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1月8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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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了山头,一定要平掉
本报评论员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如果有了山头,一定要去掉,要把山头平一平。”最近,河北省委采取坚决措施,把内丘县少数人垒起来的宗派主义山头平掉了。他们抓得好,对于增强党性,消除派性,端正党风,促进社会主义事业,都将起到重要作用。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全党坚决地全面地拨乱反正,纠正错误的指导思想,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从总体上摧毁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帮派体系,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那种派性泛滥、山头林立的严重局面,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干部队伍的团结有了明显的增强。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认为党内已经没有人坚持派性,没有人垒山头、靠山头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指出:十年内乱中产生的派性,在一部分党员和党员干部中至今尚未克服。他们仍然以派性代替党性,以派划线,任人唯亲,排除异己,结帮营私,严重危害党的团结、统一,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在派性活动猖獗的地方,调整领导班子、选拔年轻干部、清理“三种人”以及打击经济犯罪等工作经常受到干扰,以权谋私等歪风邪气也得不到制止,甚至出现坏人整好人,颠倒干部功过是非的情况。有的领导干部用派性对待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只清理对立派中的“三种人”,而对自己支持的那一派中的“三种人”不积极清理。因此,派性不除,“三种人”难清;山头不平,整党就会走过场。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统一的战斗集体。全党必须坚持在四项基本原则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总目标基础上的团结一致。只有根绝派性,清除宗派活动,才能巩固和发展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确保四化建设顺利进行。应当看到,派性和宗派活动是剥削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是封建行帮思想的反映,是同共产主义思想根本对立的。由于历史原因,它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可能存在。党的各级组织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不懈地同这种腐朽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当前有些党组织和领导者对此仍然认识不足,缺少反对派性和宗派主义的勇气和决心,致使一些早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迟迟不得解决。
有些同志认为,对派性和宗派活动,一般地批评好办,采取实际措施难办。原因呢?据说是这类活动不容易抓得住。果真如此,岂不是只有听任少数人为所欲为地垒山头、搞宗派,在这些人的非组织活动面前认输!当然不能这样。河北省委去年削平了肥乡县少数人搞的派性山头,最近又查处了内丘县少数人的地方宗派主义错误,说明只要认真对待,派性和宗派活动并不是抓不住的,由派性和宗派主义产生的山头并不是平不掉的。许多事例告诉我们,至今还热衷于闹派性、拉山头、搞宗派活动的人,大都是一些利欲熏心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有的就是还在继续活动的“三种人”。广大群众对他们依仗山头,以权谋私,胡作非为,看得一清二楚,极其厌恶。关键是党组织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敢查敢管,敢于碰硬,一抓到底,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当然,工作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严格按党性原则办事。对于查明确系带头搞派性、垒山头的人,应将他们的非组织活动公之于众,并根据错误大小给予严肃的纪律处分。这样的人,已在领导班子的应坚决撤下来,并且不能再让他们担负重要工作。对于那些因为思想意识不好而投靠山头的人,也要进行严肃的批评,该易地交流的应坚决调走。各级领导同志、党委和组织部门对此决不能熟视无睹,姑息迁就,妥协退让,否则就是失职,应当受到追究。我们决不能为了表面的“安定团结”,采取安抚政策;派性问题不彻底解决,是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安定团结的。
要彻底平掉山头,必须把必要的组织措施同积极的思想教育结合起来。那些在组织上搞宗派、垒山头的人,头脑里都是有“鬼”,这“鬼”就是极端个人主义,政治思想上的离心倾向,等等。他们在革命队伍内部搞小圈子,无非是要笼络一些人为自己办事,以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从那些投靠山头的人来看,他们所以会置党的组织纪律于不顾,也无一不是受头脑中错误思想的驱使。我们必须把从组织上平山头,同在政治思想上深入开展反对派性、增强党性的教育结合起来。按照党纪国法,对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不能只宣布处分或调走就算了事,一定要帮助他们清理思想,分清是非,在适当范围内作检查,接受同志的批评帮助,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找到改正错误的办法,并使大家都受到教育,引以为戒。
