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近代史研究》改为双月刊絮语
李侃
《近代史研究》自从1979年创刊到现在已经出版十八期。这种以研究中国近代史为内容的专门学术性期刊，在新中国建立以来，还是首创。它的出世和茁壮成长，可以说是历史科学繁荣兴旺的一个标志。这个刊物之所以引起史学工作者的欢迎和重视，一是因为它适应了时代和现实的需要，二是因为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从1984年开始，又将过去的季刊改为双月刊，这就更加证明了她已经扎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科学土壤，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
作为一个读者和历史学工作者，我感到《近代史研究》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这个刊物打破以往习以为常的历史断限，用实践表明，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延伸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而且用了相当数量的篇幅（约占每期杂志26万字的一半以上），刊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重要史事的文章。从五四运动开始以迄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的这段历史，是中国有史以来社会变革最深刻、最广泛，革命斗争最激烈、最伟大、最壮丽的历史篇章，这个本来不应忽略而实际上沉寂了多年的重大历史课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活跃起来了。《近代史研究》在这个广阔而深厚的历史领域，应该说是尽到了加意开垦、辛勤耕耘之力。据初步计算，在已出版的十八期中，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的文章就有近百篇。尽管这方面的文章、资料一时还不可能很有系统和丰富多样，但是却给人们以新鲜、深刻的印象。它不仅给史学研究者和教学人员以重要参考，给读者以重要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给读者以重要的思想教育和历史启发。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距离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时间较近，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历史状况，特别是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的历史状况，都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实事求是地记述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大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现实，大有助于读者把历史感和时代感统一起来。
第二，这个刊物更使读者感到亲切的是它经常刊载一些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和回忆录。例如董必武、彭德怀、陈毅、贺龙等同志以真切感人的笔触，记载了他们亲身经历的某些革命斗争。这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活生生的历史见证。它告诉人们，苦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是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经过浴血奋战、英勇牺牲才站立起来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培育和锻炼了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谱写了多么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这些有血有肉的回忆文章，既是历史，又是现实；既是知识，又是教材。它把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有机地统一在历史之中，体现在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之中。它的历史感染力和政治思想感染力，是一般的史学论文所不能代替的。
第三，这个刊物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之下，认真地贯彻执行了“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论在史学理论、史学观点方面，以及在对某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都有不同的意见发表，这是很值得提倡和很需要坚持下去的。在学术问题上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也是发展学术、探究真理的必经途径。历史和历史科学本身是丰富而复杂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意见，而没有别的意见。作为学术性刊物的生命活力，不在于它在所有学术性问题上的议论一律，看法一致；而在于它既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政治方向，而又有丰富多采的内容和实事求是、各抒己见的学术讨论。《近代史研究》已经这样做了，希望以后更好地这样做。
刊物由季刊改为双月刊以后，自然会容纳更多的文章，内容也当然会更加充实。对此，在它的《启事》和《稿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作为史学界和编辑工作的同行，在欢迎和祝贺的同时，也深知要办好一个刊物的甘苦和艰辛。不过为了历史科学的繁荣发展，总是希望它在缩短刊期之后，越办越好，精益求精。这里提出三点希望。
一是希望在保持和发扬自己原有的风格和特色的同时，要加意培养扶植青年史学工作者，更多地发表他们的文章。我们的史学工作队伍，还不够宏大，不论在数量和素质上，都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实际需要。新的时代必将造就出一代新人。“江山代有才人出”，现在正是人才辈出、群星初露的时代，史学新秀不断涌现。《近代史研究》应该有意识地去发现他们，并加以引导、扶植。使自己成为老、中、青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园地，把刊物办得有声有色，生气勃勃。
