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学习运用毛主席关于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程子华
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我们大家都十分怀念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我只是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用我自己的实践来说明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方面的伟大正确。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对我来说有一个逐步认识、学习和运用的漫长过程。
在实践中学习
我在红军中的生活,是在参加广州起义失败,教导团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师时开始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跟随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改称的张发奎的教导团参加了广州暴动。暴动失败后,教导团连同工人赤卫队共约1,200人,从广州撤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转移到海陆丰地区,为保卫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而战斗。当时的红四师是只打仗,不做群众工作;只打硬仗,不会打游击战的。没有动员农民参加红军,也不收俘虏兵入伍补充自己,把教导团中有一定军事和政治素质的学员当普通战士使用。于是在频繁的战斗中,部队不断减员,最后只剩下几百人,被敌人的优势兵力打散了。没有了红军,根据地也就丢失了。那时是1928年4月。
在红四师被打散后,我和一些党员同志,先后到国民党军岳维峻部进行秘密工作,并于1929年12月胜利地举行了大冶、阳新兵暴。兵暴部队改编为红五军第五纵队第二支队,我当支队长。当时的任务是要把一支白军改造成为红军。这种改造工作,我是在向红五纵队的学习中完成的。首先是在部队中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连队中成立党的支部,设置政治指导员,在支队设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同时按实战需要进行军事训练,用游击战的基本原则作战,那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我们学做群众工作,限于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打土豪筹款,分粮食和财物给贫苦群众。
1930年,我到中央苏区工作。这时是在粉碎敌第一次“围剿”之后,我先后担任过红军的师长、师政委等职。我开始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同志关于“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等思想。当敌“围剿”时,我们集中兵力打仗。等到打破敌人的进攻后,我们就分散到敌占区发动群众,创建新根据地。首先是消灭地主的武装和政权,接着向群众做宣传工作,组织农会,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组织赤卫队,成立临时政权(革命委员会),发展共产党组织,动员农民参加红军等。我们做了这些初步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后,就把以后的任务移交给地方党、政机关,我们红军就开到另一新区去,又进行上面所做的那些工作。我在参加第二次到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曾这样地做了三次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我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扩大红军等一套完整的政策,也积累了打运动战的经验。
创建鄂豫陕根据地
1934年5月,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同志找我谈话,说中央决定派我到鄂豫皖根据地去工作。他指示说:目前在鄂豫皖地区敌占绝对优势,他们用碉堡和封锁线等办法,把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小块。敌有“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军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也因不断伤亡又很难补充而变小了,根据地发生了人力、物力都缺乏的严重困难。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红军就会继续削弱,甚至被消灭,没有了红军,根据地也就保不住。因此,中央决定鄂豫皖红军的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由于红军主力转移,必然把敌军的主力引走,从而减轻敌军对根据地的压力,就能使留下来的小部分武装得以长期坚持。周恩来同志还说:建立新根据地应选择敌人力量较为薄弱,党在当地曾有过影响,群众容易发动的地区,还要有便于我军作战和防御的地形,以及有比较充足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条件。当时虽是单纯防御占统治的时期,但周恩来同志对我的指示,不是单纯防御,其战略思想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一致的。
当年9月,我到达鄂豫皖,向省委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和中央文件。省委经研究后表示一致拥护,并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向鄂豫陕进军,留下红二十八军在原地坚持斗争。在省委领导下,我军于11月16日出发,沿途多次激战,完成了长征,于12月10日到达鄂豫陕三省边界的秦岭山区。红二十五军有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经验,加上我带去的中央苏区创建根据地的经验,我们一起把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付诸实践。敌人随之组织进攻,不让我们建立根据地站住脚。我们为了争取时间,一方面集中红军作战,一方面同时分出两个连和一些干部做群众工作。那时因为蒋介石常利用非嫡系军进攻红军,侵占别省,据为己有,所以陕西省开始不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我们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矛盾,首先以运动战结合游击战,打垮和消灭陕军两个旅。有了战争的胜利,就有利于创建根据地工作。我军一面作战,一面全军上下利用作战空隙执行发动群众的任务;派出的部分队伍和干部,摧毁国民党的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分散做地方工作;镇压土豪恶霸、建立农会,没收地主土地、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和城镇居民;建立游击队和抗捐军,成立苏维埃政府,扩大红军,把积极分子发展为共产党员。红二十五军从2,900多人扩大到3,700多人,还成立游击师、抗捐军2,000多人。在陕西南部的山阳、镇安、郧西和旬阳四县的边区,建立鄂陕、豫陕两个共产党特委、五个县工委,发展党员30多人,还成立了两个县政权和314个村政权。在短短的5个月时间内,初步建立了一个有近50万人口的根据地。
