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南方战线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方强
每当我读毛泽东同志1934年夏天写的《清平乐·会昌》一词时,就想起毛主席当年来到南方战线的情景,想起会昌城外那战斗的日日夜夜……

1934年春天,中国工农红军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最紧张、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南方战线——赣南会昌。这里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南方门户,是中国共产党粤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粤赣军区的所在地,距党中央、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央军委所在地瑞金只有50公里,距我们红二十二师正在激烈战斗的筠门岭前线只有40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同志来到这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分析形势,提出了正确方针、政策和作战原则,给了粤赣地区党政军民以巨大鼓舞。
当时,我们党和红军正处于内扰外患十分艰难的境地。1933年3月,在毛主席正确军事路线和作战方针指导下,周恩来和朱德同志指挥我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敌人接连遭到失败以后,又调集了100多万军队,200架飞机,采取稳扎稳打,四面合围战术,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1934年4月,敌人攻占广昌,闯进了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与此同时,在南方战线国民党两广军阀陈济堂以他的亲信李杨敬的第三军为骨干组成南路军,向我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筠门岭等地区进攻,妄图打开中央根据地的南大门,威胁我中央工农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瑞金。
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排斥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面对强大敌人进攻的形势,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不仅把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当作所谓“游击主义”、“逃跑主义”拚命加以反对,荒谬地提出什么“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六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分兵把口”,“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等口号,希图毕其功于一役。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曾两次建议,留少量红军在根据地配合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到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敌后撤,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但是都遭到李德等人的拒绝。
在南方战线,我们红二十二师是作战的主力部队。我们这个师,在1932年6月是独三师九团;1933年6月7日,奉中央军委命令,由粤赣军区二十三军改编为红二十二师;1934年3月23日,又奉军委命令得到充实,由军委原第二教导团(缺一个营)及二十二师一营编为六十四团,第三教导团编为六十六团和二十二师原有的六十五团编为师的三个团。当时全师八千余人。第一任师长龚楚;第二任师长程子华;第三任代理师长兼六十五团团长魏协安;我是以上几任的师政治委员;师参谋长孙毅;第一任师政治部主任史友生,第二任是刘道生。师供给部长陈瑞兰。六十四团团长帅荣,政委彭家庆;六十五团团长魏协安,政委商辑五;六十六团团长李国柱,政委幸元林(幸负伤后由贺清华接任)。筠门岭战斗以后师长周子崑,政委黄开湘,在“左”倾军事冒险主义错误路线下,我们红二十二师被迫在筠门岭地区同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仗打的十分艰苦。