为了削平旧山头以后不再出现新山头,还应当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主要是:一、进一步完善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领导干部的民主生活会。发现有不正常现象,及时提醒,使那些以为不搞一帮人就办不成事的同志,抛弃错误观念,坚持“五湖四海”,免得酿成大错。二、有计划地对县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交流。如果发现有陷进派性关系网、裙带关系网、利害关系网而不能自拔的干部,尤其要尽快调动,切不可拖到问题成堆才匆忙处理。三、已经调到外地或外单位工作的干部,不允许背着组织,插手原地原单位的人事和工作。已经离休、退休的老干部,如果对人事安排、工作问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也必须按党的组织原则提出,自觉接受组织监督,警惕被人拉下水。四、管人事的干部一定要很公道,很正派,不信邪,不怕得罪人。发现有人陷入派性和宗派活动,要迅速查明处理。五、要经常在党内和干部中旗帜鲜明地进行反对宗派主义的教育,严禁利用职权在革命队伍中拉私人关系,培植私人势力。共产党员应该忠于党,忠于人民,决不能依附于某些人垒起来的小派别、小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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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我们有信心搞好这次整党
本报讯 记者程德源、谷嘉旺报道: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联系山东党组织的现状,谈了整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为了进一步提高党的威望,增强党的战斗力,领导人民去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必须认真地全面地进行整党。
苏毅然同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山东的各级党组织在拨乱反正中初步进行了整顿,党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仍然存在。”苏毅然说:
“从组织不纯来说,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对‘三种人’的清理工作做得不彻底。粉碎‘四人帮’后,在清查工作中,对少数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而又情节恶劣的人作了清理。近几年,结合调整、充实领导班子,对‘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又撤、免了一批。但总的说,对‘三种人’的清理还不彻底,确实存在着那种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的情况。现在,省委决心在这次整党中,进一步统一各级党委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凡经过认真的调查核实,确实属于‘三种人’的,要坚决清理;有些人虽够不上‘三种人’,但问题严重的,也要按照党的政策进行恰当的处理。”
苏毅然同志着重指出,“在山东,精神污染的情况也值得注意,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一定市场。1981年有的地方出版的一些刊物,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捏造‘党的异化’观点。但是,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这些刊物所宣扬的观点,还在于我们有些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对这种精神污染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没有从政治、理论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其展开及时而有力的批评,以肃清其流毒。文化领域内精神污染的问题,在山东同样存在,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仅就最近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斗争中所揭露的流氓团伙看,他们几乎都搞了许多低级下流、乌七八糟的录音、录像、照片、书刊等,毒害了一批青少年,也腐蚀了一些党员干部,对社会造成的精神污染及其严重后果,是触目惊心的。”
苏毅然同志说:“至于作风不纯的问题,比起前两个问题表现得更明显一些。有些党员和党员干部,根本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是运用党和人民给予的职权和工作条件为人民群众谋幸福,而是千方百计地谋取私利。有些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严重,革命意志衰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苏毅然同志说:“山东党组织中存在的问题不止以上所列举的这些,用新形势和新任务对我们的要求来衡量,许多党组织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还很不适应。仅从这几方面看,就说明整党是势在必行。因此,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一公布,党心、民心为之大振,都觉得党中央的分析切中时弊,说出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的心里话。”
