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
——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
李维汉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毕生献身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我们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对中国革命实践的丰富经验作了科学的理论概括，形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在一个东方大国的创造性发展。1919年11月，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页）列宁这段话，对于经济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具有原则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思想，是完全符合列宁这一原则的。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革命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宝贵的理论财富和行动指南。
统一战线问题，在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统一战线在我国得到成功的运用和充分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政策，独创地解决了我国革命关于同盟军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中，经过无数艰难和曲折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在民主革命阶段，我国统一战线经历过国共两党两次合作、两次分裂的严峻考验，战胜了党内“左”的和右的干扰和破坏，不断获得了巩固和扩大。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并且扩大到包括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其他爱国人士在内。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国统一战线在反对国内外敌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57年以后，统一战线虽然一度受到“左”的干扰，十年内乱中又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摧残，但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又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并且更加巩固、更加扩大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统一战线重新走上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并在理论和实践上有许多新的创造，它在实现党的十二大确定的总任务中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完全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从形式到内容都洋溢着中国的气派，充满着中国的特色。
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这是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指导思想。恩格斯在1883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毛泽东同志对《共产党宣言》的这个基本思想作了简明的概括，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他并且多次指出这是无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的基本指导思想，教导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个基本指导思想。
这一基本指导思想，指明了无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的伟大胸怀和坚定立场。
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以及这些社会现象由以产生的根源。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获得最后的解放。这是长期的、无比艰巨的革命事业，当然必须在不同的革命阶段，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阶级、阶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之间的联盟。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了，共产党消亡了，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也会随之消亡。现在我国还没有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因此，我国统一战线还将长期存在。
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我国原来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处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的深重灾难之中，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这种历史条件决定了我国无产阶级拥有广大的同盟军，可以把一切爱国的、不甘心受外国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结成包括全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在内的规模宏大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统一战线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最大的优点。历史证明，农民是无产阶级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除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外，也参加了统一战线或是可以参加统一战线的。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他们反共反人民，历来是革命的对象。但是，买办性大资产阶级的不同部分分属于不同的帝国主义集团，他们内部是不统一的。当着中国革命的锋芒主要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买办性大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参加统一战线。如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我们就利用英美和日本的矛盾，争取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亲英美的大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侵略者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总之，一切赞成反帝爱国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都属于统一战线的范围。无产阶级政党需要根据各个时期的革命性质、目标和各个阶级、各种人们对革命的态度，进行具体分析，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求最大限度地壮大革命力量，最大限度地削弱和孤立敌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
列宁说：“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并且指出：“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225、226页）。毛泽东同志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起在肯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的同时，逐步研究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直接同盟军和间接同盟军的问题，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这正是毛泽东思想对革命同盟军的理论和政策的丰富和发展。
三、共产党必须掌握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实行坚强正确的领导，是中国统一战线的最根本的特点，也是中国统一战线得以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最基本的保证。1947年12月，毛泽东同志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1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共产党同样要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推行投降主义，对资产阶级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从右的方面放弃了领导权，取消了统一战线。大革命失败后，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把中间势力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从“左”的方面取消了领导权，取消了统一战线。1937年王明又主张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走到了类似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另一极端，从右的方面放弃了领导权。毛泽东同志反对“一切团结”和“一切斗争”的错误政策，确立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提出依靠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分化顽固势力的一整套策略，坚持了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独立性，牢牢地掌握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在阶级社会中，人群出现进步、中间、落后、反动的政治分野，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决不是共产党人主观任意决定的。革命者必须对社会各阶级进行科学的分析，区分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同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从而采取正确的政策。毛泽东同志在这个关系到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爱国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都是我国革命的基础力量，而工人阶级则是我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中间势力是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介于进步势力和革命对象之间的一切政治力量，他们有革命和动摇的两面性，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其政治态度的向背，往往可以影响革命的成败。我们党需要对中间势力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争取他们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右翼势力主要是指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他们的本性是反共反人民，他们即使在参加统一战线的时候，也是很反动的。例如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集团虽然参加了抗日统一战线，但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并且几次掀起反共高潮。只是因为我党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加以击退，才使得他们迫于国内外的形势不敢公开投降日寇和分裂统一战线。右翼势力内部是复杂的，反动的程度也有区别。我们要善于分析，采取孤立分化的策略。“在一个时候，打击的敌人不能太多，要打少数，甚至对大地主也只打击少数最反动的。什么都打，看起来很革命，实际上为害很大。”（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总之，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这是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空前巩固和加强了。在社会主义时期，为了巩固和发展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战胜国内外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实现祖国的统一，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艰巨任务，我们党必须进一步发展统一战线，并且坚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是以各民主党派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为目标的。我国这种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而是我国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发展和新特色。
