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严肃认真地对待精神产品
——关于电视剧创作问题的几点意见
杨疏
本报自10月中旬开展“提高电视剧质量笔谈”以来，许多同志就电视剧创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电视剧工作者提高社会责任感，端正创作思想，加强理论学习，坚持深入生活，提高艺术素养和表演技巧等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我们相信，这些意见和建议，对于今后进一步提高电视剧创作的思想艺术质量，繁荣电视剧创作，是会有促进作用的。本报今天再发表几篇来信来稿，同时发表杨疏同志的《严肃认真地对待精神产品》一文，作为这次笔谈的小结。 ——编者
最近，《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开展“提高电视剧质量笔谈”，我虽然不是电视剧工作者，但作为一个热心的观众，还是很注意这场讨论，几乎读了所有的笔谈文章，觉得很受启发，得到不少教益。在这里，我想联系电视剧创作的实际，就严肃认真地对待精神产品问题，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电视观众对电视剧有意见，正象电影观众对电影有意见，戏剧观众对戏剧有意见一样，都是产生于对具体演出节目的欣赏感受之中，其中包含着对不同节目的是非、美丑、精粗、高下的比较结果。观众是直接从屏幕、银幕或舞台上欣赏创作的最后成品的，所以焦点就集中在节目的思想艺术质量上。至于生产每一成品的各个有关部门和环节应负多少责任，观众并无多大兴趣去作过多的了解。比如群众去饭馆吃饭，所注意的是色、香、味，并不关心其经营管理和生产过程。因此，作为电视剧工作者，面对观众所提出的问题，似乎无需把在电视剧工作中所涉及的各方面的问题，都全盘端给观众，而应集中对如何提高电视剧的思想艺术质量问题，作出具体的有信心的正面的回答，使观众增强对提高电视剧质量的信心和希望。
电视剧是一种新起的艺术形式，在我国的发展历史很短，只是近几年才突飞猛进。正因如此，电视剧面临着许多困难，诸如队伍年轻、经费有限、生产管理缺乏经验、需要量大、供不应求，等等。把这些实际问题摆出来，观众也是能谅解的。但是，电视剧既然是一种艺术，除了它自身的特点而外，和其它文学艺术形式也有相通或相同的地方，也就是说，电视剧工作者和其他文学艺术工作者一样，都要严肃认真地来对待自己的精神产品。好的电视剧的产生，在这方面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平庸的、不好的甚至思想倾向错误的电视剧的出现，也在这方面提供了值得汲取的教训。
近几年电视剧创作的实践表明，在基本相同的客观条件下，为什么有的电视台能生产出《凡人小事》、《新岸》、《蹉跎岁月》、《武松》、《鲁迅》、《华罗庚》、《高山下的花环》等受人欢迎的作品；有的电视台却生产出《黑十字架》、《飘然太白》、《天宝轶事》、《人塑》等受到观众批评和责难的作品？还有更多一些观众不爱看的平庸之作？这恐怕就不能单从工作条件或物质条件的差别来解释，只能从创作思想、创作态度来找原因。我以为，出现后两类作品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对人民极端负责任的严肃创作态度。经验证明，创作出一部好的电视剧，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要有较高的思想理论修养和认识水平，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艰苦探索的精神，要有艺术上的雄心壮志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但是，从有些思想和艺术质量不怎么高，或不太好的电视剧看来，创作者在这些方面则很欠缺，甚至还缺乏自知之明，对此表现出相当的忽视和轻视。或想走捷径而草率从事，或见异思迁而赶时髦，或分不清生活和艺术的美丑，或“功夫在戏外”走邪门歪道。其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招来了观众的批评。怨谁呢？不应该从自己身上来找点原因吗？