在蒋介石派兵增援后,蒋军、东北军及陕军共30多个团,以大于我15倍以上的兵力,又一次“围剿”新区。我们在战役前,把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中央根据地粉碎敌军第三次“围剿”的指导方针:对敌“先拖后打”,在部队中进行了教育。我军以运动战与游击队的游击战相结合,实行空舍清野,打乱敌人的进攻部署,使敌人疲饿不堪,然后大举反攻,各个击破,全歼敌军一个旅,俘敌旅长,消灭9个营,俘敌1,400余人,粉碎了敌军“围剿”,使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
依托这块新的根据地,我们粉碎了敌军两次“围剿”,我军就乘胜北出终南山,打到了西安附近的子午镇。这时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勇敢地从敌军云集的西安闯进我们部队来,为我们带来了《大公报》。红二十五军自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就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因此,对当时全国的形势不很了解,直到这时才从他带来的《大公报》上的报道中知道:毛泽东同志统率的中央红军已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中央红军主力已越过6,000米的巴郎山,向青甘边北上。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红二十五军继续长征,西出甘肃,打乱敌军后方。后又北上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后,组成红十五军团,然后取得了劳山、榆林桥两战的胜利。
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八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发展为4,000人。抗日战争开始,成为新四军一个支队。
红二十五军继续长征后,留在陕南的红军,进行了近两年游击战争,扩大为2,000余人,争取敌军起义600余人,坚持了根据地。
冀中平原根据地的创建与坚持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国内阶级战争转变为民族革命战争。党中央派红军干部协助冀中党组织武装,加上吕正操同志率领的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和其它方面发展起来的部队,于1938年5月合编起来,成立了八路军的冀中军区。我和一批干部是1939年1月到达冀中军区的。
冀中地区是位于平津、平汉、津浦、德石四条铁路之间的一块大平原,地位十分重要。它有800多万人口,物产丰富。我们的目的是在此创建一个根据地,使之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巨大力量。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据地。”他所指出的原则,指导我们在冀中平原建立和坚持了持久的根据地和抗日斗争。
我们进行了下列工作:首先是把在抗战开始时由党和各种社会力量组织起来的各种武装,整训成为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当时这种队伍约有63,000人,我们对他们进行了训练和教育,使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具备了八路军的作风,并建立了各种政治工作制度,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其次,我们使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广大民兵密切配合,共同进行斗争,形成了极为广泛的人民战争。第三,各种政策要适应民族革命战争的需要,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和“三三制”政权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孤立日军和汉奸。第四,我们还实行了利用敌伪政权的革命的两面政策,通过在村镇上的党支部的工作,争取一些伪村长、甲长和联络员等为我所用,并派遣共产党员和忠实可靠的人员,通过内线关系去担任伪职,利用合法地位对敌斗争。
在坚持冀中平原根据地的斗争中,平原没有山险可利用,人民形成了铜墙铁壁。开始时,群众把大车路挖了有七万多华里的道沟,把挖出来的土堆在道沟两旁,再挖些散兵孔,以限制敌军的汽车、坦克和快速部队的活动。敌人加强了碉堡政策,共修筑了1,125处据点和碉堡,连结碉堡的公路长达一万多公里。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封锁沟、据点和碉堡更加密布如林。这时光靠地面道沟已经不够了,于是群众创造了地下的地道战。开始时是一家一户的地洞,以后才连成户户相通的地道,又发展为村与村之间纵横交错的地道网,且在村庄各房屋中构筑严密的火力网。我部队、游击队、民兵、群众利用地道抗击敌军,形势有利时就打,不利时就从地道中撤走。1942年,我写了《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争》一书,总结了冀中人民的这一创举,地道战与地雷战和军队作战相结合,形成为最生动的游击战争。
在我军主力于1942年转移到山区,直至1944年返回平原的两年多时间内,留下的小部队、民兵和党政机关依靠人民,以上述各种斗争形式坚持了“五一”大扫荡后的困苦局面,破坏了敌人以战养战企图,大量消耗了敌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我主力部队返回冀中后,消灭了大量敌伪军。
在冀察热辽地区