再一个希望是要努力改进文风。在史学著作和史学文章中，固然不乏内容扎实的优秀之作，但是文笔不畅，语言枯涩，内容单调，形式呆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通病”。改进文风，行之不易，非一朝一夕所可奏效。但如果立志改进，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难关。近代以来，文体的重大改变已有三次：由深奥难懂的古文一变而为风行一时的“新民体”；再由文言文变为白话文；然后又由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进而演变为词语更加丰富的现代语体文。这种变化和进步，可以说每次都是以报刊为手段和媒介的。对此，我们应该向老一代的文化、语言大师们学习，向杰出的老一辈历史学家们学习。我们现在来读他们所写的历史著作和史学论文，还有一种清新流畅、生动活泼之感。写历史的文章，应该力求作到具有可读性。中国古代是文史不分的，有些历史名著同时也就是文学名著。鲁迅曾把《史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们要努力继承和发扬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使得我们的史学作品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和中国气派。笔者自知文笔拙劣，学识谫陋，之所以敢于妄以发论者，意在引起史学刊物与史家共同努力，并愿与史学同行共勉。
最后一个希望是要使刊物文章的内容和形式都尽量做到多样性。历史既然是多样性的统一，那么反映和表述历史的文章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社会矛盾之复杂，社会动荡和反帝反封建斗争之激烈，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变化之迅速，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革命与反动、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的决死斗争中，构成了雄伟壮丽、丰富多采的历史图景。需要研究的历史课题，需要分析的历史现象，需要总结的历史经验，需要揭示的历史规律，可以说是天地广阔，大有用武之地。至今还有不少尚待探索、开拓的新领域。许多已经被研究过的历史课题，固然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但更要着意研究一些新的重要课题。每期都尽可能有几篇引人注目的新题目，使读者一看目录，就被这些题目所吸引，不能不看。这当然不是说要故意追求新奇，玩弄花样，而是要匠心独运，刻意钻研。希望刊物办得既有思想性，又有学术性，既严肃，又活泼，以更新的姿态出现于日益活跃的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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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科技现代化历史的某些特点
——介绍一位日本学者的论述
卢鹤纹 李惠兰
近几年来，西方学术界对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探讨表现了浓厚的兴趣。1978年美国科学院曾邀请各国学者举行座谈会，专门讨论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日本学者中山茂博士以《现代日本发展中的科学技术》为题作了报告，概述了近百年来日本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历史。本文打算扼要介绍该报告的内容，为关心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提供一点参考。
在明治维新后的初期，曾经发生忽视适应本国的情况、照搬西方技术的倾向，往往造成不良后果，吃过亏，付出过“学费”。例如，那时修筑铁路的企业在经济方面是失败的，在1885年以后才还清了债务。针对这样的情况，福泽谕吉（工业革命的鼓吹者）指出，“我们不应因为他们在财政上的缺点而过分地指责他们。这毕竟是日本学习文化所付出的昂贵学费。”实际上，日本很快摸索到了经验，这就是，选择能够适合于日本条件的技术，利用日本的廉价劳动力，来推进经济的现代化，以与资本集约程度更高的发达国家相竞争。
引进和移植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工作，由什么人来承担呢？日本的实践，可以归纳为三个步骤。首先是造就一批可以成为专业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才，使他们能够在教育事业和物质建设中担任领导者。其次是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大力培养各级科技人员，以便顺利地推广引进的科学技术。最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变革，教育上的差别趋于缩小，现代科学技术因而能在人民当中扩散并生根。
中山博士在说明日本的科技现代化进程时，将日本的科技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1868—1885年
这个阶段，主要是集中力量向西方学习，兴办现代教育，培养人才。
从1870年，明治政府中的现代主义者冲破复古派的阻力，建立了第一所现代化的学校，聘请欧美专家任教，学生中学习优秀者送往国外深造。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以高薪聘请欧美专家指导日本教育工作和政府企业的政策。当时，法国工程师任职于军队、矿冶企业和船舶修造厂，德国人在学校中教医学和基础科学，美国人充当北海道开发方面的农业专家（在北海道试行美国的大规模耕作法）。至于英国专家，人数更多，分布在很多领域，如在铁路建设中就约有100名英国专家。到1874年外国专家的人数达到高峰，这一年，外国专家的薪金总额达到日本国家财政总支出的2％。
在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教育课程，从小学到大学，科学技术内容所占的比重比西方任何国家都高。
这个时期，日本的科学技术重引进而缺乏独立研究，原因之一是官方培养出来的主要的科技人才大多忙于行政和教育工作。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而产生的新的职业，在早期，主要由过去的武士及其子弟来担任。帝国工学院早期的毕业生几乎全是武士。二十世纪之前日本的科学技术界，前武士阶级居优势。因此，从发展一开始，日本的现代科学和技术职业就具有浓厚的“武士精神”。这一点与欧洲是大不相同的。在欧洲，科学和技术主要是吸引了来自中产阶级的人们。