粗制滥造，无论在物质生产部门还是精神生产部门，都是不能容许的。它反映了生产者的事业心太差，对服务的对象缺乏高度的责任心和满腔热情。尤其是精神生产部门，粗制滥造的后果更严重。在这个问题上，电视剧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并无不同。但是，在分析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时，过分强调需要量大、时间性强等因素，就显得失之片面。一个艺术门类成就的高下，是不能简单地用数量的多少或成品的快慢来衡量的，关键是艺术的质量。因为需要量大而草率从事，这种看法本身就成问题。这样作的结果，也许需要量解决了，播放的时间排满了，可以算完成任务交差了，然而却没有更多地想想问题的另一面，这样的节目播出后观众不爱看或不看怎么办？岂非失去了对象而白费精力。观众看了有意见又怎么办，能以“饥不择食”的逻辑来解释么？至于时间性强，更不是理由。要讲时间性强，报纸消息、广播、电视新闻的时间性最强，但也不允许粗制滥造，甚至连一个字、一个标点也马虎不得。如果不从创作思想、创作态度和群众观点找根本原因，面对观众的批评，有时还会感到委屈，这对工作的改进是不利的。
要提高电视剧的质量，还有一个在创作实践的过程中扬长避短的问题，即充分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探索出自己独特的道路。每个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有利条件，如何发挥自己的长处，就必须有清醒的分析和了解。有的表现现实生活有成功的经验，如《凡人小事》，那么，就应在这个基础上争取有更大的成绩。有的人物传记拍得好，就不妨再多搞一些。《鲁迅》开了个头，很好，同时也为《华罗庚》取得成功创造了条件。同样，湖北正在拍《闻一多》，江苏正在拍《徐悲鸿》，也是尽量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所谓“抢题材”、“撞车”等现象的产生，就反映了盲目性，没有走自己独特道路的信心和计划。发挥自己的优势，在不断地发挥自己优势的过程中，艰苦地“更上一层楼”。保持自己的优势，也是要全力以赴的，一松劲，也许会下来。《武松》拍出后，观众普遍称赞，并对以后的《水浒》剧寄予了更大的希望，也是对创作者的信赖和支持。获得这样的效果很不容易。实际上这些观众的欣赏水平和要求比未看《武松》前是提高了。所以，继之而出现的《鲁智深》，即使与《武松》的水平不相上下，也不会得到相同程度的称赞，何况还赶不上前者的水平，观众感到不满足是很自然的。从艺术规律讲，群众的要求永远也不会完全满足，只能在适应的过程中相对地满足。适应，满足；新的不满足，更高的适应，互相影响，不断前进。否则，还能再往前发展吗？总结这点经验，不仅对现在的《水浒》连续剧，而且对将要出现的《西游记》连续剧、《红楼梦》连续剧等等都是必要的。
广大观众对电视剧的意见多，对电影的意见多，正表现了对这些艺术形式的关心和更高要求。这也是正常的，合乎规律的，因为这些艺术形式的观众比文学作品的读者要更加广泛得多。艺术的欣赏者同时也是艺术生产的监督者，这对艺术生产本身是好事，不是坏事。但是，从近几年对某些电视剧的正常的健康的批评来看，有的电视剧工作者表现得相当不虚心，不冷静，甚至个别的态度相当恶劣，这无疑对电视剧质量的提高起了阻碍作用。这同整个文艺领域里不能开展正常的健康的批评一样，都是一种不正之风。正因为电视剧的历史不久，队伍年轻，更应该虚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尤其是广大观众的意见。适当的鼓励和恰当的批评，都是提高电视剧质量不可缺少的条件，前者可以使自己的长处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后者可以使缺点得到克服。年纪轻，不摆老资格，向其他老大哥虚心学习，也许会“后来者居上”，那岂不更好。在批评面前往后看，或委屈，或反感，或消沉，那会使自己在创作的道路上停滞徘徊；而用新的创作成就来回答批评，将会获得观众更大的信任和支持。对好的电视剧表扬和对不好的批评固然重要，但对大量平庸的采取无所谓的忽视态度，则是非常错误的。作品的平庸反映了创作者思想的平庸、审美观念的平庸和生活态度的平庸。严格点说，平庸就是缺乏高尚的东西。我们的电视剧队伍应该是优秀的人才越来越多，而不是艺术上的庸人越来越多，对平庸的作品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恰恰是造就艺术庸人的温床。因此，开展积极的批评，是提高电视思想艺术质量不可缺少的工作。
作为一个观众，从对电视剧问题的讨论中，学习到不少的东西。但是，重要的是期待电视剧工作者尽快地拿出高质量的作品来，满足观众的需要，从而证明讨论并未落空，证明电视剧工作者认识上的确提高了，创作的确上去了，以拚搏的精神取得了艺术上的胜利。拚搏精神之所以可贵，正由于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了主观的能动性，主动去创造条件，而不是等待条件。否则，即使工作条件能赶上电影界了，也不等于能产生出好的作品来。为什么？观众对电影的不少意见即是证明，彼此患有相似的病。
第7版()
专栏：
关键在于端正创作思想
晏唐 奇波
五年来电视剧的成绩是喜人的，但也有不少平庸之作，或者思想倾向不健康，或者故事情节不真实，凡此种种，无不与创作思想的混乱紧密相关。
