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今古人物
他们为理想而歌唱
——记希腊歌唱家帕诺斯·扎魏拉斯夫妇
李成贵
1981年夏某一天，希腊首都雅典“巴尔纳索斯”剧场，一个摇滚式乐队刚演奏完毕，台下喧嚣不已。这时，有位拄着双拐的演员走上舞台。只见他抱起琴轻轻一拨，那优美的曲调动人心弦，观众顿时一片肃静。他放开喉咙高歌：“听，听吧！难道你没听到吗？战友的血在哭泣，……我们走过多少路，我们留下多少墓！红色的石竹花怒放，战友的血在哭泣！”
一曲终了，观众的情绪还没有平静下来，台上又走出一位女子，短发长裙，面部没有涂脂抹粉。她环视一下观众，唱道：“高高的山上，站着美丽的姑娘，雪花打面颊，寒风吹衣裳。为了赶走侵略者，她紧握手中枪。”
浓郁的民歌音韵似一股清风吹遍剧场，驱散了笼罩剧场的乌烟瘴气，把观众带到抗击法西斯侵略时的希腊山村。一些刚才还在喧闹的青年回到了座位上，一些老年人眼含热泪陷入了深思。
这两位使人振奋精神的演员，就是希腊有名的歌唱家帕诺斯·扎魏拉斯及其夫人娜达莎·帕帕多布鲁。
在迪斯科、摇滚式等现代派音乐仍在西方世界流行之际，帕诺斯夫妇以其昂扬有力的歌声和清新朴实的演唱，在艺坛独树一帜，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共鸣。
这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从何而来？当我结识两位艺术家后，逐渐找到了答案。
帕诺斯住在比雷埃夫斯市临海的一座公寓里。家不大，一间卧室，一个客厅。客厅里有架钢琴，一套音响设备，其它就是书、唱片、录音带。我曾到他家作客，并与主人促膝细谈。帕诺斯总是恳切地告诉我，他是凭着对祖国的热爱、对战友的怀念和对理想的信念而歌唱的。他送给我一张照片，上有一面旗，旗下站着一位年轻的抵抗战士，背景是山丘。照片背面写着：“民族抵抗运动（1941—1944），充满血、火和斗争的年代。站起来的、团结一致的人民为祖国而战斗，而歌唱；用歌声表达对侵略者的仇恨，歌颂抵抗运动的领袖和战士的英雄事迹；痛悼失去的战友；理想是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和幸福的希腊。”这，也就是帕诺斯及其战友们斗争力量的源泉。
帕诺斯出生在一个贫民家里，从小喜欢唱歌，初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是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很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法西斯入侵希腊的年代，他是民族抵抗运动中一名年轻的战士。希腊是个欢乐的民族，许多人能歌善舞，人们喜欢用歌声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即使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也是如此。战斗之余，满身硝烟的战士们经常围坐在一起，听帕诺斯唱歌。最初，他只唱些歌颂家乡和爱情的民歌。后来，他利用民歌曲调，歌唱战友的事迹，很受欢迎。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帕诺斯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在狱中度过了整整18年。他目睹不少战友英勇不屈、从容就义，他自己也失掉了一条腿。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说：“只要我活着出去，我就要为我们的理想歌唱下去，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死去的战友。”他不顾囚室生活的艰苦，夜以继日地写词、作曲，创作上逐渐成熟起来，写出了充满革命豪情的《一路平安》等歌曲。