抗战胜利后,我调冀察热辽地区工作。这个地区包括冀东、察北、热河和辽宁西部的狭长走廊,前两地是老区,后两地却是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十三年的殖民地。当时,日本侵略者虽已被驱走,但基层伪政权和伪组织并未摧毁,压迫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仍旧存在,并且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日渐迫近。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东北局的指示中说:“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我们发动了对汉奸、特务控诉复仇的清算运动,这是一场对城市的汉奸、奸商和对农村的恶霸、豪绅的斗争,也是摧毁基层伪政权和伪组织的伟大斗争。
热辽农民历来受地主的压迫剥削,他们强烈要求推翻地主阶级,废止土地剥削制度。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和中共热河省委决定将地主的土地进行分配,使之归农民所有。这样,在蓬蓬勃勃的土改运动中,农民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在政治上推翻了封建统治者。恶霸、豪绅们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在清算和土改运动时,组织土匪实行武装反抗;当蒋军大举进攻时,又公开与之联合,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我解放军和农民一起,经过多次曲折反复的斗争,才取得胜利,巩固了根据地,并壮大了我们的军队。在这一斗争中,中央向冀察热辽派的一批军队和干部起了关键作用。1947年,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时,冀察热辽军队是最早实行胜利出击的部队之一。我们收复赤峰、围场、宁城后,沿北宁线发起秋季攻势,在梨树沟门击溃敌暂编五十师,首战杨仗子,歼灭敌暂编二十二师大部,再战杨仗子,将敌四十九军军部和七十九师、一○五师全部歼灭,佯攻北票,调出义县九十二军两个师增援,歼灭一个师,余敌逃回。1948年,我军攻克隆化县城。继而攻占绥中和兴城两县城,切断了东北敌军与华北敌军的联系。接着以两个纵队进行了塔山阻击战。敌人为了增援锦州,调来十一个师进攻塔山,进攻六昼夜,未越雷池一步。保证了我东北主力攻占锦州,切断了敌军向关内退路,关起门打狗。
我是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成长的。我不仅从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还从毛泽东同志关于哲学、经济、政治、文化等理论中得到提高,获得正确的行动方针。我认为: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培育了一代人。正因为如此,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在全国有了近一亿人口的农村革命根据地,120万军队,200万民兵。当蒋介石发动内战时,我们依靠这个力量,用了三年多时间,消灭蒋介石八百万军队,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5版()
专栏:民族大家庭

蒙古族有3,411,600多人,主要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大多分布在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自治区的各蒙古族自治州、县;在宁夏、河北、河南、四川、云南、北京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有少数聚居或散居的蒙古族。
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内蒙古、卫拉特、巴尔虎布利亚特三种方言。蒙古族有本民族通用的文字。
成吉思汗的后裔——蒙古族
蒙古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民族。内蒙古草原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发祥的摇篮。草原与蒙古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大约在旧石器时代,内蒙古草原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两千多年前,匈奴人进入了内蒙古草原。继之,鲜卑人、突厥人、回纥人、契丹人、女真人都曾在这里劳动和生息,演出过历史的悲喜剧。唐朝时,“室韦”的一支“蒙兀室韦”活跃在额尔古纳河东岸。被认为与蒙古族有直接的渊源关系。约在公元七世纪,蒙古部落开始向西部蒙古草原迁徙。十二世纪,它已散布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的上游和肯特山以东一带,并分衍出许多部落。十三世纪初,以铁木真为首的蒙古部落统一了蒙古地区诸部以后,逐渐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也就由原来的一个部落名称成为民族名称了。
公元1206年,铁木真被拥戴为全蒙古的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了封建的蒙古汗国。接着灭了西夏、金、大理,远征西亚和欧洲。成吉思汗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又灭南宋,君临整个中国。公元1271年,迁都北京,后来建立“大元帝国”。元朝统治97年,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蒙古族为祖国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各民族的大融合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清末以来,蒙古族人民参加了反对清政府和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1858年,伊克昭盟爆发了反对苛捐杂税和官差徭役的“独贵龙”(蒙古语“环形”、“圈子”之意。参加“独贵龙”的人,开会时按环形席地而坐,发表文件签名时,也依次将名字排成一个圆圈,因以得名)运动。辛亥革命时期,锡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运动,成为当时伊盟革命斗争的中心。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李大钊等同志就对内蒙古开展了革命工作。1924年,多松年、李裕智、乌兰夫、吉雅泰等蒙古族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北京蒙藏学校组织了蒙古族第一个共产党支部。1929年,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爆发了嘎达梅林等领导的反对王公贵族勾结军阀出卖土地的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蒙古族人民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卓越贡献。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宣告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