我们的文艺应当坚定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电视剧创作者首先应解决的根本问题。从现有一些作品看，这个问题不能说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比如有一个电视剧，写了几个被判处徒刑的罪犯潜逃后回归投案的故事。但全剧只字不提这些罪犯在人民面前是有罪的，不指出只有彻底改造他们反动的世界观，改变其腐朽的生活方式，才能重新做人，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法公民，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创作者却从抽象的人性出发，用一束野花去比喻罪犯也有美好的心灵，让他们自己去认识“人的价值”，自觉地归来投案。另一个电视剧，描写一位被陈世美式的丈夫抛弃了的妻子，对丈夫的丑恶灵魂、卑鄙手段，不仅没有丝毫的激愤，反而更加柔情地爱恋着这位已经与她离了婚的“丈夫”。在一些反映失足青年或惊险内容的作品里，也还有一些低级的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镜头，给观众造成了精神污染。
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提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对照这一要求，回顾一下近年播出的作品，不难看出，在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单本剧中（不包括儿童剧），大多数都是描写家庭琐事的，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斗争的剧目较少。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与过分强调或者不能正确理解电视艺术是“家庭艺术”的特点有关。毫无疑问，以小见大的题材，也可以表现得深刻，如《凡人小事》、《司机王宝》；写儿女情长的也能成为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优质产品，如《新岸》、《家风》。但也必须同时看到，电视剧创作者应当同其他文艺创作者一样，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开阔视野，满怀热忱地去赞颂党和人民的革命业绩，去塑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创作出震撼人心的、鼓舞民族精神的优秀作品，才能无愧于我们伟大的人民、伟大的时代！
不重视深入生活，不注重塑造典型形象，就不可能深入开掘主题。
近年来出现在屏幕上的一批优秀的或比较好的作品，如：《新岸》、《蹉跎岁月》、《高山下的花环》、《527级台阶》等等，创作者都有比较深厚的生活基础，都能较真实地反映生活，塑造出比较感人的典型形象。而平庸的作品，由于脱离生活，故事情节几乎大同小异，人物形象千人一面，有的连故事都没有讲清楚，更谈不到塑造典型形象和深入开掘主题了。有的为了追求情节大跌宕，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而走进了随意编造的死胡同，这离艺术典型的塑造就很遥远了。
不少作品，在塑造四个现代化的创业者时，由于避免“假、大、空”，而不善于用艺术手段去表现他们的革命理想、高尚情操，甚至不敢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认为宣传就是“说教”。有的为达到全剧没有一句台词而煞费苦心；有的则不让角色说情操高尚的话，却让他们发牢骚、说野话；有的过分强调了爱情的力量；有的则脱离内容，单纯追求“形式美”、“意境美”。以上种种做法，至少是以文害意，因为对形式的片面追求而损害了作品的内容，当然影响了人物的塑造、主题的开掘、作品的教育作用和审美价值。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坚持深入生活，认真研究新的人物，别无捷径。
我们的电视剧创作人员作为人民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以不负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
第7版()
专栏：
电视表演也应提高
李孟尧
电视剧质量的提高是个综合性问题。剧本质量要提高，导演艺术要提高，电视表演艺术也要提高。凡表演艺术，相对地说，都有它一定的从属性，又有它自身的独立创造性。电视剧被称为“家庭艺术”，家人团坐，可以边看边议。这一艺术特性就规定了它的表演要更生活化，更自然，更富真情实感。在已播放的电视剧中，如《凡人小事》、《新岸》、《蹉跎岁月》等的表演，是相当质朴、真挚、动人的。但也有不少电视剧的表演，经常出现过火的、情感虚假的毛病，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电视剧的质量。