二、1886——1914年
大约在1885年前后，明治政府对初期的政策进行了重新估价和调整。其中最有意义的是1885年撤销工部省，很多政府企业转让给私人，出身武士的工程师也随之转移到私人企业部门。1886年，帝国工学院和工部省改组为东京帝国大学，此时刚从外国学习回来的本国科学家取代了大多数过去聘请的外国教师。同年对职业技术学校进行了改组，使之更系统化，以便造就更多的急需的初级和中级工程师。
在这个时期，日本传统的技艺，象木工、渔业，仍然停留在政府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之外；新培养出来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与传统手艺人互不相干。初期的专利申请情况反映了这种双重结构。日本于1885年颁布专利法，第一批批准的100项专利中，由武士出身的申请者只占17％。这是因为很多武士出身的申请者自报为投资人而不是发明人。而私人部门的发明者申请的专利很多是属于传统技艺中小项目的技术改良。日本于1899年签署了国际工业所有权条例之后，情况才有了变化，许多高水平的工程师开始申请专利权了。外国专利权也逐步进入日本。1899年，外国人拥有约17％的日本专利。到了1905年，日本批准的专利中有25％是给外国人的。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战以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只有政府的工业实验室，在私人企业需要时给以技术指导。大战期间，欧美国家的科学动员，对日本政府和科学家是一个启发。1917年“理研”（物理和化学研究所）的建立，是日本官方大力资助科学研究以实现国家目标的政策的标志。日本建立“理研”是学习德国的榜样，目的在于解决大学中教学与科研的矛盾（美国的办法是设研究生院）。到了第一次大战之后，私人企业（特别是化学工业）开始建立了自己的全面的工业实验室。这表明，私人部门开始对“发展与研究”重视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政府还采取了以下两项促进科学研究的措施：设立附属于大学的研究所，建立政府研究基金。1917年农林省和商业省创立了创造发明基金。1918年文部省建立了科学研究基金。
为了利用科学研究以增强日本工业的国际竞争能力，1931年，根据科学家的建议，建立了“日本科学促进基金”，主要由政府拨出大量基金。日本政府直接推动科学研究的政策与当时的世界趋势（科学国家化）是一致的，而且日本在这方面比其他大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目的在于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作为机械工业基础的机械工具的制造，长期掌握在中小型私人企业手中，那里很少有大学毕业的工程师任职。这个忽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高质量的机械工具停止进口的时候，暴露了日本技术的弱点。在那以前，自动化的和精密的机械工具一直是从德国和英国进口的。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战以后
在1939年之后，日本因军事和工业上的需要而加速培养高级科学家和工程师（约三倍于平时），理工科学生破例免除军役。政府在基金和物资方面对科研给予了充分的支持。虽然战时的科学动员失败了，战时的孤立又造成一个中断，但是近来有些学者认为，日本战时在科学方面的努力所积累的成果，可能是战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
在战后被占领年代，很多战略性研究被置于禁止之列。如两个回旋磁力加速器被抛入了大海，战后科学技术的重要阵地转移到了私人部门。过去没有投入过大量研究经费的日本私人企业，战后提供了相当大份额的科研基金。这一点说明，日本的私人企业已经成长到能够担负起自己的研究事业的程度了。
但是，引进技术的来源总有用尽的时候，到那时日本必须自己进行昂贵的、探索性科学研究。日本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近年来，日本科学研究的国家预算正在稳步地增长。
中山茂在他的论文中指出：就日本大力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迅速赶上西方而言，战后日本的经验证实，“拿来”比从事昂贵的基础研究节省费用。当然，这样做需要大量的中等科技人才，而日本是具备这个条件的。
中山茂的文章介绍了日本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经历过他们自己曲折反复的历史过程，以及发展到今天的情况，可供我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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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五十六）
第三部分 做好为生产和消费服务的各项工作
第十九章 做好社会产品分配工作
第二节 做好生产资料的分配工作
社会产品可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我们先讲如何做好生产资料的分配工作。
从价值角度看生产资料分配
企业在进行生产时，某些生产资料会被消费掉，机器设备厂房等会发生损耗。它们一定要得到补偿。于是，企业卖出产品后，要从产品的价值中扣除生产这个产品所消耗的各种生产资料（包括一次性消耗的和磨损中逐渐消耗掉的生产资料，通常用符号Ｃ来表示这部分价值），以便重新购买这些生产资料。这种扣除，本身是一种分配。这种分配工作可以由企业自己来做，但国家经济管理体制应该给以保障。
从产品价值中扣除了Ｃ和支付工人工资的Ｖ后，还有一个剩余部分即Ｍ部分。在Ｍ的分配中，有一部分通过国家财政用作生产建设资金，或者留在企业，作为企业的生产发展基金。它们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Ｍ中的一部分作为国家和生产企业的储备基金，也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从Ｍ中拿出多少用于扩大再生产，在各个国家和每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是不同的，依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应该遵循“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对生活生产统筹兼顾、合理安排。
