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毛主席和九三学社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许德珩
九三学社，从成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将近四十年的历程。它是在毛主席的启发、推动下成立的，也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才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当年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
那是在抗日战争末期，1944年年底，日本侵略军对我大西南发动进攻，桂林失陷，川黔吃紧，蒋介石集团中，投降空气浓厚，法西斯反动势力猖獗。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对时局极感焦虑，经常聚在一起，互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认为要民主，要团结，要抗战到底。一开始，梁希、潘菽、税西恒、黄国璋、张西曼、张雪岩、何鲁、凃长望等同志，常常到我家同我和我的爱人劳君展同志座谈时局，间或也在中苏文化协会张西曼同志处座谈。大家渐渐地对座谈有了兴趣，于是就形成座谈会的方式，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一致认为要抗战获得胜利必须争取政治的民主。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以来所揭举的两面极有意义的旗帜，所以我们座谈会取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并渐渐演进成为一种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取名民主科学社。后来因为参加座谈会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办了一个刊物，也叫《民主与科学》。社会上对这个刊物有些物议，为了避免外面的误会，就把民主科学社的名称取消了。因此有一个时期座谈会是没有名称的。这一座谈会的主张是“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实现民主与发展科学而奋斗。
抗战胜利后，参加座谈会的一些朋友们都要回到各自原来的地方去，但是想到一年多来，大家经常在一起座谈，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希望能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组织，长期存在下去。正在酝酿期间，毛主席来到了重庆。
为了争取国内的和平、民主、团结，反对内战，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在张治中将军等人的陪同下，飞抵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毛主席的飞赴重庆，是震动世界的重大事件，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真诚谋求和平的，是一贯代表人民愿望的。
毛主席到达重庆这一消息，象春风一样传遍了山城，给广大国统区的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听到毛主席要亲来重庆，我们兴奋异常。随后，我就向徐冰同志表示，我和我的爱人劳君展同志急于想同毛主席谈谈。不久就收到了毛主席的请帖，约我和君展于9月12日在红岩咀八路军办事处吃午饭。是日上午8时，我和君展徒步前往红岩咀。
一见面，毛主席一手拉着君展，一手拉着我说：“想不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我们和毛主席阔别二十多年，山城重聚，快何如之。毛主席和我畅谈了当年在北大时的情景，追述了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一些事情；君展回顾了在周南女校读书时加入新民学会和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的往事，以及1921年君展赴法勤工俭学在上海候船时，毛主席约了许多新民学会的人在半淞园欢送并摄影留念的情景。故人叙旧，格外亲切。随后，毛主席风趣地说：你们知道我这个人怎么会打仗呢？我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大家都会意地笑了起来。
话题转到了延安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毛主席告诉我们，经过大生产运动，现在陕北人民的生活显著好转，基本上达到了丰衣足食。回想初到陕北时，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在北平的教授先生知道我们物资缺乏，还给我们送来了火腿、怀表和布鞋，真是令人感动。这时君展才不得不把我们买东西给毛主席的经过谈出来。事情是这样：1936年秋末冬初的一天，那时我们都在北平，徐冰、张晓梅夫妇来我家说：现在延安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物资供应困难，日用品和吃的都比较缺乏，尤其没有布鞋穿，大家都穿草鞋，也没有怀表。我和君展听了这些话，当即决定由我们拿钱去买些日用品和食品送给毛主席。徐冰同志还说：现在正有一辆卡车要去延安，要买东西最好赶快去买。于是君展与张晓梅同志两人就到东安市场（即现在的东风市场）买了一些火腿、怀表、布鞋等。东西买好拿走时，晓梅同志问：要不要毛主席的亲笔收条？我们说：这么一点东西还要毛主席亲自开收条？不要，不要！席间，经君展这么一谈，毛主席说：“啊！原来那些东西还是你们送的呀！早就收到了，让他们吃了，用了，我也吃了。”前不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来访，带来了当年毛主席收到我们赠品的回信复印件，信的内容热情洋溢，令人深受鼓舞。四十七年之后拜读之下，倍感亲切，更增加我们对毛主席的怀念。
