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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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统计局对六百一十个县调查表明:
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较快
1982年同1978年比:农业总产值增长33.7%,粮食总产增长20%,经济作物总产增长一倍以上,每个劳力创造的产值提高13%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国家统计局对少数民族地区的610个县作了调查,最近提出调查报告说,随着党的农村政策的贯彻落实,占我国土地面积60%以上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了较快发展。
国家统计局的这份材料,对近几年这些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主要列举了以下几个方面:
——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1982年达到281亿元,比1978年增长33.7%。
——粮食总产量1982年比1978年增长近20%;棉花、油料、糖料等经济作物的总产量增长一倍以上;
——去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产值比1978年提高13%;每100元费用提供的纯收入达335元,增长45%;
——向国家提供的农副产品商品量逐年增加。去年这些地区的农副产品收购总额达到75亿多元,比1978年增长78.8%。
——各族农牧民在吃穿用住等方面有了明显改善。去年每个农牧民平均消费粮食500斤,其中70%以上是细粮;牛羊猪肉20斤;食油7斤。平均每100户农牧民有75辆自行车、46架缝纫机、67只手表、44台收音机;每个农牧民平均居住面积达到9平方米多。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报告认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近几年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快,主要原因是贯彻落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另外,国家对这些地区采取了财政补贴、减免税收等多种特殊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各族农牧民的积极性。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报告指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虽然有了较快的发展,但发展还不平衡,一些山区县的生产水平比较低,农牧民生活还比较困难。今后要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广开生产门路,开发山区资源,使山区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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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四川江西粮食再创历史最高水平
据新华社郑州电 (记者武成德)今年,河南省粮食生产出现“三个突破”的好形势:总产量突破500亿斤,达到五百五十九亿七千万斤;今年比去年增产的粮食和全年粮食征购量各突破100亿斤。
在粮食增产的同时,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也都获得丰收:棉花总产量达十亿三千万斤,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多二亿二千万斤;油料总产量达十亿四千万斤,比去年增产一亿五千多万斤。农业总产值预计可达185亿元,比去年增长10%。
全省农民每人平均纯收入据抽样调查可达278元,比上年增长28%。
据新华社成都电 (记者彭自襄)四川省今年粮食获得丰收,总产量可达760多亿斤,比大丰收的去年增产20亿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据新华社南昌11月5日电 (记者马钟明)江西省在大灾之年获得晚稻大丰收,全年粮食总产量可比去年增加3亿斤,再创历史最高水平。
现在全省2,000多万亩晚稻已普遍收割。据各地验测,晚稻的有效穗、结实率和千粒重都是以往少见的,预计可增产10亿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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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段君毅在北京市委全会上谈整党
带头学好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本报讯 记者鲁南报道:11月5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同志在中共北京市委五届二次全会上说:为了防止整党走过场,各级领导,首先是市委常委和市委全体委员必须带好头把学习搞好,并把学习贯穿整党全过程。
段君毅同志说,要开展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要克服那种“批评上级怕打击报复,批评下级怕丢掉选票,批评同级怕影响关系,批评自己怕失去面子”的庸俗作风。
段君毅在谈到清理“三种人”时说:有的同志对“三种人”的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存在太平观念,麻痹思想。这次整党,要下最大的决心,彻底清理“三种人”。
在谈到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段君毅指出:对当前影响比较大的错误作品和观点,要组织力量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进行严肃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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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要求各级团组织
抵制精神污染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
传达郝建秀建议,团组织在这方面要起监督作用
本报讯 记者高新庆报道: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在11月3日接见记者时指出:各级团组织,要动员和带领广大团员、青年,自觉地积极地站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前列。抵制精神污染,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团组织要起监督作用。
王兆国认为,精神污染受害比较严重的是青少年。因为青少年,正是开始逐步形成世界观时期,他们勇于探索,但缺乏科学思考和辨别能力,精华与糟粕,都囫囵吞枣地接受下来。精神污染严重影响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和成长。团中央书记处要求各级团组织认真学习二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陈云同志的讲话,克服软弱涣散状况,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结合青少年的思想特点,对青少年进行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十分重视理论学习,努力建设一支青年马列主义理论队伍;各级团的报刊、出版部门都要认真清理有无精神污染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广泛开展读书演讲活动和丰富多彩的文艺体育活动。
王兆国强调团组织有责任保护青少年,对毒害青少年最深最大的一些问题,要抓住不放,进行说理的、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批评。他说,党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同志提了一条很好的建议:为了更好地抵制、清除精神污染,保护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团组织要起监督作用。
