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光辉的历史篇章
——看彩色故事片《四渡赤水》
郭化若
革命历史题材故事片《四渡赤水》和观众见面了。这部影片描写了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仅有3万多人的劣势兵力,在4个月中纵横转战于黔、川、滇边地区,四渡赤水,威逼贵阳,巧渡金沙江,战胜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终于取得长征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性胜利。
我是一个曾亲身经历过这次战役,以后又专门研究过战史的观众,看过影片不禁为之感奋。因为影片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关系红军生死存亡和中国革命成败的重要历史;完整地再现了毛泽东同志挽救红军于危难之中的伟大功绩;清晰地再现了毛泽东同志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当记取。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丢掉了十分之九,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而错误领导仍在继续,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建议屡遭拒绝。在湘南由于搬家式的行军部署,红军失去了各个歼灭敌人的机会。蒋介石在湘江布下几十万重兵,要围歼红军于湘江之侧。王明左倾错误领导者命令死打硬冲,虽然冲出了敌军的封锁线,8万红军却只剩下3万多,一下子损失了5万精兵,这是多么惨痛的历史教训!红军干部战士在血的教训面前,渐渐觉悟,怀疑和不满情绪增长,纷纷要求毛泽东同志重新领导。但是要改变错误的领导并不容易,3万多红军在敌人的追击下,带着沉重的辎重,继续向西转移。
一个多月后,中央红军进至通道。蒋介石判断红军将向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通道以北布下了口袋,如果我们继续照原计划北上,真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危急关头,错误领导者才被迫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建议,放弃北上的计划,改向西去。在行军的路上,毛泽东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和许多领导同志谈通了。这中间朱德同志起了作用。接着中央政治局召开了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决定向遵义前进,这就为后来的遵义会议作了准备。
1935年1月中旬,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在红军和中国革命处在胜败存亡、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因为当时处在战争情况下,只能首先解决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我全军广大指战员对此感到欢欣鼓舞。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的党,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我们党度过了政治难关,但在军事上还有长江天堑。当时中央红军仍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形势,在战略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一是敌我力量悬殊。蒋介石调集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川军、滇军主力直接“围剿”红军,总兵力达40余万(其中正规军30万,地方军10余万)。我军只有3万多人,部队从江西出发,80多天走8,000多里,十分疲劳,又被迫处于内线作战。二是地形条件极为不利。我军被压缩在南北不过200多公里,东西300多公里的狭窄地域,北有长江天堑,南有乌江,中间横贯赤水河,回旋余地很小。三是这里地瘠民贫,群众尚未发动,整个情况要比红军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时困难得多。
在这种形势下,能否突破长江天堑北上,成为红军脱离险境、夺取战略转移主动权的关键。影片《四渡赤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影片的编导注意抓住毛主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兵逼贵阳等军事行动的关节,把剧情推向高潮,从而完整地描绘出毛主席用兵如神的动人情景。
一渡赤水,我军的目的是向西从泸州附近北渡长江。1935年1月29日夜,红军从元厚场、土城附近第一次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但由于土城战斗未能全歼敌人,敌人的地方军也很嚣张。敌军气势汹汹地对红军进行追堵,长江沿线的川军也加强了防守。毛泽东同志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改变原计划,命令我各军团迅速脱离敌人的追击,向扎西(今威信)集中,尔后相机从宜宾附近北渡长江。一渡赤水走的时间最长,一共走了13天,才摆脱追敌。2月9日,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完毕。
这时,蒋介石为了加紧“追剿”,重新调整部署,以薛岳兵团和滇、黔两省敌军组成“追剿”军。为了使尚未受到红军威胁的滇军卖力堵住红军西去的道路,蒋介石任命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下辖四个纵队——吴奇伟四个师为第一纵队,周浑元四个师为第二纵队,主力由黔西、大定(今大方)向扎西推进,另以一部向叙永推进;滇军孙渡四个旅为第三纵队,由镇雄、毕节向扎西推进;黔军王家烈部为第四纵队,留在遵义、桐梓、赤水地区;另川军一部由北向扎西推进。蒋介石责令“跟踪穷追”,各路敌军很快向扎西进击。