在谈到部分党员和群众对整党信心不足的问题时,苏毅然同志表示:“山东省委对搞好这次整党工作是有信心的,因为搞好这次整党有着许多有利因素和条件。首先,山东的党组织是有光荣传统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和牺牲,在战火中锤炼出一大批坚强的共产党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山东的各级党组织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领导山东人民取得过伟大的成就。几十年的战斗历程表明,山东的党组织有着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的光荣传统。不可否认,长期的‘左’倾影响特别是十年内乱,使山东的党组织遭到严重伤害。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山东党组织的主流是纯洁的和具有战斗力的。第二,我们有搞好整党的科学的思想武器——整党学习文件和《邓小平文选》,党中央对整党工作做了周密而具体的部署,并且下了最大决心防止走过场。第三,今年7月,召开了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对历史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为今后整党打下了基础。第四,搞好整党,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得到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苏毅然同志说:“只要各级党组织,首先是省委采取坚决措施,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的整党决定,带头端正党风,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同各种歪风邪气作坚决斗争,我们就一定能搞好这次整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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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青岛边防检查站坚持反腐蚀教育
被誉为“香风吹不进的边防关”
本报讯 记者吴鸿业报道: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青岛边防检查站党委,三十三年如一日坚持对部队进行反腐蚀教育,使常年在外轮上执勤的干部战士不受资本主义思想腐蚀,这个站被誉为“香风吹不进的边防关”。
这个边防检查站是建国初期组建的,负责监护外轮和检查出入境人员。干部战士时时和外国船员打交道,在锚地驻船的干部就生活在外轮上。因此,党委在建站伊始就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蚀教育必须常抓不懈,否则,稍一放松警惕就有被腐蚀的可能。他们利用多种形式,不间断地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使全站同志们的头脑里拒腐防变的警钟常鸣。三十三年来,党委成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干部战士复补了一批又一批,但身居外轮一尘不染的传统始终没变。单独驻外轮的干部自觉做到:送上门的黄色书刊、画报一页不翻、一字不看;受邀去看黄色电影、录相等一概谢绝;赠送的礼物一律不收。据统计,近二十年来全站指战员拒收电视机、收录机、手表等贵重物品1,000余件,抵制金钱、女色等引诱百余次,涌现出许多在糖弹进攻面前心不动、手不痒、志坚如钢的“国门卫士”。
一次战士高岳在一艘外轮的舷梯旁执勤,有个船员打开朝高岳身边的一个窗口,挂出一幅裸体女像,高岳鄙夷地转过脸去。接着,一个女海员提着正在播放靡靡之音的录音机,扭捏作态地走到高岳面前,并把口香糖递到高岳嘴边。高岳“叭”的一声关掉收录机,义正词严地警告她:“这是在中国的国土上,请你放规矩些!”女海员碰了个硬钉子,灰溜溜地躲进了船舱。
有一次,检查员冯乐富在一艘外轮上执勤,该船大副是个华裔。他见老冯热心助人,主动提出把船上的一台彩色电视机送给老冯作纪念。老冯谢绝后,他反复申明:这是一台更换下来的电视机,你不要,我们会把它扔掉。老冯仍是不收,并耐心向他解释:“我们有纪律,别说是电视机,就是船上的一针一线也不能拿!”大副深受感动地说:“中国的检查官秋毫无犯,你们真是为中国人争气!”
去年8月,检查员王式昌在一艘外轮上执勤,热情地向首次来华的外籍船员介绍了青岛的名胜和游览路线。船员们很感激他。有个船员掏出一叠外币硬塞给王式昌,表示要交个朋友。王式昌把钱还给他,这个船员把钱放在桌上就走了。王式昌再次把钱还给他,真诚地表示交朋友可以,钱不能收。这个船员紧握着王式昌的手说:“十分感谢你,你使我懂得了社会主义国家人与人的关系不是建立在金钱上的。友谊比金钱更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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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员来信

不应搞这种特殊照顾
我们这里聘请一部分退居第二线的老同志参加信访工作和查处党员违纪案件。这些老同志经验丰富,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工作效率高,受到当地党委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受到群众的欢迎。但是,有的县和公社因此给这些老同志一些特殊照顾,如农村柴油、化肥紧张,领导上就优先拨给他们柴油或化肥等。
对应聘的老同志,在供应柴油、化肥上优先照顾,这是不对的。化肥、柴油是当前农村紧缺的东西,首先照顾这些同志,就会影响供应别人;如果各行各业都搞照顾,我们党员就会严重脱离群众,违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部分有经验、身体好的离休老同志应聘参加党的一些工作,是他们革命责任心强的表现,党组织多从政治上关心他们,工作上给予方便就行了。他们帮助工作不是为了特殊照顾,而是尽党员应尽的义务。希望有关部门引起注意,不要再搞这种特殊照顾了。
河北 金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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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丘县地方宗派主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
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靠山头犯了错误的同志表示要增强党性克服宗派主义
本报讯 最近,中共河北省委派人协助邢台地委、内丘县委,查证核实了内丘县委少数领导干部的地方宗派主义问题,并作出了严肃果断的处理。
内丘县在历史上有“山区派”和“平原派”之争。“四清”前,本县籍干部、原县委书记就带头排挤外来干部。“四清”中将这位同志调离,充实了5名外县籍领导干部。“文革”开始后,狭隘地方主义的情绪又借机抬头,以人武部打字员李清泉为首的造反派,将几名外县籍领导干部打成所谓“三家村”、“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要他们“滚出内丘”。李清泉当上县革委副主任、县委副书记后,对几名外县籍干部以种种借口不予解放,还先后提拔了一批造反兄弟,控制了县直机关的要害部门。1969年,“四清”前的那位县委书记离休回内丘定居后,故态复萌,仍参与宗派活动。地方主义和派性交织一起,台上台下排外情绪合为一流,势力愈大。