真情是表演艺术的核心，电视表演也是如此。以最简单的劳动动作为例，挖、掘、挑、抬，本属一般性的劳动动作，可是不少电视剧中的表演，就是演不出准确的力度感和重量感来。观众看了说：“那不象干活儿，做做样子的。”有些电视剧中的表演，不顾思想性和合理性，单纯追求笑料和噱头，如一会儿无缘无故平地摔跟斗，一会儿又从岸上掉到水里，揪鼻子，拧耳朵，挤眉弄眼，呲牙咧嘴……。这些不高雅的表演，不可能给观众任何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有的演员由于受西方表演流派的影响，在表演上追求模拟异国人物情调，把人物演成了类似西部影片中的侠客，观众看了批评说：“演得不象中国人，象蒙面大盗”。更为严重的，有的女演员在扮演反面人物时，出现低级庸俗的表演。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一些演员自身接受精神污染的状况，又反转来在表演中去污染广大观众。观众中的青少年性喜新奇，偏重模仿，又缺乏批判能力，因此，电视剧中的种种不健康的和低俗的表演，对于青少年心灵的污染是较为严重的。
电视剧中的表演，存在问题不少，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粗制滥造的剧本和粗陋的导演工作对演员的制约。演员自身的政治思想和艺术修养情况也是重要因素。其次是电视剧中的演员来自四面八方，对电视剧和电视表演的特性缺乏统一的理解，也是一个因素。
提高电视剧质量，需要“综合治理”，最紧要的应尽快地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提高创作人员（包括演员）的政治素质和艺术修养。
第7版()
专栏：
儿童系列动画片何时问世
赵群
前不久，几家报刊先后发表文章或漫画，为没有中国的动画片而呼吁。笔者也有同感。
我国为什么没有生产出一部儿童系列动画片供电视播出呢？孩子们要看电视节目，特别是要看少年儿童节目，不要说每天都看，即便是一周之内看两天电视，一年就需要上百个节目，而上海美影一年内生产的美术片只有三百分钟。笔者粗略统计，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只生产五十多部美术片，按现在的电视需要量还不够半年用的。
应该承认，美术片的生产，特别是动画片靠手工劳动，绘制十分钟的美术片，需要画一万四千多张的图片，要付出很大的劳动。建国以来，美术电影得到蓬勃发展，在艺术成就上赢得了国内外的声誉。广大儿童观众（不管是在电影院还是在电视机旁）对于从事美术电影的同志们是充满感激之情的。但感激之余，他们又是多么渴望在电视屏幕上能看到动画系列片。他们不断写信到中央电视台，希望多安排一些动画片的播出，尤其想看动画系列片。
我国动画片不能满足广大儿童电视观众的迫切要求，该怎么办？我想还是请美术界、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同志们想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更好一些。电视界的同志们也正在动脑筋想办法，打算自己解决一部分动画片的生产，但这也需要时间，需要很大的努力。
第7版()
专栏：
播时代精神之火
——读中篇报告文学《在这片国土上》
范咏戈
报告文学《在这片国土上》（李延国作，载《解放军文艺》1983年10月号），正象它的题目一样，一开始就给人以气势非凡，奋发振作之感。它在体裁、题材、风格上虽与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迥异，但就它产生的感人泪下，催人奋进的艺术力量而言，又是那么接近。
我觉得，这篇作品最深刻动人之处，或者说决定了它主要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在一幅构制宏伟的引滦巨幅画面上，以火一般的节奏，写出了一批“从昨天的泥泞中走来，……砸碎了束缚手脚的镣铐，把历史留下的‘压力’、‘扭力’、‘惯力’、‘张力’、‘拉力’结构成一种强大的生命力”的人；写出了他们的“智慧被唤醒”，“活力被唤醒”，“尊严被唤醒”的生动过程；写出了一批从历史深处走到新时代黎明晨光中来的社会主义新人。