蒙古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璀璨的民族文化。在历史、语言、文学、医学、历算、建筑、兽医、地图测绘等许多方面,蒙古族都有独特的贡献,为祖国灿烂的文化宝库增添了光辉。公元十三世纪初,创制了拼音文字——蒙古文。十三世纪中叶编修的《蒙古秘史》(汉译《元朝秘史》),是蒙古族的一部重要的历史、文学名著。此外,还有民间英雄史诗《江格尔传》、长篇史诗《黄金史》、历史小说《青史演义》、文学名著《沙克德尔的故事》、《一层楼》等。蒙古族学者还翻译了近百种汉、藏古典文学作品。
解放以后,蒙古民族的文化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在各个领域成长了一大批蒙古族专业人才,实力雄厚,呈现出蒙古民族文化群星灿烂、硕果累累的崭新局面。
蒙古族的歌舞,有着浓郁的草原文化特色。
长期以来,蒙古族擅长从事畜牧业和农业。内蒙古草原、青海草原、甘肃草原和新疆草原都有蒙古族人民矫健的身影;河套平原、土默川、伊犁河谷和松辽平原都有蒙古族人民的辛勤耕耘。
解放以后,蒙古族地区建立和发展了现代化工业,蒙古族又有了一支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近几年来,随着党在农村牧区各项经济政策的落实,科学放牧、科学种田的推广和普及,蒙古族地区的农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农牧民的生活有了显著提高。
张儒(附图片)
蒙古族女放牧员敖特根花拉 王定国 摄


第5版()
专栏:民族大家庭

草原盛会“那达慕”
每年的7、8月,辽阔的内蒙古草原鲜花怒放、绿草如茵,正是牛肥马壮的黄金时节。各地纷纷举行的蒙古族传统的“那达慕”大会,给这如花似锦的草原增添了绚丽的色彩,为辛勤劳动的农牧民带来了节日般的欢乐。
“那达慕”的规模有大有小。小到一个生产队,大到一个旗、县,甚至一个盟。今年7月,我参加的呼伦贝尔盟举行的“那达慕”大会,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了。会期六天,参加者来自全盟各地,共10万余众。使我惊叹的是,那无数座雪白的蒙古包和帐篷,竟然在草原上建起了一座蔚为壮观的城市,使静谧的草原顿时喧闹了起来。在那号称“王府井”的三条大街上,人们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各种商品琳琅满目,购销两旺。在各个表演或比赛场地上彩旗飘扬,人头攒动。其中,最吸引人的是蒙古族传统的三项游艺:摔跤、赛马和射箭。
蒙古语“那达慕”(汉译为游艺),这一名词就来源于这三项游艺。据研究,大约在匈奴时代,摔跤、赛马、射箭就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娱乐和习武的手段。这是与北方古代游牧民族崇武善战、精骑善射和从事狩猎游牧分不开的。辽时,三项游艺在民间广为传播,成为“那达慕”的主要内容。到了金代,对三项游艺的优胜者奖赏货币、财物形成了制度。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蒙古族人民文化生活日趋丰富和活跃,在举行大呼拉尔、庆祝战功、祭旗点将、军民联欢时,均进行“那达慕”。在元时或更晚的十五世纪的史籍中,开始出现了“男儿三项游艺”这一名词。清代,“那达慕”的范围、内容又有所发展。从宫廷宴会到地方上的盟旗集会、敖包祭典、官员升迁、活佛呼图克图坐床等都举行以“男儿三项游艺”为主要内容的“那达慕”。此外,“那达慕”大会除三项游艺外,还有蒙古象棋、马球等比赛、民歌演唱和民族乐器的演奏等。
历史上,“那达慕”受喇嘛教影响。特别是庙会、祭敖包等“那达慕”,成为传播宗教的场所。解放后的“那达慕”仍然沿用了传统的民族形式,但加入了许多新的内容,使“那达慕”大会更加具有民族特色,更加生机勃勃。
如今,“那达慕”大会已成为深受蒙古族人民喜闻乐见、踊跃参加的具有民族形式的体育、娱乐、物资交流的隆重集会。近几年来,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农牧民生活的提高,以及各族人民交往的增多,“那达慕”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了。象这次呼伦贝尔盟的“那达慕”大会,以蒙古族传统游艺项目为主,吸收了朝鲜、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汉等多民族的传统游艺项目,发展成为各民族大团结的游艺、联欢盛会。 章愚


第5版()
专栏:民族大家庭

蒙古族有哪些自治地方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最早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也是蒙古族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域。它成立于1947年5月1日。面积有128万余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人口有1,927万,其中蒙古族248万余人。首府呼和浩特市,蒙语意为“青城”。
建国以后,党在蒙古族地区又先后建立了三个自治州和七个自治县。它们是: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954年6月23日)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954年7月15日)
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1954年1月25日)
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1950年7月20日)
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1954年9月10日)
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1954年10月16日)
吉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1956年1月1日)
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1956年12月5日)
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1958年4月1日)
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1958年4月7日)
(艾兰 辑)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