敌人要攻占会昌,一定分两路先夺筠门岭。根据敌人企图,红二十二师分三线部署,筑堡防御。第一线在岔口,第二线在盘古隘,第三线在筠门岭。我师三个团配置在上述三线防御地区,正面放一个团进行防御,筠门岭西南高地放两个团对敌人进行侧击和反击进攻之敌。清溪方向由地方兵团担任防御钳制敌人。4月初,敌南路军一、二纵队开始会攻筠门岭。二纵队第七师进攻罗塘,八师进攻澄江,独一师进攻桂坑,从正面进攻筠门岭。敌一纵队五师进占寻乌,一师进占重石,四十四师向清溪搜索前进,从西迂回威胁筠门岭。在两个方向向筠门岭进攻。4月上旬和中旬我师分别在澄江、岔口、盘古隘连续进行了顽强的作战。
岔口被敌突破后,筠门岭前沿阵地是盘古隘,这是一个山垭,小道崎岖,地高险要,山峰呈蘑菇状,我师六十四团二营第六连在营长指挥下扼守盘古隘。敌人迫近我军阵地,修筑起钢筋水泥碉堡,排列起各式大炮,不时地向我阵地攻击。我部队就用土木构筑的碉堡工事,同敌人钢筋水泥碉堡对垒。战士们发挥聪明才智,在交通要道和阵地前沿撒满铁蒺藜和竹针陷阱,设置鹿寨,使敌人几有寸步难行之势,在树丛中隐蔽特等射手,专门狙击敌人的指挥官,打得敌人心惊胆颤。
敌人被打得恼羞成怒,于4月上旬,又以第八师两个团倾巢出动,用整团整团的兵力,开始强攻盘古隘。先派两架飞机狂轰滥炸,接着就是一阵大炮轰击,眨眼之间,山垭上土石崩裂,硝烟弥漫,我们修筑的木土碉堡工事几乎全被炸毁,战士们就利用地形顽强抗击,英勇战斗坚守阵地,大量杀伤敌人。我特等射手一枪击中敌团长邱福成,将其击成重伤。敌人大约一个营被我消灭。战斗到黄昏,第六连已经完成阻击敌人任务,我们派员通知他们撤下来。六连指战员们真是有勇有谋,他们在营长率领下,趁着夜幕降临,攀着藤子和用毯子结成长绳子,一个接一个从十三丈多高的悬崖上滑下来了,安全归队。我六连与敌人浴血奋战一天,在这种敌我力量极悬殊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盘古隘,撤至筠门岭阵地。然而在我六连主动撤退时,敌人以为坚守在盘古隘山上的我部队既无弹药补充,又被包围插翅难飞,于是搬来梯子,企图爬上山顶消灭我们。当敌人象乌龟一样爬上山时,才见空空如也。这次战斗,我部队给了敌人很大杀伤。
部队退守筠门岭阵地后,我们全师还保持有七千多人。我们一方面对部队进行休整,另一方面抓紧时机加筑工事,迎接更大的战斗。
在前几次反“围剿”中,我们红二十二师按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战略战术原则,转战于闽西赣南广大地区,配合兄弟部队,打了许多胜仗。但在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我们却被命令在南方战线分兵把口,硬挺着天天挨敌人的飞机、大炮轰炸。特别使我们震惊的是,根据地边沿地区出现了“反水”的现象。在敌人重兵压境,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威胁诱骗下,“反水”的人打起白旗,拿着梭镖、土枪,配合敌人,对我部队进行骚扰。这种情况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正确土地政策,实行错误的土地政策的恶果。
在这样的情形下,在我们许多干部和战士中,笼罩着一团团疑云,也发生了种种议论:为什么过去总是整团、整师、整路地歼灭敌人,打大胜仗,很快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什么现在打不破敌人的“围剿”?听到同志们这些谈论,我们师的领导当时觉得是有道理的,我们更考虑了许多。
盘古隘既失,筠门岭阵地前再没有什么屏障了。敌人有四五倍于我的兵力。可王明错误路线不看形势,仍然命令我们筑起碉堡“死守筠门岭”。
4月21日晨,敌人果然开始了大规模进攻。筠门岭阵地上,烟飞土漫,山崩石裂。我们用土木修筑的碉堡工事,经不住敌人飞机轰炸和集中的炮火轰击,大部都被击毁,我们付出了重大牺牲。作为师的指挥员,眼看着战友们一个一个倒下去,我们心里好象刀铰似的疼痛,不时暗暗责怪组织指挥不力。
下午敌人又增加了部队,几乎用整个兵力以羊群战术向我发动进攻。傍晚,终因敌众我寡,阵地被敌人突破了,高级指挥部才允许部队撤出战斗。我带着一个营留作殿后,掩护全师转移后撤。
这时,由于天气阴晦,没有月色,没有星光,鏖战之后,暂时沉寂,山下田洼里,蛙声四起,越发显得战场的凄清。我走在筠门岭阵地壕沟里,看到有几个牺牲的战士同几个敌人尸体扭结在一起,可以想见肉搏奋战的激烈和我们战士的英勇。但是,我们前线指战员的一切努力,都无法纠正战略上的错误,改变失利的趋势和结局。
部队默默地从阵地上撤下来。黑暗中,战士们从我身边擦过前进着,几乎个个面孔都是那么熟悉和亲切,但都默不作声。有的人看我一眼,虽说是在黑夜,我看得出那眼光里既有责备,又有同情。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我慢慢地走着,几乎是故意挨在最后。不知不觉地陷入沉思遐想:这一仗打败了,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呢?