1948年1月，毛泽东同志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6页）这个论述，指明了党实现和加强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对于巩固发展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四、正确解决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是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的一个独创性的贡献。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它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它的基本政治态度具有两面性，既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又有很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区别于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和我国买办性大资产阶级的重要特点。正确认识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解决好这个问题，革命就兴旺，反之，革命就要遭受挫折以至失败。在我们党的早期历史上，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曾有过一段曲折的认识过程。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前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在我们党和共产国际的推动和帮助下，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毅然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当时国民党的这个纲领，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但在国民党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派别。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汪精卫、蒋介石曾在一段时间内也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胡汉民、戴季陶等最早即属于资产阶级的右翼。各派军队首领也多是豪绅阶级的代表。由于我们党同国民党左派坚持合作，创建黄埔军官学校，在南方几省区发动以农民运动为中心的民族民主革命高潮，并在军队中进行了有效地提高战斗力和改善军民关系的政治工作，才顺利地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但是，随着革命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激烈的政治分化。1925年11月，邹鲁、谢持等人结成西山会议派，公然反共。1926年蒋介石制造“三二○”中山舰事件，逐步篡夺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的领导权。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豪绅买办阶级在中国的统治还很强大，并千方百计地拉拢民族资产阶级一道反共；同时，共产党内部在北伐后期占统治地位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倾向没能进行必要的斗争，而是一味迁就退让。民族资产阶级本来就先天地害怕群众革命运动，当时加上一拉一让，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
在这急剧复杂的转变中，我们党又犯了“左”倾错误，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于大资产阶级。1927年5月党的五大宣言认为“四一二”“决非个人的行动，乃是代表了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1928年7月党的六大决议更强调说：中国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从五大开始，到“八七”会议，到六大，一直都沿续这一“左”的错误，把民族资产阶级从统一战线中排除出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革命性的一面，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有等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相当发展之后，再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完全是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模式。三次“左”倾错误则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性的一面，对他们采取排斥打击的政策。这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无论右的或“左”的错误，都否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都违反中国的国情，结果都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
毛泽东同志很早就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出了科学论断，反对上述两种错误论断。他在1926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有买办阶级和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并初步分析了中产阶级的两面性。随后在井冈山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继续坚持这一科学论断，指出：“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7页）到1935年12月，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进一步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了深刻的科学的论述，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1页）毛泽东同志批判党内一些人否认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同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提出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即使在1927年至1931年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的情况下，我们的政策仍然应当是在政治上争取他们，在经济上保护他们，以利于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去反对主要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2页）这样，就从理论上和策略上为解决统一战线这一复杂的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有两面性。“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它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又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我们党根据这个情况，在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政治联盟的同时，又同他们建立了经济联盟，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和赎买的政策，经过反复的教育和协商，成功地完成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在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中消灭了这个阶级。现在，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努力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是中国统一战线的巨大成功，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的理论财富。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邓小平文选》第172页）
五、知识分子是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
在民主革命时期，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还指出，要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1页）。革命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桥梁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从总体上说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同工人、农民一样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对待知识分子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总的说来，有过两次大起大落。我们党的创建，基本上是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搞起来的。他们大多数出身于学生，与广大青年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以后又从事农民运动，在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到了大革命时期，大批的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推动了当时革命的发展。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被杀了，一部分跑了，少数人叛变了；留下的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则在斗争中进一步坚定了革命立场，更英勇地战斗下去。“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正确方针，但也开始了“左”的错误，以后形成了盲动主义。1927年11月中央扩大会议更强调工农成份，搞大换班，排斥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实行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和富农、肉体上消灭地主以及打击知识分子等一系列过“左”政策，苏区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大都没有政治地位。这是一起一落。直到1935年中央到达陕北后，才一项一项地纠正这些“左”倾政策。1939年，毛泽东同志又为党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1页）这样，知识分子又大批参加了革命。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等学校吸收和培养的大批的知识分子干部，成为各条战线的中坚和领导骨干。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都有大批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这是又一次大起。1957年以后，党内滋长了“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笼统地把知识分子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错划为右派；在十年内乱中，广大知识分子更被说成“臭老九”，遭受严重的打击和摧残。这是又一次大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坚决拨乱反正，大力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现在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今年3月，胡耀邦同志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结合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讲知识分子问题，强调要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也讲了知识分子存在的弱点，提出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把知识分子问题彻底讲清楚了。