后来，帕诺斯被营救出狱，到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治病、疗养。安上假肢后，他经常出入歌剧院。苏联艺术家的精湛演出使他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财富，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歌曲创作和演唱水平。回到祖国后，他继续歌唱。他的第一张唱片是为纪念狱中战友、革命诗人弗蒂斯·安古莱斯而制的。后来，希腊政府正式承认四十年代抵抗运动，从此，帕诺斯的歌曲更为流行。
帕诺斯成了希腊有名的歌唱家，他的名字妇孺皆知，他被誉为“抵抗运动”歌手。在他演唱的歌曲中，绝大部分取材于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游击战争。歌词有的取自革命诗人的作品，更多的是他自己编写。曲调清新，节奏感强，带着浓厚的希腊民歌色彩。他的许多歌曲和民间舞曲相近，可以边歌边舞。他的演唱豪放、悲壮，感情真挚动人，感染力强。他们除了在首都演出外，还经常到外地城乡、岛屿上演唱。凡遇进步运动的集会和活动，他都去演唱，分文不收。
帕诺斯对中国革命的关心与向往，使我深受感动。他告诉我说，1949年10月，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喜讯传到监狱里时，他们手扶铁窗、热泪盈眶，纵情欢呼。他特别爱听中国歌曲，对《义勇军进行曲》、《二泉映月》尤为喜欢。
当我向帕诺斯夫妇握手道别的时候，帕诺斯递给我一张唱片，并说：“请你带到中国去，想法让中国兄弟姐妹们听到我们的声音，也算我们生活在他们中间了……。”（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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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外游踪
伯尔尼漫步
瞿宏凡
在世界各国首都中，瑞士的伯尔尼是以环境幽雅、景物秀丽著称的。晴日，登临城内玫瑰公园最高处远眺，但见蓝天尽处苍山点点、白雪皑皑，鸟瞰则绿树森森、红瓦鳞鳞。莱因河支流阿勒河宛如一匹素练，缓缓飘来，至此曲成“牛轭”，把城市一裁为二。轭内三面临水，呈半岛状，是为老城；轭外天地开阔，乃晚近辟展的新区。数座大桥又把两下联成一体。无论老城还是新区，鲜花四季常开，到处芳草如茵，公园和林地占了三分之一左右的面积。老城的联邦公园，闹中取静，玲珑雅致，浓荫丛中掩映着万国邮联的造像（见右图）：五位飞天环绕地球传递信件，象征五大洲人民的友谊和交流，形态生动、寓意深长。郊外的潼湖风景区则以山光水色名闻欧陆，蓝天、白云、碧水、雪峰，相映生辉，直诱人悠然神往。据说，有人把瑞士誉为“世界花园”，那么将伯尔尼比作一座别有洞天的“园中之园”，是不算过分的。
在德语中，伯尔尼是“熊”的意思。伯尔尼市的徽饰和旗帜也以熊为标志。关于城名，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城邦的第一位统治者伯舒托尔特公爵在某次出猎时宣布，将以第一头猎物的名字命名新城。话音刚落，一只黑熊窜出林子，公爵张弓搭箭，黑熊应声倒地。城市便由此得名。一个更为有趣的巧合：当地居民秉性稳健、遇事不慌，被人称为“伯尔尼风度”，即“熊的风度”。此号褒贬如何，姑不置评，伯尔尼人爱熊却是事实。城里有一广场，曰“熊广场”。另有一园，蓄熊数只，取名“熊窟”，竟成胜景，每天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