我们当时还向毛主席汇报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主席勉励我们说：既然有许多人参加，就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我说：我们也在考虑这样做，不过担心成立组织人数太少。毛主席指出：人数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些科学文教界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吗？经过毛主席这样一番指点和推动，我们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决心把座谈会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
这天，同桌午饭的有：周恩来、华岗、熊子容同志，还有两位同志，我记不起是谁了。我们为这样的欢聚高兴，又为毛主席深入虎穴担心。所以当我们向毛主席告辞时，君展说：重庆气候不好，山城不可久留，早作归计为好。彼此心领神会，一笑而别。
1945年9月3日，日本签字投降，全国各地庆祝胜利。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朋友们，在重庆青年会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座谈会。会上有的同志提议，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把座谈会改为九三学社，成为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大家一致赞成，当时就成立了九三学社筹备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并发表新闻于重庆《新华日报》上。九三学社筹备期间，为争取国内和平与民主，反对蒋介石集团阴谋破坏旧政协，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946年10月，九三学社中央迁到北平，在重庆、成都、上海、南京分别成立分社。这期间，“九三”密切联系一批进步的和中间的教授及其他高级知识分子，做了不少工作。社中央迁到北平后，与中国共产党加强联系，同各民主党派及其他民主人士一起，拥护并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在“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的口号下，配合各地的抗暴运动、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反扶日运动、争取北平解放运动等，做了很多工作，在民主革命中起了积极的作用。1949年1月，北平围城期间，九三学社发表宣言，响应毛主席的八项和平主张，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1月底，北平解放。同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我代表九三学社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毛主席授意周恩来同志，让九三学社向新政协筹备会写一报告，说明九三学社做了哪些工作。后来，由我和其他四位同志署名写了工作报告，由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印刷厂排印数百份，送交新政协筹备会与会代表人手一份。从此，九三学社参预了新中国的建立，正式成为我国的民主党派之一了。
新中国成立后，九三学社成员中有些同志认为，九三学社已经完成了它在民主革命中的历史使命，提议可以解散。我们酝酿解散的时候，毛主席正在苏联访问。先是沈钧儒先生领导的我也参加的人民救国会也要解散。因为救国会的成员都在北京，大家同意解散，签名后就解散了。而九三学社成员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和重庆。当时重庆尚未解放，我们与重庆的社员一时联系不上，还作不出解散的决定。及至将要商讨作出决定时，亦即1950年2月间，毛主席回到了北京。当他听到救国会解散时，很为惋惜地说：救国会是进步团体，不应当解散。又听说九三学社也要解散，当即表示不同意，并由中央领导同志传达了他的意见。中央领导同志向我们阐述了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九三学社不但不能解散，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从此，九三学社不但继续存在而且有了新的发展。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推动成员做好岗位工作，努力为祖国建设服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到了党的助手作用，作出了贡献。
值此纪念毛主席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回顾九三学社发展的历史，使我们益发怀念毛主席，怀念他在革命的统一战线中的丰功伟绩。上述事实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九三学社的成立和发展是不可能的。回想当年“九三”成员不足百人，而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指引下，经过长期的努力，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一万多名成员、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党派了。最近胡耀邦同志讲过两句话：“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我们一定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推动九三学社广大成员振奋精神，贡献自己的知识和专长，为实现祖国四化大业，为振兴中华，作出应有的努力，以不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期望。（附图片）