毛泽东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审时度势,知道北渡长江已无可能,决定避实击虚,改向敌人薄弱的遵义地区进攻。他指出,必须打下娄山关,占领遵义。为了出敌不意,甩开敌人,毛泽东同志以雄伟的胆略,沉着地等敌人都围拢过来才突然率军向东急进。18日至21日,红军分别由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直扑娄山关。经过激战,25日攻占娄山关,接着第二次占领遵义。我军五天内就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敌王家烈因此而丢掉了贵州省主席的乌纱帽。蒋介石也认为这是“奇耻大辱”。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关——是指娄山关,也是中国革命的关。我军二渡赤水打了个大胜仗,但仍未脱离险境。这时蒋介石亲自飞到重庆,部署新的“围剿”,调动围攻扎西的人马又奔黔北,可是滇军却坚持不动。我军要从云南北渡金沙江仍无可能,形势不容乐观。“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就表达了毛主席当时的心情。
红军占领遵义之后,毛泽东同志立即部署三渡赤水。下一步的关键是设法调动滇军。他说: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3月16日,红军在茅台第三次东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再一次打破了蒋介石“围剿”我军于遵义地区的计划。这次,红军打着火把行军,故意叫敌人知道我们西进。那时的情景真是动人,一条长长的火龙向西蜿蜒腾跃,我这个参军五十八年的老兵也只看见过两次:一次是当年在行军的路上,一次是在《四渡赤水》影片里。毛主席这一神妙的“示形”,果然灵验。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欲置红军于死地。他不但命令黔北、乌江以南的敌人都向西追击;又申令滇军孙渡向东推进,并亲自跑到贵阳督战。对我军来说,形势确实紧迫。
我们的毛主席当时镇静自若。当他确实查明滇军出动后,立即部署四渡赤水。为了出敌不意,以一个团伪装成红军主力,大张旗鼓地继续向古蔺前进,诱敌继续向西;红军主力立即秘密迅速连夜向北急进,尔后向东。3月21日晚,红军第四次东渡赤水。这时敌人全部兵力都已调向川南,毛主席率领红军迅速向南渡过乌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4月2日,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先头逼进贵阳。蒋介石顿时慌了手脚,一面催令各路人马火速增援贵阳,一面命令死守机场,准备轿子、马匹、向导,以备随时逃跑。滇军孙渡也火速开向贵阳“保驾”。毛主席调动滇军的计划实现了。毛主席又布置两次佯攻,一是以少部兵力向贵阳佯攻;二是在清水江架桥,装做要向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这时的蒋介石已经狼狈不堪,40万大军已不够用,连忙命令湘军、桂军堵截红军。
我军在贵阳附近虚晃一枪,滇军孙渡此时已从滇黔边界开到黔东,云南已经空虚。我军即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向云南急进。龙云在昆明急忙调孙渡回援,蒋介石也气急败坏地命令他的部队再次掉头向西追击。这时的敌军,已被我军拖得疲惫不堪,想追我军也追不上了。红军在绞车渡找到七只木船,昼夜不停横渡七天七夜,胜利渡过了金沙江北上。蒋介石“围剿”红军于贵州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通过对四渡赤水战役的粗略回顾,可以看出,军队的优劣地位,并不能直接决定战争的结局。战争的胜负不仅是力量的竞赛,也取决于主观指导,特别是战略指导能力。在一定物质条件下,战争指导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才能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取得战略主动,创造了古今中外所少有的范例。
影片着力塑造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群像,同时也刻意反映了军团指挥员和基层干部、战士的英勇善战的品格,这就更完整地反映了中国革命中的整体关系。我们中国革命战争的每一个历史性的胜利,都首先是由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但也离不开各级干部、战士同心同德,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之际,电影《四渡赤水》在银幕上展现的历史画卷,有助于我们缅怀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我们一定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深刻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振奋革命精神,为建设四化、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奋斗。(附图片)
《四渡赤水》剧照: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毛主席坚定地说:我党中央务必迅速率领中央红军北上,以推动民族民主革命。
八一电影制片厂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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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一代杰出的戏剧大师和时代的歌手
——纪念田汉同志诞生八十五周年
周扬
今年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戏曲改革的先行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以及许多革命歌曲歌词的作者、诗人田汉同志诞生八十五周年和逝世十五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田汉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联合举行纪念会,并且将举办“田汉研究学术讨论会”,以纪念田汉同志对我国革命文艺运动和戏剧、电影、音乐、诗歌等各方面创作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纪念田汉,对他的生平以及他所留下的精神遗产给以客观的公正的评价,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田汉同志是伟大的五四运动所产生的文化名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兴起了近代中国历史上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觉悟,造就了一大批志士仁人,也造就了一大批文学家和艺术家。田汉就是这样一个早期的杰出的代表人物。他早年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在革命和创作的道路上,不断求索,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