伯尔尼1405年曾遭回禄之灾，由于城邦初建时多为木屋，致使火势无法控制，全城尽付一炬。现在的老城是灾后重建的，算起来也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它仍保持了中世纪的建筑特色，显示了传统的民族文化。与老城的古朴相对照，新城的建设完全是现代化的，但却不象某些大都会那样高楼林立，而以低层的花园住宅居多。60多个国家的大使馆或公使馆以及一些国际机构的总部即座落在此。最堪称道的是城里不建大工厂，而在学校、博物馆等文化设施上下大功夫。位于老城中央的伯尔尼大学为国内最高学府之一，拥有500多名教授，6，000多名学生。创办于1806年的畜牧兽医系曾是欧洲同类系科中规模最大者，至今仍享盛名。设在奥伯尔芬古堡的历史博物馆，藏有12至19世纪瑞士及世界各国的珍贵油画、工艺品、兵器、烟具等等。当我们发现中国传统的旱烟管、水烟筒、鼻烟壶也与瑞士的艺术珍品并排展出时，不禁为中瑞交往的源远流长而惊叹。
说到中瑞友谊，不能不提到阿勒河边的联邦大厦。这是一幢古老精美的罗马式圆顶建筑。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伯尔尼，在这里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为新中国同瑞士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奠立了第一块牢固的基石，至今在伯尔尼传为美谈。
位于阿勒河上基尔辛费尔德桥头的“射苹果塑像”，是瑞士人民反抗暴政的象征。据传，十四世纪时，哈布斯堡王朝派驻瑞士的官吏凯士勒是个骄横凶残之徒。为显示权势，他令人在阿尔特多夫城广场中央树立木杆，把自己的帽子挂在上面，行人必须行礼方能通过。一个名叫威廉·退尔的勇士拒不照办，因而被捕。凯士勒威逼他当众用箭射其幼子头上的苹果，如不中就处死。结果，退尔不仅射中了苹果，而且迅即补上一箭，射死了正在观赏这幕残酷游戏的凯士勒，为民除了害。塑像再现了这一场面，用以纪念这位机智、勇敢的民族英雄。
象几乎所有古老的城市一样，伯尔尼每年要庆祝许多传统的节日。洋葱节就是独具特色的一个。每当秋收时节，联邦广场的菜市上就挂满了成串的洋葱头。人们身穿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赶来，竞相购买洋葱，然后编成“项链”，套在脖子上载歌载舞，同时用小木锤相互敲打脑袋，以示节日祝贺。这个节日是1405年大火之后才有的。当时，伯尔尼居民一无所有，陷入饥荒，邻近的弗里堡人慷慨相助，挑来一担担当地盛产的洋葱，伯尔尼人因此免于饿死。所以，洋葱节既是对丰收的庆祝，也是对劫后余生的纪念，更是对弗里堡州兄弟永志不忘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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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鸟类的乐园
朱世荣
素有世界“奇异的天然动物园”美称的澳大利亚，是鸟类的乐园。
澳大利亚的风景迷人，那不惧人的鸟更令你喜爱。在翠树葱茏、百花争艳的城镇乡村，日出鸟鸣，月落鸟啼，形成自然的交响曲。那些麻雀、画眉、黄鹂、鸽子、喜鹊……有的伫立在大树之冠，有的翱翔于房顶上空，有的在芳草如茵的草坪上觅食，有的在广阔洁净的庭院里蹦跳，无处不是鸟类的“欢乐世界”。驱车郊外的海滩、石岛，首先迎接客人的便是无数低飞的海鸟。它们擦着人们的头皮欢叫，追啄行人手中的食物。当然，游客也不负“主人”的盛情，把事先备好的礼物——点心和面包干——高高举起，来个“客随主便”。只要游客大方，“主人”会不辞辛苦的陪你由早玩到晚，直至送上车，才依依不舍地飞去。至于公园里的天然鸟类，胆子大得敢与人同席共餐。若是游人对其热情置之不理，不肯给些美味佳肴慰劳的话，不知是生气还是抗议，它们竟以“静坐”示威，整整齐齐的落在近处，嘁嘁喳喳地叫个不休，倘若无食物相请，就不会再理你。
在南澳逗留期间，我们看到，不管是市区的大街小巷，还是郊外石岛海滩的花丛下，灌木旁，常见三五成堆的鸟蛋。游人或俯身观赏，或举起相机拍摄。大人小孩既不捕捉鸟儿，也不捡拾鸟蛋。有的鸟儿把窝筑在举手可得的矮树杈上，有的垒在弯腰可取的灌木丛中。据说，这样既能免遭狂风袭击，又可得到人们的保护和喂养。可见，在这里人们爱鸟已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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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界一角