王兆国说,今后团组织要负起监督责任,发现有害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作品、演出,要及时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妥善地加以解决。对一切黄色淫秽的东西,要坚决取缔。应该注意的是,不要把青年对新事物的追求和正当的爱好,不加区别地统统都看成是精神污染。他说,我们一定同宣传、文艺、理论、教育、政法等各个部门一起共同做好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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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小平会见托恩时说
欧洲共同体和中国面临共同问题是对付更加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会见欧洲共同体执委会主席托恩和夫人时说,为了维护世界和平,需要有一个团结的、强大的欧洲。他说,我们一直希望欧洲联合,变得强大,也希望欧洲各国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
邓小平说,当前,欧洲共同体和中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对付更加动荡不安的形势。这种形势是欧洲人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中国人不愿意看到的。总之,我们都希望有和平、稳定的环境。他说,中国对付当前形势的办法就是加强自己,搞好建设,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的目标是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发展是具备条件的,因为我们有安定团结的局面。
托恩说,我们也希望有一个一致的欧洲、强大的欧洲,同时希望通过发展欧洲共同体同中国的关系,使世界走向稳定。他表示,欧洲共同体承认中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欧洲共同体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
托恩还向邓小平介绍了他对于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的看法。
会见结束时,托恩和夫人同邓小平紧紧握手,感谢他在中国外交部赠送给他们的《邓小平文选》的扉页上签名。托恩对邓小平说:“我们希望尽早看到这本文选的外文版,也希望能看到这本文选的续集。”邓小平微笑着对客人们说:“我希望你们有机会再到中国来访问。”
邓小平和参加会见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一直把客人送出会见大厅。(附图片)
邓小平会见欧洲共同体执委会主席加斯东·托恩。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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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紫阳会见托恩时说
中国同欧洲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保障世界安全稳定重大因素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赵紫阳总理今晚在会见欧洲共同体执委会主席加斯东·托恩时说,中国与欧洲共同体的关系有着坚实的政治基础。在经济方面,双方完全可以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
赵紫阳说,一个团结、强大的欧洲同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将是保障当今世界安全稳定的重大因素。
托恩对赵紫阳的话表示赞同,并指出,双方的贸易潜力和技术交流,加上政治和财政上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双方的经济关系是相互补充的。
赵紫阳说,中国和欧洲共同体的关系很好,我们对此表示满意。中国同西欧国家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我们一向认为双方合作关系的发展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前景良好。
他说,中国和西欧各有优势,可以把我们双方的优势结合起来。西欧有先进的技术和资金,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双方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是互有需要的。我们对此寄予希望。双方应共同努力使贸易额有显著的增加。
赵紫阳说,我们在引进西欧国家先进技术的同时,将照顾这些国家销售商品的需要。他希望欧洲共同体国家在向中国转移技术方面实行更为开放的政策,并提供优惠的条件。
赵紫阳强调指出,中国和欧洲共同体都应用长远的观点看待它们的经济关系。
赵紫阳说,我们赞赏托恩主席为发展欧洲共同体和中国的友好关系所作的新贡献。
托恩邀请赵紫阳在适当的时间访问欧洲共同体总部。赵紫阳说,“我非常愿意到那里访问。”
赵紫阳还同托恩就柬埔寨等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见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会见后,赵紫阳设宴招待托恩和夫人一行。
客人们将于明天离京经香港回布鲁塞尔。(附图片)
赵紫阳会见欧洲共同体执委会主席加斯东·托恩。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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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扬同志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
拥护整党决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决策
就发表论述“异化”和“人道主义”文章的错误做自我批评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中国文联主席周扬今天在他的住处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我衷心拥护十二届二中全会关于整党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在全会上的讲话。他们的讲话语重心长,为全面开展的整党工作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
他说,在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中,一方面着重强调了整党不能走过场,必须认真查处“三种人”的问题和其他反对党的路线、违法乱纪、以权谋私的党员的问题,另一方面把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批评了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精神污染的种种严重现象。我听了深受感动,精神为之一振。胡耀邦同志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的讲话以及一些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对我既有严正批评又有热情帮助,使我受到极大的教益。现在,我想就会议中提及的有关问题谈谈我的认识。