早在二十年代,田汉就已蜚声文坛,他和郭沫若、宗白华三人以《三叶集》为名出版了他们青年时期的通信集,以他们的新锐的观点和纵横的才气为人们所注目。他早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他们期望旧中国的新生。他还同我国最早的一些共产主义者相交往。他曾经为张闻天同志等翻译的王尔德的《狱中记》写过序言。他是莎士比亚作品的最早翻译者之一。五四时期,他在文学道路上是一个赤诚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者,又广泛地吸收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曾一度带有某些唯美主义的倾向。他一生中经历了不少曲折和坎坷。1930年,正当他由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家转变为无产阶级战士的关头,他所写的《我们的自己批判》,敢于正视和总结走过的道路,批判了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的伤感和浪漫倾向,表现了积极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决心和信心。此后,无论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期间和抗日烽火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戏剧的复兴和发展时期,田汉同志都坚持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承担了繁重的任务。他胸怀赤子之心,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在异常恶劣困苦的环境中,表现了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和顽强的革命精神。他嫉恶如仇,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也勇于克服自己身上的某些错误和缺点。他的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是难能而可贵的。在十年内乱期间,江青一伙曾嚣张一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田汉同志进行了疯狂的迫害。可是,历史是公正的,江青之流终于受到了历史审判。而田汉同志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鲜明形象,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之中;他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功绩,将永载史册。
说到田汉同志的贡献,不能不首先说到他对于中国戏剧事业的巨大历史功绩。中国古典戏曲有悠久的灿烂的历史,曾经出现过光照千古的元明戏曲时代。但是近代落后了。作为戏剧新形式的话剧则产生较晚。从二十世纪初叶才开始有现代新形式的话剧,当时称为“文明戏”,曾经在辛亥革命前后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以后由于逐渐脱离时代,脱离人民群众,趋于衰落了。在这种十分困难的情势下,田汉同志和他的战友们重新开拓了我国话剧的新路。他写出了《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等优秀作品,创办有名的“南国社”,组织演出,团结和培养了一批艺术人才。他的作品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富于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情操,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民族的呼声,扩大了话剧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他一生致力于话剧事业的发展,称他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是当之无愧的。他的优秀代表作品《名优之死》、《丽人行》、《关汉卿》、《文成公主》等,都应列入中国话剧的保留剧目之中。他在创作中,特别是在他晚年的作品中,力图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他不仅把深切的生活感受,运用话剧形式表现出来,而且,把他的丰富的历史知识、充满诗情的才华与奔放的想象,都一起熔铸在创作之中,《关汉卿》就是一个优秀的典范。田汉同志为中国话剧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从田汉同志开始从事话剧到今天已经六十多年了。现在,话剧在祖国的大地上已经开花结果,形成了一支联系千百万人民的艺术大军,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忘记田汉和其他一些为中国话剧开拓道路的前辈们的巨大功绩呢?我们怎么能忘记欧阳予倩、洪深、熊佛西、丁西林等这样一些同志呢?我们要以他们为榜样,奋发图强,去开创社会主义话剧的新局面。
田汉同志也是我国戏曲改革的先行者。大家知道,五四以来,不仅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蔑视诋毁戏曲,即使是革命的、进步的文化人,也程度不等地轻视戏曲,而田汉同志却看到中国戏曲艺术的丰富的宝藏,他看到了戏曲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他认为进步的、革命的戏剧,决不应该丢弃戏曲,而应当团结戏曲工作者,共同努力。抗日战争时期,田汉同志就率先投入了这一工作。他不仅组织了话剧的演剧队,还组织了几个戏曲演出队,团结广大戏曲艺人抗战。他创作和改编了不少戏曲剧本,积极进行戏曲内容和形式的革新,为旧戏注入了新的血液。