这批社会主义新人身上体现着的那种新的典型的时代精神是如此之强烈和动人。作品展现的那广袤的500里引滦工地上，那一个个有着这样那样“伤痕”和“难处”的普通引滦人身上的革命精神，令人心灵震颤。19岁的小战士王志民，在部队接受了引滦的关键性工程——在将军帽山下打一条12公里长的引水隧洞的任务，准备开赴工地时，忽闻“母因车祸病危”的噩耗。这个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改正了“地主”成份而得以有资格参军的战士，擦擦眼泪，悄悄掖起电报，只把入伍后攒下的50元钱寄回家，就走上了引滦工地，并不幸在意外事故中长眠在这块国土上。他的父亲赶来向儿子作最后诀别时，抚摸着儿子的骨灰盒，对部队领导说：“现在的政策好……我放心”，擦擦眼角便回乡了。如果说这位农民是以引滦精神处理悲的，壮族战士许冠群则是以引滦精神处理喜的。许冠群为引滦已三次推迟了婚期，在父母的一再催促下，这位淳厚的农民儿子竟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他和心上的姑娘阿园在信上约定：两人同一天在两地举行婚礼。于是，一个北方的隆冬之夜，一对情侣分别在冰封雪裹的燕山脚下和茶花盛开的小米河边，各自举行了庄重的“结婚”仪式。“婚”后，许冠群换上工作服，迎着风雪走向了工地。
作者还将描写引滦革命精神的笔触伸向“没有番号的部队”。当营长陈正金带着战士们奋战三天三夜制服了12号洞的塌方后，关节炎和心脏病使他再也不能下隧洞。刚从遥远的科尔沁草原来到工地的妻子何正桂，知道丈夫的心在隧洞，于是毅然穿戴上丈夫的防险帽和雨衣替丈夫下了隧洞，“隧洞里，所有的卷扬机手、抽水机手、调度员、爆破手、装碴机手、风枪手、电工、安全员，都含着泪水向这位可敬的大嫂，他们营长的妻子投来注目礼！”她一干就是几个月，成为引滦工地上没有任何工资和奖金的女战士……
这些迎着新时代黎明晨光从历史深处走来的社会主义新人，他们身上那种可歌可泣的共产主义精神，不只使赴工地慰问的歌唱家关牧村泣不成歌，而且使我们每一个人忍不住地泪眼模糊。七百万天津人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在王志民和他的战友倒下的地方，雕塑师塑起一座高十一米、身披雨衣的战士塑像，让王志民和在这里倒下的十一名战友永远能够眺望滦水南流的壮景，我们每一个读了《在这片国土上》的人，心里能不为王志民、许冠群、何正桂……矗起一座丰碑吗？我想，这就是《在这片国土上》的成功，成功地传达了时代的激情，典型地概括了时代精神——引滦精神。这就是这篇作品净化人们灵魂的力量所在。
这篇作品具有那种从一个侧面去表现宏图大业题材的作品所不及的份量。但作品并没有仅仅从千军万马的场面上和指挥部的运筹帷幄去追求全景气势，恰恰相反，作品没有放过典型的“细枝末节”。虽然在素材调度上不无粗糙之处，但总的说来，它达到了宏伟与细腻相统一的高度，因而可以说它开拓了报告文学创作的新路数。我觉得还有必要格外提到的一点，是这篇作品化激情为议论的特色。读《在这片国土上》，可以感受到作者那燃烧的激情。这种激情时而禁不住要直抒胸臆，化为政论。我觉得对报告文学创作来说，这不是它的短处，相反，优秀的报告文学是应该笔锋带着感情，应该有强烈的政论色彩的。当我们读到这样一些排比的议论：“我毕竟看到了民族精神！在创伤和恶梦中振奋起来的民族精神！它在哪里？它就在总书记那敏捷的笔锋中，在市长那神秘的墨镜后面，在将军那残手托着的锹柄上，在贾颍民那飞旋的钻机中，在武海学那挖掘的姿态中，在老华侨那火热的信笺中，在南团汀人那深沉的跪拜中，在严拴海那沉重的吊罐中，在音乐家那不尽的旋律中……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呢？”能不感到这是痛快淋漓、诚挚动人的美的文字吗？
《在这片国土上》和其它一些优秀报告文学的创作说明，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要敢于同那种“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的错误理论针锋相对，更无须回避写人民群众“英勇的斗争和忘我劳动的场景”，他的路子才会越走越宽；同时也说明，我们的文学只有播时代精神之火，前景才会不断得到开辟，才会更加接近“为时代造影”的高尚目标。
第7版()
专栏：
根本问题还是世界观问题
易炎
文艺界出现精神污染，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我认为根本问题还是世界观问题。比如，在题材问题上，我们历来主张题材多样化，又认为题材有差别。但写什么和怎样写，都离不开世界观的指导。为什么有的人喜欢灰色而讨厌“亮色”？为什么有人
“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这就不是一个题材问题了。再如，为什么有些同志对社会主义事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少站在党的革命的积极的立场上，去提高群众的认识，激发群众的热情，坚定群众的信心，而是热衷于写阴暗的、灰色的、甚至歪曲革命历史和现实的东西？这也可以从世界观上找到原因。一个时期以来，我们一些同志不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是只从消极的方面来认识问题和对待问题，其结果，是不能从挫折中奋起，而是挫折后一蹶不振，失去了对生活、对社会、对革命的热情。