周扬同志说,自从粉碎“四人帮”,尤其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经过两年徘徊,四年拨乱反正,在经济文化建设上已经走上了正轨,出现了安定团结,繁荣兴盛的景象。这种空前大好的形势是应当充分肯定,无可置疑的。但是,由于旧社会遗留下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四人帮”长达十年的破坏,我们各方面工作中当然还有许多并非尽如人意的地方,理论界和文艺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很不少。我们应当在中央正确方针指导下,通过积极而稳妥的改革逐步解决。作为思想理论战线的战士,应当以极大的热情宣传各条战线的新气象,研究和回答实践中提出来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祖国,实现四化的信心。可是,在今年3月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我发表的长篇文章中却提出了“异化”这个概念来探讨。“异化问题是个比较复杂的需要探讨的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关于这个问题有大量的论述。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要有一个过程,才能完整地、准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肃清资产阶级观点的不良影响。但是,我在当时那种郑重场合,以那种潦草的形式来提出问题,就不够虚心谨慎了。特别是在一些负责理论宣传工作的同志提出不同意见之后,还固执己见,这就更加不妥。现在冷静地看,文章本身确有缺点。首先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性质不同的阴暗面笼统地用“异化”来概括、解释,这样就只是把“异化”这个概念任意扩大化,无助于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特别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很好地注意在思想上与资产阶级的“异化”观点划清界线,以致有可能为某些别有用心,有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情绪的人们所歪曲、利用,也可能使一些意志薄弱、思想动摇的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丧失信心。这样,我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的提法,就造成了某些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这本来是我应该加以重视和注意的问题,而我当时恰恰忽视了这一点。这是我首先应当自我批评的。考虑到我在文艺界理论界的影响,我深感有负党和人民的委托。
他说,小平同志在他的讲话中,是从全局性、战略性的观点来考虑“异化”问题的。“异化”本身是个概念,探讨理论问题当然首先要弄清楚概念,否则就无从谈起。但是,决不可仅限于从概念出发,在概念里绕圈子。正确的思想方法应当是要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经过对于客观材料的调查研究,反复论证,才能引出比较正确的结论。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才能真正达到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思想要从全局性的实际出发,还要由实践来检验。我在谈“异化”的时候,本意也想联系当前的改革来谈。由于我对实际情况所知甚少,对于我所看到或听到的许多现象也缺乏认真的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所以只知道要改革,但如何改革也还是茫然,既提不出中肯的意见,更经不起实际的检验。所以单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如果缺少调查研究,还是无济于事的。在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中,一定要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如果发现自己的认识和中央的方针、路线有偏离,首先要想到自己的不足,应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一方面要作自我批评,一方面欢迎同志们批评,并且在工作中加以纠正。
关于人道主义的问题,周扬同志说:我赞成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法。讲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一定要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和社会主义社会还要进行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并且要考虑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状况、可能和需要,否则就难免抽象化,甚至引起误解和曲解。对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人道主义者,我们要做具体分析,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思想和思想家的作用有所不同。至于资产阶级政客所讲的人道主义,不过是鳄鱼的眼泪罢了。当然,从思想体系看,各派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根本缺陷,都是用抽象的人性、人道观念去说明和解释历史,这是唯心主义的,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是根本不同的。
在谈话中,周扬说,根本问题在于他对近年来的形势估计不正确。从党的发展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深感“左”的倾向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性,而没有多考虑对外开放以后的外来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因此,总结历史经验不够全面。脑子里只注重反“左”,忽视了反对右的倾向。对理论界、文艺界大量精神污染现象,既缺乏了解,又缺乏研究,对精神污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更是估计不足。所以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周扬同志很有感慨地指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很不容易,要终身努力,终身奋斗。
在结束谈话的时候,周扬同志满怀信心地对记者说,我相信,通过整党,通过对精神污染现象的批评和斗争,会给党风和社会风气带来新的气象。同时,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也一定会在更加健康的道路上出现更加繁荣昌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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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谈

谈“党员个人自付”
在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关于学习整党文件的通知中,最后有一段规定引人注目:购买《党员必读》一书“费用由党员个人自付”。这个“自付”,值得一谈。
自己学文件自己掏钱,这本来不应当成为问题,但有些人确实养成了不掏钱的习惯,有的农村党员参加学习,接受党的培训还要误工补贴,严格地说,因为不是劳动,就不应得报酬。至于做了工作,付出了劳动,党和群众会给予一定补助的。
党在领导人民“打江山”的战争年月里,是没有这一套的。那时候,学习如饥似渴,斗争舍生忘死,哪里还有什么误工补贴!革命胜利之后,环境变了,条件好了,但这个好传统不能丢掉。作为一个党员,在入党时就宣誓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学习,接受党的培养和训练,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觉悟,增长自己的才干,这是党员应享受的一种权利。学习,毫无疑问要多花点钱,多费点时间的,只要自己经济条件许可,只要力所能及,就不应向公家伸手。如果因学习而要报酬,就有愧于党员的称号。自然,确实由于接受培训影响家庭生活的,给以适当补助是必要的。但这样做,决不能成为一种变相报酬制度。
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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