1980年底,李清泉被免职,“四清”前担任县委资料员的韩金堂,由常委兼组织部长提升为县委副书记,取代李清泉主管组织工作。韩对李清泉的造反兄弟,除问题严重、民愤大的不得不免职外,大部分给予庇护;同时,对公社和县直领导班子作了大幅度调整,使其亲信在不少领导班子中占了优势。这样,内丘就形成了一股被少数人操纵的地方宗派势力。这股势力由十年动乱中形成的派性关系、得失与共的利害关系、同裙带相连的亲属关系结合而成。他们中极少数核心人物居于领导职位,凭借宗派势力,违法乱纪,大搞不正之风,给党的事业带来极大危害。
他们破坏民主选举,进行非组织活动,企图争夺县政府的主要领导权。一些人经常散布“内丘县就不能出个县长?”“内丘县的权不能让外县人来掌。”“韩金堂就不能当县委书记、不能当县长?”等等。
他们使用干部唯亲唯派。有的人历史上有证据确凿的自首变节行为;有的人在“文革”中参与武斗迫害领导干部,但由于投靠了韩金堂的“山头”,便得到庇护,被委以重任。
他们阻挠查处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案件。在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中,县委确定的13起重点查处案件,只结案两起。一些案件因与宗派势力有牵连,很难查处。如县化肥厂厂长刘金虎、供销科长李僧泽和会计张富海合谋,利用该厂账号,动用公款4万多元,套购国家煤炭、木材、水泥等物资,进行违法活动。此案经省委领导批示,要查报结果。但调查组两进两出,历时近二年,都未能结案。最近才得到严肃处理。
他们攀亲结友,裙带关系等不正之风盛行。1979年底,地区分配这个县69名自然减员招工指标,几名县委书记以“照顾老干部”为名,一次就安排亲友34人。韩金堂的三个儿子、一个儿媳,先后被招为正式职工,他的妻子也转为非农业户口。最近,韩的另一个儿媳又以冒名顶替的手段,被招为县招待所正式职工。
他们不顾党纪国法,贪占国家便宜,营建私房。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干部中有714人盖新房3,755间,不少人有贪占行为,共约贪占国家便宜23,000多元。韩金堂尤为突出,1971年他在老家盖了7间砖房,1981年又在县城盖了7间砖房,贪占国家便宜已查清的有1,000多元。
现在,中共内丘县委在上级党委的帮助下,已对韩金堂等人的错误作出严肃处理:免去韩金堂同志内丘县委副书记职务,留党察看二年;对宗派势力包庇的“文革”中造反起家和犯有其他严重错误的干部,免职7人,调整职务2人。责令韩金堂等人如数退清在营建私房中贪占国家的23,000多元(现已退清)。自上而下地在全县干部、党员中宣布韩金堂等人的错误和对他们的处分,进行增强党性、反对派性、维护团结的教育。
内丘县的广大干部、群众,对党组织果断揭露和处理韩金堂等人的地方宗派主义错误,反应强烈,拍手称快。有的说,韩金堂等人打着为内丘人民谋利益的旗号,实际上他们的宗派活动才是内丘刮不正之风、损害人民利益的祸根。有的说,平掉韩金堂等人的山头,说明我们党是有力量的,内丘县党员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少数人想依靠宗派势力长期控制内丘是办不到的。一些靠山头犯了错误的同志,开始觉醒过来,表示要增强党性,克服派性和宗派主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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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各地党刊上

这样的“特殊”规定好
二十八岁的傅美桃被选为武义县委常委之后,县委对她作了两条“特殊”的规定:一是外出、下乡,如无特殊情况,不向办公室要小汽车。路近的骑自行车,较远的坐公共汽车。二是住房要低标准。两年多来傅美桃同志一直严格要求自己,个人外出从未要过小汽车,全家住在一个三十平方米的小套间里。
(摘自浙江《共产党员》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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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各地党刊上

辅导党员学习整党决定
四川《支部生活》杂志编辑部,约请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编写了一套学习《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的辅导材料。这套辅导材料全文三万多字,分十一讲,刊登在四川《支部生活》第十期、十一期合刊上。在这期合刊上,还发表了四川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谭启龙同志的讲话:《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特别强调<邓小平文选>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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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各地党刊上

毕延生利用职权敲诈勒索受到惩处
原焦作市解放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毕延生,在办案中利用职权敲诈钱财,情节恶劣,触犯刑律,已构成犯罪,已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逮捕。毕延生在办理一起强奸未遂案时,要挟被告的姐姐筹集一百元钱交给了他。在办理一起因三角恋爱致使女方服毒死亡一案时,乘机敲诈五百元。在办另一案件时索要了自行车。
焦作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将毕延生的犯罪事实及处理情况,通报全市党组织。
(摘自河南《党的生活》第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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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解放军昆明部队某部政委郭永启等同志经常帮助驻地党员群众学习《邓小平文选》。这是他和刘家营大队党支部成员一起学习《邓小平文选》的情景。
本报通讯员 博宝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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