和农科所的同志们一起辛勤引进和培育了不少新品种，诸如高原早，白朗兰，喜马拉1号、2号、3号、4号、5号、6号。最近单产1，500斤，创造了新纪录。<br/> 说到这里，邹永泗感慨地说：老谭心目中，没有别的，他一心扑在事业上！他爱人大学毕业分到了遵义，也被他拉到西藏来了。可有的人，明明在西藏工作，硬是在内地找对象。这很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他不只是搞育种，他的知识面很广，有多方面的技艺。他也很会种蔬菜，培育了西红柿、萝卜的新品种，他种的萝卜一棵有几十斤重呢。他还会针灸，懂得兽医。所里组织了个麦浪球队，他还是活跃的队员哩。<br/> 由于他的出色贡献，1974年他还光荣地当选为西藏自治区党委候补委员。这时他已年近五十。可他更加兢兢业业，谦虚谨慎。1979年所里又先后荣获地区、自治区和国务院的嘉奖。这对农科所是极大的鼓舞。前不久，他患了严重心脏病。医生建议领导动员他回内地。他却迟迟不交申请调动的报告，最后，他和泪而写，含泪而走。他的家在四川成都，父亲又是统战对象，他完全可以回到成都。可他还是想的农业科学研究哪！他最终选择了远离城市的江津农科所。在那儿，在病床上，他还经常写信给西藏，给多年来并肩在科研园圃里辛勤耕耘的战友们，写信继续他那神圣的科学研究事业。这是多么令人可钦敬的一位真诚的科学家啊。——尽管至今我们不曾有幸谋面，然而我从日喀则农科所同志们的眼里，从日喀则藏族同胞们的眼里，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他那一颗为了追求理想和事业的金子般纯真的心！
第8版()<br/>专栏：新书架<br/><br/> 《传记文学》<br/> 《传记文学》以形象化地宣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各条战线上的英雄人物，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为主旨，并纵横古今中外著名人物；以刊登具有文学价值的人物传记和采取传记题材的文学作品为特点。<br/> 创刊号上有柯岗、曾克撰写的《战犹酣》，以丰富的史料、严谨的文笔，记述了刘伯承元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部分战绩。<br/> 《走向新中国》叙述了冯玉祥将军晚年的反蒋爱国斗争，重点突出了冯将军追求进步、探索真理的进取精神，以及“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尚品德和节操。<br/> 《艾青雕像》寻觅着艾青一生的足迹，真实地再现了诗人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对事业的深厚眷恋。<br/> 《我的父亲梅兰芳》追忆了京剧大师梅兰芳辉煌的舞台生涯，卓绝的艺术造诣和富有情趣的生活轶事。<br/> 继斯诺《西行漫记》之后，尼姆·威尔斯撰写的《续西行漫记》，以个人曲折惊险的经历和第一手资料介绍了抗日战争初期陕甘宁红区的情况，描绘了众多我党、我军著名领导人的真实生动的形象。<br/> 翻译作品《白求恩》通过记述白求恩来中国以前的一段不为人知的生活经历，揭示了白求恩蔑视常规习俗、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和胸襟坦白、助人为乐、幽默辛辣的性格特点。<br/> 此外，还有陈学昭的《追忆沈泽民》，李锐的《记傅任敢教授》，徐铸成的《范旭东片断》，沈醉的《我所认识的杜聿明》，以及朱东润的传记创作研究等。<br/> 本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刘 云）
第8版()<br/>专栏：<br/><br/> 嫁接和人才<br/> 文远<br/> 看评剧《嫁不出去的姑娘》，甚觉有趣。身高要一米七四，彩礼要飞鸽车、进口表、新式皮鞋、尼龙袄、大衣柜、小衣柜、钢丝软床、鸭绒被……要来要去，结果耽误了自己，拖得嫁不出去了。<br/> 从人的嫁娶，想到了植物界的嫁接。花卉和瓜果梨桃也有嫁娶。月季花经过嫁接，千姿百态，品种有几百种；毛桃嫁接，变为蜜桃。柿树与黑枣嫁接，果实才能入口……嫁接是一门学问。<br/> 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都有个嫁接问题，都有个相互接触、交流、结合和发展的问题。文化交流，技术引进，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古之诗人墨客，遍游名山大川；今人上山下乡，联合协作，都有嫁接之意。一位从农村搞科研归来的朋友，谈兴甚浓，他讲说农民热情欢迎良种的推广以及果树科学修剪，果实压弯了枝头；不到一年时间，就与农民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自己也觉得年轻了。另一位农村支部书记，自费订报刊杂志三十余种，等于拜了上百个老师，请了上千个顾问，他成了神通广大的风流人物，他们都尝到了嫁接的甜头。<br/> 可是也有些人，习惯于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习惯于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结果是耳目闭塞，思想贫乏，头脑僵化。有的人不愿吸收新鲜事物和新鲜知识，长期陷于愚昧无知的状态，不但不着急，不脸红，反而洋洋得意，仍是时时处处以“大老粗”自诩。如果只是自甘落后，倒也由他去了。却又要嫉贤妒能，运用手里的一点小小的权柄，搞点名堂，堵塞各种正当嫁接之路，以至歧视和打击人才。这样的事例，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听到很多了。这类人的言行，对四化和改革的大业，只能起阻挠和破坏的作用。<br/> 只有嫁娶才能产生新一代，近亲结婚易生痴呆，这已是常识了。可是人与人不交往，就不能有新的思想果实，更无优势可言，这一道理还未为更多的人所理解。自然科学要精心研究嫁接和杂交优势，研究化合的奥秘；社会科学也应研究人的结合，诸如结合的对象、媒介、方法，人才所有制、人才的流动等等。这应是人才学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