从实物角度看生产资料分配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不仅要在价值上得到补偿，还要在实物上得到补偿和替换。企业只有依靠其销售产品取得的货币收入购买到数量上足够的、质量上合乎要求的生产资料，才能进行实物补偿和替换。生产资料的分配满足企业对实物补偿的要求，是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起码条件。
原材料、燃料、辅助材料在生产中被消耗掉是一次性的。因此，它在每一个生产周期都要在实物形式中得到补偿。
厂房机器等不是一次就消费掉，而是要在使用一个相当长时间后才要更替的。劳动手段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是分开进行的。在价值上，通过提取折旧基金，每年每月都在进行；在实物上，只有不能继续使用或勉强使用经济上不合理时，才进行实物补偿和替换。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每年应该从新生产出来的社会产品中分配出来用于进行这种实物补偿和替换的这种生产资料，在数量上应该等于当年在货币形态上积累起来的折旧基金的总和。社会产品的分配工作一定要在实物形态上为保证简单再生产的这种需要服务。
一个企业如果连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那么，这个企业在一定的时间之后，就要结束自己的存在。先简单再生产，后扩大再生产这是一个客观的必然。
一个企业在扩大再生产时，必须有追加的生产资料。满足这种追加的生产资料的需要，是社会产品分配工作为企业扩大再生产服务的内容。
这样来讲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是假定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变，生产方法不变（因而所使用的原材料，所使用的机器设备不变）说的。实际的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在一个企业的产品不变时，由于改进了生产方法，所用的原材料以及机器设备就会同过去不同。如果企业的产品的品种都变了，那么生产中所使用的原材料、机器设备等必然要随之发生变动。在这种可以说经常发生的情况下，在社会产品的分配工作中，就要给它们现在所需要的原材料和设备，以便去更替原有的。
在某种生产进步的情况下，如果补偿原来的价值损耗之后，不需要追加投资，就可以收到增加产品价值的事情，这时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从前一个生产过程来看是属于简单的再生产的范围，而从后一个生产过程来看则是扩大的再生产。
在这里还有一个从企业或者从全社会来看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比如我们不把用来补偿某个企业中原有机器设备等的实物归还给这个企业，而用它来建设另一个新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说新建企业投产后的生产就都属于扩大再生产呢？不是的，因为这时候原来的企业连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了。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说，只有补足了原来企业本来生产的产品之后的增加量的生产才属于扩大再生产的范围。应当指出，在一般的情况下，把原来企业的折旧基金拿去建设新企业，会妨碍原有企业发挥它的作用。
在分配生产资料时，还要使劳动对象的实物补偿与劳动手段的实物补偿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否则，劳动对象过多，而劳动手段不足，或者相反，都是不利于生产正常运行的。当前，有些企业设备闲置不少，要通过合理分配，调剂余缺，使它们发挥作用。
改进生产资料的分配办法
我国分配生产资料的办法大体有两种，一种是计划调拨，另一种是在市场买卖。
关系着国计民生的极其重要的或稀缺的生产资料，国家实行计划调拨，由计划和物资管理部门统一分配。各生产单位根据自己的需要，向计划和物资部门提出申请，而计划和物资部门根据货源情况，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然后生产单位和需要单位直接签订供货合同。供需矛盾很大时，要反复协商，综合平衡。社会产品分配部门的这项工作，主要是对比较大的企业做的。许多中小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有可能是不列入国家计划的小商品，但是它们所需要的原材料等却常常是国家有计划分配的生产资料。社会产品分配部门应该帮助它们解决这种生产资料的需求问题。
有些生产资料既实行计划调拨，也实行市场买卖，兼用两种分配办法。在兼用两种分配办法时，某些生产单位有可能为了多得利益，把价格高、利润多的计划调拨的生产资料拿去自由买卖。所以，要对某些生产资料定出计划调拨与市场买卖的数量界限，保证这个数量界限。如何做到这一点，至今仍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除上述两类生产资料外，其余生产资料都是通过市场自由买卖。农用工业生产资料，全部经商业部门供应农村。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买卖的办法有扩大的趋势。因此需要建立起许多生产资料买卖公司，经营批发和零售，任人去挑选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这种分配生产资料的办法肯定会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本章执笔：杨圣明
（原载《经济学周报》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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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年心理学》出版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王极盛同志撰写的《青年心理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它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本《青年心理学》。
本书主要论述了青年的智力及其开发、青年的创造心理与成才、青年的自学心理与职业心理、青年的意志和兴趣、青年的心理健康与心理卫生、青年的性心理、青年的爱情与婚姻心理、青年的品德心理和犯罪心理、青年的美感心理等等。全书分十四章，约十六万字。
（德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