1936年11月2日，毛泽东同志收到许德珩、劳君展同志惠赠的礼品后回信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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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威力
——忆毛泽东同志关于晋绥根据地建设的一次谈话
张稼夫
晋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华北地区四大根据地之一。其范围包括东起同蒲、平绥路，西至黄河，南迄汾离公路，北达包头、百灵庙、武川、陶林一线。它是陕甘宁边区的屏障，也是党中央、毛主席与敌后根据地联系的唯一交通要道，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日寇和蒋介石集团对这个地区极为重视。
1939年12月，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为了配合国民党挑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同时也是为了投降日寇扫清道路，一手制造了血腥的12月政变，向新军、八路军发起猖狂的进攻。其结果却事与愿违，阎锡山不仅未能消灭新军、八路军，反而遭到我新军、八路军的迎头痛击，阎旧军以及赵承绶的骑兵军也被全部赶出了晋西北，整个晋西北成了我党统一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
日寇深感晋绥根据地的建立是它的心腹之患，是它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巨大障碍。所以，它把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改为诱降，以其军事主力对付我根据地。阎锡山也暗中勾结日寇，积极反共，形成了日顽联合向我根据地进攻的局势。1940年，日寇在受到我军沉重打击后，更加疯狂地以其侵华总兵力半数以上和90％以上的伪军，向我各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报复“扫荡”，企图逐个毁灭我根据地。敌人除在战术上采取所谓的“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手段外，并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杀光、抢光、烧光”的政策，继而推行了“蚕食政策”。1941年和1942年两年间，日寇对晋绥根据地大、小“扫荡” 30余次，历时总共400余天。残酷的战争环境，给晋绥根据地的建设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原来就比较穷困的晋西北，变得更加穷困了，根据地的面积也日渐缩小，形势相当严重，1942年是晋绥根据地最困难的一年。
十二月事变以后，我随晋西南区党委一起转移到了晋西北。这年9月中央来电调我去延安，原计划派我到上海做地下工作。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剧变，地下交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去上海暂时是不行了，于是就留我在中央城市工作研究小组工作。1942年夏天，为了加强对晋绥根据地的领导，党中央决定将晋西区党委改组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把绥远也划归晋绥分局统一领导。中央决定由林枫同志负责分局的组建工作。
晋绥分局成立以后，林枫同志建议、经中央批准，调我去晋绥分局工作。临行前，大约是12月的某一天，通知我说，毛主席要和我谈话。我在早饭后到了主席那里，从8点钟一直谈到中午12点，毛主席非常谦虚、亲切，谈话娓娓动听。谈话中为了把观点说得深刻，常常举例打比喻。他问我是哪里人，当他听说我是山西文水县人时，就说，噢，你们县里还出了个女皇帝呀！后来，他问到我1927年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情况，又说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黄埔军校等。毛主席的记忆力非常好，当时许多具体事，他都记得很清楚。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正题。毛主席说，你要回晋绥去了，晋绥的情况有变化，全国的情况也有变化。我们的解放区，也就是敌后根据地，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毛主席一边说一边拿过来一个茶壶作比喻。他指着茶壶底说，原来我们的解放区象茶壶底，比较小；后来发展得很大，象茶壶的肚子了；现在又缩小了，到了茶壶盖子了。全国各地的根据地都是这种形势，晋绥根据地更严重。现在你们的党委就住在黄河边上，有时还跑过河来，地区人口缩小到一百万了。说到这里，毛主席停了停说，黄河这边是陕甘宁地区，黄河以东才是你们晋西北的地盘嘛！毛主席接着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和阎锡山暗暗地勾结起来，搞了许多名堂，什么“百分之四十九和百分之五十一”的诱降计划，对地主资产阶级颇起作用。现在敌人把你们的地盘挤得很小，据说连临县的三交镇也有了敌人的维持会。那么，你们为什么不会把敌人挤出去呢？敌人的社会基础无非是地主阶级，你们应当针锋相对，发动农民群众，武装农民群众。接着，毛主席着重讲了对敌斗争的政策。他说：对于地主阶级，如果他是抗日的，那就做他的工作，对他的生命财产加以保护，还可以请他们的代表人物当参议员，认真地搞好政府的“三三”制；对于那些反动地主，死心塌地跟日本人跑的，就坚决地把他当汉奸除掉，为民除害。要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毛主席批评我们士气不振，环境一艰苦，斗争一激烈，就往回跑，就过河，这就不好。接着，毛主席又谈到领导工作方法问题。他说：要提纲挈领，领导要抓大问题，把方针政策规定明确，交给下边去办，发动群众解决具体问题；不要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毛主席引用了一句古语：“君逸臣劳，古已有之”。我们的同志不懂这一点，结果什么工作都搞得不太好。毛主席谈话很明确、很透彻，使人听了开窍，豁然开朗。毛主席和我一直谈到中午，他留我吃午饭。一边吃饭又一边对我说，你要走就早点走，回去协助林枫同志把工作做好，希望早日听到你们的喜报。我带着毛主席的殷切希望和指示，兴奋地回到了枣园我的住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毛主席的指示就是晋绥分局今后工作的大政方针，是晋绥根据地建设的明灯。我在行前把主席的这些指示分别向贺龙同志、关向应同志作了汇报和请示以后，就动身返回了我离别了两年多的晋西北。