大雨滂沱,打在脸上,我的眼泪只能往肚里咽,心火直冲喉咙。自从第四次反“围剿”后期以来,毛泽东同志被撤销红军总政治委员以后,根据地和红军里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现象,不时看到一些熟悉的战友突然被逮捕了。凭着熟悉的身廓、动作,我们也能猜出这是哪一个。在和他们目光相对时,不难看出他们双眼里流露出许多迷惑不解和忧虑。有时还会碰到一些熟悉的领导干部,被罚做苦工,他们的头发,被从中剃光,开出一道“马路”来,成了阴阳头,受着不应有的人身侮辱。我们还知道,有的同志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甚至被无辜错杀。红军里过去那种一心一意奔革命,生龙活虎的朝气,被一种不安、惊恐气氛笼罩了。尽管如此,大家决不离开革命。每个人在心底期待着变化,眺望着曙光的出现。

部队撤到筠门岭以北的新开河高地,连夜构筑新的碉堡阵地。敌人因为也遭到我们的沉重打击,暂时停止了进攻。
为了打一仗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5月初,我们在站塘中村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军政干部会议,进行筠门岭战斗总结。因为魏协安是代理师长,经师军政委员会(师党委)讨论,由我在会议上做筠门岭战斗的总结。
在总结会上,我着重检讨了这次战斗在组织指挥上存在的问题。正因为我的总结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因此不能解脱同志们的沉重心情,找不到今后的方向,会场上笼罩一片沉闷、压抑的气氛。大家一言不发,好象在思索着什么,我也有些茫然了。就在这个时候,司令部的作战参谋跑来,激动地悄悄对我说:“会昌转来电话,是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找前线指挥员讲话。”
我跑步来到值班室电话机跟前,听筒里先传来了熟悉而亲切的声音:
“你是哪一个?”
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声音。
我紧张而又大声地回答自己的名字,深怕毛主席听不清楚。然后又说:“总政治委员,你好!”
毛泽东同志紧接着就从容地问道:“前边敌情怎么样?敌人有多少?怎么部署的?现在有些什么动向?”
毛泽东同志的声音使我感到无比温暖,心中的紧张、焦躁情绪立刻消失了。我恢复了镇静,详细报告了前线的情况。
毛泽东同志接着又问道:“筠门岭的战斗是怎么打的?部队伤亡多少?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现在是怎么部署的?”
我又将筠门岭战斗经过,以及退出阵地后新的防御部署情况和部队整顿情况作了扼要汇报。
毛泽东同志听了,鼓励我们说:“你们打得很好。你们是新部队,敌人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
在我们部队同数倍于我的敌人浴血奋战,遭受重大伤亡,被迫退出阵地,大家沉重的心情不能解脱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责怪我们,而是通过对主客观因素、敌我力量对比等情况的分析,充分肯定我部队的成绩,给予如此恳切的鼓励,这说明毛泽东同志是多么了解前线的情况,多么了解部队的心情啊!
接着,毛泽东同志又明确、具体地指示: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大量消灭敌人?聆听这些指示,当时我还理解不到它的深刻意义,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才意识到毛泽东同志是在启发我们,要我们认识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错误路线。
毛泽东同志还指示我们说: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组织地方部队、游击队和赤卫队,在敌人的侧后方进行游击战争,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并取得地方党和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你们左边有江西省军区领导的大吉山游击队在信丰一带活动,南边也有游击队和赤卫队在全南、定南、龙南一带活动,他们可以牵制敌人,所以,你们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的打法,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消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要同时考虑几个作战方案。例如,敌人做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不打他的身子,只是打他的尾巴;敌人做几路来,就打他侧面的一路。总之,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消灭敌人一部。毛泽东同志这一系列指示,每一句话都沁入我心中,感到豁亮了,这不正是毛泽东同志过去指挥我们,在几次反“围剿”中打胜仗的办法吗!