迪拜——中东最大的转口港
沈绍灿
一道流水，把城市劈成两半。这水，咸涩苦口，因为它来自大海，所到之处无异是海的延伸。从入口到尽头，它伸进陆地达16公里。两岸土地是最好的防波堤，所以，这里有条件成为天然的良港。这就是中东最大的转口港——迪拜。
迪拜市是迪拜酋长国的首府，也是它仅有的城市。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7个酋长国中，迪拜酋长国是较大的一个。迪拜市与海湾产油国的其它城市相仿：凡未经装饰过的地方，只见一片碎石黄沙；而有人住的区域，则到处绿荫掩映、花草繁生。这里，高速公路纵横交错，高楼别墅到处可见，商店门前彩灯悬挂，喷水池里水花纷飞。不同的建筑艺术在这里融为一体，既有古代阿拉伯式的，也有现代西方式的。有很多“玻璃大楼”，除必要的钢筋水泥房架子，其它都是用玻璃搭起来的。进入楼内，好象来到凉爽的避暑胜地。室外那酷热的太阳，炙人的沙漠，蒸腾的海水，以及使人难以抵挡的闷热，似乎都不存在了。
傍晚，太阳刚刚下山，暑气开始消退，人们才真正忙碌起来。笔者也趁此漫步到海湾两侧观光。只见海湾里大小船只星罗棋布，穿梭不息。不仅有万吨轮船停泊，还有无数木船或紧挨在巨轮四周，或傍靠在沿湾马路两边，紧张地装卸着货物。有的船已扬帆起程。见此情景，不禁疑惑：阿联酋没有河，这船驶往哪里去呢？找船工们一问，才知道那些船是专用于转口贸易的。
迪拜的面积仅3，900平方公里，人口不超过40万，但它却与近12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近几年进口值每年约为200亿美元。在迪拜居住的人是消费不了那么多东西的，进口物资的80％用于再出口。
港口建设是出口贸易的必备条件之一。迪拜的拉西德港早已建成，它有37个货运码头、一个油轮码头和45，800平方米集装箱区。但随着贸易量迅速增长，它已不敷使用。因此，又耗资8亿美元，在该市建造了一个中东最大的港口——吉布拉里港。踏上吉布拉里港，一眼望不到边，只能登高用望远镜来欣赏码头的壮观。据当地朋友告，这个港有66个货运码头，包括一个可停靠10万吨油轮的码头。港口的设备也都是现代化的。
迪拜机场有35条国际航线。邮政通讯迅速安全。这里既有西方式的超级市场，也有主要由印度、巴基斯坦人经营的廉价市场，顾客可自由挑选，可讨价还价。但是，迪拜并非只是停留在经营贸易上，它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工业，拥有炼油、发电、炼铝、建材、食品等一系列工业企业。
在历史上，这里曾经是联结两河流域、波斯、南亚次大陆和阿拉伯半岛国家的重要贸易走廊之一，今天，它正以崭新的面貌在中东的转口贸易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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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场“百年战争”
良柯
西班牙东南安达露西亚弗拉别列山区，有一个叫利耶尔的小村镇，百年来一直与法国处于宣战状态。最近，该镇宣布同法国结束敌对关系。为此，法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专门派总领事前往利耶尔镇，参加庄重的停战协议签字仪式。
一百年前，利耶尔的居民们因得悉西班牙国王阿尔福索十二世在巴黎受到法国人的冷遇，感到十分气愤。1883年10月14日，全镇居民一致通过决定，要向法国宣战。这项决定记录在镇议会的议事册上，“由镇上所有会写字的人盖章签名”。虽然当时镇上只有600名壮丁，但他们声称：“我们一个居民顶得上1万个法国人。”