1942年底，我从延安回到晋西北，分局正在河西同时召开党的高干会议和边区临时参议会。这两个会议是先后交叉召开的，在高干会议上，分局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反蚕食”、“挤敌人”的指示，我传达了毛主席谈话的经过和口头指示。与会同志听了传达，都感到精神振奋，跃跃欲试，想大干一场。经过认真的讨论，在高干会议上提出了1943年晋绥边区的三大任务，这就是“对敌斗争、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临时参议会的内容和高干会的内容是一致的，它是把高干会的内容，即把三大任务具体化为施政纲领，在全边区贯彻实施。分局高干会议和边区临时参议会以后，经过不到两年的努力，就使晋绥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敌斗争搞得有声有色，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地盘扩大了，人口增加了，财政收入也改善了，有力地发挥了晋绥根据地抵御日寇和国民党的侵犯和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屏障作用。
为什么同是一个根据地，同样是这些人领导，1942年以前和以后就大不一样呢？1942年以后，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人口恢复到了三百万，根据地扩大了，对敌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它深刻地说明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威力，因此，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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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泽东同志要求我们多读书
穰明德
1935年，我随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我被调到抗大政治部。当时，毛泽东同志是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我便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毛泽东同志对抗大教职员的学习抓得很紧。他常说：要当先生，必须先当学生。记得在一次校务办公会议上，他对大家说：“我们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但不能一目十行，三国中那个庞统能一目十行，我是从来不信的，那是神话。读书先是粗读，有个大概的印象，然后是复读，重温一下重要章节，也叫精读。在这个基础上再写点读书笔记，问几个为什么，联系实际思考一下周围的事情。这样才能防止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于是，在抗大很快掀起了读书的热潮。记得有一次，我去毛主席办公室汇报工作，他正在伏案写作，见我来了，同我握手寒暄，接着就问：
“你最近在读一些什么书呀？”
我如实回答说：“在读您写的书《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另外还读了一本苏联的《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
“你呀！光读我写的书不行。要博览群书嘛！象你这样的同志出身苦，有斗争经验，但文化程度不太高，尤其应该多读书，这样可少犯经验主义错误。你只读我写的书，远远不够，要多读别人写的书，这样你可能还会发现我书中的错误呢！”毛主席诚恳地对我说。
“主席说得对，我一定照办。”说着，见毛主席桌上有张他刚照的相片，于是我请毛主席把相片送给我作个纪念，毛主席立即答应了。回去后，我把平时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到延安城里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政治经济学讲授大纲》以及《辞源》等书，逐字逐句地认真读起来。
为了巩固读书成果，毛主席又提出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他要我们干部给学员上“政治工作”课，并亲自进行督促启发，当时学员也有这一要求。于是我们先备课，然后试讲，再印出讲稿，正式上讲台讲课，讲完后，请学员提意见，再修改成讲义，印发学员。这样做对我们这些工农干部虽然十分吃力，但收获甚大。毛主席经常跟我们开玩笑说：“过去，我们小时候读私塾，记不住‘人之初，性本善’，是要挨先生打的。但我现在不会打你们，不过，我晓得你们这比挨打还难受。没有压力是学不到东西的，尤其是学哲学，非下点苦功夫不可。”
毛主席不但强调文化和理论学习，还特别注重教育学员学习实际本领。当时抗大的学员不少是从全国各地，主要是从城市投奔革命圣地的青年学生，他们带有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对陕北延安生活不太适应。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对学员提出了“一要学会种地，二要学会穿草鞋，三要学会地方方言”的要求，并作为对学员进行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