党中央领导我们花了很大的气力拨乱反正，纠正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和歧视，明确宣布，总的来说，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党中央的这一英明决策，使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感到前所未有的欢欣鼓舞。但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我们也不应当因此而忘了自身的一些弱点。列宁在一篇文章里就讲过俄国知识分子的弱点，批评他们在遭到挫折后“惯于忏悔”和“厌倦革命”，“尽快地抛弃‘革命幻想’而去从事‘现实主义的’小事情”，认为这样的人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话虽然是几十年前说的，针对俄国知识分子说的，但不值得我们深思吗？高尔基曾经讲过文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所谓社会责任心，我认为就是要随时想到、注意到我们的精神产品的社会效果。党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多次指出文艺创作必须注意社会效果。但是，我们文艺界的某些同志对这个问题却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为什么没有“充分注意”？我们文艺界的同志不应当从自身好好找找原因吗？
毛泽东同志讲过，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这话好久不大说了，一些同志认为这是老生常谈，不屑一提。我认为根本问题正出在这里。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基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清除精神污染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要通过学习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文件，进一步加强我们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祝辞中早就指出，文艺工作者应当“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这也就是说，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战胜精神污染。只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的，“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在这里，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革命的世界观，的确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古人讲“君子务本”，“正本清源”。把世界观这个“本”抓住了，我们就有了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思想武装，就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作出积极的贡献。
第7版()
专栏：
田汉散文集《母亲的话》出版
正当我国著名的革命戏剧家田汉诞生八十五周年之际，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田汉的散文集《母亲的话》。这个集子选收了作者二十年代初期至全国解放后的一些散文。其中《母亲的话》原是田汉为母亲写的回忆录，也是他自己童年的自传。《我怎样走上党的文学道路》等谈创作的文章，不仅介绍他数十年间从事文学、戏剧活动的经历，而且具体谈到了《名优之死》、《白蛇传》、《关汉卿》、《文成公主》等著名作品的创作情况和经验。这本集子里的散文，大都带有自叙性质，有助于读者了解田汉的生平和创作道路，同时也为研究田汉及其作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文艺界的老前辈叶圣陶同志为本书撰写了序言。 （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