最后,毛泽东同志对于“反水”的问题作了指示,对“反水”的人决不要打枪,但是要放“纸枪”——向他们散发传单、标语。同时要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的工作,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
我赶快告诉大家毛泽东同志来到南方战线的消息,传达毛泽东同志给我们的指示:“同志们,毛委员到南方战线来了,毛委员给了我们很多重要指示……。我们又要打胜仗了!”会场上立刻活跃起来。
我先向师的几个负责同志作了简要传达之后,随即向到会的全体干部详细地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会场上不时地响起掌声和口号声。许多同志兴奋得站起来,一个个眼睛发亮,脸上的愁云一扫精光,大家都纷纷要求战斗任务。
当北斗星挂在天空闪闪发光时,我们召开了师军政委员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作了具体部署。第二天,我们就带领干部到前沿察看地形,研究新的作战方案,结合部队情况进行了战斗动员。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根据地,我们在整训中,以有力的小部队,主动地有计划地打了五六个小仗,消灭了敌人一些前伸的小部队。在我调离二十二师不久,敌七师派出的加强营在周田遭我五个营的绝对优势兵力夜袭,全营被歼灭过半,敌营长朱省亚被击毙。“铲共团”在周田也被我全部歼灭。此后,敌人只得龟缩在筠门岭,不敢轻举妄动,敌人始终没有能占领会昌。这是我们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的结果。
在地方工作中,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改变了错误的土地政策,使中农的情绪稳定下来,向我们靠拢,基本群众的政治热情也重新高涨起来。对“反水”的人,采取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政策,指出他们是被地主、反革命分子欺骗和利用,号召他们认清敌我,欢迎他们回到革命这边来。在短短的时间里,情况就有了显著的变化。这种人看到我们部队出动,也不再叫嚷和报告敌人了。实践再次说明,按照毛泽东思想行动,部队就斗志昂扬,就打胜仗;地方群众就拥护,根据地就巩固。
毛泽东同志来到会昌,作了深入调查研究,正确地分析了斗争形势,预见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于党中央和红军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红军广大的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绝不会眼看着中国革命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断送掉。就在毛泽东同志即将离开会昌的时候,他以饱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写下了《清平乐·会昌》。

正当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开始改变不利形势的时候,5月,王明路线统治的中央突然派来以国家保卫局为主的中央检查团,指责我们没有完成坚守筠门岭的作战任务,失守筠门岭是退却逃跑。在这种情况下,我向检查团检讨了在组织指挥上的缺点和失利的原因,承担了领导和指挥责任。如实地汇报了部队英勇作战和实际困难。也汇报了执行毛泽东同志指示后,新近取得进展的情况,这更加触怒了他们。他们依据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观点,对红二十二师在筠门岭的战斗做出与毛泽东同志完全相反的结论。对我红二十二师领导干部和一些中层干部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作了错误的处理:代理师长兼六十五团团长魏协安同志和坚守筠门岭正面阵地的六十五团政委商辑五等一批同志被撤职查办,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送交军事审判,有的被送去劳改,我被带去关进了国家保卫局的所谓“招待所”。
我被关进国家保卫局“招待所”之后,我们红二十二师六十六团政委贺清华同志也被关了进来,我们一见面相互紧紧握手,相互问候别后的寒暖,但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好一阵子默默无言。
当天黄昏,我急切地向他打听部队情况,他告诉我说:“你离开部队一个月左右,毛泽东同志来到了站塘李官山红二十二师师部”。我兴奋地问:“你见到毛委员没有?”他详细地告诉我说:“毛泽东同志一到站塘的当晚,就会见了我们二十二师前线部队的领导干部。那天晚上,在老百姓一间不大的堂屋里,我们见到了毛委员,他穿着同我们一样的灰色红军服装,戴着红军帽,赤脚穿一双布鞋。他坐在一张方桌旁边,桌上摆着砚台、笔墨、纸张,一盏油灯。他把用纸卷的烟,全部当做慰问品,分给我们大家抽。毛泽东同志十分和蔼、亲切地同大家谈话,他想知道一切,无所不问。问敌情,问作战经过,问红军战士、干部的生活和思想情绪,问当前群众情况,问地方工作。……我们都作了详细回答。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来到前线看望我们,使我们广大干部、战士深受感动。”
在国家保卫局的“招待所”,有一天晚上,被关在一起的江西省委李绍久同志悄悄对我说:“老弟!你知道不?现在有人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我听他这么说感到吃惊,更加焦虑和疑问:为什么我们党内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沉默了片刻,他继续说:“老弟,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内,最能团结人。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会认清真理的,历史将会证明真理属于哪一方”。我聚精会神倾听他的每一句话,开始知道党内存在着重大的是非问题。我把第五次反“围剿”的情况和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把大革命失败后红军建设,创造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联系起来对照思索,开始弄明白了一些问题,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真理在毛泽东同志一边。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了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伟大的长征。