中国戏曲历史长,剧种多,剧目多,在亿万人民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和人民政府就非常重视并致力于戏曲改革事业,成立了由田汉同志主持的专门机构,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戏曲改革既是民主改革,又是社会主义改革,两者是互相衔接而又密切联系的。它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巨大变革。清理历史留下的浩如烟海的戏曲遗产,使之适应新时代人民的需要,逐步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建设的有机部分。戏曲改革既包括文学语言的改革,又包括舞台艺术和戏曲音乐的改革。它的艰巨、复杂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讲,不下于我国的文字改革。周恩来同志曾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田汉同志作为戏曲改革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和实践者,尤为精神焕发,身体力行。他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和当时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的指示,团结广大戏曲工作者,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十分尊重戏曲艺术家,相信和依靠他们,善于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和他们一起致力于思想和艺术改革。他和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等著名戏剧大师的友谊是尽人皆知的,值得赞颂的。他在繁忙的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之余,还创造性地改编了《白蛇传》、《谢瑶环》、《西厢记》等一些优秀作品。他的戏曲作品,不仅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唱词优美,才华横溢,大大地提高了戏曲剧本的文学性,也提高了戏曲艺术的地位。今天,我国戏曲有了新的面貌,自然主要是党的领导和广大戏曲工作者的集体的努力,但是,田汉同志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在充分估价我国戏剧和文艺工作的巨大成就的时候,十分遗憾的是,我也要指出当前戏曲工作中还存在落后甚至倒退的现象,这是和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文化的任务完全不相适应的。
田汉同志和我们是同时代的人,又是我们的前辈,他身上有一种突出的优点,那就是善于团结人,团结同志、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堪称我们文艺界的一位团结的模范。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田汉同志在社会上是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无不交往。他关心老艺人,善于团结老艺人,使他们接近党,为党工作,这是他的一个长处。”不论在话剧界、戏曲界、电影界、音乐界以及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中间,他都善于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经常倾听群众的意见,表达广大群众的心声。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豁达大度,不计私利。他关心群众生活,重视群众的疾苦,努力推荐和提拔后起之秀。他对同行和晚辈推心置腹,循循善诱,成为大家所敬重的良师益友。他和聂耳、冼星海、张曙的忘年之交和深厚友谊尤为大家所传诵。田汉作为一个诗人和艺术家,他的个性是非常鲜明的、突出的。古人常讲,“文如其人”,也就是说,一个文艺作品无不是作家、艺术家独特个性的表现。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个性,他曾区分个性为建设性和破坏性两类;他自然是提倡前一类的个性。建设性的个性与无产阶级的党性是相一致、相吻合的。当然,由于艺术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艺术家的个性和党性发生矛盾的情况,作家的个性应当以服从党的最高利益为原则,田汉同志就是这样做的,他总是以个性服从党性,最后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在今天我们纪念田汉同志的时候,《田汉文集》开始出版了,这是田汉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做的一件好事。这个文集,是他一生辛勤劳作的结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这次举办的田汉研究学术讨论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四五十位专家、学者参加。我们希望通过《田汉文集》的出版和这次讨论会的召开,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推动对田汉同志著作的研究和讨论。我相信,将来会陆续出现新的研究成果。
田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常常唤起我们的深切怀念。党爱护自己的战士,人民尊重自己的作家。田汉是在我国现代文学史、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又具有深远影响的作家,我们要把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和革命精神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让我们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在党中央领导下,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创新的文艺局面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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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短评

加强民间文学工作