六、又联合又斗争是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根本策略原则。
包含在我国统一战线中的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政治集团和个人，他们之间既在共同目标下实行联合，又由于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政见而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我们的基本政策就必须是又联合、又斗争。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在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中的具体运用。
中国革命长期是在同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来的。因此，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又联合又斗争关系，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我们党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之后，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1页）1940年12月，他又把又联合又斗争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提出来，指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1页）以后，他把这个政策运用到艺术上和文化工作上，如他在1942年5月指出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4页）这就说明，又联合又斗争这一原则不仅是用来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也是用来处理统一战线中各种社会矛盾的。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条件下，矛盾的性质和情况不同，团结和斗争的具体做法也就不同。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或斗争，均视具体情况而定。
统一战线中的又联合又斗争，是辩证的完整的政策。团结是目的，斗争是手段，团结中有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总的说，是团结为主。
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建国以后，我们党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是会发生转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如果处理不好，非对抗性矛盾也会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甚至成为敌我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解决的方法不同。只要是人民内部矛盾，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又联合又斗争这一策略原则，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是一致的。批评就是斗争的一种方式。从人们的习惯上说，斗争比较激烈，批评比较温和。在斗争的问题上，我们过去犯过“左”的扩大化错误，因此有些人一听到斗争就产生惧怕心理，这是可以理解的。应该指出，这种“左”的错误，恰恰是背离了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我们要坚决纠正这种错误做法，不论批评或者斗争，都应当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平等待人，都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以团结为归宿。
有人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又联合又斗争这一策略原则不适用了。这是值得商榷的。在新的历史时期，除台湾、港澳等地外，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统一战线内部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大大增强了。但是在我国社会和统一战线内部决不是没有任何矛盾和斗争了。这是因为历史上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在各方面的遗毒不可能在短期内清除干净，我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最后完成，我们还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这个政策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由于这些条件，在我国，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有所增加，极少数经济犯罪分子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的违法活动还十分猖獗，国际上的反动势力正千方百计地同我们作斗争，干部和群众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经常受到他们的侵蚀而腐化堕落。当前我国的统一战线是如此广泛，因此在统一战线内部，也不可能设想没有一定范围的带有阶级性质的人民内部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怎能说又联合又斗争这一策略原则完全不适用了呢？
掌握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就要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左”又反右。当前，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左”的倾向仍然不少，但是如果认为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错误只有“左”，没有右，那就不对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七、发展统一战线，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两者互为依靠，相辅而行。
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时指出：“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9页）。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4—1375页）发展统一战线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就这样互相促进，相辅而行。
我国统一战线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个联盟。一个是工农联盟（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其他劳动人民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的联盟），这是统一战线的基础，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另一个是全体劳动者同一切可以合作的非劳动者的联盟（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这个联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这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之上的更广泛的、并且是不可缺少的联盟。这两个联盟相互作用，促进着统一战线的发展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
八、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改造自己的一大法宝。
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273页）
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己，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统一战线所担负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这三个改造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中国人民统一战线六十二年的光辉历程，就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国内外敌人的反动统治而英勇斗争的历史，就是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实现中国伟大变革的历史，也是中国革命人民在改造客观世界中不断实行自我改造的历史。
怎样实行自我改造？毛泽东同志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由此可见，一切人们（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应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自始至终地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不断地实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共产党人更应发扬党的三大作风，走在前头。
在过去，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内，它仍然是实现上述三个改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武器。我国统一战线已经取得的胜利是伟大的，但今后的任务更艰巨、更伟大。我们希望中国统一战线继续发扬它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己的优良传统，更好地担负起它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国内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我国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发展国际反霸斗争三大任务服务。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其战略目标、政治基础和绝大多数成员的政治态度来说，其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从来就具有爱国主义的性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团结更广泛的阶级、阶层和一切爱国的人们，共同致力于振兴中华和祖国统一的大业，这种爱国主义的政治基础就更加广泛了。对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可以在祖国统一、主权完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等问题上求同。只要爱国，赞成祖国统一，不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就应当加以团结。这是党中央关于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是我国过去的统一战线的合乎规律的发展。我们要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就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和掌握中国统一战线的特色，并把它们同新时期的历史特点、党中央的政策结合起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灵活地加以运用，使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在实现党和国家的总任务的宏伟事业中，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日修改）（原载《红旗》一九八三年第二十四期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