1935年1月到达了遵义。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们被关在国家保卫局的同志,读到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我捧着这份珍贵的文献,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东方已经真的破晓了。
遵义会议挽救了我们党,挽救了红军,也解放了我们许多同志。就在第二天,关在国家保卫局的同志都被放出来了,并先后分配了工作,我也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干部团工作。一些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的同志,经过审查,也恢复了党籍。我把遵义会议决议文献珍重地装进皮包里,浑身充满了信心和力量,继续跟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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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瑞金革命纪念馆
调整充实陈列内容后继续开放
新华社南昌12月21日电 (记者骆国骏、孙小健)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和瑞金革命纪念馆调整充实了陈列内容,继续接待来自各地的参观者。
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当年,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指挥下,红军指战员、工农群众在五百里井冈和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敌军展开了浴血奋战,粉碎了敌军对根据地的多次残酷围剿,创造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和瑞金革命纪念馆正是为纪念这段光辉的斗争历史而建立的。这次,两馆在调整充实陈列内容时,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建树,更加翔实地介绍了当时革命斗争的情况。两馆都增加了新的革命文物、历史文献手稿、照片、图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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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早期在上海的革命活动展览即将在上海展出
据新华社上海12月21日电 (记者罗康雄)为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举办的毛泽东同志早期在上海的革命活动展览已筹备就绪,将于本月24日在上海正式展出。
即将在这次展览中展出的60余件珍贵文献、资料和照片,反映了毛泽东同志1919年至1926年在党的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光辉业绩。有些展品还是第一次展出,其中有:1920年6月7日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写给友人黎锦熙的信;1923年8月5日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六次会议的部分会议记录;1926年11月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时,在上海为中央起草的《目前农运计划》部分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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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燎原》刊登回忆毛泽东革命实践文章
本报讯 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星火燎原》杂志第六期刊登了刘型的《上井冈找毛委员》、王辉球的《星火燃遂川》、白黎的《毛主席在保安》等反映毛泽东同志革命实践活动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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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纪念馆的陈列内容经过修改充实后正式展出
据新华社广州12月21日电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的陈列内容经过修改充实,最近正式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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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新展出一批毛泽东同志的珍贵照片和手迹
据新华社重庆12月21日电 (记者金小明)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前夕,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展出了以前从未发表和展出过的毛泽东同志的14幅珍贵历史照片和一件手迹。
桂园是毛泽东同志当年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办公、会客的地方。这里新增加了5幅照片。
红岩村陈列室新增加了四幅照片,其中有: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当年抵达重庆时,受到中外人士、记者和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同志欢迎的照片;毛泽东同志在重庆时应邀到蒋介石官邸与蒋介石、蒋经国、王世杰、张群、赫尔利的合影;毛泽东同志离渝时,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的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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