闵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间文学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搜集采录、理论研究、队伍建设和出版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这次全国民间文学作品评奖(1979—1982)中获奖的八十六部民间文学作品,向广大读者展现了近几年民间文学战线的成就。
我国是一个民间文学宝藏极其丰富的多民族国家。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五十六个兄弟民族,他们的民间文学反映了人类经历的不同社会阶段上的社会情况、社会关系、婚姻形式、道德风尚以及生活习俗。我们不但拥有神话、传说、故事、民歌一类短小的作品,而且至今还在人民口头上流传着许多部民族史诗、叙事诗。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值得骄傲的瑰宝,在世界上也应占重要的地位。
民间文学工作是一项具有广泛群众性的事业。民间文学报刊、出版物拥有广大的读者,有几种发行量达到百万份以上。这些出版物多数都在农村销行,为农民输送了精神食粮。因此,作为向社会发行的民间文学报刊,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加强社会责任感,对作品要加以严格的选择。作为总体来讲,民间文学是清新的、朴素的、健康的,对于丰富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对于在广大群众中进行爱国主义和热爱乡土的教育,都是十分有益的。但是,不可讳言,由于历史的局限,民间文学中也混杂着一些宣扬封建迷信思想以及格调低下的作品,这类作品只能作为研究社会发展的文化史资料内部印制,而不能作为读物提供给广大读者。
民间文学工作者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努力把自己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新形势要求民间文学战线上的同志们,在继续深入地开展搜集工作的同时,大力加强理论研究工作,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不把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水平提高一步,我们祖先创造的许许多多民间文学瑰宝,就不能变成为世界公认的财富。
搜集整理和理论研究,是民间文学工作中不可割裂的两个部分。搜集整理工作,如果离开了理论的指导与帮助,往往会陷入某种盲目性;理论研究工作,如果离开了大量的、科学的搜集整理的材料,就变成了脱离实际的理论。二者不仅不可偏废,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提倡把加强理论建设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民间文学战线的重点,并不是不要搞搜集工作了,也不是要各地都“一刀切”。搜集工作要围绕着编辑《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进行比较全面的普查。凡是搜集工作基础较好、研究力量比较雄厚的地区,就要积极地、有步骤、有计划地把理论研究工作抓起来。搜集工作搞得还不够深广、研究队伍还比较薄弱的地区,也要在开展搜集和抢救工作的同时,积极地为开展理论研究工作创造条件。我们仍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对于学术领域里有争议的问题,应该通过讨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要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在组织民间文学研究工作时,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抓住自己的特点,扬长避短,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努力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采集劳动人民的精神珍宝
——记全国民间文学作品评奖授奖大会
室外寒风料峭,北京民族文化宫里却温暖如春。十二月十五日,来自全国的一百多位民间文学工作者欢聚一堂,举行建国以来首次全国民间文学作品评奖的授奖大会。
这次评奖活动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持,在各地分会推荐的基础上,评奖委员会经过反复斟酌筛选,评出优秀作品共八十六部。其中青海民间文艺研究会整理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霍岭大战之部》(藏文),托·巴德玛、宝音克希格等搜集整理的蒙古族史诗《江格尔》(蒙古文),居素甫·玛玛依唱的柯尔克孜族民间英雄史诗《玛纳斯·第五部》(柯尔克孜文资料本),田兵编选、唐春芳等人搜集整理的《苗族古歌》,廖东凡、次仁多吉、次仁卓嘎搜集整理翻译的《西藏民间故事》(第一集),岩峰、王松搜集整理的傣族叙事长歌《相勐》,琶杰演唱、丹碧扎拉桑整理、胡尔查翻译的蒙古族史诗《乌赫勒贵灭魔记》等七部作品获一等奖。还有二十三部作品获二等奖,二十九部作品获三等奖,二十七部作品获荣誉奖。获奖作品中半数以上是少数民族作品,其中有些是直接用少数民族文字记录、刊印的。
这些绚丽多姿的作品,展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以来民间文学工作者辛勤劳动的成果。五年来,民间文学事业在浩劫后重新恢复,飞速发展,出现了三十年来少有的繁荣景象。为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发展我国民族的、大众的新文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的理论体系,作出了贡献。
这次获奖作品的体裁有史诗、长诗、故事、歌谣、谚语等。从内容看,多数是反映过去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传统作品。如新疆分会与老歌手密切配合,多年不懈地记录整理了柯尔克孜族民间史诗《玛纳斯》二十五万行。革命历史题材的新传说、新歌谣,也有一部分入选。如《拔哥山歌》(壮文),相传是革命先烈韦拔群同志所作,长期在广西壮族人民中传唱不绝,这次获得了二等奖。
有关方面负责人周扬、周巍峙、任英、林默涵、冯牧和民间文学专家钟敬文、贾芝等出席了发奖大会。获奖代表岩林(傣族)、居素甫·玛玛依(柯尔克孜族)发了言。老歌手玛玛依的献诗唱出了全体获奖者的心愿:“我们要走遍高山大川,我们要访遍村寨草原。采集劳动人民的精神珍宝,让中华民族的遗产万世流传。”
本报记者 李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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