当时，利耶尔镇政府还把上述决议分别通知了西班牙政府和法国政府，但一直未派人出战，当然也没有法国兵开进这个偏僻的小镇。也许今后会有一些好奇的法国人到这里参观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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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域外漫记
英国的“足球流氓”病
梁丽娟
足球运动在英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全国城乡各地有多得令人羡慕的足球场。在重要球赛时刻去探望朋友是犯忌的，因为往往一家人都要守在电视机旁观看球赛。
绝大多数英国球迷是安分守法的，可是，近年来日益泛滥的“足球流氓”病却使英国人忧虑和丢脸。
11月16日，英国足球队为了争取参加明年欧洲足球锦标赛的决赛权到卢森堡赛球，随队前往的观众有1，500名。虽然英国队以4∶0取胜，但是肇事的“足球流氓”仍然推翻了6辆汽车、洗劫了12家商店、打碎了几百面橱窗，吓得该市居民不敢上街，造成的损失达10万英镑。卢森堡国出动了全部警察、一半军队、三分之一的宪兵，拘捕了150名流氓，但其中大部分人仅被“驱逐出境”。事后，英国的欧洲议会议员和英国大使不得不向卢森堡市长表示歉意。
1977年，英国“足球流氓”就曾在卢森堡捣乱，捣毁了当地的运动场，造成巨大损失。去年，英国“足球流氓”还在意大利、丹麦、挪威和瑞士等国闹过事。
11月17日在荷兰鹿特丹市召开的欧洲21国体育部长会议上，英国体育大臣麦克法兰要求各国不要只将英国的“足球流氓”驱逐出境，而应判他们入狱干9个月苦役。为防止今后的“足球流氓”事件，会议公报提出：各国政府、特别是警察部门要密切合作；足球场内外要部署足够的警察；赛球时将双方观众隔开；防止售票给已知的肇事者；限制在球场出售酒类。有的部长私下已表示这些作法行不通，因为体育部长会议并非立法机构，它管不了那么多需要各国司法、内政、警察部门都参与才能解决的问题。
对付“足球流氓”的上述措施在英国本国也未能奏效。英国有众多的足球组织。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各有足球联合会。每年8月到次年5月是足球季节，足球联赛的观众约2，000万人次。每次赛球时，双方的球迷穿着本队的服装在各自的地区呐喊助威。
从六十年代开始，不守秩序的球迷们从冲入球场闹事逐渐发展到在观众席和街头斗殴，甚至袭击行人和警察，破坏公共建筑物。最近几年则愈演愈烈。英国“足球流氓”在国内外臭名远扬。每逢英国队出赛时，东道国都要出动防暴警察，带上催泪瓦斯、水龙等，严阵以待。在英国国内联赛时，球场附近警察密布，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如临大敌。连球场附近的一些人家也要紧闭门窗，以防不测。在青少年犯罪日增的英国，“足球流氓”更增加了治安的负担。三年前，曼彻斯特联队在诺威奇市比赛时，仅被打伤的警察的养伤费就花了30万英镑。今年足球季节开始前，足球竞赛联合会的各俱乐部印发了观众管理措施，但是“足球流氓”照样惹事生非。9月初在布莱顿市，球迷冲入球场，打伤了8名警察，又在街上扔汽油弹，使40人受伤。随后几天，另一伙球迷捣毁了尤斯敦火车站。
在谈到这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存在这种丑恶现象时，许多英国人都摇头叹息。有人责怪足球俱乐部只顾赚钱，不管道德，没有采取足够的教育和防范措施；有人埋怨报纸电视对足球场内外的暴行报道过多，使这种瘟疫得以传播。宗教界著名人士唐纳德·柯根博士认为：“这是一种社会病，是青年人因为不满或绝望而迸发出来的暴力行为”。他和许多人认为，英国存在大量的失业青年，他们整天听父母的埋怨，看不见前途，加上受到宣扬暴力的电影和电视的影响，就在足球场上进行流氓活动，发泄愤懑心情。
尽管人们对这种丑恶现象的分析和结论莫衷一是，但他们都承认，“足球流氓”是种难治的英国病。（附图片）
方成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